閨房密事，不必再提。
趁著這會往軍帳走的路上，閑暇無事，我想迴答有人問過的一個小問題：宋朝有間諜之事嗎？
鐵牛告訴您，據史書記載，宋朝是有間諜之事的。不但宋朝有，早在幾千年前的夏朝就有了間諜。套用一句老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麽，鐵牛也想說：“有人的地方就有間諜”。
據記載，一位名叫“女艾”的女性將領，受啟的後裔“少康”派遣 ，前往篡位者“寒浞”的統治區打探情報、了解民情。依靠女艾傳遞的情報，少康出兵後勢如破竹，誅殺了寒浞，重新光複了夏朝，史稱“少康中興”。女艾，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女間諜，也是世界上最早有記載的一位女間諜。後來，“商湯滅夏”得以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歸功於伊尹的間諜活動與妹喜傳遞的情報，間諜的作用不可低估。
到了西周，周厲王殘暴無道，百姓背地裏“妄議”，周厲王一怒之下找來一個衛國的巫師，專門監視不滿之人。一經發現，立馬殺之滅口。“衛巫”是古代最早對內監察的特務。但那時還沒有成立專門的間諜機構。
春秋戰國時期，才有了專門負責諜報偵察的官職——候正（也稱“候者”、“元候”），承擔對外刺探情報，但主要服務於軍事行動。
先秦時期的多部兵書裏都能找到對間諜的描述。《六韜》中首次出現“間諜”一詞，也首次明確了其職能：“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我國第一部兵書《孫子兵法》的《用間篇》中，更是第一次係統的對間諜種類、招募條件、使用原則等進行了完整論述，是我國乃至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間諜論著”。
西漢時，漢武帝設立的“繡衣使者”，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特務機構。直接受皇帝指派，嚴密監察官員和王公貴戚的違製行為，還有調動軍隊的權力，可以誅殺各地官員。在漢武帝晚期，繡衣使者還釀成了“巫蠱之禍”，致皇後衛子夫與太子劉據相繼自殺，牽連數十萬人。可即便為害如此，王莽篡位後，繡衣使者這一機構仍活躍於朝野。
三國時魏﹑吳設立“校事官”，是專管偵察、刺探官民情事的官職。用於鞏固政權，監察百官言行，稍有不滿、不軌之意，便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以至於流傳著一句民諺：“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盧洪、趙達均為校事官）。朝廷百官無不在其監控下膽戰心驚，瑟瑟發抖。
到了南北朝時期，“侯官”“典簽”等特務機構應運而生，巔峰時期侯官一度發展到上千人。
唐代並無真正意義上成建製、成係統的特務機構，但朝廷依舊成立了專門監控民間輿情、收集地方情報的類諜報機構：如“察事”、“進奏院”等，以及武則天時期推事院的“內衛”，大開告密之門、任用酷吏監察言行、排除異己。
唐美宋興。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取得皇位，害怕舊事重演，授命“武德司”嚴防諸將串謀和禁軍異動，同時也要負責對外情報的刺探。趙光義在位時期，更名為“皇城司”，負責執掌宮禁、周廬宿衛、刺探情報，一度達到數千人規模。隨著規模和職權逐漸擴大，皇城司也由專司軍情逐漸涵蓋官情民事，屬於正兒八經皇權直轄下的特務機構。趙匡胤在創業期間就深諳間諜精髓。謀略荊南時，就指示盧懷忠以出使為名，借機探查荊南的實力與地理情況。在得知其“山川向背”以及“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的情報後，直接出軍，蕩平荊南。攻取蜀地前，趙匡胤不僅誘降蜀國間諜孫遇等人，還截獲了蜀國孟旭寫給北漢國主的密信，得到向蜀國開戰的理由。
趙匡胤之後的太宗、仁宗、真宗等，也多注重軍事情報的獲取。在當時文臣武將的心目中，用劍也不再是卑鄙之事，而是為獲取勝利采取的必要手段。989年，宋太宗趙光義召集群臣商討備邊禦戎的計策，大臣田錫上奏認為，應加大對間諜在軍事領域的開發與利用。右拾遺王禹偶則更進一步，主張“行間諜以離之”，認為遼國作為新興國家，內部由若幹部落組成，因此可以“間諜番中酋長”，使其相互攻伐，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宋遼諜戰的高潮是在澶淵之盟以後。蕭太後和遼聖宗在1004年南下親征失敗，促使遼與宋簽訂“澶淵之盟”。盟約之後雖無大戰，但雙方在暗中頻頻交鋒。通過間諜調查對手的實力與軍事分布，一旦有可乘之機，就給對方致命一擊。宋遼雙方都有相對完備的間諜機構。北宋在中央設有直接由皇帝領導的“皇城司”，主要任務就是負責京城附近的反間諜工作。在邊境諸州則設有“機宜司”，專掌本州邊境軍要機密事，機構成員多從邊軍中挑選招募。同時，邊境文臣、將領也有組織間諜的權限。韓琦、龐籍等文臣在邊境做知州時，就善於拊循當地土著居民，使其成為自己的爪牙耳目。
遼人也有自己的間諜網絡。澶淵之盟簽訂前，宋安撫使丁謂抓到了契丹方麵的間諜首領，對諜首嚴刑拷打後得知其成員的長相和年齡，甚至分布各路。可見遼人在間諜組織方麵也有不小的布局。由於澶淵之盟的簽訂，雙方戰後經濟、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人員往來也是絡繹不絕。間諜們多利用這種機會潛伏敵境。間諜們用來偽裝的身份五花八門，有榷場（遼宋邊境的貿易場所）商人，有往來僧侶，有間諜使臣等等。這些無孔不入的間諜很快就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1031年，遼興宗即位，雄圖壯誌，想借西夏與北宋連年征戰的時機南下一統山河。而遼軍南下最優路線是從關南（今河北白洋澱以東，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間一帶）侵入。所以，1041年12月，就以宋人在關南地區“治壕塹”為由，遣使要求宋朝割關南地區。同時，偷偷在邊境上屯集軍隊，一旦交涉無果就可直接偷襲攻占。然而，在遼人派使者索要土地前的2個月，宋朝方麵就已得到“契丹將謀入寇”的情報，開始調遣民夫加修邊境城牆，並加強邊軍訓練。軍事上的戒備使得遼人武力偷襲的計劃落空，隻得希望在談判桌上索要更多的利益。
在契丹使者尚在趕往東京的路上，宋朝間諜就賄賂遼臣買下文書內容，加急送至仁宗手裏。得知遼人底線後，仁宗和群臣們有了底氣。談判中宋人堅決不同意割地，隻允許聯姻或增加歲幣。經過商談，仁宗派富弼帶三封國書前往遼國修約。三封國書中寫著三個不同的條件。一是可以與遼人聯姻，並一次性給嫁妝錢，但每年歲幣不再增加。二是若遼人不約束夏國，宋每年隻多給歲幣10萬。三是若遼人讓夏人重新稱臣，每年願增歲幣20萬。這三個條件中，第三個對遼人利益最大，同時也是宋人談判的底線。宋廷之所以搞了三封國書，就是為了讓富弼便宜行事，盡可能減少朝廷的損失。沒想到遼國間諜也不是吃素的，在使團去往遼國的路上，就被“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宋人的談判底線同樣被擺在了桌麵上。最後不得不以增歲幣20萬作為條件。
北宋的間諜被冠以“刺事人”、“諜者”、“諜探”等稱謂，由於北宋時期時局動蕩，戰事不斷，間諜一直受到宋廷的高度重視。北宋名臣蘇轍在《奕城集》中有這樣的記載：“臣聞太祖之時，邊臣皆重金養間諜。”
宋太宗時期，大臣田賜上疏曰：“今之禦邊，無先於用諜。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北方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契丹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其國自亂，其國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史其事可知，今募能往絕域鬥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傳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在這件奏章當中，田賜詳細論述了間諜的重要性，並引用唐朝李靖利用間諜大敗突厥的事實，建議朝廷重金招募間諜，派往北部契丹，分化瓦解，使遼國內亂，以達到邊境和平之目的。
宋真宗鹹平初年，為了適應與契丹的戰事需求，在雄州（今保定雄縣）設置了諜報機構——機宜司，用來刺探契丹的軍事情報，這是北宋曆史上第一個軍事情報機構，正式拉開了北宋與外族軍事入侵者的諜戰序幕，在此後的時間裏，無論是在與契丹還是西夏的軍事行動中，機宜司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機宜司的主要作用就是負責招募並培訓間諜人員，定期收集情報，並向諜報人員付報酬，宋遼結盟以後，為了安撫契丹的政治情緒，最大限度的體現北宋的和平誠意，因此，就將機宜司更名為“國信司”，但其職責和任務並未改變。關於機宜司，宋仁宗時的包拯在《包拯集較注》中，有過這樣的描寫：“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密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勾當（探）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見管金幣多少？自來每得甚事？支與何等物？幾月日可來一報？仍令多方求訪。”
宋真宗景德三年，設置河北沿邊安撫使司，後宋仁宗慶曆八年四月，設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司，這些安撫使司的主要任務就是招募間諜，並向敵方派遣間諜，收集情報，抓捕對方間諜。徐鬆著《宋會要輯稿·兵》記載：“降度僧牒三百與定州安撫司，充訓練義勇、保甲及募刺事人之費。其沿邊州軍宜並依定州例，量賜本錢出息。令鉤致虜人之能知其國事者，或質所愛，使探問虜中任事、主兵人姓名、材能、性識、所管兵數、武藝強弱、屯泊處所、城壘大小、糧食多少及出兵道路。刺其的實，編類成書，準備照用。其邊臣不能使人，致前後探事尤無實者，當移降。”
北宋政府還在北部和西北部邊境地區的漢族居民當中，用重金招募、發展、派遣間諜，政府設立專項間諜發展基金，用以保障情報工作的順利開展，並向這些間諜承諾以封官進爵、給予田產等條件，解決間諜身後事，激發間諜積極為朝廷的軍事行動、外交斡旋提供信息支持。
為防止間諜刺探本國軍事情報，有效防止敵方間諜的滲透活動，北宋政府還采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一是邊關嚴查奸細。北宋時期在河北一帶設有眾多關口，比如益津關、瓦橋關、淤口關、高陽關等，這些關口主要是方便雙方邊民通行，以及邊境貿易，因此這裏就成了雙方間諜匯集的地方，也是北宋政權防止間諜潛入的第一道防線，除了軍方日常的嚴格檢查外，還出台了相關法律，用以震懾敵方和本國的間諜。宋律規定：“諸緣邊城戍有外奸內入，內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覺，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其有奸人入出，若不速告及告而稽留，不即共捕，致失奸寇者，罪亦如之。”二是嚴令書籍外傳。北宋的書籍在當時來說也是契丹刺探重要情報的來源地，他們通過有關書籍的文字記載來分析相關數據，從而來判斷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情報，宋真宗景德年間，朝廷下旨：“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沒官。”，政府規定，除了經書以外的書籍嚴禁外流，違法者判刑，書籍沒收。、但是有些商販麵對高額利潤還是會鋌而走險，置邊民法律於不顧，甚至將寫有國家政策、軍機要事的書籍源源不斷販往契丹，特別是“澶淵之盟”以後，隨著雙方榷場的開設，邊境貿易頻繁，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宋哲宗時期，朝廷再次下詔：“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違者徒二年，告者賞緡錢十萬。”、宋徽宗時期，又將違反規定私自外流書籍的行為等同於銅錢外放之罪，因為在北宋時嚴令本國銅錢外流或者走私出境，走私五貫以上即可判處死刑，隨著當時法律的越來越嚴格，說明了當時禁止書籍外流現象是十分嚴峻的，因為這一現象威脅到了國家安全的層麵。三是對兩屬地人嚴加約束。所謂的兩屬地，就是指與契丹的界河——拒馬河以南的歸信、容城兩縣，因為這兩個縣為北宋和契丹共同管理，由於這兩個縣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這兩個縣的居民對契丹和北宋兩個國家是都非常了解，這兩個縣的居民被契丹發展成為間諜的人數眾多。因此，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北宋政府對這兩個縣的居民頒布了嚴格限令，比如，規定這兩個縣的居民不得私自跨出本縣縣界；嚴禁渡黃河跨過以黃河南地區；嚴禁這兩個縣的居民與其他地區的居民結親等措施，對於充當契丹間諜的人員予以嚴懲，甚至判處死刑。四是實行抓諜獎賞製度。除了對外派出間諜，抓捕敵方潛入北宋的間諜也是一項重要工作，據李燾著《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河北、河東緣邊安撫使司，應近邊不逞之輩，有妄言以惑境外者，嚴加捕詰。”宋哲宗時期，定州路和高陽關一帶，經常有北方契丹間諜秘密潛入，來宋境刺探情報，因此朝廷下詔令真定府安撫使司、高陽關安撫使司對各處關隘、水路嚴查，並增加大量巡捕官兵，沿五台山一帶和河北交界邊關密查，徐鬆著《宋會要輯稿·兵》中記載：“勘會沿邊北界可以通行人馬 、舟船人南界要切處 ，令巡捕盜官等並分布巡防 ，毋得張皇侵越邊界 。”除此之外，北宋政府還出台了獎賞條令，對能夠抓捕間諜的人員實行獎賞，《宋會要輯稿·兵》中記載：“支賞錢三千貫，白身更與補三班奉職，官員並與改轉。其知情藏匿，過致資給之人，如能告捕得賞 ，與免罪外。”
《宋史》有這樣一段記載：“慶曆二年（1042 年），（種）世衡嚐以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詗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衡用以為間也。”說的是北宋名將種世衡利用間諜實施離間計，成功除掉敵方將領的事跡，這是北宋史上，利用間諜除掉的敵方最高將領。
蘇軾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國家文化與信息安全策略之人，是反文化外交間諜第一人！北宋時，有個杭州僧人叫淨源，他坐船去高麗，認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義天。這義天可是高麗國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麗王子，後來當了國師。兩位高僧成了好朋友。後來，淨源迴到祖國圓寂了。元佑四年（1089年），義天要到中國來，借口一是為祭奠淨源，二是為皇太後送壽禮。北宋王庭對此十分重視，立刻把義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當成北宋和高麗恢複外交關係的機會，仿佛又開始中朝兩國友好的新篇章，要給義天來訪以政策上的重視和支持。但當時蘇軾上奏哲宗和朝廷，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份上書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份國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按以前的規格接待義天，花費巨大，地方被騷擾，勞民傷財；高麗人停留時，可以圖畫山川，購買書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給國家與契丹對戰留下隱患；應該對義天來朝警惕；要求朝廷對暗中與高麗勾結的僧人和奸商給予嚴辦。當時哲宗皇帝立即采納，朝廷開始執行，於是義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動都受到了限製。可即便如此，事情還是出乎了蘇軾的意料之外！第二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出使遼國時，驚奇地發現“宋朝民間印行文字多已流傳在彼（遼國）”。迴到了宋朝，兄弟倆意識到，涉及國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軍事機密已有人出賣給了契丹人。
蘇轍立刻給禮部提出意見，內容包括三方麵：1、涉及國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圖書的出版、印行要嚴加禁止或監督控製；2、轉運使、開封府、國子監等機構防止涉密圖書文字流傳到國外；3、各州縣、監司、國子監機構監督民間雕版印刷書籍。這恐怕是世界曆史上第一個出版發行的審核許可製度，也是最早關於國家文化安全方麵的保密政策了。
後來，朝廷在蘇軾、蘇轍的建議下，削減了高麗外交使館的人數、停留的時間。規定如果高麗人外出買的東西發現有違禁品，立刻委婉沒收，給以相應的錢數；如果書店把涉及時政或邊防的書籍出售給高麗人，就要查封。這下高麗使者蒙圈了，但賊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來，厚著臉皮爛臉要求看《太平禦覽》，此書可是北宋各個方麵的資料總匯，所以當時蘇軾領導的禮部“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故不許”。雖然高麗多次重金求購《太平禦覽》，但是一直沒有得逞。可是元佑八年（1093年），高麗人又死皮賴臉地要求購買《冊府元龜》《太學敕式》等書籍，這些書可是關於北宋政治理論及其製度建設的書籍。北宋朝廷對於賣不賣書形成兩派：以蘇軾領導的禮部堅決反對，蘇軾專門羅列了賣書的“五害”：經濟上得少失多；過程暗損民力；高麗所得必為契丹所獲，等於借寇自盜；國家虛實被窺測；可能授人以柄。他認為如果北宋的政治動態、社會虛實這些情報都被契丹掌握的話，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太大了。但不久，蘇氏兄弟因黨爭被貶嶺南，這場維護國家文化與信息安全政策、反對高麗間諜的運動戛然而止。於是，北宋大量國家文獻流入高麗，再轉到遼國，給北宋的外交帶來了巨大麻煩。
遼國在燕京府設有專門的間諜機構，為遼國製定對宋政策提供依據。不僅僅是遼國間諜在宋朝活動猖獗，西夏、金都不斷地向宋朝派遣間諜。這些間諜都以不同身份偽裝潛伏宋境，伺機而動。最有名、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秦檜。金人以秦檜為內奸，在南宋朝廷內部竭力推行投降路線，百般打擊抗金力量，殺害抗金將領嶽飛，使得金國不費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決了前進道路上的一大阻礙。這是後話，不提也罷。但也從一個側麵說明，當時間諜鬥爭的嚴峻形勢。直至遼弱金興，北宋才真正認識國家安全受到的威脅，才有人想起蘇氏兄弟的國家安全策略，但為時已晚。
聽到這裏，你還敢問，有宋一代有沒有間諜？
趁著這會往軍帳走的路上，閑暇無事，我想迴答有人問過的一個小問題：宋朝有間諜之事嗎？
鐵牛告訴您，據史書記載，宋朝是有間諜之事的。不但宋朝有，早在幾千年前的夏朝就有了間諜。套用一句老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麽，鐵牛也想說：“有人的地方就有間諜”。
據記載，一位名叫“女艾”的女性將領，受啟的後裔“少康”派遣 ，前往篡位者“寒浞”的統治區打探情報、了解民情。依靠女艾傳遞的情報，少康出兵後勢如破竹，誅殺了寒浞，重新光複了夏朝，史稱“少康中興”。女艾，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女間諜，也是世界上最早有記載的一位女間諜。後來，“商湯滅夏”得以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歸功於伊尹的間諜活動與妹喜傳遞的情報，間諜的作用不可低估。
到了西周，周厲王殘暴無道，百姓背地裏“妄議”，周厲王一怒之下找來一個衛國的巫師，專門監視不滿之人。一經發現，立馬殺之滅口。“衛巫”是古代最早對內監察的特務。但那時還沒有成立專門的間諜機構。
春秋戰國時期，才有了專門負責諜報偵察的官職——候正（也稱“候者”、“元候”），承擔對外刺探情報，但主要服務於軍事行動。
先秦時期的多部兵書裏都能找到對間諜的描述。《六韜》中首次出現“間諜”一詞，也首次明確了其職能：“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我國第一部兵書《孫子兵法》的《用間篇》中，更是第一次係統的對間諜種類、招募條件、使用原則等進行了完整論述，是我國乃至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間諜論著”。
西漢時，漢武帝設立的“繡衣使者”，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特務機構。直接受皇帝指派，嚴密監察官員和王公貴戚的違製行為，還有調動軍隊的權力，可以誅殺各地官員。在漢武帝晚期，繡衣使者還釀成了“巫蠱之禍”，致皇後衛子夫與太子劉據相繼自殺，牽連數十萬人。可即便為害如此，王莽篡位後，繡衣使者這一機構仍活躍於朝野。
三國時魏﹑吳設立“校事官”，是專管偵察、刺探官民情事的官職。用於鞏固政權，監察百官言行，稍有不滿、不軌之意，便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以至於流傳著一句民諺：“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盧洪、趙達均為校事官）。朝廷百官無不在其監控下膽戰心驚，瑟瑟發抖。
到了南北朝時期，“侯官”“典簽”等特務機構應運而生，巔峰時期侯官一度發展到上千人。
唐代並無真正意義上成建製、成係統的特務機構，但朝廷依舊成立了專門監控民間輿情、收集地方情報的類諜報機構：如“察事”、“進奏院”等，以及武則天時期推事院的“內衛”，大開告密之門、任用酷吏監察言行、排除異己。
唐美宋興。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取得皇位，害怕舊事重演，授命“武德司”嚴防諸將串謀和禁軍異動，同時也要負責對外情報的刺探。趙光義在位時期，更名為“皇城司”，負責執掌宮禁、周廬宿衛、刺探情報，一度達到數千人規模。隨著規模和職權逐漸擴大，皇城司也由專司軍情逐漸涵蓋官情民事，屬於正兒八經皇權直轄下的特務機構。趙匡胤在創業期間就深諳間諜精髓。謀略荊南時，就指示盧懷忠以出使為名，借機探查荊南的實力與地理情況。在得知其“山川向背”以及“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的情報後，直接出軍，蕩平荊南。攻取蜀地前，趙匡胤不僅誘降蜀國間諜孫遇等人，還截獲了蜀國孟旭寫給北漢國主的密信，得到向蜀國開戰的理由。
趙匡胤之後的太宗、仁宗、真宗等，也多注重軍事情報的獲取。在當時文臣武將的心目中，用劍也不再是卑鄙之事，而是為獲取勝利采取的必要手段。989年，宋太宗趙光義召集群臣商討備邊禦戎的計策，大臣田錫上奏認為，應加大對間諜在軍事領域的開發與利用。右拾遺王禹偶則更進一步，主張“行間諜以離之”，認為遼國作為新興國家，內部由若幹部落組成，因此可以“間諜番中酋長”，使其相互攻伐，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宋遼諜戰的高潮是在澶淵之盟以後。蕭太後和遼聖宗在1004年南下親征失敗，促使遼與宋簽訂“澶淵之盟”。盟約之後雖無大戰，但雙方在暗中頻頻交鋒。通過間諜調查對手的實力與軍事分布，一旦有可乘之機，就給對方致命一擊。宋遼雙方都有相對完備的間諜機構。北宋在中央設有直接由皇帝領導的“皇城司”，主要任務就是負責京城附近的反間諜工作。在邊境諸州則設有“機宜司”，專掌本州邊境軍要機密事，機構成員多從邊軍中挑選招募。同時，邊境文臣、將領也有組織間諜的權限。韓琦、龐籍等文臣在邊境做知州時，就善於拊循當地土著居民，使其成為自己的爪牙耳目。
遼人也有自己的間諜網絡。澶淵之盟簽訂前，宋安撫使丁謂抓到了契丹方麵的間諜首領，對諜首嚴刑拷打後得知其成員的長相和年齡，甚至分布各路。可見遼人在間諜組織方麵也有不小的布局。由於澶淵之盟的簽訂，雙方戰後經濟、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人員往來也是絡繹不絕。間諜們多利用這種機會潛伏敵境。間諜們用來偽裝的身份五花八門，有榷場（遼宋邊境的貿易場所）商人，有往來僧侶，有間諜使臣等等。這些無孔不入的間諜很快就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1031年，遼興宗即位，雄圖壯誌，想借西夏與北宋連年征戰的時機南下一統山河。而遼軍南下最優路線是從關南（今河北白洋澱以東，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間一帶）侵入。所以，1041年12月，就以宋人在關南地區“治壕塹”為由，遣使要求宋朝割關南地區。同時，偷偷在邊境上屯集軍隊，一旦交涉無果就可直接偷襲攻占。然而，在遼人派使者索要土地前的2個月，宋朝方麵就已得到“契丹將謀入寇”的情報，開始調遣民夫加修邊境城牆，並加強邊軍訓練。軍事上的戒備使得遼人武力偷襲的計劃落空，隻得希望在談判桌上索要更多的利益。
在契丹使者尚在趕往東京的路上，宋朝間諜就賄賂遼臣買下文書內容，加急送至仁宗手裏。得知遼人底線後，仁宗和群臣們有了底氣。談判中宋人堅決不同意割地，隻允許聯姻或增加歲幣。經過商談，仁宗派富弼帶三封國書前往遼國修約。三封國書中寫著三個不同的條件。一是可以與遼人聯姻，並一次性給嫁妝錢，但每年歲幣不再增加。二是若遼人不約束夏國，宋每年隻多給歲幣10萬。三是若遼人讓夏人重新稱臣，每年願增歲幣20萬。這三個條件中，第三個對遼人利益最大，同時也是宋人談判的底線。宋廷之所以搞了三封國書，就是為了讓富弼便宜行事，盡可能減少朝廷的損失。沒想到遼國間諜也不是吃素的，在使團去往遼國的路上，就被“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宋人的談判底線同樣被擺在了桌麵上。最後不得不以增歲幣20萬作為條件。
北宋的間諜被冠以“刺事人”、“諜者”、“諜探”等稱謂，由於北宋時期時局動蕩，戰事不斷，間諜一直受到宋廷的高度重視。北宋名臣蘇轍在《奕城集》中有這樣的記載：“臣聞太祖之時，邊臣皆重金養間諜。”
宋太宗時期，大臣田賜上疏曰：“今之禦邊，無先於用諜。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北方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契丹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其國自亂，其國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史其事可知，今募能往絕域鬥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傳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在這件奏章當中，田賜詳細論述了間諜的重要性，並引用唐朝李靖利用間諜大敗突厥的事實，建議朝廷重金招募間諜，派往北部契丹，分化瓦解，使遼國內亂，以達到邊境和平之目的。
宋真宗鹹平初年，為了適應與契丹的戰事需求，在雄州（今保定雄縣）設置了諜報機構——機宜司，用來刺探契丹的軍事情報，這是北宋曆史上第一個軍事情報機構，正式拉開了北宋與外族軍事入侵者的諜戰序幕，在此後的時間裏，無論是在與契丹還是西夏的軍事行動中，機宜司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機宜司的主要作用就是負責招募並培訓間諜人員，定期收集情報，並向諜報人員付報酬，宋遼結盟以後，為了安撫契丹的政治情緒，最大限度的體現北宋的和平誠意，因此，就將機宜司更名為“國信司”，但其職責和任務並未改變。關於機宜司，宋仁宗時的包拯在《包拯集較注》中，有過這樣的描寫：“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密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勾當（探）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見管金幣多少？自來每得甚事？支與何等物？幾月日可來一報？仍令多方求訪。”
宋真宗景德三年，設置河北沿邊安撫使司，後宋仁宗慶曆八年四月，設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司，這些安撫使司的主要任務就是招募間諜，並向敵方派遣間諜，收集情報，抓捕對方間諜。徐鬆著《宋會要輯稿·兵》記載：“降度僧牒三百與定州安撫司，充訓練義勇、保甲及募刺事人之費。其沿邊州軍宜並依定州例，量賜本錢出息。令鉤致虜人之能知其國事者，或質所愛，使探問虜中任事、主兵人姓名、材能、性識、所管兵數、武藝強弱、屯泊處所、城壘大小、糧食多少及出兵道路。刺其的實，編類成書，準備照用。其邊臣不能使人，致前後探事尤無實者，當移降。”
北宋政府還在北部和西北部邊境地區的漢族居民當中，用重金招募、發展、派遣間諜，政府設立專項間諜發展基金，用以保障情報工作的順利開展，並向這些間諜承諾以封官進爵、給予田產等條件，解決間諜身後事，激發間諜積極為朝廷的軍事行動、外交斡旋提供信息支持。
為防止間諜刺探本國軍事情報，有效防止敵方間諜的滲透活動，北宋政府還采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一是邊關嚴查奸細。北宋時期在河北一帶設有眾多關口，比如益津關、瓦橋關、淤口關、高陽關等，這些關口主要是方便雙方邊民通行，以及邊境貿易，因此這裏就成了雙方間諜匯集的地方，也是北宋政權防止間諜潛入的第一道防線，除了軍方日常的嚴格檢查外，還出台了相關法律，用以震懾敵方和本國的間諜。宋律規定：“諸緣邊城戍有外奸內入，內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覺，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其有奸人入出，若不速告及告而稽留，不即共捕，致失奸寇者，罪亦如之。”二是嚴令書籍外傳。北宋的書籍在當時來說也是契丹刺探重要情報的來源地，他們通過有關書籍的文字記載來分析相關數據，從而來判斷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情報，宋真宗景德年間，朝廷下旨：“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沒官。”，政府規定，除了經書以外的書籍嚴禁外流，違法者判刑，書籍沒收。、但是有些商販麵對高額利潤還是會鋌而走險，置邊民法律於不顧，甚至將寫有國家政策、軍機要事的書籍源源不斷販往契丹，特別是“澶淵之盟”以後，隨著雙方榷場的開設，邊境貿易頻繁，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宋哲宗時期，朝廷再次下詔：“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違者徒二年，告者賞緡錢十萬。”、宋徽宗時期，又將違反規定私自外流書籍的行為等同於銅錢外放之罪，因為在北宋時嚴令本國銅錢外流或者走私出境，走私五貫以上即可判處死刑，隨著當時法律的越來越嚴格，說明了當時禁止書籍外流現象是十分嚴峻的，因為這一現象威脅到了國家安全的層麵。三是對兩屬地人嚴加約束。所謂的兩屬地，就是指與契丹的界河——拒馬河以南的歸信、容城兩縣，因為這兩個縣為北宋和契丹共同管理，由於這兩個縣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這兩個縣的居民對契丹和北宋兩個國家是都非常了解，這兩個縣的居民被契丹發展成為間諜的人數眾多。因此，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北宋政府對這兩個縣的居民頒布了嚴格限令，比如，規定這兩個縣的居民不得私自跨出本縣縣界；嚴禁渡黃河跨過以黃河南地區；嚴禁這兩個縣的居民與其他地區的居民結親等措施，對於充當契丹間諜的人員予以嚴懲，甚至判處死刑。四是實行抓諜獎賞製度。除了對外派出間諜，抓捕敵方潛入北宋的間諜也是一項重要工作，據李燾著《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河北、河東緣邊安撫使司，應近邊不逞之輩，有妄言以惑境外者，嚴加捕詰。”宋哲宗時期，定州路和高陽關一帶，經常有北方契丹間諜秘密潛入，來宋境刺探情報，因此朝廷下詔令真定府安撫使司、高陽關安撫使司對各處關隘、水路嚴查，並增加大量巡捕官兵，沿五台山一帶和河北交界邊關密查，徐鬆著《宋會要輯稿·兵》中記載：“勘會沿邊北界可以通行人馬 、舟船人南界要切處 ，令巡捕盜官等並分布巡防 ，毋得張皇侵越邊界 。”除此之外，北宋政府還出台了獎賞條令，對能夠抓捕間諜的人員實行獎賞，《宋會要輯稿·兵》中記載：“支賞錢三千貫，白身更與補三班奉職，官員並與改轉。其知情藏匿，過致資給之人，如能告捕得賞 ，與免罪外。”
《宋史》有這樣一段記載：“慶曆二年（1042 年），（種）世衡嚐以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詗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衡用以為間也。”說的是北宋名將種世衡利用間諜實施離間計，成功除掉敵方將領的事跡，這是北宋史上，利用間諜除掉的敵方最高將領。
蘇軾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國家文化與信息安全策略之人，是反文化外交間諜第一人！北宋時，有個杭州僧人叫淨源，他坐船去高麗，認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義天。這義天可是高麗國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麗王子，後來當了國師。兩位高僧成了好朋友。後來，淨源迴到祖國圓寂了。元佑四年（1089年），義天要到中國來，借口一是為祭奠淨源，二是為皇太後送壽禮。北宋王庭對此十分重視，立刻把義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當成北宋和高麗恢複外交關係的機會，仿佛又開始中朝兩國友好的新篇章，要給義天來訪以政策上的重視和支持。但當時蘇軾上奏哲宗和朝廷，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份上書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份國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按以前的規格接待義天，花費巨大，地方被騷擾，勞民傷財；高麗人停留時，可以圖畫山川，購買書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給國家與契丹對戰留下隱患；應該對義天來朝警惕；要求朝廷對暗中與高麗勾結的僧人和奸商給予嚴辦。當時哲宗皇帝立即采納，朝廷開始執行，於是義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動都受到了限製。可即便如此，事情還是出乎了蘇軾的意料之外！第二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出使遼國時，驚奇地發現“宋朝民間印行文字多已流傳在彼（遼國）”。迴到了宋朝，兄弟倆意識到，涉及國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軍事機密已有人出賣給了契丹人。
蘇轍立刻給禮部提出意見，內容包括三方麵：1、涉及國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圖書的出版、印行要嚴加禁止或監督控製；2、轉運使、開封府、國子監等機構防止涉密圖書文字流傳到國外；3、各州縣、監司、國子監機構監督民間雕版印刷書籍。這恐怕是世界曆史上第一個出版發行的審核許可製度，也是最早關於國家文化安全方麵的保密政策了。
後來，朝廷在蘇軾、蘇轍的建議下，削減了高麗外交使館的人數、停留的時間。規定如果高麗人外出買的東西發現有違禁品，立刻委婉沒收，給以相應的錢數；如果書店把涉及時政或邊防的書籍出售給高麗人，就要查封。這下高麗使者蒙圈了，但賊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來，厚著臉皮爛臉要求看《太平禦覽》，此書可是北宋各個方麵的資料總匯，所以當時蘇軾領導的禮部“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故不許”。雖然高麗多次重金求購《太平禦覽》，但是一直沒有得逞。可是元佑八年（1093年），高麗人又死皮賴臉地要求購買《冊府元龜》《太學敕式》等書籍，這些書可是關於北宋政治理論及其製度建設的書籍。北宋朝廷對於賣不賣書形成兩派：以蘇軾領導的禮部堅決反對，蘇軾專門羅列了賣書的“五害”：經濟上得少失多；過程暗損民力；高麗所得必為契丹所獲，等於借寇自盜；國家虛實被窺測；可能授人以柄。他認為如果北宋的政治動態、社會虛實這些情報都被契丹掌握的話，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太大了。但不久，蘇氏兄弟因黨爭被貶嶺南，這場維護國家文化與信息安全政策、反對高麗間諜的運動戛然而止。於是，北宋大量國家文獻流入高麗，再轉到遼國，給北宋的外交帶來了巨大麻煩。
遼國在燕京府設有專門的間諜機構，為遼國製定對宋政策提供依據。不僅僅是遼國間諜在宋朝活動猖獗，西夏、金都不斷地向宋朝派遣間諜。這些間諜都以不同身份偽裝潛伏宋境，伺機而動。最有名、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秦檜。金人以秦檜為內奸，在南宋朝廷內部竭力推行投降路線，百般打擊抗金力量，殺害抗金將領嶽飛，使得金國不費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決了前進道路上的一大阻礙。這是後話，不提也罷。但也從一個側麵說明，當時間諜鬥爭的嚴峻形勢。直至遼弱金興，北宋才真正認識國家安全受到的威脅，才有人想起蘇氏兄弟的國家安全策略，但為時已晚。
聽到這裏，你還敢問，有宋一代有沒有間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