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景（約公元150～154年—約公元215～219年），名機，字仲景，南陽涅陽縣（今河南省鄧州市穰東鎮張寨村）人。東漢末年醫學家，建安三神醫之一，被後人尊稱為“醫聖”。張仲景廣泛收集醫方，寫出了傳世巨著《傷寒雜病論》。它確立的“辨證論治”原則，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是中醫的靈魂所在。
東漢末年，我國出現了一位偉大的臨床醫學家張仲景。他不僅有豐富的臨床經驗，以精湛的醫術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寫出了一部創造性的醫學巨著《傷寒雜病論》。這部巨著的問世，使我國臨床醫學和方劑學，發展到較為成熟的階段。張仲景出生在沒落的官僚家庭，其父親張宗漢是個讀書人，在朝廷做官。由於家庭的特殊條件，使他從小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典籍。他也篤實好學，博覽群書，並且酷愛醫學。他從史書上看到扁鵲望診齊桓侯的故事，對扁鵲高超的醫術非常欽佩。“餘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嚐不慨然歎其才秀也。”從此他對醫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為他後來成為一代醫學大師奠定了基礎。
當時社會，人心渙散，朝政不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兵禍綿延，到處都是戰亂，黎民百姓飽受戰亂之災，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於非命，真是“生靈塗炭，橫屍遍野”，慘不忍睹。而府衙自顧不暇，為爭權奪勢，發動戰爭。這使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憐憫百姓，萌發了學醫救民的願望。漢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歲左右時，就拜同郡醫生張伯祖為師，學習醫術。
張伯祖當時是一位有名的醫家，他性格沉穩，生活簡樸，對醫學刻苦鑽研。每次給病人看病、開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慮。經他治療過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張仲景跟他學醫非常用心，無論是外出診病、抄方抓藥，還是上山采藥、迴家炮製，從不怕苦不怕累。張伯祖非常喜歡這個學生，把自己畢生行醫積累的豐富經驗，毫無保留地傳給他。
比張仲景年長的一個同鄉何顒對他頗為了解，曾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
意思是說張仲景才思過人，善思好學，聰明穩重，但是沒有做官的氣質和風采，不宜做官。隻要專心學醫，將來一定能成為有名的醫家。何顒的話更加堅定了張仲景學醫的信心，從此他學習更加刻苦。他博覽醫書，廣泛吸收各醫家的經驗用於臨床診斷，進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個有名氣的醫生，以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超過了他的老師。當時的人稱讚他“其識用精微過其師”。張仲景提倡“勤求古訓”，認真學習和總結前人的理論經驗。
他曾仔細研讀過《素問》、《靈樞》、《難經》、《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其中《素問》對他的影響最大。《素問》說：“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張仲景根據自己的實踐對這個理論作了發展。他認為傷寒是一切熱病的總名稱，也就是一切因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傷寒”。他還對前人留下來的“辨證論治”的治病原則，認真地加以研究，從而提出了“六經論傷寒”的新見解。
他除了“勤求古訓”，還“博采眾方”，廣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藥，甚至民間驗方也盡力搜集。他對民間喜用針刺、灸烙、溫熨、藥摩、坐藥、洗浴、潤導、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藥，人工唿吸等多種具體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廣積資料。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張仲景收集了大量資料，包括他個人在臨床實踐中的經驗，寫出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又名《傷寒卒病論》）。這部著作在公元210年左右寫成而“大行於世”。到了晉代，名醫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金匱要略》就是該書的雜病部分。
盡管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但由於他父親曾在朝廷做過官，（漢代從漢武帝開始實行舉“孝廉”“良才”的選官製度，“舉孝廉”，這是漢代發現和培養官吏預備人選的一種方法。它規定每二十萬戶中每年要推舉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職。被舉之學子，除博學多才外，更須孝順父母，行為清廉，故稱為孝廉。在漢代，“孝廉”已作為選拔官員的一項科目，沒有“孝廉”品德者不能為官。）東漢末期多舉世家子弟，仲景承襲家門，在靈帝時（約公元168～188年），被州郡舉為孝廉，進入官場。在建安年間（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為長沙太守（長沙郡：秦置，下轄湘、羅、益陽、陰山、零陵、衡山、宋、桂陽等9縣，治所湘縣【今長沙市】）。
但他仍用自己的醫術，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時代，做官的不能隨便進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觸百姓，就不能為他們治療，自己的醫術也就不能長進。於是張仲景想了一個辦法，擇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不問政事，讓有病的百姓進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個地仔細為群眾診治。
他讓衙役貼出安民告示，告訴老百姓這一消息。他的舉動在當地產生了強烈的震動，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對張仲景更加擁戴。時間久了便形成了慣例。每逢農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門前便聚集了來自各方求醫看病的群眾，甚至有些人帶著行李遠道而來。後來人們就把坐在藥鋪裏給人看病的醫生，通稱為“坐堂醫生”，用來紀念張仲景。
張仲景看到百姓對他非常信任，在醫術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斷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間驗方，進行認真研究。
有時甚至不畏路途遙遠，拜師取經。有一次他聽說襄陽城裏同濟堂有個綽號“王神仙”的名醫，對治療扼背瘡很有經驗。他立即帶著行李，長途跋涉幾百裏，去拜“王神仙”為師。對“王神仙”在藥性、醫道各方麵的獨到之處都用心學習研究，獲益很大。
雖然張仲景的醫術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醫治。俗話說，“大兵之後，必有災年”。東漢末年，戰亂頻繁，不斷的戰爭導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間，瘟疫大流行，前後達5次之多，使很多人喪生，一些市鎮變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於傷寒病的人最多。如張仲景的家族，原來有200多人，自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來，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病。
一些庸醫便趁火打劫，不給病人認真診脈，“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對片刻，便開方抓藥，隻知道賺昧心錢。更多的人，雖師承名醫，卻不思進取，因循守舊，不精心研究醫方、醫術，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競相追逐權勢榮耀，忘記了自己的本分。
張仲景對這些人非常氣憤，痛加斥責，他決心要控製瘟疫的流行，根治傷寒病。從此他“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刻苦研讀《素問》、《靈樞》、《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繼承《內經》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廣泛借鑒其他醫家的治療方法，結合個人臨床診斷經驗，研究治療傷寒雜病的方法，並於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開始著手撰寫《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是一個當時主流社會的異類，在仲景《傷寒論》的序中，聽到了他那憤世嫉俗的悲歎。他撰寫了《傷寒雜病論》，被後世一致奉為經典著作。但在當時可能是名聲不彰，因此正史中沒有他的地位。
仲景撰寫《傷寒論》的時候，參照了《湯液經法》等等前經方典籍。《傷寒論原序》有“撰用”二字，不過，經揚紹伊先生、錢超塵先生和李茂茹先生等考證證實“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二十三個字為王叔和加入。進一步證實了《傷寒論》主要內容來自《湯液經法》。
張仲景也在陰陽學說的背景下移植和整理了方證辨證診治方法。仲景將蠻荒年代野性思維的結晶與當時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陰陽學說結合在一起。同時，他清醒地意識到方證辨證，這種另類思維的珍貴性。所以在整理過程中盡量保存了《湯液經法》中方證的原貌。
楊紹伊認為，《湯液經法》原文在東漢巋然獨存，張仲景據此“論廣”，故原文一字無遺存在於《傷寒論》中。
由於這時候，東漢王朝動蕩不安，為了避亂，張仲景辭官來到嶺南隱居，專心研究醫學，撰寫醫書。到建安十五年，終於寫成了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
《傷寒雜病論》係統地概括了“辨證施治”的理論，為我國中醫病因學說和方劑學說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該書被奉為“方書之祖”，張仲景也被譽為“經方大師”。
張仲景寫成該書後仍專心研究醫學，直到與世長辭。晉武帝司馬炎統一天下後的公元285年，張仲景的遺體才被後人運迴故鄉安葬，並在南陽修建了醫聖祠和仲景墓。
張仲景為人謙虛謹慎，提倡終身堅持學習。他在序文中說：“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餘宿尚方術，請事斯語。”張仲景引用孔子語錄，在於說明自己不是天才，隻能靠刻苦努力學習來獲得知識。他特別表明自己從青少年時期就熱愛醫學，請允許他紮紮實實地按照孔子的話去做，因為醫學沒有止境，必須終身堅持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張仲景還為後人樹立了淳樸無華、勤懇踏實的學風。《傷寒雜病論》著述風格樸實簡練，毫無浮辭空論，對後世中醫著作影響甚大。他診病和學習時遇到一絲一毫的疑問，即“考校以求驗”，絕不放過，一定要弄清楚是怎麽迴事。
張仲景的醫學理論對中國古代醫學的發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張仲景醫學理論對現代醫學研究有重大貢獻。而且對東南亞各國的影響也很大。後人研究他的醫理，敬仰他的醫術和醫德，稱他為“醫聖”。在河南省南陽市還為他修建了“醫聖祠”。解放後，翻修了“醫聖祠”，並修建了“張仲景紀念館”，以紀念這位奠定中國中醫治療學基礎的醫學家。
建安年間，他行醫遊曆各地，親眼目睹了各種疫病流行對百姓造成的嚴重後果，也借此將自己多年對傷寒症的研究付諸實踐，進一步豐富了自己的經驗，充實和提高了理性認識。經過數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終於寫成了一部名為《傷寒雜病論》的不朽之作。這是繼《黃帝內經》之後，又一部最有影響的光輝醫學典籍。
1、《傷寒雜病論》（已經失傳，中醫四大經典著作之一）書中全麵闡述了中醫的理論和治病原則，是我國最早的理論聯係實際的臨床診療專書。
2、《傷寒論》，晉代太醫王叔和根據自己搜尋到《傷寒雜病論》的傷寒部分的軼文整理而成。
3、《金匱要略》，宋代王洙、林億、等人在偶然的機會發現《傷寒雜病論》殘簡，將關於雜病的部分整理成冊，更名為《金匱要略》刊行於世。
張仲景的著述除《傷寒雜病論》外，還有《辨傷寒》十卷、《評病藥方》一卷、《療婦人方》二卷、《五藏論》一卷、《口齒論》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僅此一部《傷寒雜病論》的傑出貢獻，也足以使張仲景成為海內外景仰的世界醫學偉人。
張仲景在醫學上出了名，還虛心地為同行醫病，不失時機地向別的郎中學習。
從前，一些郎中們，隻把醫術傳給自己的子孫，一般都不外傳。那時南陽有個名醫叫沈槐，已經七十多歲了，還沒有子女。他整天惆悵後繼無人，飯吃不下，覺睡不著，慢慢憂慮成病了。
當地的郎中們，來給沈槐看病，都縮一頭。老先生的病誰也看不好。越來越重了。張仲景知道後，就奔沈槐家來。
張仲景察看了病情，確診是憂慮成疾，馬上開了一個藥方，用五穀雜糧麵各一斤，做成丸，外邊塗上朱砂，叫病人一頓食用。
沈槐知道了，心裏不覺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穀雜糧麵做成的藥丸，掛在屋簷下，逢人就指著這藥丸把張仲景奚落一番。
親戚來看他時，他笑著說：“看！這是張仲景給我開的藥方。誰見過五穀雜糧能醫病？笑話！笑話！”
朋友來看他時，他笑著說：“看！這是張仲景給我開的藥方，誰一頓能吃五斤麵，真滑稽！滑稽！”
同行的郎中來看他時，他笑著說：“看！這是張仲景給我開的藥方。我看幾十年病，聽就沒聽說過，嘻嘻！嘻嘻！”他一心隻想這件事可笑，憂心多慮的事全拋腦後了，不知不覺地病就好了。
這時，張仲景來拜訪他，說：“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學生鬥膽。”沈槐一聽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慚愧。張仲景接著又說：“先生，我們做郎中的，就是為了給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無子女，我們這些年青人不都是你的子女嗎？何愁後繼無人？”
沈槐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內心十分感動。從此，就把自己的醫術全部傳授給了張仲景和其他年輕的郎中。
張仲景在長沙做官，在告老還鄉退休的時候，正趕上那年冬天，寒風刺骨，雪花紛飛。在白河邊上，張仲景看到很多無家可歸的人麵黃肌瘦，衣不遮體，因為寒冷，把耳朵都凍爛了，心裏十分難受。
迴到家後，由於張仲景的名聲早已經聞名天下，所以很多人上門求醫。張仲景有求必應，整天都很忙碌，可雖然上門求醫的人很多，可張仲景依然掛念那些凍爛耳朵的人。
經過研究，他研製了一個可以禦寒的食療方子，叫“祛寒嬌耳湯”。
他叫徒弟在南陽東關的一個空地搭了個棚子，支上大鍋，為窮人舍藥治病，開張的那天正是冬至，舍的藥就是“祛寒嬌耳湯”。
祛寒嬌耳湯當初其實就是把羊肉和一些祛寒的藥物放在鍋裏煮，熟了以後撈出來切碎，用麵皮包成耳朵的樣子，再下鍋，用原湯再將包好餡料的麵皮煮熟。
麵皮包好後，樣子像耳朵，又因為功效是是為了防止耳朵凍爛，所以張仲景給它取名叫“嬌耳”。
張仲景讓徒弟給每個窮人一碗湯，2個“嬌耳”，人們吃了“嬌耳”，喝了湯，渾身發暖，兩耳生熱，再也沒人把耳朵凍傷了。
當初張仲景在長沙任職的時候，就在平時經常為老百姓看病，很受群眾的愛戴。退休以後，長沙的百姓每年都派代表到家鄉去看望。
俗話說，醫生難治自己的病。張仲景也是人，不是神，有一年，張仲景病了，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燈油就要燒幹了。
長沙來看望他的人說，長沙有一個風水很好的地方，想讓張仲景百年之後在那裏安身，可南陽的人不幹了，雙方就爭吵起來。
張仲景說：“吃過長沙水，不忘長沙父老情；生於南陽地，不忘家鄉養育恩。我死以後，你們就抬著我的棺材從南陽往長沙走，靈繩在什麽地方斷了，就把我埋葬在哪裏好了。”
在那一年的冬天，張仲景駕鶴西去了。壽終的那天正好是冬至，當送葬的隊伍走到當年張仲景為大家舍“祛寒嬌耳湯”的地方的時候，棺繩忽然斷了。
大家按照張仲景的囑托，就地打墓、下棺、填墳。兩地的百姓你一挑、我一擔，川流不息，把張仲景的墳壘得大大的，還在墳前為他修了一座廟，這就是醫聖祠。
張仲景是在冬至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這天為大家舍“祛寒嬌耳湯”的，為了紀念他，從此大家在冬至這天都要包一頓餃子吃，並且都說，冬至這天吃了餃子，冬天耳朵就不會凍了。
“祛寒嬌耳湯”很少有人吃了，但經過歲月的衝刷，大家在冬至這天吃餃子的習俗流傳了下來。並且餃子的種類和形狀也有了很大改進，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餃子，餃子也成了闔家團圓的代表食品，但張仲景的名字卻很少有人提到了。
張仲景在任長沙太守期間，正值疫癘流行，許多貧苦百姓慕名前來求醫。他一反封建官吏的官老爺作風，對前來求醫者總是熱情接待，細心診治，從不拒絕。開始他是在處理完公務之後，在後堂或自己家中給人治病；後來由於前來治病者越來越多，使他應接不暇，於是他幹脆把診所搬到了長沙大堂，公開坐堂應診，首創了名醫坐大堂的先例，他的這一舉動，被傳為千古佳話。
《金匱要略》是我國東漢著名醫學家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的雜病部分，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論述雜病診治的專書，原名《金匱要略方論》。“金匱”是存放古代帝王聖訓和實錄的地方，意指本書內容之珍貴。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載疾病60餘種，收方劑262首。所述病症以內科雜病為主，兼及外科、婦科...
張仲景公元205年寫的醫學著作《傷寒雜病論》對於推動後世醫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張仲景生活的東漢末年，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極為動蕩的時代。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外戚與宦官相互爭鬥殘殺的“黨錮之禍”。軍閥、豪強也為爭霸中原而大動幹戈，農民起義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時裏戰亂頻仍，百姓為避戰亂而相繼逃亡，流離失所者不下數百萬。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挾漢獻帝及洛陽地區百萬居民西遷長安，洛陽所有宮殿、民房都被焚毀，方圓二百裏內盡為焦土，百姓死於流離途中者不可勝數。
《傷寒雜病論》
據史書記載，東漢桓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萬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其中尤以東漢靈帝（公元168—188年）時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幾次的疾病流行規模最大。南陽地區當時也接連發生瘟疫大流行，許多人因此喪生。張仲景的家族本來是個大族，人口多達二百餘人。自從建安初年以來，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於傷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麵對瘟疫的肆虐，張仲景內心十分悲憤。他痛恨統治者的腐敗，將百姓推入水深火熱之中。對此，張仲景痛下決心，潛心研究傷寒病的診治，一定要治服傷寒症這個瘟神。
《傷寒雜病論》是集秦漢以來醫藥理論之大成，並廣泛應用於醫療實踐的專書，是我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古典醫著之一，也是我國第一部臨床治療學方麵的巨著。《傷寒雜病論》的貢獻，首先在於發展並確立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基本法則。
張仲景把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症狀，根據病邪入侵經絡、髒腑的深淺程度，患者體質的強弱，正氣的盛衰，以及病勢的進退緩急和有無宿疾（其它舊病）等情況，加以綜合分析，尋找發病的規律，以便確定不同情況下的治療原則。
他創造性地把外感熱性病的所有症狀，歸納為六個證候群（即六個層次）和八個辨證綱領，以六經（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來分析歸納疾病在發展過程中的，演變和轉歸，以八綱（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來辨別疾病的屬性、病位、邪正消長和病態表現。由於確立了分析病情、認識證候及臨床治療的法度，因此辨證論治不僅為診療一切外感熱病提出了綱領性的法則，同時也給中醫臨床各科找出了診療的規律，成為指導後世醫家臨床實踐的基本準繩。
《傷寒雜病論》的體例是以六經統病證，周詳而實用。除介紹各經病症的典型特點外，還敘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發熱、惡寒、頭項強痛，脈浮，屬表證，為太陽病。但同是太陽病，又分有汗無汗，脈緩脈急之別。其中有汗、脈浮緩者屬太陽病中風的桂枝湯證；無汗、脈浮緊者，屬太陽病傷寒的麻黃湯證；無汗、脈緊而增煩躁者，又屬大青龍湯證。這樣精細的辨證及選方用藥法則，使醫家可執簡馭繁，應付各類複雜的證候都能穩操勝券。
除了辨證論治的原性之外，張仲景還提出了辨證的靈活性，以應付一些較為特殊的情況。如“舍脈從證”和舍證從脈”的診斷方法。即辨證必須有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前提，如果出現脈、證不符的情況，就應該根據病情實際，認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證情本質，或舍脈從證，或舍證從脈。陽證見陰脈、表證見沉脈和證實脈虛，其實質都是證有餘而脈不足，即當舍證從脈而救裏；而陰證見陽脈，提示病邪有向表趨勢，裏證見浮脈，多提示表證未盡解；證虛脈實，則宜舍脈從證。脈、證取舍的要點是從“虛”字著眼，即證實脈虛從脈，證虛脈實從證。這無疑為醫者理清臨床上亂麻一般的複雜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綱要性條例。
對於治則和方藥，《傷寒雜病論》的貢獻也十分突出。書中提出的治則以整體觀念為指導，調整陰陽，扶正驅邪，還有汗、吐、下、和、溫、清、消、補諸法，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方劑。據統計，《傷寒論》載方113個，《金匱要略》載方262個，除去重複，兩書實收方劑269個。
這些方劑均有嚴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與芍藥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兩），即為桂枝湯；若加桂枝三兩，則可治奔豚氣上衝，若倍芍藥，即成治療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湯。若桂枝湯加附子、葛根、人參、大黃、茯苓等則可衍化出幾十個方劑。其變化之妙，療效之佳，令人歎服。尤其是該書對於後世方劑學的發展，諸如藥物配伍及加減變化的原則等都有著深遠影響，而且一直為後世醫家所遵循。
許多著名方劑在現代人民衛生保健中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例如：治療乙型腦炎的白虎湯，治療肺炎的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治療急、慢性闌尾炎的大黃牡丹皮湯，治療膽道蛔蟲症的烏梅丸，治療痢疾的白頭翁湯，治療急性黃疸型肝炎的茵陳蒿湯，治療心律不齊的炙甘草湯，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瓜蔞薤白白酒湯等，都是臨床中常用的良方。
另在劑型上此書也勇於創新，其種類之多，已大大超過了漢代以前的各種方書。計有湯劑、丸劑、散劑、膏劑、酒劑、洗劑、浴劑、熏劑、滴耳劑、灌鼻劑、吹鼻劑、灌腸劑、陰道栓劑、肛門栓劑等。此外，對各種劑型的製法記載甚詳，對湯劑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頗細。所以後世稱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為“方書之祖”，稱該書所列方劑為“經方”。
《傷寒雜病論》對針刺、灸烙、溫熨、藥摩、吹耳等治療方法也有許多闡述。另對許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對自縊、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頗有特色。其中對自縊的解救，，很近似現代的人工唿吸法。這些都是祖國醫學中的寶貴資料。
《傷寒雜病論》奠定了張仲景在中醫史上的重要地位，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部專著的科學價值越來越顯露出來，成為後世從醫者人人必讀的重要醫籍。張仲景也因對醫學的傑出貢獻被後人稱為“醫聖”。清代醫家張誌聰說過：“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為儒，不明本論（《傷寒論》）者不可以為醫。”
後該書流傳海外，亦頗受國外醫學界推崇，成為研讀的重要典籍。據不完全統計，由晉代至今，整理、注釋、研究《傷寒雜病論》的中外學者記逾千家。鄰國日本自康平年間（相當於我國宋朝）以來，研究《傷寒論》的學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鮮、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國的醫學發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響及推動。《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仍是我國中醫院校開設的主要基礎課程之一。
東漢末年，我國出現了一位偉大的臨床醫學家張仲景。他不僅有豐富的臨床經驗，以精湛的醫術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寫出了一部創造性的醫學巨著《傷寒雜病論》。這部巨著的問世，使我國臨床醫學和方劑學，發展到較為成熟的階段。張仲景出生在沒落的官僚家庭，其父親張宗漢是個讀書人，在朝廷做官。由於家庭的特殊條件，使他從小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典籍。他也篤實好學，博覽群書，並且酷愛醫學。他從史書上看到扁鵲望診齊桓侯的故事，對扁鵲高超的醫術非常欽佩。“餘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嚐不慨然歎其才秀也。”從此他對醫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為他後來成為一代醫學大師奠定了基礎。
當時社會，人心渙散，朝政不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兵禍綿延，到處都是戰亂，黎民百姓飽受戰亂之災，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於非命，真是“生靈塗炭，橫屍遍野”，慘不忍睹。而府衙自顧不暇，為爭權奪勢，發動戰爭。這使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憐憫百姓，萌發了學醫救民的願望。漢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歲左右時，就拜同郡醫生張伯祖為師，學習醫術。
張伯祖當時是一位有名的醫家，他性格沉穩，生活簡樸，對醫學刻苦鑽研。每次給病人看病、開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慮。經他治療過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張仲景跟他學醫非常用心，無論是外出診病、抄方抓藥，還是上山采藥、迴家炮製，從不怕苦不怕累。張伯祖非常喜歡這個學生，把自己畢生行醫積累的豐富經驗，毫無保留地傳給他。
比張仲景年長的一個同鄉何顒對他頗為了解，曾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
意思是說張仲景才思過人，善思好學，聰明穩重，但是沒有做官的氣質和風采，不宜做官。隻要專心學醫，將來一定能成為有名的醫家。何顒的話更加堅定了張仲景學醫的信心，從此他學習更加刻苦。他博覽醫書，廣泛吸收各醫家的經驗用於臨床診斷，進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個有名氣的醫生，以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超過了他的老師。當時的人稱讚他“其識用精微過其師”。張仲景提倡“勤求古訓”，認真學習和總結前人的理論經驗。
他曾仔細研讀過《素問》、《靈樞》、《難經》、《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其中《素問》對他的影響最大。《素問》說：“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張仲景根據自己的實踐對這個理論作了發展。他認為傷寒是一切熱病的總名稱，也就是一切因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傷寒”。他還對前人留下來的“辨證論治”的治病原則，認真地加以研究，從而提出了“六經論傷寒”的新見解。
他除了“勤求古訓”，還“博采眾方”，廣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藥，甚至民間驗方也盡力搜集。他對民間喜用針刺、灸烙、溫熨、藥摩、坐藥、洗浴、潤導、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藥，人工唿吸等多種具體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廣積資料。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張仲景收集了大量資料，包括他個人在臨床實踐中的經驗，寫出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又名《傷寒卒病論》）。這部著作在公元210年左右寫成而“大行於世”。到了晉代，名醫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金匱要略》就是該書的雜病部分。
盡管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但由於他父親曾在朝廷做過官，（漢代從漢武帝開始實行舉“孝廉”“良才”的選官製度，“舉孝廉”，這是漢代發現和培養官吏預備人選的一種方法。它規定每二十萬戶中每年要推舉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職。被舉之學子，除博學多才外，更須孝順父母，行為清廉，故稱為孝廉。在漢代，“孝廉”已作為選拔官員的一項科目，沒有“孝廉”品德者不能為官。）東漢末期多舉世家子弟，仲景承襲家門，在靈帝時（約公元168～188年），被州郡舉為孝廉，進入官場。在建安年間（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為長沙太守（長沙郡：秦置，下轄湘、羅、益陽、陰山、零陵、衡山、宋、桂陽等9縣，治所湘縣【今長沙市】）。
但他仍用自己的醫術，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時代，做官的不能隨便進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觸百姓，就不能為他們治療，自己的醫術也就不能長進。於是張仲景想了一個辦法，擇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不問政事，讓有病的百姓進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個地仔細為群眾診治。
他讓衙役貼出安民告示，告訴老百姓這一消息。他的舉動在當地產生了強烈的震動，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對張仲景更加擁戴。時間久了便形成了慣例。每逢農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門前便聚集了來自各方求醫看病的群眾，甚至有些人帶著行李遠道而來。後來人們就把坐在藥鋪裏給人看病的醫生，通稱為“坐堂醫生”，用來紀念張仲景。
張仲景看到百姓對他非常信任，在醫術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斷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間驗方，進行認真研究。
有時甚至不畏路途遙遠，拜師取經。有一次他聽說襄陽城裏同濟堂有個綽號“王神仙”的名醫，對治療扼背瘡很有經驗。他立即帶著行李，長途跋涉幾百裏，去拜“王神仙”為師。對“王神仙”在藥性、醫道各方麵的獨到之處都用心學習研究，獲益很大。
雖然張仲景的醫術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醫治。俗話說，“大兵之後，必有災年”。東漢末年，戰亂頻繁，不斷的戰爭導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間，瘟疫大流行，前後達5次之多，使很多人喪生，一些市鎮變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於傷寒病的人最多。如張仲景的家族，原來有200多人，自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來，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病。
一些庸醫便趁火打劫，不給病人認真診脈，“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對片刻，便開方抓藥，隻知道賺昧心錢。更多的人，雖師承名醫，卻不思進取，因循守舊，不精心研究醫方、醫術，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競相追逐權勢榮耀，忘記了自己的本分。
張仲景對這些人非常氣憤，痛加斥責，他決心要控製瘟疫的流行，根治傷寒病。從此他“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刻苦研讀《素問》、《靈樞》、《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繼承《內經》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廣泛借鑒其他醫家的治療方法，結合個人臨床診斷經驗，研究治療傷寒雜病的方法，並於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開始著手撰寫《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是一個當時主流社會的異類，在仲景《傷寒論》的序中，聽到了他那憤世嫉俗的悲歎。他撰寫了《傷寒雜病論》，被後世一致奉為經典著作。但在當時可能是名聲不彰，因此正史中沒有他的地位。
仲景撰寫《傷寒論》的時候，參照了《湯液經法》等等前經方典籍。《傷寒論原序》有“撰用”二字，不過，經揚紹伊先生、錢超塵先生和李茂茹先生等考證證實“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二十三個字為王叔和加入。進一步證實了《傷寒論》主要內容來自《湯液經法》。
張仲景也在陰陽學說的背景下移植和整理了方證辨證診治方法。仲景將蠻荒年代野性思維的結晶與當時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陰陽學說結合在一起。同時，他清醒地意識到方證辨證，這種另類思維的珍貴性。所以在整理過程中盡量保存了《湯液經法》中方證的原貌。
楊紹伊認為，《湯液經法》原文在東漢巋然獨存，張仲景據此“論廣”，故原文一字無遺存在於《傷寒論》中。
由於這時候，東漢王朝動蕩不安，為了避亂，張仲景辭官來到嶺南隱居，專心研究醫學，撰寫醫書。到建安十五年，終於寫成了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
《傷寒雜病論》係統地概括了“辨證施治”的理論，為我國中醫病因學說和方劑學說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該書被奉為“方書之祖”，張仲景也被譽為“經方大師”。
張仲景寫成該書後仍專心研究醫學，直到與世長辭。晉武帝司馬炎統一天下後的公元285年，張仲景的遺體才被後人運迴故鄉安葬，並在南陽修建了醫聖祠和仲景墓。
張仲景為人謙虛謹慎，提倡終身堅持學習。他在序文中說：“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餘宿尚方術，請事斯語。”張仲景引用孔子語錄，在於說明自己不是天才，隻能靠刻苦努力學習來獲得知識。他特別表明自己從青少年時期就熱愛醫學，請允許他紮紮實實地按照孔子的話去做，因為醫學沒有止境，必須終身堅持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張仲景還為後人樹立了淳樸無華、勤懇踏實的學風。《傷寒雜病論》著述風格樸實簡練，毫無浮辭空論，對後世中醫著作影響甚大。他診病和學習時遇到一絲一毫的疑問，即“考校以求驗”，絕不放過，一定要弄清楚是怎麽迴事。
張仲景的醫學理論對中國古代醫學的發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張仲景醫學理論對現代醫學研究有重大貢獻。而且對東南亞各國的影響也很大。後人研究他的醫理，敬仰他的醫術和醫德，稱他為“醫聖”。在河南省南陽市還為他修建了“醫聖祠”。解放後，翻修了“醫聖祠”，並修建了“張仲景紀念館”，以紀念這位奠定中國中醫治療學基礎的醫學家。
建安年間，他行醫遊曆各地，親眼目睹了各種疫病流行對百姓造成的嚴重後果，也借此將自己多年對傷寒症的研究付諸實踐，進一步豐富了自己的經驗，充實和提高了理性認識。經過數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終於寫成了一部名為《傷寒雜病論》的不朽之作。這是繼《黃帝內經》之後，又一部最有影響的光輝醫學典籍。
1、《傷寒雜病論》（已經失傳，中醫四大經典著作之一）書中全麵闡述了中醫的理論和治病原則，是我國最早的理論聯係實際的臨床診療專書。
2、《傷寒論》，晉代太醫王叔和根據自己搜尋到《傷寒雜病論》的傷寒部分的軼文整理而成。
3、《金匱要略》，宋代王洙、林億、等人在偶然的機會發現《傷寒雜病論》殘簡，將關於雜病的部分整理成冊，更名為《金匱要略》刊行於世。
張仲景的著述除《傷寒雜病論》外，還有《辨傷寒》十卷、《評病藥方》一卷、《療婦人方》二卷、《五藏論》一卷、《口齒論》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僅此一部《傷寒雜病論》的傑出貢獻，也足以使張仲景成為海內外景仰的世界醫學偉人。
張仲景在醫學上出了名，還虛心地為同行醫病，不失時機地向別的郎中學習。
從前，一些郎中們，隻把醫術傳給自己的子孫，一般都不外傳。那時南陽有個名醫叫沈槐，已經七十多歲了，還沒有子女。他整天惆悵後繼無人，飯吃不下，覺睡不著，慢慢憂慮成病了。
當地的郎中們，來給沈槐看病，都縮一頭。老先生的病誰也看不好。越來越重了。張仲景知道後，就奔沈槐家來。
張仲景察看了病情，確診是憂慮成疾，馬上開了一個藥方，用五穀雜糧麵各一斤，做成丸，外邊塗上朱砂，叫病人一頓食用。
沈槐知道了，心裏不覺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穀雜糧麵做成的藥丸，掛在屋簷下，逢人就指著這藥丸把張仲景奚落一番。
親戚來看他時，他笑著說：“看！這是張仲景給我開的藥方。誰見過五穀雜糧能醫病？笑話！笑話！”
朋友來看他時，他笑著說：“看！這是張仲景給我開的藥方，誰一頓能吃五斤麵，真滑稽！滑稽！”
同行的郎中來看他時，他笑著說：“看！這是張仲景給我開的藥方。我看幾十年病，聽就沒聽說過，嘻嘻！嘻嘻！”他一心隻想這件事可笑，憂心多慮的事全拋腦後了，不知不覺地病就好了。
這時，張仲景來拜訪他，說：“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學生鬥膽。”沈槐一聽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慚愧。張仲景接著又說：“先生，我們做郎中的，就是為了給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無子女，我們這些年青人不都是你的子女嗎？何愁後繼無人？”
沈槐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內心十分感動。從此，就把自己的醫術全部傳授給了張仲景和其他年輕的郎中。
張仲景在長沙做官，在告老還鄉退休的時候，正趕上那年冬天，寒風刺骨，雪花紛飛。在白河邊上，張仲景看到很多無家可歸的人麵黃肌瘦，衣不遮體，因為寒冷，把耳朵都凍爛了，心裏十分難受。
迴到家後，由於張仲景的名聲早已經聞名天下，所以很多人上門求醫。張仲景有求必應，整天都很忙碌，可雖然上門求醫的人很多，可張仲景依然掛念那些凍爛耳朵的人。
經過研究，他研製了一個可以禦寒的食療方子，叫“祛寒嬌耳湯”。
他叫徒弟在南陽東關的一個空地搭了個棚子，支上大鍋，為窮人舍藥治病，開張的那天正是冬至，舍的藥就是“祛寒嬌耳湯”。
祛寒嬌耳湯當初其實就是把羊肉和一些祛寒的藥物放在鍋裏煮，熟了以後撈出來切碎，用麵皮包成耳朵的樣子，再下鍋，用原湯再將包好餡料的麵皮煮熟。
麵皮包好後，樣子像耳朵，又因為功效是是為了防止耳朵凍爛，所以張仲景給它取名叫“嬌耳”。
張仲景讓徒弟給每個窮人一碗湯，2個“嬌耳”，人們吃了“嬌耳”，喝了湯，渾身發暖，兩耳生熱，再也沒人把耳朵凍傷了。
當初張仲景在長沙任職的時候，就在平時經常為老百姓看病，很受群眾的愛戴。退休以後，長沙的百姓每年都派代表到家鄉去看望。
俗話說，醫生難治自己的病。張仲景也是人，不是神，有一年，張仲景病了，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燈油就要燒幹了。
長沙來看望他的人說，長沙有一個風水很好的地方，想讓張仲景百年之後在那裏安身，可南陽的人不幹了，雙方就爭吵起來。
張仲景說：“吃過長沙水，不忘長沙父老情；生於南陽地，不忘家鄉養育恩。我死以後，你們就抬著我的棺材從南陽往長沙走，靈繩在什麽地方斷了，就把我埋葬在哪裏好了。”
在那一年的冬天，張仲景駕鶴西去了。壽終的那天正好是冬至，當送葬的隊伍走到當年張仲景為大家舍“祛寒嬌耳湯”的地方的時候，棺繩忽然斷了。
大家按照張仲景的囑托，就地打墓、下棺、填墳。兩地的百姓你一挑、我一擔，川流不息，把張仲景的墳壘得大大的，還在墳前為他修了一座廟，這就是醫聖祠。
張仲景是在冬至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這天為大家舍“祛寒嬌耳湯”的，為了紀念他，從此大家在冬至這天都要包一頓餃子吃，並且都說，冬至這天吃了餃子，冬天耳朵就不會凍了。
“祛寒嬌耳湯”很少有人吃了，但經過歲月的衝刷，大家在冬至這天吃餃子的習俗流傳了下來。並且餃子的種類和形狀也有了很大改進，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餃子，餃子也成了闔家團圓的代表食品，但張仲景的名字卻很少有人提到了。
張仲景在任長沙太守期間，正值疫癘流行，許多貧苦百姓慕名前來求醫。他一反封建官吏的官老爺作風，對前來求醫者總是熱情接待，細心診治，從不拒絕。開始他是在處理完公務之後，在後堂或自己家中給人治病；後來由於前來治病者越來越多，使他應接不暇，於是他幹脆把診所搬到了長沙大堂，公開坐堂應診，首創了名醫坐大堂的先例，他的這一舉動，被傳為千古佳話。
《金匱要略》是我國東漢著名醫學家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的雜病部分，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論述雜病診治的專書，原名《金匱要略方論》。“金匱”是存放古代帝王聖訓和實錄的地方，意指本書內容之珍貴。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載疾病60餘種，收方劑262首。所述病症以內科雜病為主，兼及外科、婦科...
張仲景公元205年寫的醫學著作《傷寒雜病論》對於推動後世醫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張仲景生活的東漢末年，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極為動蕩的時代。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外戚與宦官相互爭鬥殘殺的“黨錮之禍”。軍閥、豪強也為爭霸中原而大動幹戈，農民起義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時裏戰亂頻仍，百姓為避戰亂而相繼逃亡，流離失所者不下數百萬。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挾漢獻帝及洛陽地區百萬居民西遷長安，洛陽所有宮殿、民房都被焚毀，方圓二百裏內盡為焦土，百姓死於流離途中者不可勝數。
《傷寒雜病論》
據史書記載，東漢桓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萬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其中尤以東漢靈帝（公元168—188年）時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幾次的疾病流行規模最大。南陽地區當時也接連發生瘟疫大流行，許多人因此喪生。張仲景的家族本來是個大族，人口多達二百餘人。自從建安初年以來，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於傷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麵對瘟疫的肆虐，張仲景內心十分悲憤。他痛恨統治者的腐敗，將百姓推入水深火熱之中。對此，張仲景痛下決心，潛心研究傷寒病的診治，一定要治服傷寒症這個瘟神。
《傷寒雜病論》是集秦漢以來醫藥理論之大成，並廣泛應用於醫療實踐的專書，是我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古典醫著之一，也是我國第一部臨床治療學方麵的巨著。《傷寒雜病論》的貢獻，首先在於發展並確立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基本法則。
張仲景把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症狀，根據病邪入侵經絡、髒腑的深淺程度，患者體質的強弱，正氣的盛衰，以及病勢的進退緩急和有無宿疾（其它舊病）等情況，加以綜合分析，尋找發病的規律，以便確定不同情況下的治療原則。
他創造性地把外感熱性病的所有症狀，歸納為六個證候群（即六個層次）和八個辨證綱領，以六經（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來分析歸納疾病在發展過程中的，演變和轉歸，以八綱（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來辨別疾病的屬性、病位、邪正消長和病態表現。由於確立了分析病情、認識證候及臨床治療的法度，因此辨證論治不僅為診療一切外感熱病提出了綱領性的法則，同時也給中醫臨床各科找出了診療的規律，成為指導後世醫家臨床實踐的基本準繩。
《傷寒雜病論》的體例是以六經統病證，周詳而實用。除介紹各經病症的典型特點外，還敘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發熱、惡寒、頭項強痛，脈浮，屬表證，為太陽病。但同是太陽病，又分有汗無汗，脈緩脈急之別。其中有汗、脈浮緩者屬太陽病中風的桂枝湯證；無汗、脈浮緊者，屬太陽病傷寒的麻黃湯證；無汗、脈緊而增煩躁者，又屬大青龍湯證。這樣精細的辨證及選方用藥法則，使醫家可執簡馭繁，應付各類複雜的證候都能穩操勝券。
除了辨證論治的原性之外，張仲景還提出了辨證的靈活性，以應付一些較為特殊的情況。如“舍脈從證”和舍證從脈”的診斷方法。即辨證必須有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前提，如果出現脈、證不符的情況，就應該根據病情實際，認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證情本質，或舍脈從證，或舍證從脈。陽證見陰脈、表證見沉脈和證實脈虛，其實質都是證有餘而脈不足，即當舍證從脈而救裏；而陰證見陽脈，提示病邪有向表趨勢，裏證見浮脈，多提示表證未盡解；證虛脈實，則宜舍脈從證。脈、證取舍的要點是從“虛”字著眼，即證實脈虛從脈，證虛脈實從證。這無疑為醫者理清臨床上亂麻一般的複雜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綱要性條例。
對於治則和方藥，《傷寒雜病論》的貢獻也十分突出。書中提出的治則以整體觀念為指導，調整陰陽，扶正驅邪，還有汗、吐、下、和、溫、清、消、補諸法，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方劑。據統計，《傷寒論》載方113個，《金匱要略》載方262個，除去重複，兩書實收方劑269個。
這些方劑均有嚴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與芍藥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兩），即為桂枝湯；若加桂枝三兩，則可治奔豚氣上衝，若倍芍藥，即成治療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湯。若桂枝湯加附子、葛根、人參、大黃、茯苓等則可衍化出幾十個方劑。其變化之妙，療效之佳，令人歎服。尤其是該書對於後世方劑學的發展，諸如藥物配伍及加減變化的原則等都有著深遠影響，而且一直為後世醫家所遵循。
許多著名方劑在現代人民衛生保健中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例如：治療乙型腦炎的白虎湯，治療肺炎的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治療急、慢性闌尾炎的大黃牡丹皮湯，治療膽道蛔蟲症的烏梅丸，治療痢疾的白頭翁湯，治療急性黃疸型肝炎的茵陳蒿湯，治療心律不齊的炙甘草湯，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瓜蔞薤白白酒湯等，都是臨床中常用的良方。
另在劑型上此書也勇於創新，其種類之多，已大大超過了漢代以前的各種方書。計有湯劑、丸劑、散劑、膏劑、酒劑、洗劑、浴劑、熏劑、滴耳劑、灌鼻劑、吹鼻劑、灌腸劑、陰道栓劑、肛門栓劑等。此外，對各種劑型的製法記載甚詳，對湯劑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頗細。所以後世稱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為“方書之祖”，稱該書所列方劑為“經方”。
《傷寒雜病論》對針刺、灸烙、溫熨、藥摩、吹耳等治療方法也有許多闡述。另對許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對自縊、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頗有特色。其中對自縊的解救，，很近似現代的人工唿吸法。這些都是祖國醫學中的寶貴資料。
《傷寒雜病論》奠定了張仲景在中醫史上的重要地位，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部專著的科學價值越來越顯露出來，成為後世從醫者人人必讀的重要醫籍。張仲景也因對醫學的傑出貢獻被後人稱為“醫聖”。清代醫家張誌聰說過：“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為儒，不明本論（《傷寒論》）者不可以為醫。”
後該書流傳海外，亦頗受國外醫學界推崇，成為研讀的重要典籍。據不完全統計，由晉代至今，整理、注釋、研究《傷寒雜病論》的中外學者記逾千家。鄰國日本自康平年間（相當於我國宋朝）以來，研究《傷寒論》的學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鮮、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國的醫學發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響及推動。《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仍是我國中醫院校開設的主要基礎課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