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坐擁三鎮的安祿山發動叛亂,聲勢浩大,險些覆滅大唐。


    戰爭足足持續了八年。安祿山死了,叛軍便擁立安慶緒;安慶緒掛了,叛軍再擁立史思明;史思明完蛋了,叛軍跟著史朝義。


    多年戰亂下,海內空虛,虛弱到極點的大唐朝廷再也打不下去了。


    再加上吐蕃又在西邊搞事情,最後,得,你們這幫子河北佬,給爺磕一個,認個錯,咱就當叛亂的事沒發生過。


    河北的哥們也打累了,大家夥一合計,也行哈,反正都是些個麵子活。


    然後叛軍“投降”,天子設立盧龍、魏博、成德三大節度使,史稱河朔三鎮。


    但是誰都知道,這種和平脆弱的很,隻是大家都筋疲力盡的一種折中選擇罷了。


    一旦朝廷緩過勁兒來,指不定又要逮著河北這塊兒地搞事情了。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心裏明鏡似的。但是論勢力,你區區一個河北藩鎮,數州之地,能比得過三百州的中央?


    更遑論朝廷那邊還有大義名分,你拿什麽去抗?就算三鎮合體也沒什麽勝算。


    咋整?窮兵黷武,壓榨民力?那估計還沒等朝廷打過來,魏博人先把你哢嚓了。


    思來想去,隻有一個辦法--讓利。


    朝廷那邊說田承嗣“重加稅率,修繕兵甲”,他老田得喊一聲冤枉。


    自己一個名義上臣服朝廷的節度使,要是再橫征暴斂把魏博的鄉親們都給得罪死了,中央軍一過來還不扭頭把自己綁了投降?


    實際上魏博七萬多戶加上隱戶最多百萬人,養了十萬兵,但大家夥的日子過得卻還可以。


    因為除卻牙兵萬人是脫產士兵,其他的普通士卒、團結兵都是半脫產,平日裏都要拿起鋤頭種地養家,隻是閑暇時候需要集結訓練罷了。


    這麽一看倒是跟初唐時候的府兵有點像。


    這麽一來,養兵的壓力就比較輕微了,輕徭薄賦也足以支撐一萬常備軍。


    本身河北這地界在大宋三易迴河之前就是天下糧倉膏腴之地,說是天下首善也不誇張,節度使又體恤民生,這小日子過得好不快活。


    田承嗣們拚了命地壯大自身,賣力討好麾下的軍士們,一應財貨保障到位。


    反觀朝廷治下,民生艱難,官吏貪腐,百姓被課以重稅,民眾逃亡的事情層出不窮,兩相對比之下,魏博人民當然不願意迴到朝廷的溫暖懷抱中了。


    就這樣,擁兵自重的田承嗣一生六次叛變,然後每次都得到朝廷“諒解”,一直活到了75歲才壽終正寢。


    不管河北人民怎麽想,中央的朝廷可是心心念著要把不聽話的藩鎮給削平。


    在安史之亂結束十幾年後,從滿目瘡痍中逐漸恢複過來,財政稍稍寬裕了一些的唐廷,在英明神武的唐德宗即位後開啟了削藩進程。


    中央神策軍大兵壓境,再出錢讓聽話的藩鎮一起開工,開局一片大好。


    不過這銀錢也跟流水似地撒出去。皇帝陛下到底還是高估了自己的家底,很快,因為國庫空虛,賞賜撥付不到位,涇源鎮士卒兵變,天子倉皇出逃,朝廷威嚴掃地。


    後來為了穩住局麵,唐德宗無奈捏著鼻子下了“罪己詔”,鬧事的藩鎮也順坡下驢表示願意繼續服從大唐中央的領導,嗯,名義上的那種。


    田氏家族執掌魏博四十多年,開始的時候倒也大權在握。


    但田承嗣厚待士卒也帶來了反作用--魏博兵越來越驕橫。


    老田是開創者,威望卓著,牙兵們自然服氣,後來的繼承人若是能盡心盡力為大家夥謀福利就算了,若是膽敢胡亂作為,魏博男兒的刀可不是用來殺雞的。


    節度使的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憋屈。


    我可是大哥啊,不僅不能隨意動用公款,還時不時得把家財拿出來些拉攏人心。


    這叫什麽大哥?這工作,勞資不幹了。於是到了田弘正這裏,舉鎮歸附朝廷。


    這會正是唐憲宗在位,這是德宗李適的孫子。


    涇源之亂過後,強明自任,一派明君氣象的德宗皇帝變成了任用宦官、寵信奸臣、姑息藩鎮的昏庸之輩。


    德宗可不管這些,什麽明君昏君,一番折騰下來,李適就隻剩下了一個追求--錢。


    不管用什麽手段,不惜一切代價,拚命摟錢。


    守財奴唐德宗雖然被罵成狗,但確實給後麵的皇帝留下了一個相對充裕的國庫。


    同時兩稅法成效日顯,一年3500萬貫石的財政收入讓中央有財力將軍隊擴充到了二十萬,其中包括十八萬多大名鼎鼎的神策軍。


    削藩的時機終於成熟了。


    在強大的財力支持下,四川、鎮海、淮西、淄青等刺頭先後被平定。


    最讓人撓頭的河朔三鎮也不願意觸碰氣勢正盛的朝廷黴頭,在憲宗皇帝灑下大筆的錢財收買人心後,河朔人民暫時迴到了朝廷溫暖的懷抱,終於願意接納中央任命的節度使。


    但是很快,長安派去的幽州節度使張弘靖就把招撫大業搞砸了。


    這位哥們估計是在朝廷的地盤作威作福習慣了,到了盧龍地界也是官威十足,八抬大轎,前仆後擁。


    這也就算了,個人作風嘛,頂多就是看不慣叨叨兩句。


    但是老張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賞軍錢一百萬克扣了二十萬下來。


    興許在張弘靖這不算什麽,百取二十,我都清廉到這地步,還有什麽好說的。


    但盧龍驕兵們可不會慣著你,扭頭就反了。


    成德、魏博也是一樣,從此把朝廷的任命當成了耳旁風,自行推舉節度使。


    朝廷有什麽辦法,德宗以來攢的錢已經花了七七八八。打,未必打得過,隻能捏著鼻子認了。


    這個時候唐廷也發現了,河朔節度使已經不再像安祿山那般是中央的致命威脅了。


    實際上,很多當上魏博節度使的“幸運兒”,任上都戰戰兢兢,不敢有絲毫損害士卒們的行為,生怕一個不小心就被心懷不滿的丘八們給噶了。


    丘八們被養刁了胃口,一旦財政緊張無法保證待遇或是節度使私自挪用軍需,馬上鼓噪入內,一不小心就把還在睡夢中的老大砍翻,換人上位。


    節度使實際上成為軍事民主化製度下,基層官兵選出來的一個軍頭。


    為什麽會這樣,本質上還是因為沒有一個明確的權利框架。


    同樣的地方割據,周朝的諸侯就沒有這種煩惱。


    周朝的禮製對於地方勢力的繼承權有明確的規定。世代傳承下來,權力十分穩固。


    就算是“曲沃代翼”這種大逆不道的事也是自家人打成一團,什麽時候也輪不到一個外姓。


    在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之前,誰敢這麽幹就等著被國內國外諸多勢力一起解決吧。


    晚唐的藩鎮又是個啥情況,士兵們幹死大哥,擁立個新人上去,然後請中央認可。


    朝廷能怎麽辦?不承認就得開打,虛弱至極的中央政府哪來的錢財去開片?咋整,捏著鼻子認唄。


    而且其中未必沒有你們藩鎮內亂越厲害,我中央政府才更放心的意思在裏麵。


    而藩鎮這邊,新上任的節度使會把之前擁立他的鬧事牙兵給噶了防止後人效仿嗎?


    也不是沒幹過,但為數不多。而且即便以儆效尤,也隻是挑幾個刺頭,不敢鋪開了來。


    你一個士卒擁立上去的boss能有多大威望啊,玩株連不是找死?


    結果就是驕兵悍將一次次搞事情卻並沒有受到多大懲罰。


    既然這樣,那還有什麽心理負擔?不滿意就鬧事唄。


    以至於到後來,節度使的職位都成了個燙手山芋,不是野心大的主接都不敢接,甚或是直接被逼著坐上這位子,敢不上位,一刀剁了。


    史憲誠、何全皞、樂從訓珠玉在前,哪個還敢在這種軍事民主的氛圍內妄圖獲得無限的權利?


    如果魏博鎮處在離中原幾十一百多公裏的一個大島上,又發現了個物產豐富的新大陸,那桀驁不馴的魏博武夫估計很樂意為了更多的財富征伐四方、聯絡貿易。


    後麵說不定還能催生出一批資產新貴,搞個《大憲章》、《權利法案》啥的,當然,也可能走上波蘭那種過度民主的邪路。


    但大唐帝國的魏博鎮顯然沒有這個條件。


    四戰之地,自保有餘,向外擴張?對不起,不感興趣。


    為啥,沒有利益啊。


    唐初府兵立功,可以授勳官,得田地,魏博可沒這條件。


    田地?早就分光了。勳官?得個虛名也是在鎮裏頭打轉。


    而且外戰準備打誰?打朝廷那是捅馬蜂窩,打藩鎮,周圍沒有一個善茬,花費大把的錢糧也未必能打下一座城池,得不償失。


    所以魏博鎮向來是外戰外行,內線作戰則發揮超常,讓敵人頭疼不已。


    這個時候的河朔藩鎮都忙著安撫自家的兵大爺,也沒什麽興趣去學安祿山搞一把大的了,朝廷也樂得安生。


    接下來的幾十年,整個大唐總體上還算和諧。但是危機總是在慢慢醞釀。


    雖然因為時間太過久遠,晚唐的史料遠不如明清那般詳實,但是曆史進程嘛,總是可以猜測出大致的發展脈絡。


    參照最後兩個王朝的興平衰亡,可以想見,中晚唐時期,隨著人口增長,人均土地越來越少,民眾逐漸不堪重負,最後落第書生黃巢舉起大旗,轉戰萬裏,直逼潼關。


    曾經挽救大唐於危亡之中的神策軍再次受命,卻一觸即潰,淪為笑柄。


    後世總結原因時,總是說是因為過於優厚的待遇把這支虎狼之師養廢了。


    什麽神策軍的收入是其它軍隊的三倍有餘、賞賜豐厚、優先晉升等等,導致飛揚跋扈、不事訓練等等。


    嗬,這話聽得,大概就跟說宋禁軍、清八旗因為日子過得太好所以才失去戰鬥力一樣。事實真是如此嗎?


    在很多人心目中,一支強大的軍隊,似乎就不應該像個俗人一般追求物質待遇,須得像紅軍一般餓著肚子過草地,像誌願軍一樣就著雪水吃炒麵。


    然而,曆史上的強軍,無論中外,都有著良好的待遇。


    哪怕是很多人心目中有著鋼鐵般堅定信仰的新中國軍隊也是一樣。


    這是人性決定的,這個世界上有聖人,有小人,但大多數都是普通人,追逐更好的生活是他們的本能。


    誰能夠提供更好的前途,他們便願意為誰效力。


    神策軍最有戰力的時候是唐憲宗時期,這段時間是中晚唐財政收入的巔峰,三千多萬貫石。


    這是個什麽水平呢?以當時大概鬥米五十文的物價折算,也就是五千來萬石的糧食。


    唐石較小,折算成明清石米,還不到四千萬。


    這個數據,已經達到了乾隆年間四千八百多萬兩外加八百萬石糧食七成多點,跟萬曆年張居正改革時期約莫兩千萬兩出頭按糧價折成的四千萬石糧食收入差不了多少。


    非常難得,畢竟唐代的經濟發展水平、南方土地開發程度肯定是不如千年後的,還有些根本不鳥中央、一毛錢都不上交的刺頭藩鎮和雖然還算恭敬但難免有些陽奉陰違意思的半刺頭,能收到這麽多,的確是窮盡民力了。


    大清國八旗綠營加一起八十萬,大明初年軍戶製的時候不算,改成募兵製後也有八十多萬的兵額,這大唐中央養個二十萬人應該是很輕鬆的吧?


    實際上並沒有,因為跟大清國中央獨大不一樣,中晚唐的財政分配模式是上供(供應中央)、送使(歸節度使)、留州(留給各州)各占三分之一,朝廷實際能夠使用的也就隻有一千二三百萬石。


    地方強勢,中央隻能妥協,不然再來幾個朱泚、李希烈,大唐就真的玩完了。


    一千三百萬石,抽六成出來養兵,這個比例絕對不低了。


    在沒有戰事的情況下,王朝軍費開支能達到一半就非常驚人了。


    在位期間窮兵黷武,軍事開銷占了財政收入七八成的我大清十全老人,不打仗的平時年景,也才撥付了不到財賦四成的錢糧給兵大爺們開工資。


    七百多萬石的軍餉,發給二十萬中央軍,是個什麽水平?比乾隆前中期的八旗兵待遇稍差一點。


    二十萬八旗兵年耗餉七百多萬兩銀子。


    十全老人前中期銀子還比較值錢,一石米也就一兩銀子或稍多點的水平。


    這些銀子算下來也能買個六七百萬石糧,外加每個正兵每月一石糧食的補貼,八旗兵每年軍費折成糧食約莫九百萬石出頭。


    十全老人晚年之前的旗丁還是有些戰鬥力的,唐憲宗的神策軍也不差,所以才能壓服各路藩鎮,連桀驁不馴的河朔三鎮都暫時捏著鼻子認下了中央派去的節度使。


    但是王朝越到後期,就越會被財政問題所困擾,但具體反映到每個朝代卻也各具特色。


    大清國是被通貨膨脹所困擾,表麵上看歲入沒有減少多少,實際購買力卻嚴重下降。


    而大唐這裏卻麵臨著嚴重的通貨緊縮。


    安史之亂後,糧食價格開始逐漸迴落,並長期保持平穩一直到唐末戰亂。


    這根本就是違背經濟規律的。


    朝代初期,動蕩平複,百姓安穩下來,重新開始正常的生產秩序。


    此時人少地多,餘糧極多,糧價很低。


    百年之後,朝代進入中期,人口增長,偏遠地區的貧瘠土地也被開發出來,糧價仍然保持相對穩定。


    再之後,土地壓力開始增大,餘糧被不斷增加的人口消耗,糧價開始上漲。


    晚唐卻一反常態,乍看上去似乎不錯,但深究起來,卻不是那麽迴事了。


    在糧價平穩的同時,其他物品的價格卻一路走低。


    兩稅法實行後,稅收繳納物從錢糧布帛及各種雜貨統一改成了錢幣輔以糧食。兩稅法實行不過四十多年,納稅折算錢所需絹布便從兩匹半增加到了八匹,百姓負擔較之從前加重兩倍有餘。


    為何?因為大唐鑄幣太少導致通貨緊縮。而糧價看似平穩,實際上已經上漲了不少。


    這麽重的稅收自然是難以維係的。


    很快,隨著百姓逃亡日益嚴重,大唐帝國的稅基越來越淺薄,到唐宣宗那會,就隻有憲宗年間收入的七成了。


    這還是吃了武宗滅佛紅利情況下的收入。


    差了不少,不過倒也能勉強維持。


    如果繼續這麽發展下去,大唐說不定還有機會突破三百年大限。


    但是嘛,能力在水準線之上的皇帝不是代代都有。


    在曆經了憲、武、宣幾位還算可以的掌舵人之後,大唐等來了躺平帝唐懿宗和娛樂達人唐僖宗。


    撈錢的本事比不上父祖,花錢的能耐卻要高超得多。


    國庫入不敷出,軍人待遇一降再降。曾經發錢發糧,現在改成發布帛。


    看成色,嘖嘖,怕不得和自己老爹一般年紀。


    拿到工資的神策軍將士傻了眼,糊弄你爹呢。


    這待遇,愛誰誰,勞資不幹了。


    你不幹,沒關係,有人樂意幹。


    唐神策跟清八旗一般,都有較高的政治地位。


    八旗那是大清國族的自留地,想擠都擠不進去。哪怕是後期一個個都窮得當褲子了,也還一個個端著架子。


    但神策軍不一樣,是向全體大唐子民開放的。


    處於市農工商最底層的貨郎們可是很樂意有這麽一份兼職的。別說低薪酬,花錢買都成。


    於是軍營中的健兒都換成了長安坊市中的商賈,平日裏照顧自家生意,臨到檢閱,便裝模作樣一番。


    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大家一塊玩唄。


    財政緊張發不下來工資便免不了軍人經商搞副業,唐軍如此、宋軍如此、明軍清軍如此,甚至後來某個國旗上印著五角星的天南小中華也這麽玩。


    長安城中醉生夢死,屢試不中的醜陋才子在山東燃起熊熊烈火,宋代史書中的吃人魔王黃巢轉戰萬裏,屠光廣州胡商後北上直撲潼關。


    齊克讓領兵據敵,士卒饑寒交迫,軍餉更是連影子都沒見到。


    唐帝征發神策軍,卻隻是送菜。很快,長安再次淪陷,唐皇倉惶出逃。


    隻是這一次,卻再也沒有了複興的機會。因為帝國的稅基徹底完蛋了。


    安史之亂隻是打殘了北方,南方仍然可以為中央持續輸血,但到了唐末,江南也成了一鍋粥,朝廷再也收不上錢糧養兵了。


    這並不是什麽稀奇事,每個長壽的朝代到了中後期,總是於平靜中積累矛盾,直到最後來個總爆發。


    不過大唐倒下了,魏博人民的好日子也到頭了。


    以前秩序尚在,大家可以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


    如今天下動蕩,野心家們都開始放眼四顧,魏博的大哥卻還在和自家的牙兵鬧別扭。


    節度使羅紹威對於牙兵們的跋扈深惡痛絕,最終引狼入室,耍詭計帶著五代曹孟德把魏博立身之本屠了個幹淨。


    結果請神容易送神難,本想著慢慢收拾局麵的老羅同誌發現宣武軍住在自家不走了,把本來尚算富裕的諸州吃成了窮光蛋。


    沒了財貨,我怎麽安撫人心?得,勞資不幹了。羅紹威悔青了腸子卻也隻能入朝而去。


    魏博鎮落入了朱溫手中,驕橫的魏博人卻沒有就此安穩下來。


    牙兵雖然沒了,魏博人良好的軍事傳統還在。


    新任節度使楊師厚又征召了一支精兵——銀槍效節軍,魏博人民又重新走上了跟中央對抗的桀驁之路。


    後麵梁皇要拆分魏博,一群驕兵扭頭投了李存勖。


    到了後唐,被欠餉的魏博兵繼續保持著一貫的優良傳統,把莊宗拉下馬。


    這種不討喜的下屬領導能忍得了?於是魏博人迎來了第二波屠殺,“永濟渠為之變赤”。


    後麵杜重威叛亂,又被割了一茬。


    三次打擊過後,魏博人終於低下了高傲的頭顱。


    不光魏博,整個五代亂世中的武夫都開始認清嚴峻的形勢。


    大家夥鬧騰了幾十年,毛都沒撈到,反倒是戰亂不休,死的人越來越多,帶頭鬧事的刺頭一個接一個地被清理掉。


    本想著亂世中博取富貴的兵大爺們傻了眼。


    社會風氣開始逐漸變化,被教育了一次又一次的丘八們不再那般桀驁。


    有句話這麽說,就算是再糟糕的秩序也比沒有秩序好。


    這話正確與否且放一邊,但對於經曆了殘唐五代數十年亂世的人們來說,對於秩序的渴望是無比殷切的。


    哪怕是武夫們也厭倦了這種朝不保夕的生活。


    幾十年的仗打下來,田地荒蕪、房屋倒塌、人口銳減、窮困潦倒,除了收獲一身傷疤,別的一無所有。


    坐在汴京皇宮龍椅上的帝王們也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思考該怎麽結束這混亂的局麵。幾代人的嚐試最終在趙匡胤這裏開花結果。


    杯酒釋兵權、實現對中央禁軍的絕對控製。


    強幹弱枝,抽取地方節度使精銳充入中央軍,中央軍待遇兩倍於地方,地方軍頭不可能攔得住手下精兵跳槽。


    如此,後續即便地方節度使對中央損害其利益的改革不滿,也會懾於中央禁軍的戰鬥力而不敢叛亂。


    下詔取消“留州”和“留使”,地方上所收繳的稅負全部上繳中央,地方政府的日常開銷由中央政府統一調撥。


    設立“轉運使”這一官職,專門負責監督和監察地方的財政和稅收情況,進一步勒緊了地方上的財權。


    嚴禁地方私自鑄錢,剝奪節度使們的“鑄幣權”。


    收迴了節度使任命知縣的權力,同時設立通判一職來監督和約束知州。


    任何涉及死刑的案件必須由刑部複審之後才能實施。


    同時在各個縣衙設置了縣尉這一職務,專門負責處理打架鬥毆、盜竊之類的治安案件,而那些在當地駐軍的將領們則無權插手。


    一頓組合拳下來,軍權、財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盡皆收歸中央,地方割據勢力這一大威脅算是被清理幹淨了。


    但是中央軍裏麵要是有野心家怎麽辦?


    實行更戍製度,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大家互相不熟就不怕啦。


    有人說這種做法影響軍隊戰鬥力,其實還真未必。


    隻要訓練到位,將領不蠢,也不被皇帝遙控指揮,就算臨時磨合,也足以敗敵。


    社會風氣和製度建設影響下,武夫們桀驁不馴的脾性也慢慢轉變。


    不就是欠餉嘛,其實也不是什麽太嚴重的事,對吧?


    你看,車宗陛下打了北漢沒給錢,俺們不也沒鬧事,頂多就是消極怠工而已。


    陛下命令兩千裏外的軍陣一三五排槍頭抬高三寸,二四六排弓弩提前上弦,我們二話不說馬上執行。


    至於打敗仗,那又有什麽關係,隻要不耽誤俺們領錢就行。


    反正打了勝仗也沒什麽鳥用,就算是升到節度使又怎麽地,在相公們麵前還不是平白矮了幾截?


    至於後麵軍隊戰鬥力越來越差,什麽臨敵發矢先要錢,那可怪不得我們。


    這麽大點地,養了百多萬大軍,以我大宋那點可憐的財政收入,小兵們可不就得人均洪七公了。


    大家平日裏都餓著肚子,到了打仗的時候還不許俺們趁這好機會賺點外快了?


    什麽,你說皇宋富甲天下,gdp占世界八成?這tm是哪個曆史發明家吹出來的牛b。


    所謂北宋歲入一億多兩白銀,純粹是大言嘩眾罷了。


    大宋國除了開國皇帝趙大那會財政還算健康,能攢出來幾千萬的封樁錢,後麵從史上第一太宗起就開始處於財政緊張狀態。


    到了史家文臣交口稱讚的仁宗,大宋朝的國庫真是聞者傷心見者落淚。


    如宋仁宗、明孝宗這種“好人”總是能討得官員們的歡心,贏得生前身後名,隻是苦了麵對巨額赤字,隻能捏著鼻子為他們擦屁股的接盤俠們。


    得虧宋神宗一意孤行,主持變法,這才充實了國庫,把堂爺爺留下的大窟窿給糊上,又裁汰老弱,把百多萬大軍裁到八十萬,可憐的丘八們才終於過上幾天像樣點的日子。


    當然,也僅僅是比之前強些。畢竟以熙寧年間整個大宋朝最巔峰的歲入,左右曹田賦、茶稅、酒稅、鹽稅、征榷、免役錢等等之類亂七八糟的各種稅加一塊也不過七千多萬貫,換成硬通貨糧食也隻有七八千萬宋石,折合明清石米也就是五六千萬。


    這個歲入水平,著實不低,但要說壓過明清卻也言過其實。


    大明永樂年間的巔峰期,光是收的糧食就有五千多萬石,乾隆年間財政收入穩定在四千多萬兩外加大幾百萬石大米的水平上,較之“富宋”絲毫不遜色甚至猶有過之。


    哪怕大明垂垂老矣的時候,萬曆一條鞭下來也有兩千多萬兩四千多萬石的歲入,比之豐亨豫大的徽宗要強了不少,哪裏是某些人口中僅僅隻有“富宋”十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的水平。


    可惜神宗雖然誌向遠大,條件卻差了些。


    乾隆有個好爹,給十全老人留了一大筆錢,趙頊的老爹是個短命的,再前麵的那位空有個好名聲,卻留了一地爛賬。


    神宗上位的時候,大概會發出和崇禎皇帝一樣的感慨--窮啊。


    官員們且不說,他們自有門路,將士們可都是嗷嗷待哺,眼巴巴地盼著欠餉啥時候能補迴來。


    神宗皇帝十幾年兢兢業業,在還清了曆年積欠後,終於攢出來足夠的錢財發動數十萬人五路伐夏,卻最終功虧一簣。


    慘了點,但再怎麽樣也比仁宗時候強。


    畢竟這次宋軍是真敢野戰,在人家的地盤撒歡,最後失敗也是後勤保障跟不上。


    百多萬大軍在手的仁宗皇帝卻在正麵硬剛中一次次被西夏蹂躪,最後縮起頭來做神龜。


    若是大宋舔舐傷口,積蓄十年,未必沒有卷土重來的機會。


    可惜老趙家的基因不給力,趙頊連乾隆一半的年紀都沒活到,就早早領了盒飯。


    神宗駕崩後,新法被廢,歲入減少,軍隊人數卻又一次開始增加,大宋國重新走上了質量不夠數量湊的老路。


    至於戰力,在家門口打個政局混亂的窮鬼西夏都廢了老鼻子勁,野戰動不動就敗北,全指望著一路修堡推過去。


    這等戰力,能指望高到哪去。這還是西軍,大宋武夫天團中的佼佼者,其他各支是個什麽貨色可想而知。


    最後被金兵幾人破幾千也就不是什麽稀奇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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