這時候，柳宗元從監禦史裏行被提升為禮部員外郎。這是中書省禮部的屬官，正六品，掌管禮儀、享祭、貢舉之政。
柳宗元就任此職，是超資提升。而從他整個曆官過程看，正是循著正字校書、畿縣尉、禦史、拾遺郎官的捷徑前進的。做到員外郎，就為直登宰輔開辟了道路。所以他後來說自己是“素卑賤，暴起領事”（《寄許京兆孟容書》），又說“仆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禦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柳宗元這是少年得誌，輕取高位，仕途上有著遠大的前程。
柳宗元在參與王叔文一派的政治鬥爭中，起著重大作用。他以熱情昂揚、淩勵風發的氣概，開始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負。
王叔文集團執政後，在其權力所及的範圍內，陸續采取了一係列革新措施：一是強化朝政，收迴利權，加強中央王朝的財權和軍政大權，改變貞元年間大權旁落、政出多門的局麵。二是打擊弄權的宦官和跋扈的強藩，包括罷除為皇帝侍弄鷹犬、亂政擾民的“五坊小兒“，停罷“宮市“，從而給長期以來專權幹政、權勢顯赫的宦官以一定打擊。三是政治上打擊貪暴，進用賢能。四是減免賦稅、革除弊政。取消了一些苛捐雜稅，下令“天下諸道除正敕率稅外，諸色榷稅並宜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等等。
但是，王叔文一派執政的時期，按順宗李誦在位的時間算，僅僅半年。如果按王叔文個人在朝計算，由於他六月即因服母喪去官，實際執政柄僅一百四十六天。
就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中途的四月份李純已立為皇太子，革新派明顯受到牽製，勢力已逐漸衰退。所以真正能夠推行革新方針的時間不過兩、三個月。
但就在有限的時間內，王叔文一派敢於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改革朝政，打擊擁兵自重、驕橫不法的強藩，壓製幹政弄權，蠹國害民的宦官，舉賢用能，減免賦稅，清除朝廷積弊，解除民間饑苦。在那些攻擊他們的曆史文獻裏，也不得不記載他們的許多“善政“。如反對派韓愈在記錄他們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反映時，就用了“人情大悅“、“百姓相聚歡唿大喜“等字樣。可見革新的聲勢及其成效。
王叔文集團被時人稱之為“二王、劉、柳“，這也可見柳宗元在革新派中的地位。他後來自認“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寄許京兆孟容書》），也表明了他在推動當時的革新鬥爭所起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在順宗朝，以其傑出的文才，負責詔命章奏的起草。他後來迴憶自己“以文字進身“(《上河陽烏尚書啟》)，“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啟》），可見他在順宗一朝的詔誥製命等文字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起草詔誥製命，必然牽涉到政令、人事等重大問題的決策。從他以文字得罪的情況分析，還可知他當時寫了不少代表革新派主張的戰鬥文獻。
除了文字工作外，柳宗元、劉禹錫等還負責參與謀議，采聽外事。因為當時李誦重病纏身，王叔文、王伾在宮中實際執政，這就要柳、劉出麵擔任朝廷內外的大量工作。
柳宗元是早負高名的青年朝官，在社會上富有文名和威望，也確實能起到聯絡內外、引導輿論的作用。而他的理論水平和政治才幹，又使他在朝廷的謀議決策中，居於重要地位。後來他迴憶自己當時“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而反對派對他“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為敵讎，協同心攻“（《寄許京兆孟容書》），也從側麵反映了當時他在激烈政治搏鬥中的表現。
王叔文一派得以執政，是依靠了皇位交替時期而嗣皇李誦又身患重病的特殊時機。雖然他們積聚了一定的勢力，但始終處在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包圍之中，依靠的又是一個病弱的皇帝，地位是很不穩固的。他們所采取的措施，又直接觸犯了宦官和藩鎮。
在朝臣之中，宰相賈耽、鄭瑜等始則首鼠兩端，繼而相次歸臥，取不合作態度。特別是神策軍權掌握在宦官手裏，謀奪軍權的失敗，已預示了革新事業慘淡的前景。
王叔文等人做為新進的官僚，從一執政就受到反對派的攻擊，朝臣中有人公開表示：“吾不能事新貴“。侍禦史竇群攻擊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連王叔文在戶部的僚屬孟簡等都起來反對他。
四月的立太子問題，王叔文集團更是受到了重大挫折。
由於王叔文集團所依靠的李誦是個重病纏身的人，皇儲的選擇就決定著他們事業的未來命運。在君主專製的時代裏，任何人搞革新都要取得皇帝的支持。
李誦的長子李純，是王叔文革新事業的反對派。依據柳宗元《六逆論》的觀點，擇嗣之道不計嫡庶，而要看是否“聖且賢“，這當是王叔文一派的共同看法。因此，王叔文等人預謀排斥李純，另立太子。這就給革新派種下了禍根。李純即位後對包括柳子在內的“二王八司馬“從嚴懲處，在皇位問題上的積怨是個主要原因。
李純立為太子，整個鬥爭形勢急轉直下。在朝廷內部，正如李誦即位前許多人看到權勢所在趨附王叔文一樣，這時許多人轉而投靠保守派。
宰相中如高郢、賈耽等一開始就是態度曖昧，等待觀望，這時都轉而對王叔文取抵製態度。就是被視為革新派在朝廷的支柱的韋執誼，看到王叔文大勢已去，轉變風向，去極力討好反對派。
宦官俱文珍等勾結強藩，對朝廷施加壓力。荊南節度使裴均、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河東節度使嚴綬等三大藩帥交章論奏，逼迫李誦退位，要求李純監國。
韋皋的奏章中寫道：“今群小得誌，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聰……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業“。在內外交攻之下，王叔文等人已逐漸失去了實際的權威。
王叔文借用杜甫詠諸葛亮的詩句，發出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巾“的喟歎。他已自覺到改革事業失敗的必然性。到了六月，王叔文母劉氏病故，他隻得停官守喪。
這樣以來，韋執誼不用其語。王伾托杜佑出麵，請起複王叔文為相，且總北軍，不得；又請為威遠軍使平章政事，又不得。三次上章論奏，均未成功。他隻好托病不出。到了八月四日，李誦被迫退位。九日，李純繼帝位，尊李誦為太上皇，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李純登基為憲宗，標誌著“二王、柳、劉“的革新事業徹底破產了。
憲宗登基的第三天，就開始對順宗朝執政的革新派代表人物加以貶黜。王叔文貶為渝州（今重慶）司戶，伾王為開州（今四川省開縣）司馬。這實際上是把他們交到了革新派的敵人手裏。
柳宗元就任此職，是超資提升。而從他整個曆官過程看，正是循著正字校書、畿縣尉、禦史、拾遺郎官的捷徑前進的。做到員外郎，就為直登宰輔開辟了道路。所以他後來說自己是“素卑賤，暴起領事”（《寄許京兆孟容書》），又說“仆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禦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柳宗元這是少年得誌，輕取高位，仕途上有著遠大的前程。
柳宗元在參與王叔文一派的政治鬥爭中，起著重大作用。他以熱情昂揚、淩勵風發的氣概，開始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負。
王叔文集團執政後，在其權力所及的範圍內，陸續采取了一係列革新措施：一是強化朝政，收迴利權，加強中央王朝的財權和軍政大權，改變貞元年間大權旁落、政出多門的局麵。二是打擊弄權的宦官和跋扈的強藩，包括罷除為皇帝侍弄鷹犬、亂政擾民的“五坊小兒“，停罷“宮市“，從而給長期以來專權幹政、權勢顯赫的宦官以一定打擊。三是政治上打擊貪暴，進用賢能。四是減免賦稅、革除弊政。取消了一些苛捐雜稅，下令“天下諸道除正敕率稅外，諸色榷稅並宜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等等。
但是，王叔文一派執政的時期，按順宗李誦在位的時間算，僅僅半年。如果按王叔文個人在朝計算，由於他六月即因服母喪去官，實際執政柄僅一百四十六天。
就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中途的四月份李純已立為皇太子，革新派明顯受到牽製，勢力已逐漸衰退。所以真正能夠推行革新方針的時間不過兩、三個月。
但就在有限的時間內，王叔文一派敢於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改革朝政，打擊擁兵自重、驕橫不法的強藩，壓製幹政弄權，蠹國害民的宦官，舉賢用能，減免賦稅，清除朝廷積弊，解除民間饑苦。在那些攻擊他們的曆史文獻裏，也不得不記載他們的許多“善政“。如反對派韓愈在記錄他們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反映時，就用了“人情大悅“、“百姓相聚歡唿大喜“等字樣。可見革新的聲勢及其成效。
王叔文集團被時人稱之為“二王、劉、柳“，這也可見柳宗元在革新派中的地位。他後來自認“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寄許京兆孟容書》），也表明了他在推動當時的革新鬥爭所起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在順宗朝，以其傑出的文才，負責詔命章奏的起草。他後來迴憶自己“以文字進身“(《上河陽烏尚書啟》)，“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啟》），可見他在順宗一朝的詔誥製命等文字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起草詔誥製命，必然牽涉到政令、人事等重大問題的決策。從他以文字得罪的情況分析，還可知他當時寫了不少代表革新派主張的戰鬥文獻。
除了文字工作外，柳宗元、劉禹錫等還負責參與謀議，采聽外事。因為當時李誦重病纏身，王叔文、王伾在宮中實際執政，這就要柳、劉出麵擔任朝廷內外的大量工作。
柳宗元是早負高名的青年朝官，在社會上富有文名和威望，也確實能起到聯絡內外、引導輿論的作用。而他的理論水平和政治才幹，又使他在朝廷的謀議決策中，居於重要地位。後來他迴憶自己當時“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而反對派對他“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為敵讎，協同心攻“（《寄許京兆孟容書》），也從側麵反映了當時他在激烈政治搏鬥中的表現。
王叔文一派得以執政，是依靠了皇位交替時期而嗣皇李誦又身患重病的特殊時機。雖然他們積聚了一定的勢力，但始終處在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包圍之中，依靠的又是一個病弱的皇帝，地位是很不穩固的。他們所采取的措施，又直接觸犯了宦官和藩鎮。
在朝臣之中，宰相賈耽、鄭瑜等始則首鼠兩端，繼而相次歸臥，取不合作態度。特別是神策軍權掌握在宦官手裏，謀奪軍權的失敗，已預示了革新事業慘淡的前景。
王叔文等人做為新進的官僚，從一執政就受到反對派的攻擊，朝臣中有人公開表示：“吾不能事新貴“。侍禦史竇群攻擊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連王叔文在戶部的僚屬孟簡等都起來反對他。
四月的立太子問題，王叔文集團更是受到了重大挫折。
由於王叔文集團所依靠的李誦是個重病纏身的人，皇儲的選擇就決定著他們事業的未來命運。在君主專製的時代裏，任何人搞革新都要取得皇帝的支持。
李誦的長子李純，是王叔文革新事業的反對派。依據柳宗元《六逆論》的觀點，擇嗣之道不計嫡庶，而要看是否“聖且賢“，這當是王叔文一派的共同看法。因此，王叔文等人預謀排斥李純，另立太子。這就給革新派種下了禍根。李純即位後對包括柳子在內的“二王八司馬“從嚴懲處，在皇位問題上的積怨是個主要原因。
李純立為太子，整個鬥爭形勢急轉直下。在朝廷內部，正如李誦即位前許多人看到權勢所在趨附王叔文一樣，這時許多人轉而投靠保守派。
宰相中如高郢、賈耽等一開始就是態度曖昧，等待觀望，這時都轉而對王叔文取抵製態度。就是被視為革新派在朝廷的支柱的韋執誼，看到王叔文大勢已去，轉變風向，去極力討好反對派。
宦官俱文珍等勾結強藩，對朝廷施加壓力。荊南節度使裴均、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河東節度使嚴綬等三大藩帥交章論奏，逼迫李誦退位，要求李純監國。
韋皋的奏章中寫道：“今群小得誌，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聰……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業“。在內外交攻之下，王叔文等人已逐漸失去了實際的權威。
王叔文借用杜甫詠諸葛亮的詩句，發出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巾“的喟歎。他已自覺到改革事業失敗的必然性。到了六月，王叔文母劉氏病故，他隻得停官守喪。
這樣以來，韋執誼不用其語。王伾托杜佑出麵，請起複王叔文為相，且總北軍，不得；又請為威遠軍使平章政事，又不得。三次上章論奏，均未成功。他隻好托病不出。到了八月四日，李誦被迫退位。九日，李純繼帝位，尊李誦為太上皇，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李純登基為憲宗，標誌著“二王、柳、劉“的革新事業徹底破產了。
憲宗登基的第三天，就開始對順宗朝執政的革新派代表人物加以貶黜。王叔文貶為渝州（今重慶）司戶，伾王為開州（今四川省開縣）司馬。這實際上是把他們交到了革新派的敵人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