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庭聽了甘老爺子的話後，決定帶著三萬秦軍立即開赴京城。
趕到京城後，正好傳來京營戰敗的消息。
京營的失敗，讓京城人心惶惶，而孫傳庭的到來，對於原本是兵部尚書的張縉嚴來說，這可不是什麽好事。
張縉嚴極力在朝堂上彈劾孫傳庭，說他沒有兵部調令，私自帶兵迴京城，此種行為，等同謀反。
但方嶽貢卻說，如今京營新敗，京城防衛空虛，而孫博雅帶兵來拱衛京師，雖沒有兵部調令，但有皇上的密旨，忠心可嘉。
有禦史也附和說：“孫博雅有皇上的密旨，怎麽能說是私自進京。
皇上未雨綢繆，之所以不發聖旨，而是中旨，自然怕朝中有人阻擾，貽誤先機。
自張司馬為朝廷兵部尚書，大明屢戰屢敗，怕不隻是張司馬不但昏庸無能吧？
臣等彈劾張司馬自任職以來，屍位素餐，嫉賢妒能，以至於大明一敗再敗。懇請皇上嚴懲張縉嚴。”
張縉嚴徹底慌了，作為投降派，他最大的倚仗就是作為兵部尚書，在關鍵時刻可以調動兵馬的權利。
而孫傳庭的到來，威脅最大的就是自己。
自己丟官倒也罷了，大不了自己在幕後控製。
但此時皇上暗中調兵迴京，擺明就是不相信自己。
被皇上懷疑，自己能落的什麽好。
果然，隨後就有禦史站出來彈劾自己暗通東明賊，而且證據確鑿，張縉嚴就是想辯解都沒有說辭。
與張縉嚴一同被彈劾，還有許多公侯官員，毫無疑問。
崇禎勃然大怒，當庭就抓走十多個官員公侯。
下朝後就是抄家，而帶領抄家兵馬，自然就是孫傳庭帶來的秦軍。
抄家帶來的後果，是京城一片混亂。
而東明軍此時卻分三路，一路由袁時中、賀一龍帶領，從河南出發，攻打潼關，進入陝西。
陝西在孫傳庭走後，防備空虛，袁時中與賀一龍一路過關，很快就扣開潼關，直逼西安。
然後兵分兩路，一路向北，攻打陝北，一路向西，進攻漢中。
一路由李岩帶領進攻山西。
無論山西蔡懋德的撫軍，還是振武衛，還是薑瑄的大同軍，都是聞風而降。
而鍾君義帶著三萬建奴兵，在攻下天津後，以天津為基地，四處出擊北直隸。
那些企圖組建民團，對抗天雄軍的地方鄉紳，對於天雄軍，還存在一些僥幸心理。
但聽說建奴來犯，一個個都像褪了毛的鵪鶉，紛紛躲避進了縣城，留下鄉野之地。
鍾君義並不急著攻打防禦堅固的城池，而是派出大量的人手，開始土改。
沒收莊園土地，組建農村合作社，組建民團。
同樣是組建民團，但天雄軍組建的民團，是保護百姓自己的土地財產，而大明組建的民團，是保護地主鄉紳的財產。
得到土地的農民，對於天雄軍的到來，那是熱烈歡迎。
就連原本害怕建奴的百姓，知道這些建奴，隻是天雄軍的俘虜，看他們也要順眼的多。
鍾君義之所以沒有去攻打那些大城，主要就是這支部隊，本身隻是地方部隊。比起袁時中、賀一龍的隊伍，一直征戰，野戰功能差出一大截。
而且北直隸一帶，作為京畿重地，武裝力量，比起山陝要強大很多。
鍾君義決定采用農村包圍城市的做法，迅速進行土地改革。以達到明年開春，能夠迅速進行春播。
但鄉紳們都逃往縣城，難免會擔心他們會卷土重來，就像後世的還鄉團一樣，對那些奪走他們土地的百姓，進行殘酷的鎮壓。
而且要進行土改，需要大量的懂得丈量土地的人力，鍾君義發展起來，不過兩年多的時間。
而大明的百姓，又多目不識丁，要進行土改，還要做好人口普查，製作新黃冊、魚鱗冊。隻能依靠那些，接受過幾年教育的士兵們。
這樣一來，天雄軍就勢必要分散各地。根本沒有組織，攻打大城的能力。
天雄軍缺少人才儲備，此時彰顯的尤為明顯。
北直隸鄉村何止數十萬，若每個鄉村，配備一個天雄軍士兵駐守，兩萬多的天雄軍，也就隻能掌控十多個縣。
而鍾君義又不太想用，那些隻會讀聖賢書的鄉紳子弟。
為的就是怕地方宗族勢力抬頭，到時候土改政策，就轉眼成為泡影。
對於封建王朝王權不下鄉，這種粗放式管理，鍾君義覺得必須要徹底的鏟除。
王權不下鄉，危害性極大，大明采用的是流官製，但王權一般都隻是控製在縣城。
而鄉野之間，隻能靠當地的鄉紳來管理。
這就造成流官們，要想有效控製縣城，就必須與當地鄉紳，沆瀣一氣。
長期以往，百姓隻知地方鄉紳，而不知朝廷。
造成宗族勢力膨大，也是地方武裝盛行的原因之一。
所以，要消除這些地方影響，就不能借重地方鄉紳。
隻能靠天雄軍的士兵，自己去組建民兵，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家園。
這樣一來，天雄軍隻能分散各地，這些士兵，一方麵要做好土地分配，人口普查，土地勘探，另一方麵還要防止鄉紳的反撲。
盡管有建奴的俘虜，在一旁協助，北直隸一帶的攻勢，始終進展緩慢。
直到崇禎十六年年底，天雄軍也隻推行到保定一帶。
而山西、陝西不同，兩地隻進攻城市，然後才下鄉，打土豪，分田地。
天雄軍之所以采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主要是山陝的流官，苦鄉紳久矣。
就拿秦王為例，曆史上李自成都要打到西安了，可秦王朱存極卻是一毛不拔，與周王朱恭枵，乃天壤之別。
而且陝西的鄉紳，在流寇四起時，當時的三邊總督洪承疇，各種攤派，但為了保住小命，他們隻能認了。
等到孫傳庭做三邊總督時，流寇多在河南一帶，這些鄉紳，就各種刁難孫傳庭。
這樣的鄉紳，在陝西做流官，簡直和被貶謫，沒有什麽區別。
這也是為何在明末，要是被委派為陝西的官，那就基本上等於流放。
這些流官們 對鄉紳的厭惡，比起老百姓來說，有過而不及。
趕到京城後，正好傳來京營戰敗的消息。
京營的失敗，讓京城人心惶惶，而孫傳庭的到來，對於原本是兵部尚書的張縉嚴來說，這可不是什麽好事。
張縉嚴極力在朝堂上彈劾孫傳庭，說他沒有兵部調令，私自帶兵迴京城，此種行為，等同謀反。
但方嶽貢卻說，如今京營新敗，京城防衛空虛，而孫博雅帶兵來拱衛京師，雖沒有兵部調令，但有皇上的密旨，忠心可嘉。
有禦史也附和說：“孫博雅有皇上的密旨，怎麽能說是私自進京。
皇上未雨綢繆，之所以不發聖旨，而是中旨，自然怕朝中有人阻擾，貽誤先機。
自張司馬為朝廷兵部尚書，大明屢戰屢敗，怕不隻是張司馬不但昏庸無能吧？
臣等彈劾張司馬自任職以來，屍位素餐，嫉賢妒能，以至於大明一敗再敗。懇請皇上嚴懲張縉嚴。”
張縉嚴徹底慌了，作為投降派，他最大的倚仗就是作為兵部尚書，在關鍵時刻可以調動兵馬的權利。
而孫傳庭的到來，威脅最大的就是自己。
自己丟官倒也罷了，大不了自己在幕後控製。
但此時皇上暗中調兵迴京，擺明就是不相信自己。
被皇上懷疑，自己能落的什麽好。
果然，隨後就有禦史站出來彈劾自己暗通東明賊，而且證據確鑿，張縉嚴就是想辯解都沒有說辭。
與張縉嚴一同被彈劾，還有許多公侯官員，毫無疑問。
崇禎勃然大怒，當庭就抓走十多個官員公侯。
下朝後就是抄家，而帶領抄家兵馬，自然就是孫傳庭帶來的秦軍。
抄家帶來的後果，是京城一片混亂。
而東明軍此時卻分三路，一路由袁時中、賀一龍帶領，從河南出發，攻打潼關，進入陝西。
陝西在孫傳庭走後，防備空虛，袁時中與賀一龍一路過關，很快就扣開潼關，直逼西安。
然後兵分兩路，一路向北，攻打陝北，一路向西，進攻漢中。
一路由李岩帶領進攻山西。
無論山西蔡懋德的撫軍，還是振武衛，還是薑瑄的大同軍，都是聞風而降。
而鍾君義帶著三萬建奴兵，在攻下天津後，以天津為基地，四處出擊北直隸。
那些企圖組建民團，對抗天雄軍的地方鄉紳，對於天雄軍，還存在一些僥幸心理。
但聽說建奴來犯，一個個都像褪了毛的鵪鶉，紛紛躲避進了縣城，留下鄉野之地。
鍾君義並不急著攻打防禦堅固的城池，而是派出大量的人手，開始土改。
沒收莊園土地，組建農村合作社，組建民團。
同樣是組建民團，但天雄軍組建的民團，是保護百姓自己的土地財產，而大明組建的民團，是保護地主鄉紳的財產。
得到土地的農民，對於天雄軍的到來，那是熱烈歡迎。
就連原本害怕建奴的百姓，知道這些建奴，隻是天雄軍的俘虜，看他們也要順眼的多。
鍾君義之所以沒有去攻打那些大城，主要就是這支部隊，本身隻是地方部隊。比起袁時中、賀一龍的隊伍，一直征戰，野戰功能差出一大截。
而且北直隸一帶，作為京畿重地，武裝力量，比起山陝要強大很多。
鍾君義決定采用農村包圍城市的做法，迅速進行土地改革。以達到明年開春，能夠迅速進行春播。
但鄉紳們都逃往縣城，難免會擔心他們會卷土重來，就像後世的還鄉團一樣，對那些奪走他們土地的百姓，進行殘酷的鎮壓。
而且要進行土改，需要大量的懂得丈量土地的人力，鍾君義發展起來，不過兩年多的時間。
而大明的百姓，又多目不識丁，要進行土改，還要做好人口普查，製作新黃冊、魚鱗冊。隻能依靠那些，接受過幾年教育的士兵們。
這樣一來，天雄軍就勢必要分散各地。根本沒有組織，攻打大城的能力。
天雄軍缺少人才儲備，此時彰顯的尤為明顯。
北直隸鄉村何止數十萬，若每個鄉村，配備一個天雄軍士兵駐守，兩萬多的天雄軍，也就隻能掌控十多個縣。
而鍾君義又不太想用，那些隻會讀聖賢書的鄉紳子弟。
為的就是怕地方宗族勢力抬頭，到時候土改政策，就轉眼成為泡影。
對於封建王朝王權不下鄉，這種粗放式管理，鍾君義覺得必須要徹底的鏟除。
王權不下鄉，危害性極大，大明采用的是流官製，但王權一般都隻是控製在縣城。
而鄉野之間，隻能靠當地的鄉紳來管理。
這就造成流官們，要想有效控製縣城，就必須與當地鄉紳，沆瀣一氣。
長期以往，百姓隻知地方鄉紳，而不知朝廷。
造成宗族勢力膨大，也是地方武裝盛行的原因之一。
所以，要消除這些地方影響，就不能借重地方鄉紳。
隻能靠天雄軍的士兵，自己去組建民兵，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家園。
這樣一來，天雄軍隻能分散各地，這些士兵，一方麵要做好土地分配，人口普查，土地勘探，另一方麵還要防止鄉紳的反撲。
盡管有建奴的俘虜，在一旁協助，北直隸一帶的攻勢，始終進展緩慢。
直到崇禎十六年年底，天雄軍也隻推行到保定一帶。
而山西、陝西不同，兩地隻進攻城市，然後才下鄉，打土豪，分田地。
天雄軍之所以采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主要是山陝的流官，苦鄉紳久矣。
就拿秦王為例，曆史上李自成都要打到西安了，可秦王朱存極卻是一毛不拔，與周王朱恭枵，乃天壤之別。
而且陝西的鄉紳，在流寇四起時，當時的三邊總督洪承疇，各種攤派，但為了保住小命，他們隻能認了。
等到孫傳庭做三邊總督時，流寇多在河南一帶，這些鄉紳，就各種刁難孫傳庭。
這樣的鄉紳，在陝西做流官，簡直和被貶謫，沒有什麽區別。
這也是為何在明末，要是被委派為陝西的官，那就基本上等於流放。
這些流官們 對鄉紳的厭惡，比起老百姓來說，有過而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