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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就是秋菊進城的見聞和遭遇，也體現了城市和農村發展的差距以及中國的農民迫切的要改變現狀追求美好的一種心態。
每個電影的主人公，都是導演本人內心的折射。”關於這一點我們能找到很多的例子，希區柯克素來喜愛用加裏格蘭特，詹姆斯.斯圖爾特，保羅.紐曼，勞倫斯.奧利弗和格裏高利.派克作為男主角，有人說希區柯克隻是喜歡用大牌明星，配上金諾瓦克，英格麗褒曼和凱莉，好賺票房。但是希區柯克從沒有用過鮑嘉，沒有用過加裏庫柏，沒有用過大名鼎鼎的克拉克蓋博，而他用過的這些男明星其實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個典型的“美國紳士”，克拉克蓋博邪氣太重，而鮑嘉過於陰鬱，但是希區柯克的男人們卻個個都是西裝筆挺的紳士精英，而這就是希區柯克本人內心折射，他雖然是個醜陋的老胖子，但是他永遠內心住著一個英俊的美國紳士。
反過來說《秋菊打官司》吧，鞏俐一直是張藝謀喜愛的女主角，甚至在不同鞏俐合作的那幾年裏，張藝謀總會挖掘新的女演員作為主演，比如章子怡，比如董潔，比如倪妮，大家都覺得這些女孩子都神似鞏俐，於是聯係到張藝謀和鞏俐說不清的關係，遂喜歡歸結成張藝謀的“鞏俐情節”。但是在我看來完全不是這樣，細心的觀眾可以發現張藝謀電影的一個共性，就是張藝謀的電影始終會以一個女性的角度說故事，鞏俐演的所有張藝謀的電影均是如此《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菊豆》，甚至本應第一視角理所應當是周傑倫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也是以皇後鞏俐的眼睛去看的（影片的第一個主觀視角就來自於鞏俐的皇後，最後一個也是。）沒有鞏俐的時候，《我的父親母親》就以章子怡的視角看事情，《一個都不能少》是魏敏芝視角，《三槍拍案驚奇》拋棄了小沈陽，最後變成了閆妮的視角。《金陵十三釵》花重金邀請了貝爾主演，但是旁白者和窺視者卻是那個小女孩。秋菊打官司的特別之處不在於張藝謀舍棄了他喜愛的重色調，實際上關於張藝謀喜愛誇張的重色調這一說從來都不準確，他用重色調。實際上是想渲染時代下女人被社會的倫理道德所淹沒的那種恐懼感，所以大紅大綠的重色調在張藝謀電影裏一直都是一個：“不祥之兆”，比如《滿城盡帶黃金甲》裏的菊花台，或者《大紅燈籠高高掛》裏的大紅燈籠，張藝謀電影的重點實際上始終在描寫女性在時代裏的壓抑，隻要這種壓抑性能夠表現出來，他隨時可以拋棄這種誇張的色彩。比如《秋菊打官司》或者《山楂樹之戀》，或者《一個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裏的秋菊，很明顯的是一個被時代所壓迫，所壓製的女人，她的抗爭和無力才是張藝謀最想表現的東西，所以，張藝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女性視角導演。他的內心住著一個鞏俐，住著一個和命運抗爭的女人。最後說一下，張藝謀96年有一部電影叫《有話好好說》大家都說那不像是張藝謀的電影。很多人說那太喜劇了，實際上則是張藝謀拋棄了女性視角造成了，結果那電影怎麽看都像是主演薑文的薑文式電影，那才是薑文的內心。
秋菊因為丈夫被村長踢了下身要害，而千裏迢迢的去追尋一個說法。這個說法看起來似乎簡單但做起來去很艱難。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關於現實農村生活的影片，圍繞農婦秋菊想要討一個說法而展開，著重刻畫了她不斷的奔波的過程，對農村生活狀態和人物關係以及倫理進行了真實的表現，簡單直接的表達了人對自我權益的覺醒。影片拍攝手法樸實，並有一些偷拍的實際生活場景。給予影片無比強烈的真實感，並且把秋菊堅強、樸實的個性表現的淋漓盡致。讚頌了農村女性的自尊、自強、自信以及法製觀念的覺醒。
張藝謀的電影都有他獨特的見解，這次用鄉村的題材來講述一個要強的女人，或者說是認死理的女人。為什麽秋菊要一步步的到村裏、鄉裏、縣裏、市裏討一個說法呢？我們也可以跟隨著影片的腳步看到她迷茫的眼神、失落的眼神、期望的眼神、好奇的眼神、倔強的眼神、幸福的眼神。一個農村的婦女為什麽要這麽的辛苦呢？她為了什麽呢？心中的一口氣，追求著時尚的前進步伐，相信著法律的公平。一個覺醒的意識。更重要的是她告訴所有農村的人官司就是這樣打，不要害怕！不得不說人靠衣裝，一身紅衣綠頭巾，一口鄉村土話大美人鞏俐搖身一變，鄉土味十足。正是這身鄉土特質，展開了整個故事――打官司。
從一開始，秋菊出發點就隻是“討個說法“。第一迴合，真正起作用的是李警官和村長的礙於彼此的情麵。但作為一村的權威人物，村長怎能輕易能拉下臉來，所以第一次”打官司“，未能讓秋菊真正服氣。於是秋菊二進縣，一紙狀告縣太爺。這個情景其實像極了古裝電視劇裏麵的場景。這次秋菊還算左右逢源，遇上熱心的房東，正直的官員，但是第二次的結果依舊未能如願。迴到家裏，左鄰右裏開始對他們家竊竊私語，丈夫也開始有所動搖。但秋菊不知道哪來一股愣直的勁，三次入城，一定要討個理。你說一個懷胎八月的鄉下婦女千裏迢迢進城去，是多麽費事又費錢，但這都不打緊，我們的秋菊真正在乎的其實是一個”理“。
理是啥？我的理解是維持鄉土社會人際關係正常運作的潛在規則，由道德出發一定程度上裁決著人們的行為規範。打人無理，賠罪則理所應當，不認錯則於理不通。當秋菊和村長之間的規則無法自覺維係時，打官司就是借助外界強力來達到疏通。
經曆兩次失敗的”官司“之後，秋菊終於誤打誤撞打開了法院的大門。有一個片段很有意思。要開庭了，秋菊遲遲沒有出現她問他的律師為什麽曾經幫助過她的大好人區長成了被告，這並不是她想要的。此時的秋菊，開始進入了道德和法律判斷體係的混亂中了。律師說服她。那隻是一個程序，被告也有好人。一語正也道出了道德審判非好即壞與法律審判的不同之處（律師有時還會為”壞人“說話呢）。
經過一個冬天的折騰，孩子總算是生下來了，還是村長不計前嫌揀迴的一條命。擺滿月酒。秋菊無論如何都要請村長到場。這裏或多或少讓我感受到了鄉土社會人際關係的一些溫情，這是它極好也讓我深深感懷的一麵啊。這時，突然來人告知秋菊，官司已打贏，村長已被抓去拘留。秋菊即刻追將出去，望著去路，眼神中卻流露出迷茫。影片在這裏戛然而止。停留在一種狀態之中。
電影中，秋菊的扮相，最亮眼的就是她那頭戴綠圍巾，身穿紅棉襖的樣子，看她挺著身子夾著寒風拉著妹子去縣城就為她丈夫被打的事，來迴折騰，“俺就是想要個說法”，那麽堅持的想討個公道。我卻覺得真是好笑。又有些可憐她。
鞏俐的片子，都知道，隻是沒有看過幾部。對於這樣的大腕隻是熟悉已經套上光環這樣明亮的她。對於她的演技，可有可無的沒有太多關心。
通過這部電影，深刻被影後鞏俐的演技打動。她的扮相，動作，言語，讓你覺得她就是陝西那邊的婦女，包括走路的姿態。
喜歡張藝謀拍的以前的一些電影，真實，質樸，深刻。反應當代社會。揭露社會黑暗麵。
他們說的不是台詞，而是生活；這便是一部好電影。生活總是很奇怪的事情，在這部影片裏我看到了一個女人偏執，如果是我尚小的時候看了這個影片，我會說好，說真的好。可是現在我已經長大了。也曾固執過，也曾放棄過，突然覺得“得饒人處且饒人”說的是真理。
當然，老張這部影片主要講的不是這個意思，他可能想表達的隻是老百姓要有爭取自己權利的信念。也許這就是我們大多數人存在的一個毛病。為什麽這麽說呢？仔細想來當你把自己當作弱者的時候才可能更需要一些他人對你心靈上的慰藉，如果我們根本明白這個道理，又何必大費周章，興師動眾的討個說法呢？
不論怎麽說，這還是一部好看的電影，有我喜歡的人，有我喜歡的執著，有我喜歡的淳樸和愚昧……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意思是：以政令來教導,以刑罰來管束,百姓會因求免於刑罰而服從,但不知羞恥;以德行來教化,以禮製來約束,百姓會知道羞恥並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傳統的道德觀和現代的法律製度之間的衝突。
傳統的中國有著自己的治理方式，那就是禮法並用，而在中國的農村可能沒有係統的法律意識，但是覺得有著殘存的傳統道德觀念。麵對著現代的法律製度（隻是法律製度，很少考量道德因素），有著一些困惑和尷尬。
秋菊沒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是，我就是想討個說法，怎麽村長被抓走了？
這涉及到道德和法律評價標準的區別的問題，
道德的評價標準是善與惡，而法律的評價卻是合法和非法。在道德上，是對人的整體考慮，村長是個好人，急公好義，就是做法簡單粗暴了，不該踢了秋菊男人那裏一腳，村長總體上是個好人。可是在法律是，沒有了對人的考量，法律麵前隻有人的行為，誰做了什麽或者沒有做什麽，這種行為在法律上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法律視角看來就是，某甲踢了某乙關鍵部位，構成了輕傷害，行為是非法的，應當受到懲治。
可以看出，法律的考量也的有他的局限性的，當現代的法律製度和傳統的道德理念相違背的時候。不但普法變得艱難，守法（法律的守法也包括積極的實現自己的權利）也變得有些艱難。
舊的傳統正在瓦解，新的法律製度還沒有普遍的接受，這是這個時期的尷尬。以政令來教導,以刑罰來管束,百姓會因求免於刑罰而服從,但不知羞恥;以德行來教化,以禮製來約束,百姓會知道羞恥並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對秋菊而言。最好的結果恐怕是法院經過調解，老村長要道歉並賠錢，秋菊當場表示不用賠錢了，隻要個說法就好了，迴到村裏麵，拿著雞蛋酒肉，到村長家道歉認錯。畢竟以後還要在村裏麵混的。秋菊打官司》，一部老片子了，隻看片名就讓人感覺有一股濃濃的鄉土氣息撲麵而來。一直很喜歡這樣的片子，因為影片裏的人物總是簡單得如此讓人感動，在你深深地投入劇情的同時，你會感覺到自己和他們一樣，在浮華世事中沒有改變什麽，沒有丟失什麽。依舊幹淨而又透明。
看這部片子的時候，我先是秋菊的執拗而頑強而感動。一個女人，寒冬臘月裏挺著大肚子數次往返於鄉縣市與交通閉塞的小山村之間。不為別的，就隻為討個說法。她頂住了村裏人的風言風語，抗過了家裏人的不理解，搭上錢，搭上人，啃冷硬的燒餅，擠最便宜的土炕……所有的一切，都隻為讓踢傷她丈夫的倔強的村長認個錯，給個說法。
如此執拗而又頑強的一個女子，現如今已經不多見了。然而。她又是蒙昧的，對於村長，，她並不想趕盡殺絕，卻由於法律意識的淡薄，最終將村長送上了鳴笛的警車唿嘯而去。我不知道秋菊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得。但我知道，直到村長被警車帶走的那一刻，她也沒有討到她想要的說法。她知道村長是好人，她的本意也並非如此，然而，一千個一萬個不情願都在糊裏糊塗中發生了。
除了秋菊，影片中的村長便是第二個讓我感動的人物。他有著那個時代農村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輕女”的偏見，他脾氣暴躁，他倔強而又偏執……然而，縱然再多的缺點也掩蓋不了他淳樸而又善良的本性。
麵對秋菊的一次一次的上訪，他以及家裏的人卻仍然向沒事兒發生似的向往常一樣對待秋菊和秋菊的丈夫。得知秋菊產後大出血之後，他一把年紀了更是半夜三更冒著風雪顛簸在求救的山路上，他的心裏沒有摻雜絲毫的個人恩怨。秋菊脫離危險後，他沒有順水推舟地提出任何要求，反而對秋菊的丈夫說：“等秋菊好了，她要告就讓她去告吧！別攔著她！”想起現在社會上那些數不勝數的因舉報而遭受打擊報複的事件，突然感覺寒氣逼人。那些貪贓枉法的所謂人民的父母官，在淳樸而又善良的村長麵前，實在應該低下頭反思一下了吧！
影片看到最後，我仍然分不出誰對誰錯。我同情秋菊，佩服她的頑強與執著；我敬仰村長，欣賞他的淳樸和善良。我不知道秋菊一個說法的代價到底大不大，我也不知道低下頭認個錯究竟有多難。我隻知道，他們都是好人，世間少有的好人。
與《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相比，《秋菊打官司》是一部一望即知的“另類之作”。高度紀實的風格，波瀾不驚的敘事，特別是女主角秋菊邋遢土氣的造型，無論對鞏俐還是對張藝謀來說都是一次突破。但無論如何，張藝謀畢竟還是把視點放在了他最熟悉，也最善於駕馭的“女性”身上。在《秋菊打官司》這部影片當中，“女性”不僅指涉村婦秋菊這一個體，也承擔著重要的表意功能，攜帶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
首先要澄清的是，秋菊代表的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女性”或“中國女性”――她絕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因此她所關聯的也不是“婦女解放”或“女性啟蒙”這一層麵上的性別問題。從電影中我們了解到，她上過中學，掌握著家中的財權，敢於拋頭露麵……事實上是整個家庭的領導。至少在影片所表現的年代，這樣的農村婦女絕對是少數。其次，為了襯托秋菊這個“非凡”的女性，片中的男性角色多多少少都被壓抑了。秋菊的丈夫萬慶來生性老實，本來就處於弱勢。又被村長踢傷了下身不能行動，所以實際上暫時處於某種被閹割的狀態。村長王善堂雖然掌握著一定的權力，但因為生不出兒子，男性的主體地位也遭到了質疑和挑戰。包括秋菊的公公、李公安、嚴局長和張律師等男性角色。麵對秋菊的質疑和要求，他們隻能唯唯諾諾，從來不能以“你是女性”為由來阻礙她的行動。從這個角度來說，《秋菊打官司》的紀實風格隻是張藝謀在電影形式上的一種嚐試。這仍然是一個精心編造的故事，一個別有深意的寓言。崔衛平教授借用“脫序人”這一身份來定位秋菊――她的強烈個性顯然不能為傳統閉塞的鄉村女性世界所容納，而當她完全置身於男人的世界中，為自己尋求一份公平時。她也處處不按常理出牌，幾乎完全置身於成規與秩序之外。這一定位顯然比僅僅通過性別命名要準確許多，也有效地避免了關於“女權主義”的某種誤解。
性別沒有作為一個現實問題進入張藝謀的視野，甚至是被有意地過濾掉了。對於影片這一刻意的處理，觀眾之所以還能接受下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秋菊是一個孕婦。這本來是張藝謀為幫鞏俐入戲而增加的一個細節，實際上在很多時候卻成了敘事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因為秋菊有孕在身，官員們對她的尊重和優待才變得順理成章――盡管那些優待毫無疑問地遠遠超過了普通官員對百姓的關心。同時。女性特有的懷孕、生育屬性及其背後所聯結的複雜文化心理，也構成了影片表意策略的關鍵。迴想起來，這重重糾紛的起點。就是萬慶來“抱一窩母雞”的咒罵中對村長生育力的否定。當慶來在權力的對抗中處於弱勢時，他立刻攻擊村長的生育能力――在這場無形的比拚中他顯然是勝者，因為他有懷孕的妻子秋菊，而生了四個女兒的村長已經被“計劃生育”了。村長的惱羞成怒和拒不認錯恰好說明了慶來這一惡毒攻擊是多麽有效。可以想象，如果慶來罵的是別的話，村長很可能根本不會動手。而村長踢向慶來的下身，也明顯地是針對這句咒罵的報複――他下意識地要消滅慶來的生育力――這正是秋菊打官司的原因：“你是村長。打兩下沒啥，你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可見她捍衛不是慶來的尊嚴，而是生育力的尊嚴。
與權力相比，“生育力”在鄉土中國絕對是更為根本的價值判斷準則。“不是村長”與“沒有兒子”相比。顯然後者是更加嚴重的缺陷。在“無條件地捍衛生育力”這一大前提下，誰是強勢，誰是弱勢，就需要重新考量了。秋菊身為孕婦，無疑占據了絕對的心理高地。她之所以能不畏強權，不依不饒地把官司打下去。身後是這種無形的力量在撐腰。她挺著大肚子往那一站，就不怒自威；她咬住“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這一原則，指出至高無上的生育力才是問題的關鍵，別人就無力反駁。一個孤零零的女性或許還是弱勢，但一個搭載了“生育”這一屬性的孕婦，就幾乎可以淩駕於兩性之上了。這樣一來，村長的倔強也就可以得到同情：一個喪失了生育力的男人對一個孕婦，誰是弱者顯而易見。向秋菊認錯，就等於在這場已經失敗的比拚中低頭，接受慶來對自己生育力的蔑視――而這是一個男人所不能接受的。即便到了最後，村長把難產的秋菊送到醫院，還要說明他不是向秋菊低頭，“她要告讓她告去”。但當秋菊抱著兒子來到他家，請他喝酒，他看見男嬰時那由衷喜悅的表情，以及欲蓋彌彰地把生女兒的事完全怪到老婆身上的行為，無一處不流露出一個輸家的心態。
至此，秋菊對村長的毫不同情，已經勝利卻還要“踏上一隻腳”的行為完全喪失了其崇高性，反倒是村長最後決定參加滿月酒席的和解舉動顯得十分大度。但這不是一部道德評判的影片，紀實的風格很大程度上幫助作者隱匿了他的態度，隻是在結尾將一個出人意料的“現實”推到我們眼前。正如戴錦華教授所說：“秋菊所固執的並非‘感天動地’之‘竇娥冤’，秋菊曆盡艱難所求得的當然亦非天理昭昭、天網恢恢的‘大團圓’；於是，古老秩序中的一幕有唱有和的權利與情理的遊戲，終因此秩序外的因素的介入。而成了一樁離情悖理之事。秋菊的固執不是成就了、而是撕裂了那幅其樂融融的鄉間滿月酒宴圖。”
雖然褪去了濃墨重彩的渲染，舍棄了迴腸蕩氣的高歌，但《秋菊打官司》與第五代的諸多代表作品一樣，都在迴答中國“現代化與民族化”的命題。它用素樸庸常的生活圖景呈現了真切的。活著的鄉土與城市，又以突如其來的一臉困惑，暗示了關於“啟蒙”與“現代化”的反思。《秋菊打官司》常常被法律界文章批判，說影片中的官司打的有何種紕漏。這種批評在法理分析上無可厚非，對於電影解讀卻是緣木求魚。張藝謀說：“我們想在影片中展示的是一種富有鄉土氣息、鄉裏鄉親的、家庭式的人際關係……對於打官司的結果，我們並不想做重點展示，我們想通過表現秋菊打官司的過程。讓觀眾更多地看到一些現代農村生活的原貌和現代農民的生存狀態。”在一點的表現上，張藝謀做得非常成功。無論是在鄉公安局偷拍到的農村青年領結婚證的片段，還是在市法院休庭時，旅店老板在人行道上那一番充滿民間智慧的分析，都讓我們感到親切鮮活的鄉土氣息。同時，對打官司本身的淡化處理，也是為了“強化人物這種自我意識的覺醒”。“自我意識”究竟是什麽？在秋菊看來，就是“錢不錢的無所謂。我就是要個說法”。現代化、商品化的邏輯是把所有問題轉化為“人民幣能夠解決的問題”，也就是“上級領導”在判決書中反複強調的“安定團結”，“求大同存小異”。影片中雖然沒有“好人壞人”的區分。但他們在思維方式上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李公安，萬慶來等人顯然代表了現代化與商品化的思維――反正經濟上不吃虧，就不用生那閑氣了。他們當然不能理解秋菊的做法。李公安在讓王村長給秋菊個“說法”的時候，甚至可愛地犯起了結巴，思維的隔閡可見一斑。秋菊――或者也包括王村長――則顯然遵循著另外一種思路。他們都不在乎錢，但一定不能輸這口氣。所以說，秋菊在現代化和商品化的進程中也是一個“脫序人”。她拒絕用人民幣解決問題，而是要求一個金錢買不到的“說法”。筆者認為，所謂“自我意識”就體現在這一點上。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秋菊的“自我意識”絕對不是“啟蒙”或“現代化”帶來的。反之，影片包含了很多對鄉土中國啟蒙運動的反思。例如，秋菊是一個讀過中學的學生，但她對自己的知識毫不自信。無論是寫申訴書還是看信，都要求助別人。人家跟她**律程序，她也似懂非懂。她的鄉人們更是如此。甚至對村長來說，秋菊去城裏打官司也隻是“把局長的小汽車都坐了”。啟蒙運動已經過去了將近一百年，而九十年代的鄉土中國還是這樣一種局麵，其尷尬不言自明。從影片中我們看到，秋菊開始去找村長，問他到底“管不管”，所尋求的還是一種“人治”。她對村長仍然信任，以致把“被告”當成了法官。而最後法律看似幫她撐了腰，實際解決的完全不是她提出的問題：最後使王村長被拘留的證據是慶來肋骨的骨折，而不是秋菊一直強調的“要命的地方”。
法律當然解決不了秋菊的問題，因為兩種思維從根本上就南轅北轍。秋菊的“自我意識”實際上是作為一種前現代鄉土社會的遺存，憑著頑強的個體意誌，借助現代化社會的法律武器――當然還有足夠的金錢支持――與商品化進程作鬥爭，這注定是沒有結果的。法律不僅不會判給她一個金錢以外的“說法”，還在最後破壞了這個其實已經到來的和解。村長在洗臉刮胡子，像要過年一樣準備參加秋菊兒子的滿月酒時被抓走。說到底，即便這樣，秋菊也沒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一聲道歉。而村長迴來後，秋菊即將麵臨的人際危機則顯而易見，各種隨之而來的麻煩也都將浮出水麵。
現在看來，二十年前的一部《秋菊打官司》在當時頗有時代意義。九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國大陸熱烈迎接現代化、商品化大潮衝擊與洗刷的年代。如戴錦華所說：“在經典的第五代電影中，‘現代化’或曰文明社會，是外在於特異的中國曆史、中國文化的力量；是一個潛在的權威視點的擁有者，一個無形而巨大的參照係。某種外來的拯救或毀滅。”這個外來者不僅給秋菊留下了滿臉的迷惑，也給鄉土中國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困擾。代表現代化前進方向的“求大同存小異”實際上是一個擠占異類生存空間的過程，通過消滅異類來達到更大的“大同”。不僅是二十年前，啟蒙運動，現代化、商品化、法製化進程究竟給鄉土中國帶來了什麽，直到今天都是一個無比鮮活，卻又難以迴答的問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2010年，以《秋菊打官司》拍攝地為基礎開發的旅遊景點“秋菊山莊”被曝出“關押上訪群眾”的醜聞。“秋菊山莊專關秋菊”，讓《秋菊打官司》中那個溫情脈脈的上訪故事在今天看來更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寓言。現代化、商品化與鄉土中國的遭遇戰還沒有打完，這其中的衝突與糾葛，決不隻是鞏俐臉上那片美麗的茫然。二十年後，我們仍然可以用戴錦華教授在《霧中風景》中對第五代的評價來歸結對《秋菊打官司》這部影片的討論。“第五代的意義，更在於他們以電影的方式加入中國80年代的曆史文化反思運動――不再是對種種社會政治話語的轉述，而是一個獨特的。空前有力的發言者。而且在一個突然洞開的曆史視域中向世界呈現了一個曆史的、同時朝向未來的中國形象。”《秋菊打官司》不僅為世界呈現了一個頑強，倔強，有“自我意識”的中國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自己提供了一幅現代化進程中鄉土中國的圖景。如果我們細細品讀這幅畫卷，我們會發現它絕不是一幅紀實速寫，而是一個始終聯係著活的鄉土，活的中國的現代寓言。
《秋菊打官司》是張藝謀的老片子，1992年上映，鞏俐主演，主角是一根筋的秋菊。故事情節很簡單，村長踢了秋菊丈夫一腳，秋菊要村長道歉。村長隻賠錢不道歉，秋菊就告到鄉裏、縣裏、市裏、再到市法院。
這事情說簡單也簡單，不就是被踢了一腳嗎，多大點事，再說也確實是文件不允許在莊稼地裏蓋房啊，慶來當時也說了不中聽的話啊。換作一個有兩根筋的人。一點事都沒有。偏偏就是一根筋的秋菊，把尊嚴看得比命還重的秋菊，碰上了把麵子看得比錢重，死也不道歉的村長。
其實秋菊上訪（姑且以現在這種說法，稱為“上訪”）這件事情在哪個地方都可以中止。當鄉裏調解，村長給慶來200元賠償的時候；當縣裏調解，維持鄉裏調解結果的時候；當市裏調解，認為縣裏鄉裏處理合適，而且將賠償金加到250元的時候；當市法院公開審理，認為市裏縣裏鄉裏的調解都合適的時候。
連被害人秋菊丈夫慶來，也覺得秋菊過份了，應該到此為止了。
村裏人也在背後說秋菊太厲害了，已經可以了。
我也覺得秋菊付出太多了，不值得，也沒打成什麽樣，已經賠錢了，非爭那口氣幹什麽，況且正有身孕，還要為孩子著想啊。
而且，秋菊難產，慶來去向村長求助，村長雖然開始不願意，卻還是在半夜裏，大雪天，騎著自行車去找正看戲的幾個年輕人抬秋菊去醫院。
到這裏，我覺得秋菊情何以堪。
劇情在此急轉直下。秋菊很感謝村長的幫忙，給孩子辦滿月酒時，請村長去喝酒。村長正在家裏洗臉刮胡子哩，突然公安出現，說是看到慶來拍的片子，肋骨骨折，構成了輕度傷害，拘留十五天。公安現場就把村長給帶走了。
然後，秋菊在雪地裏火急火燎地跑，追趕著警車。因為這不是她要的結果。
很多次，我都感到秋菊的孤獨。挺著大肚子走在雪地裏時，執拗地坐在拖拉機車鬥時，茫然地站在市裏被三輪車夫騙時，站在雪地裏望著警車遠去時……
也許是張藝謀的片子拍得太有現實感，我幾乎把這個女人當作自己的姐姐，我想罵她，你這個女人，怎麽這麽笨呢？為什麽非要去爭那一口氣？為了這口氣，眾叛親離，空耗財物，村長後來也救了你的命啊，你為什麽非要把他關進拘留所？如果沒有骨折呢，你還會一直告下去嗎？
這是一個無限不循環小數。
先看了劉瑜的《送你一顆子彈》，再來看《秋菊打官司》，我對秋菊有了新的看法。秋菊大概就像毛姆《月亮和六便士》裏麵那個追逐夢想的人。在上一篇日誌《子彈擊中我》裏，我提到兩句話“被夢想俘虜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運。”“在蘭德的觀念裏，成功與功成名就沒有什麽關係，成功就是一個人捍衛自己的完整性。在這個意義上，秋菊是一個偉大的女子，她堅持著她的堅持，不達目的不罷休，在這條路上，不被利誘，不被威逼。雖然她沒有成功，但是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她遵從了自己的心，是一個真女子，是我敬佩的偉大女子。從這個意義來說，她能不能告成不重要，村長道不道歉不重要，她能順著自己的心活著最重要。而劇作者對結局的處理，大概也陷於一個漩渦裏，不能自拔，他無法把故事完整結局了。但是這個不完整卻超現實的結局，我還是能夠接受。
我還注意到，秋菊在影片裏基本上不笑，總是純粹的執拗的表情。我想這大概就是一個追逐夢想而在現實中孤獨著的女人的真實表情。
現在，我為這部影片找到了結局，在秋菊的眼睛裏我看到：如果沒有骨折，村長沒被抓，秋菊會一直告下去；就算是村長救了她的命，但是隻要村長不道歉，秋菊就會一直告下去。這是她的夢想，哪怕一路隻有噩運！村長這個形象，在這部影片中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公家幹部，更是代表著傳統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中的族長形象，是傳統家族倫理和人倫關係的維護者。
另外值得一提就是秋菊進城的見聞和遭遇，也體現了城市和農村發展的差距以及中國的農民迫切的要改變現狀追求美好的一種心態。
每個電影的主人公，都是導演本人內心的折射。”關於這一點我們能找到很多的例子，希區柯克素來喜愛用加裏格蘭特，詹姆斯.斯圖爾特，保羅.紐曼，勞倫斯.奧利弗和格裏高利.派克作為男主角，有人說希區柯克隻是喜歡用大牌明星，配上金諾瓦克，英格麗褒曼和凱莉，好賺票房。但是希區柯克從沒有用過鮑嘉，沒有用過加裏庫柏，沒有用過大名鼎鼎的克拉克蓋博，而他用過的這些男明星其實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個典型的“美國紳士”，克拉克蓋博邪氣太重，而鮑嘉過於陰鬱，但是希區柯克的男人們卻個個都是西裝筆挺的紳士精英，而這就是希區柯克本人內心折射，他雖然是個醜陋的老胖子，但是他永遠內心住著一個英俊的美國紳士。
反過來說《秋菊打官司》吧，鞏俐一直是張藝謀喜愛的女主角，甚至在不同鞏俐合作的那幾年裏，張藝謀總會挖掘新的女演員作為主演，比如章子怡，比如董潔，比如倪妮，大家都覺得這些女孩子都神似鞏俐，於是聯係到張藝謀和鞏俐說不清的關係，遂喜歡歸結成張藝謀的“鞏俐情節”。但是在我看來完全不是這樣，細心的觀眾可以發現張藝謀電影的一個共性，就是張藝謀的電影始終會以一個女性的角度說故事，鞏俐演的所有張藝謀的電影均是如此《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菊豆》，甚至本應第一視角理所應當是周傑倫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也是以皇後鞏俐的眼睛去看的（影片的第一個主觀視角就來自於鞏俐的皇後，最後一個也是。）沒有鞏俐的時候，《我的父親母親》就以章子怡的視角看事情，《一個都不能少》是魏敏芝視角，《三槍拍案驚奇》拋棄了小沈陽，最後變成了閆妮的視角。《金陵十三釵》花重金邀請了貝爾主演，但是旁白者和窺視者卻是那個小女孩。秋菊打官司的特別之處不在於張藝謀舍棄了他喜愛的重色調，實際上關於張藝謀喜愛誇張的重色調這一說從來都不準確，他用重色調。實際上是想渲染時代下女人被社會的倫理道德所淹沒的那種恐懼感，所以大紅大綠的重色調在張藝謀電影裏一直都是一個：“不祥之兆”，比如《滿城盡帶黃金甲》裏的菊花台，或者《大紅燈籠高高掛》裏的大紅燈籠，張藝謀電影的重點實際上始終在描寫女性在時代裏的壓抑，隻要這種壓抑性能夠表現出來，他隨時可以拋棄這種誇張的色彩。比如《秋菊打官司》或者《山楂樹之戀》，或者《一個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裏的秋菊，很明顯的是一個被時代所壓迫，所壓製的女人，她的抗爭和無力才是張藝謀最想表現的東西，所以，張藝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女性視角導演。他的內心住著一個鞏俐，住著一個和命運抗爭的女人。最後說一下，張藝謀96年有一部電影叫《有話好好說》大家都說那不像是張藝謀的電影。很多人說那太喜劇了，實際上則是張藝謀拋棄了女性視角造成了，結果那電影怎麽看都像是主演薑文的薑文式電影，那才是薑文的內心。
秋菊因為丈夫被村長踢了下身要害，而千裏迢迢的去追尋一個說法。這個說法看起來似乎簡單但做起來去很艱難。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關於現實農村生活的影片，圍繞農婦秋菊想要討一個說法而展開，著重刻畫了她不斷的奔波的過程，對農村生活狀態和人物關係以及倫理進行了真實的表現，簡單直接的表達了人對自我權益的覺醒。影片拍攝手法樸實，並有一些偷拍的實際生活場景。給予影片無比強烈的真實感，並且把秋菊堅強、樸實的個性表現的淋漓盡致。讚頌了農村女性的自尊、自強、自信以及法製觀念的覺醒。
張藝謀的電影都有他獨特的見解，這次用鄉村的題材來講述一個要強的女人，或者說是認死理的女人。為什麽秋菊要一步步的到村裏、鄉裏、縣裏、市裏討一個說法呢？我們也可以跟隨著影片的腳步看到她迷茫的眼神、失落的眼神、期望的眼神、好奇的眼神、倔強的眼神、幸福的眼神。一個農村的婦女為什麽要這麽的辛苦呢？她為了什麽呢？心中的一口氣，追求著時尚的前進步伐，相信著法律的公平。一個覺醒的意識。更重要的是她告訴所有農村的人官司就是這樣打，不要害怕！不得不說人靠衣裝，一身紅衣綠頭巾，一口鄉村土話大美人鞏俐搖身一變，鄉土味十足。正是這身鄉土特質，展開了整個故事――打官司。
從一開始，秋菊出發點就隻是“討個說法“。第一迴合，真正起作用的是李警官和村長的礙於彼此的情麵。但作為一村的權威人物，村長怎能輕易能拉下臉來，所以第一次”打官司“，未能讓秋菊真正服氣。於是秋菊二進縣，一紙狀告縣太爺。這個情景其實像極了古裝電視劇裏麵的場景。這次秋菊還算左右逢源，遇上熱心的房東，正直的官員，但是第二次的結果依舊未能如願。迴到家裏，左鄰右裏開始對他們家竊竊私語，丈夫也開始有所動搖。但秋菊不知道哪來一股愣直的勁，三次入城，一定要討個理。你說一個懷胎八月的鄉下婦女千裏迢迢進城去，是多麽費事又費錢，但這都不打緊，我們的秋菊真正在乎的其實是一個”理“。
理是啥？我的理解是維持鄉土社會人際關係正常運作的潛在規則，由道德出發一定程度上裁決著人們的行為規範。打人無理，賠罪則理所應當，不認錯則於理不通。當秋菊和村長之間的規則無法自覺維係時，打官司就是借助外界強力來達到疏通。
經曆兩次失敗的”官司“之後，秋菊終於誤打誤撞打開了法院的大門。有一個片段很有意思。要開庭了，秋菊遲遲沒有出現她問他的律師為什麽曾經幫助過她的大好人區長成了被告，這並不是她想要的。此時的秋菊，開始進入了道德和法律判斷體係的混亂中了。律師說服她。那隻是一個程序，被告也有好人。一語正也道出了道德審判非好即壞與法律審判的不同之處（律師有時還會為”壞人“說話呢）。
經過一個冬天的折騰，孩子總算是生下來了，還是村長不計前嫌揀迴的一條命。擺滿月酒。秋菊無論如何都要請村長到場。這裏或多或少讓我感受到了鄉土社會人際關係的一些溫情，這是它極好也讓我深深感懷的一麵啊。這時，突然來人告知秋菊，官司已打贏，村長已被抓去拘留。秋菊即刻追將出去，望著去路，眼神中卻流露出迷茫。影片在這裏戛然而止。停留在一種狀態之中。
電影中，秋菊的扮相，最亮眼的就是她那頭戴綠圍巾，身穿紅棉襖的樣子，看她挺著身子夾著寒風拉著妹子去縣城就為她丈夫被打的事，來迴折騰，“俺就是想要個說法”，那麽堅持的想討個公道。我卻覺得真是好笑。又有些可憐她。
鞏俐的片子，都知道，隻是沒有看過幾部。對於這樣的大腕隻是熟悉已經套上光環這樣明亮的她。對於她的演技，可有可無的沒有太多關心。
通過這部電影，深刻被影後鞏俐的演技打動。她的扮相，動作，言語，讓你覺得她就是陝西那邊的婦女，包括走路的姿態。
喜歡張藝謀拍的以前的一些電影，真實，質樸，深刻。反應當代社會。揭露社會黑暗麵。
他們說的不是台詞，而是生活；這便是一部好電影。生活總是很奇怪的事情，在這部影片裏我看到了一個女人偏執，如果是我尚小的時候看了這個影片，我會說好，說真的好。可是現在我已經長大了。也曾固執過，也曾放棄過，突然覺得“得饒人處且饒人”說的是真理。
當然，老張這部影片主要講的不是這個意思，他可能想表達的隻是老百姓要有爭取自己權利的信念。也許這就是我們大多數人存在的一個毛病。為什麽這麽說呢？仔細想來當你把自己當作弱者的時候才可能更需要一些他人對你心靈上的慰藉，如果我們根本明白這個道理，又何必大費周章，興師動眾的討個說法呢？
不論怎麽說，這還是一部好看的電影，有我喜歡的人，有我喜歡的執著，有我喜歡的淳樸和愚昧……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意思是：以政令來教導,以刑罰來管束,百姓會因求免於刑罰而服從,但不知羞恥;以德行來教化,以禮製來約束,百姓會知道羞恥並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傳統的道德觀和現代的法律製度之間的衝突。
傳統的中國有著自己的治理方式，那就是禮法並用，而在中國的農村可能沒有係統的法律意識，但是覺得有著殘存的傳統道德觀念。麵對著現代的法律製度（隻是法律製度，很少考量道德因素），有著一些困惑和尷尬。
秋菊沒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是，我就是想討個說法，怎麽村長被抓走了？
這涉及到道德和法律評價標準的區別的問題，
道德的評價標準是善與惡，而法律的評價卻是合法和非法。在道德上，是對人的整體考慮，村長是個好人，急公好義，就是做法簡單粗暴了，不該踢了秋菊男人那裏一腳，村長總體上是個好人。可是在法律是，沒有了對人的考量，法律麵前隻有人的行為，誰做了什麽或者沒有做什麽，這種行為在法律上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法律視角看來就是，某甲踢了某乙關鍵部位，構成了輕傷害，行為是非法的，應當受到懲治。
可以看出，法律的考量也的有他的局限性的，當現代的法律製度和傳統的道德理念相違背的時候。不但普法變得艱難，守法（法律的守法也包括積極的實現自己的權利）也變得有些艱難。
舊的傳統正在瓦解，新的法律製度還沒有普遍的接受，這是這個時期的尷尬。以政令來教導,以刑罰來管束,百姓會因求免於刑罰而服從,但不知羞恥;以德行來教化,以禮製來約束,百姓會知道羞恥並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對秋菊而言。最好的結果恐怕是法院經過調解，老村長要道歉並賠錢，秋菊當場表示不用賠錢了，隻要個說法就好了，迴到村裏麵，拿著雞蛋酒肉，到村長家道歉認錯。畢竟以後還要在村裏麵混的。秋菊打官司》，一部老片子了，隻看片名就讓人感覺有一股濃濃的鄉土氣息撲麵而來。一直很喜歡這樣的片子，因為影片裏的人物總是簡單得如此讓人感動，在你深深地投入劇情的同時，你會感覺到自己和他們一樣，在浮華世事中沒有改變什麽，沒有丟失什麽。依舊幹淨而又透明。
看這部片子的時候，我先是秋菊的執拗而頑強而感動。一個女人，寒冬臘月裏挺著大肚子數次往返於鄉縣市與交通閉塞的小山村之間。不為別的，就隻為討個說法。她頂住了村裏人的風言風語，抗過了家裏人的不理解，搭上錢，搭上人，啃冷硬的燒餅，擠最便宜的土炕……所有的一切，都隻為讓踢傷她丈夫的倔強的村長認個錯，給個說法。
如此執拗而又頑強的一個女子，現如今已經不多見了。然而。她又是蒙昧的，對於村長，，她並不想趕盡殺絕，卻由於法律意識的淡薄，最終將村長送上了鳴笛的警車唿嘯而去。我不知道秋菊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得。但我知道，直到村長被警車帶走的那一刻，她也沒有討到她想要的說法。她知道村長是好人，她的本意也並非如此，然而，一千個一萬個不情願都在糊裏糊塗中發生了。
除了秋菊，影片中的村長便是第二個讓我感動的人物。他有著那個時代農村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輕女”的偏見，他脾氣暴躁，他倔強而又偏執……然而，縱然再多的缺點也掩蓋不了他淳樸而又善良的本性。
麵對秋菊的一次一次的上訪，他以及家裏的人卻仍然向沒事兒發生似的向往常一樣對待秋菊和秋菊的丈夫。得知秋菊產後大出血之後，他一把年紀了更是半夜三更冒著風雪顛簸在求救的山路上，他的心裏沒有摻雜絲毫的個人恩怨。秋菊脫離危險後，他沒有順水推舟地提出任何要求，反而對秋菊的丈夫說：“等秋菊好了，她要告就讓她去告吧！別攔著她！”想起現在社會上那些數不勝數的因舉報而遭受打擊報複的事件，突然感覺寒氣逼人。那些貪贓枉法的所謂人民的父母官，在淳樸而又善良的村長麵前，實在應該低下頭反思一下了吧！
影片看到最後，我仍然分不出誰對誰錯。我同情秋菊，佩服她的頑強與執著；我敬仰村長，欣賞他的淳樸和善良。我不知道秋菊一個說法的代價到底大不大，我也不知道低下頭認個錯究竟有多難。我隻知道，他們都是好人，世間少有的好人。
與《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相比，《秋菊打官司》是一部一望即知的“另類之作”。高度紀實的風格，波瀾不驚的敘事，特別是女主角秋菊邋遢土氣的造型，無論對鞏俐還是對張藝謀來說都是一次突破。但無論如何，張藝謀畢竟還是把視點放在了他最熟悉，也最善於駕馭的“女性”身上。在《秋菊打官司》這部影片當中，“女性”不僅指涉村婦秋菊這一個體，也承擔著重要的表意功能，攜帶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
首先要澄清的是，秋菊代表的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女性”或“中國女性”――她絕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因此她所關聯的也不是“婦女解放”或“女性啟蒙”這一層麵上的性別問題。從電影中我們了解到，她上過中學，掌握著家中的財權，敢於拋頭露麵……事實上是整個家庭的領導。至少在影片所表現的年代，這樣的農村婦女絕對是少數。其次，為了襯托秋菊這個“非凡”的女性，片中的男性角色多多少少都被壓抑了。秋菊的丈夫萬慶來生性老實，本來就處於弱勢。又被村長踢傷了下身不能行動，所以實際上暫時處於某種被閹割的狀態。村長王善堂雖然掌握著一定的權力，但因為生不出兒子，男性的主體地位也遭到了質疑和挑戰。包括秋菊的公公、李公安、嚴局長和張律師等男性角色。麵對秋菊的質疑和要求，他們隻能唯唯諾諾，從來不能以“你是女性”為由來阻礙她的行動。從這個角度來說，《秋菊打官司》的紀實風格隻是張藝謀在電影形式上的一種嚐試。這仍然是一個精心編造的故事，一個別有深意的寓言。崔衛平教授借用“脫序人”這一身份來定位秋菊――她的強烈個性顯然不能為傳統閉塞的鄉村女性世界所容納，而當她完全置身於男人的世界中，為自己尋求一份公平時。她也處處不按常理出牌，幾乎完全置身於成規與秩序之外。這一定位顯然比僅僅通過性別命名要準確許多，也有效地避免了關於“女權主義”的某種誤解。
性別沒有作為一個現實問題進入張藝謀的視野，甚至是被有意地過濾掉了。對於影片這一刻意的處理，觀眾之所以還能接受下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秋菊是一個孕婦。這本來是張藝謀為幫鞏俐入戲而增加的一個細節，實際上在很多時候卻成了敘事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因為秋菊有孕在身，官員們對她的尊重和優待才變得順理成章――盡管那些優待毫無疑問地遠遠超過了普通官員對百姓的關心。同時。女性特有的懷孕、生育屬性及其背後所聯結的複雜文化心理，也構成了影片表意策略的關鍵。迴想起來，這重重糾紛的起點。就是萬慶來“抱一窩母雞”的咒罵中對村長生育力的否定。當慶來在權力的對抗中處於弱勢時，他立刻攻擊村長的生育能力――在這場無形的比拚中他顯然是勝者，因為他有懷孕的妻子秋菊，而生了四個女兒的村長已經被“計劃生育”了。村長的惱羞成怒和拒不認錯恰好說明了慶來這一惡毒攻擊是多麽有效。可以想象，如果慶來罵的是別的話，村長很可能根本不會動手。而村長踢向慶來的下身，也明顯地是針對這句咒罵的報複――他下意識地要消滅慶來的生育力――這正是秋菊打官司的原因：“你是村長。打兩下沒啥，你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可見她捍衛不是慶來的尊嚴，而是生育力的尊嚴。
與權力相比，“生育力”在鄉土中國絕對是更為根本的價值判斷準則。“不是村長”與“沒有兒子”相比。顯然後者是更加嚴重的缺陷。在“無條件地捍衛生育力”這一大前提下，誰是強勢，誰是弱勢，就需要重新考量了。秋菊身為孕婦，無疑占據了絕對的心理高地。她之所以能不畏強權，不依不饒地把官司打下去。身後是這種無形的力量在撐腰。她挺著大肚子往那一站，就不怒自威；她咬住“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這一原則，指出至高無上的生育力才是問題的關鍵，別人就無力反駁。一個孤零零的女性或許還是弱勢，但一個搭載了“生育”這一屬性的孕婦，就幾乎可以淩駕於兩性之上了。這樣一來，村長的倔強也就可以得到同情：一個喪失了生育力的男人對一個孕婦，誰是弱者顯而易見。向秋菊認錯，就等於在這場已經失敗的比拚中低頭，接受慶來對自己生育力的蔑視――而這是一個男人所不能接受的。即便到了最後，村長把難產的秋菊送到醫院，還要說明他不是向秋菊低頭，“她要告讓她告去”。但當秋菊抱著兒子來到他家，請他喝酒，他看見男嬰時那由衷喜悅的表情，以及欲蓋彌彰地把生女兒的事完全怪到老婆身上的行為，無一處不流露出一個輸家的心態。
至此，秋菊對村長的毫不同情，已經勝利卻還要“踏上一隻腳”的行為完全喪失了其崇高性，反倒是村長最後決定參加滿月酒席的和解舉動顯得十分大度。但這不是一部道德評判的影片，紀實的風格很大程度上幫助作者隱匿了他的態度，隻是在結尾將一個出人意料的“現實”推到我們眼前。正如戴錦華教授所說：“秋菊所固執的並非‘感天動地’之‘竇娥冤’，秋菊曆盡艱難所求得的當然亦非天理昭昭、天網恢恢的‘大團圓’；於是，古老秩序中的一幕有唱有和的權利與情理的遊戲，終因此秩序外的因素的介入。而成了一樁離情悖理之事。秋菊的固執不是成就了、而是撕裂了那幅其樂融融的鄉間滿月酒宴圖。”
雖然褪去了濃墨重彩的渲染，舍棄了迴腸蕩氣的高歌，但《秋菊打官司》與第五代的諸多代表作品一樣，都在迴答中國“現代化與民族化”的命題。它用素樸庸常的生活圖景呈現了真切的。活著的鄉土與城市，又以突如其來的一臉困惑，暗示了關於“啟蒙”與“現代化”的反思。《秋菊打官司》常常被法律界文章批判，說影片中的官司打的有何種紕漏。這種批評在法理分析上無可厚非，對於電影解讀卻是緣木求魚。張藝謀說：“我們想在影片中展示的是一種富有鄉土氣息、鄉裏鄉親的、家庭式的人際關係……對於打官司的結果，我們並不想做重點展示，我們想通過表現秋菊打官司的過程。讓觀眾更多地看到一些現代農村生活的原貌和現代農民的生存狀態。”在一點的表現上，張藝謀做得非常成功。無論是在鄉公安局偷拍到的農村青年領結婚證的片段，還是在市法院休庭時，旅店老板在人行道上那一番充滿民間智慧的分析，都讓我們感到親切鮮活的鄉土氣息。同時，對打官司本身的淡化處理，也是為了“強化人物這種自我意識的覺醒”。“自我意識”究竟是什麽？在秋菊看來，就是“錢不錢的無所謂。我就是要個說法”。現代化、商品化的邏輯是把所有問題轉化為“人民幣能夠解決的問題”，也就是“上級領導”在判決書中反複強調的“安定團結”，“求大同存小異”。影片中雖然沒有“好人壞人”的區分。但他們在思維方式上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李公安，萬慶來等人顯然代表了現代化與商品化的思維――反正經濟上不吃虧，就不用生那閑氣了。他們當然不能理解秋菊的做法。李公安在讓王村長給秋菊個“說法”的時候，甚至可愛地犯起了結巴，思維的隔閡可見一斑。秋菊――或者也包括王村長――則顯然遵循著另外一種思路。他們都不在乎錢，但一定不能輸這口氣。所以說，秋菊在現代化和商品化的進程中也是一個“脫序人”。她拒絕用人民幣解決問題，而是要求一個金錢買不到的“說法”。筆者認為，所謂“自我意識”就體現在這一點上。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秋菊的“自我意識”絕對不是“啟蒙”或“現代化”帶來的。反之，影片包含了很多對鄉土中國啟蒙運動的反思。例如，秋菊是一個讀過中學的學生，但她對自己的知識毫不自信。無論是寫申訴書還是看信，都要求助別人。人家跟她**律程序，她也似懂非懂。她的鄉人們更是如此。甚至對村長來說，秋菊去城裏打官司也隻是“把局長的小汽車都坐了”。啟蒙運動已經過去了將近一百年，而九十年代的鄉土中國還是這樣一種局麵，其尷尬不言自明。從影片中我們看到，秋菊開始去找村長，問他到底“管不管”，所尋求的還是一種“人治”。她對村長仍然信任，以致把“被告”當成了法官。而最後法律看似幫她撐了腰，實際解決的完全不是她提出的問題：最後使王村長被拘留的證據是慶來肋骨的骨折，而不是秋菊一直強調的“要命的地方”。
法律當然解決不了秋菊的問題，因為兩種思維從根本上就南轅北轍。秋菊的“自我意識”實際上是作為一種前現代鄉土社會的遺存，憑著頑強的個體意誌，借助現代化社會的法律武器――當然還有足夠的金錢支持――與商品化進程作鬥爭，這注定是沒有結果的。法律不僅不會判給她一個金錢以外的“說法”，還在最後破壞了這個其實已經到來的和解。村長在洗臉刮胡子，像要過年一樣準備參加秋菊兒子的滿月酒時被抓走。說到底，即便這樣，秋菊也沒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一聲道歉。而村長迴來後，秋菊即將麵臨的人際危機則顯而易見，各種隨之而來的麻煩也都將浮出水麵。
現在看來，二十年前的一部《秋菊打官司》在當時頗有時代意義。九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國大陸熱烈迎接現代化、商品化大潮衝擊與洗刷的年代。如戴錦華所說：“在經典的第五代電影中，‘現代化’或曰文明社會，是外在於特異的中國曆史、中國文化的力量；是一個潛在的權威視點的擁有者，一個無形而巨大的參照係。某種外來的拯救或毀滅。”這個外來者不僅給秋菊留下了滿臉的迷惑，也給鄉土中國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困擾。代表現代化前進方向的“求大同存小異”實際上是一個擠占異類生存空間的過程，通過消滅異類來達到更大的“大同”。不僅是二十年前，啟蒙運動，現代化、商品化、法製化進程究竟給鄉土中國帶來了什麽，直到今天都是一個無比鮮活，卻又難以迴答的問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2010年，以《秋菊打官司》拍攝地為基礎開發的旅遊景點“秋菊山莊”被曝出“關押上訪群眾”的醜聞。“秋菊山莊專關秋菊”，讓《秋菊打官司》中那個溫情脈脈的上訪故事在今天看來更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寓言。現代化、商品化與鄉土中國的遭遇戰還沒有打完，這其中的衝突與糾葛，決不隻是鞏俐臉上那片美麗的茫然。二十年後，我們仍然可以用戴錦華教授在《霧中風景》中對第五代的評價來歸結對《秋菊打官司》這部影片的討論。“第五代的意義，更在於他們以電影的方式加入中國80年代的曆史文化反思運動――不再是對種種社會政治話語的轉述，而是一個獨特的。空前有力的發言者。而且在一個突然洞開的曆史視域中向世界呈現了一個曆史的、同時朝向未來的中國形象。”《秋菊打官司》不僅為世界呈現了一個頑強，倔強，有“自我意識”的中國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自己提供了一幅現代化進程中鄉土中國的圖景。如果我們細細品讀這幅畫卷，我們會發現它絕不是一幅紀實速寫，而是一個始終聯係著活的鄉土，活的中國的現代寓言。
《秋菊打官司》是張藝謀的老片子，1992年上映，鞏俐主演，主角是一根筋的秋菊。故事情節很簡單，村長踢了秋菊丈夫一腳，秋菊要村長道歉。村長隻賠錢不道歉，秋菊就告到鄉裏、縣裏、市裏、再到市法院。
這事情說簡單也簡單，不就是被踢了一腳嗎，多大點事，再說也確實是文件不允許在莊稼地裏蓋房啊，慶來當時也說了不中聽的話啊。換作一個有兩根筋的人。一點事都沒有。偏偏就是一根筋的秋菊，把尊嚴看得比命還重的秋菊，碰上了把麵子看得比錢重，死也不道歉的村長。
其實秋菊上訪（姑且以現在這種說法，稱為“上訪”）這件事情在哪個地方都可以中止。當鄉裏調解，村長給慶來200元賠償的時候；當縣裏調解，維持鄉裏調解結果的時候；當市裏調解，認為縣裏鄉裏處理合適，而且將賠償金加到250元的時候；當市法院公開審理，認為市裏縣裏鄉裏的調解都合適的時候。
連被害人秋菊丈夫慶來，也覺得秋菊過份了，應該到此為止了。
村裏人也在背後說秋菊太厲害了，已經可以了。
我也覺得秋菊付出太多了，不值得，也沒打成什麽樣，已經賠錢了，非爭那口氣幹什麽，況且正有身孕，還要為孩子著想啊。
而且，秋菊難產，慶來去向村長求助，村長雖然開始不願意，卻還是在半夜裏，大雪天，騎著自行車去找正看戲的幾個年輕人抬秋菊去醫院。
到這裏，我覺得秋菊情何以堪。
劇情在此急轉直下。秋菊很感謝村長的幫忙，給孩子辦滿月酒時，請村長去喝酒。村長正在家裏洗臉刮胡子哩，突然公安出現，說是看到慶來拍的片子，肋骨骨折，構成了輕度傷害，拘留十五天。公安現場就把村長給帶走了。
然後，秋菊在雪地裏火急火燎地跑，追趕著警車。因為這不是她要的結果。
很多次，我都感到秋菊的孤獨。挺著大肚子走在雪地裏時，執拗地坐在拖拉機車鬥時，茫然地站在市裏被三輪車夫騙時，站在雪地裏望著警車遠去時……
也許是張藝謀的片子拍得太有現實感，我幾乎把這個女人當作自己的姐姐，我想罵她，你這個女人，怎麽這麽笨呢？為什麽非要去爭那一口氣？為了這口氣，眾叛親離，空耗財物，村長後來也救了你的命啊，你為什麽非要把他關進拘留所？如果沒有骨折呢，你還會一直告下去嗎？
這是一個無限不循環小數。
先看了劉瑜的《送你一顆子彈》，再來看《秋菊打官司》，我對秋菊有了新的看法。秋菊大概就像毛姆《月亮和六便士》裏麵那個追逐夢想的人。在上一篇日誌《子彈擊中我》裏，我提到兩句話“被夢想俘虜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運。”“在蘭德的觀念裏，成功與功成名就沒有什麽關係，成功就是一個人捍衛自己的完整性。在這個意義上，秋菊是一個偉大的女子，她堅持著她的堅持，不達目的不罷休，在這條路上，不被利誘，不被威逼。雖然她沒有成功，但是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她遵從了自己的心，是一個真女子，是我敬佩的偉大女子。從這個意義來說，她能不能告成不重要，村長道不道歉不重要，她能順著自己的心活著最重要。而劇作者對結局的處理，大概也陷於一個漩渦裏，不能自拔，他無法把故事完整結局了。但是這個不完整卻超現實的結局，我還是能夠接受。
我還注意到，秋菊在影片裏基本上不笑，總是純粹的執拗的表情。我想這大概就是一個追逐夢想而在現實中孤獨著的女人的真實表情。
現在，我為這部影片找到了結局，在秋菊的眼睛裏我看到：如果沒有骨折，村長沒被抓，秋菊會一直告下去；就算是村長救了她的命，但是隻要村長不道歉，秋菊就會一直告下去。這是她的夢想，哪怕一路隻有噩運！村長這個形象，在這部影片中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公家幹部，更是代表著傳統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中的族長形象，是傳統家族倫理和人倫關係的維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