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省鹹陽市）人。東漢大臣、史學家、文學家，與司馬遷並稱“班馬”。班彪之子，班超之兄。
班固十六歲入洛陽太學，二十三歲父死後歸鄉裏。以父所撰《史記後傳》敘事未詳，乃潛心繼續撰述力求精善。漢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誣告私改作國史，下獄。其弟班超辯明其冤，出獄後被任為蘭台令史，奉命撰述東漢開國以來史事，與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撰成《世祖本紀》。
遷為郎，典校秘書，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明帝複命他完成前所著書。他認為《史記》以漢朝“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不妥，決心撰寫起自漢高祖、終於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跡的《漢書》。漢章帝時，以文才深得器重，遷官玄武司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諸儒在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命其記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論》（一名《白虎通義》）。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隨竇憲出擊匈奴，為中護軍，參與謀議。次年，行中郎將事。永元四年，竇憲失勢自殺，他受牽連免官、被捕，死於獄中。
班固一生著述頗豐。作為史學家，修撰《漢書》，是“前四史”之一；作為辭賦家，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兩都賦》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列入《文選》第一篇；作為經學理論家，所編《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將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班固出身儒學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九歲便能文誦賦。班固的父親班彪當時已是遠近聞名的學者，好多人都前來拜他為師或與他探討學問，受父親朋友輩學者的影響，班固開闊了眼界，學業大有長進。班彪晚年潛心續寫《史記》，受父親影響，班固也開始留意史籍。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到京城洛陽遊學，拜訪班彪，對班固的才能和誌向欣賞備至，認為班固將來必定能完成撰著漢代曆史的重任。
隨著年齡的增長，班固開始不滿足於儒學世家的家庭教育。為了進一步深造，班固於十六歲時進入洛陽太學學習，在這裏，他用功苦學，貫通各種經書典籍，不論儒家或其他百家學說，都能深入鑽研，同時注重見識，並不拘守一師之說，不停留在字音字義、枝枝節節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貫通經籍的大義。這是他日後能夠成長為一代良師的極重要條件。在這裏，班固結識了崔駰、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學。由於班固性格寬容隨和，平易近人，不因為自己才能出眾而驕傲，所以得到了同學及士林的交口稱讚。到班彪死時，班固雖然年僅二十三歲，但已具備頗高的文化修養和著述能力。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由於父親去世後生計困難，班固隻好從京城洛陽遷迴扶風安陵老家居住。從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鄉裏平民的地位，這對上進心很強的班固是一沉重打擊。但他毫不氣餒，立誌繼承父親未盡之業的決心並沒有改變。班固認為，父親已經撰成《史記後傳》的部分，內容還不夠詳備，布局也尚待改進；沒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續寫。於是他在父親已成《史記後傳》的基礎上，利用家藏的豐富圖書，正式開始了撰寫《漢書》的生涯，同時積極尋求出仕的機會。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漢明帝任命東平王劉蒼為驃騎將軍，準許他選用輔助官員四十人，班固認為這是一個出仕的好機會，為了積極舉薦人才，也為了顯示自己的見識和才能，上了一篇奏記（《奏記東平王蒼》）。班固的自薦沒有獲得成功，但他舉薦人才的建議，卻大部分被劉蒼所采納。
私修國史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當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寫《漢書》的時候，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修國史”，漢明帝下詔扶風郡收捕，班固被關進京兆監獄，書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國史”罪名很大，同郡人蘇朗曾被人告發偽造圖讖，被捕入獄後，很快就被處死。麵對這種嚴峻形勢，班家上下十分緊張，害怕班固兇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擔心班固被郡署考逼，無法表白，便騎上快馬趕赴京城洛陽，打算上書漢明帝，替班固申冤。
班超策馬穿華陰、過潼關，趕到京城洛陽上書為班固申冤，引起漢明帝對這一案件的重視，特旨召見班超核實情況。班超將父兄兩代人幾十年修史的辛勞以及宣揚“漢德”的意向全部告訴了漢明帝，扶風郡守也將查抄的書稿送至京師。明帝讀了書稿，對班固的才華感到驚異，稱讚他所寫的書稿確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釋放，並召進京都洛陽皇家校書部，拜為蘭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圖書。
班固被拜為“蘭台令史”，受任與前睢陽縣令陳宗、長陵縣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等人，共同編撰東漢光武帝的事跡《世祖本紀》。班固與陳宗等同心協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紀》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讚揚。由於班固在編撰《世祖本紀》過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晉升為“郎”官（校書郎），負責整理校讎皇家圖書。
班固繼續修撰光武帝一朝的史事，又撰成東漢功臣、平林、新市起義軍和公孫述的事跡，共成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這樣，光武帝一朝的記載大體齊備（即後世《東觀漢記》的光武帝部分。《東觀漢紀》是東漢皇朝的當代史，自明帝以後，章帝、安帝、桓帝、靈帝、獻帝曆朝都有續修，班固則是在它的創始時期作出了重要貢獻，開了一個好頭。）
班固到京師後，弟班超與母親也隨至洛陽，因家境貧寒，班超靠替官府抄寫文書來維持生計。班固被漢明帝任命為郎官之後，官階雖低，但與明帝見麵的機會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顯露，逐漸得到漢明帝的寵愛。後來，明帝問及為救班固冒險上疏的班超，班固據實以告，明帝非常欣賞班超的勇氣和辯才，覺得他未得任用實在可惜，便授班超為“蘭台令史”。這期間，班固的職務雖低，卻使班固得到較為安定的生活，更為重要的是，使他有條件接觸並利用皇家豐富的藏書，這就為他日後完成《漢書》提供了重要條件。
班固在撰寫光武一朝君臣事跡期間，顯露出卓越的才華，得到漢明帝的賞識。漢明帝鑒於班固具有獨力修撰漢史的宏願，也希望通過班固進一步宣揚“漢德”，特下詔，讓他繼續完成所著史書。班固從私撰《漢書》到受詔修史，是一個重大轉折，對於《漢書》的完成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從此，班固不僅有了比較穩定的生活，有皇家圖書可資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確認，再也不用擔驚受怕了。由於具備了這些條件，班固開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業之中，撰史進度大大加快。
東漢政權建立後，定都洛陽，至明帝時，疏浚護城河、修繕城牆，以重整皇宮。可是，關中上了年紀的士紳們仍懷戀西漢建都長安的熱鬧場麵，認為東漢建都洛陽是錯誤的，希望朝廷遷迴長安。班固認為洛陽更加適宜，不想遷都議論擾亂人心，於是作《兩都賦》，盛讚東都洛陽規模建製之美，並從禮法的角度，歌頌光武帝遷都洛陽、中興漢室的功績，宣揚洛陽建都的適宜性，以駁斥關中人士不切時宜的議論，澄清人們的模糊認識。
永平十七年（74年），漢明帝召集班固、賈逵、郗萌等人到皇宮雲龍門，討論《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司馬遷讚語有無不當之處，班固當庭指出一處錯誤，出宮後，班固為進一步說明自己對秦亡的認識，作史論《秦紀論》，揭示秦朝曆史走向滅亡的必然性。
永平十八年（75年），漢明帝駕崩，其子劉炟即位，是為漢章帝。漢章帝對經學文章同樣懷有很大興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照進皇宮，與皇帝一起讀書。章帝每次外出巡守，總讓班固隨行，獻上詩詞歌賦助興。朝廷有大事，也讓班固列席，參與公卿大臣的討論。
班固雖然以知識淵博得到章帝重視，但念及父子兩代才華橫溢，卻不能名顯於世，自己年屆四十，仍不得升遷，他想起東方朔、揚雄曾在文章中抱怨沒能趕上蘇秦、張儀的時代，便提筆寫成《答賓戲》一文。文章以問答的形式，抒發了自己的苦悶和感慨，又從從正麵反駁自己不該有的想法和抑鬱，鼓勵自己堅定誌向，按照既定目標奮鬥不息。全文構思巧妙，格調高雅，說理深刻誠懇。
章帝讀到後，更加讚賞班固的才華，也醒悟到班固長久居下位不太合理，便提拔他為玄武司馬。
班固又在司馬相如《封禪》、揚雄《美新》的基礎上，作《典引》，述敘漢德。在文中，班固係統性地評價了“兩司馬”（司馬相如、司馬遷），該文主要以四句為主，形成後來四六句的雛形。
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楊終指出，當時由於經學流派的繁衍，解經歧異很大，影響經學的傳播和發展，建議應該像西漢宣帝召集石渠閣會議那樣，召集學者來講論五經，裁定經義。
章帝采納了這個建議，下詔諸儒大會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以促進儒家思想與讖緯神學緊密結合，會議曆時一個多月才結束。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會議，並兼記錄。會後他按章帝的旨意，將會議記錄整理成《白虎通德論》（《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使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漢章帝建初七年（82年），班固初步上完成了《漢書》的撰著，自永平元年（58年）開始，共計曆時二十五年，實現了父子兩代人的心願。全書記述從漢高祖開始，到孝平王莽被殺，十二代帝王，二百三十年間的事跡，包括《春秋》考紀、表、誌、傳共一百篇。《漢書》頒出後，受到當朝重視，學者們爭相誦讀。但漢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去世時，《漢書》中的“八表”和《天文誌》尚未完成，於是漢和帝劉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八表”，而馬續續寫《天文誌》。
班固修《漢書》，曠日持久，雖然得到了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賞識，然而也不過是做了個蘭台令史、校書郎、玄武司馬之類的小官。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時機，以求建功立業。北單於派遣使者來朝納貢，意欲和親，章帝訊問眾官。班固分析兩漢時局，建議通使匈奴，以宣揚漢德（即《匈奴和親議》）。
章和二年（88年），章帝卒，漢和帝即位，年僅十歲，竇太後臨朝，起用竇憲為侍中，掌控大權。竇憲專橫跋扈，無視朝廷法律。後因刺殺齊殤王的兒子劉暢，事發被捕入獄，竇憲請求率軍北征匈奴以贖死罪。當時匈奴分南北兩部，南匈奴親漢，北匈奴反漢。正好南匈奴請求漢朝出兵討伐北匈奴。朝廷便任命竇憲為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永元元年（89年），班固年屆五十八歲，因遭母喪，辭官守孝在家。班氏家族向來有與邊疆事務打交道的經驗，於是，班固也想通過邊境立功，獲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班固得知竇憲被任命為將軍，率大軍攻伐匈奴的消息，便決定投附竇憲，隨大軍北攻匈奴，被竇憲任為中護軍，參與軍中謀議。
竇憲與耿秉各率四千騎、南匈奴左穀蠡王師子率萬騎從朔方雞鹿塞（今內蒙古磴口縣西北哈薩格峽穀口）出兵；南單於屯屠河率領萬餘騎從滿夷穀（今內蒙古自治區固陽縣）出兵；度遼將軍鄧鴻和邊境地區歸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騎、左賢王安國萬騎從稒陽塞（固陽縣境）出兵。三路大軍在涿邪山（阿爾泰山東脈）會師。
竇憲命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等率精兵一萬多，與北單於在稽落山作戰，大破敵軍。敵眾潰散，單於逃走。竇憲整軍追擊，直到私渠比鞮海（烏布蘇諾爾湖）。此役，共斬殺名王以下將士一萬三千多人，俘獲馬、牛、羊、駝百餘萬頭，來降者八十一部，前後二十多萬人。竇憲、耿秉遂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內杭愛山），去塞三千餘裏，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中護軍班固作銘。班固作《封燕然山銘》，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剿兇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然後班師。班竇兩家本有世交之誼，班固入竇憲幕府後，主持筆墨之事，與竇憲關係更為親密，便撰寫《竇將軍北征頌》，對竇憲北征匈奴大加歌頌。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匈奴單於派親王向竇憲通報，請求向漢稱臣，並想入京朝見。竇憲上表請示後，派班固、梁諷帶領數百人出居延塞（今內蒙古額濟納旗）迎接。這時，南單於上書漢廷，建議乘機消滅北單於，然後南北匈奴合並歸漢。漢廷同意，於是，南單於大敗北單於，北單於受重傷逃走。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轉頭返迴。竇憲認為北單於勢力微弱，想乘機將其徹底消滅，次年，竇憲率軍精兵出擊，出塞五千裏，進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斬首五千餘級，俘虜北單於太後，北單於遁逃，不知去向。
班固從竇憲北征匈奴以後，進入竇憲幕府。此時的竇憲，因為平定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眾多，官員進退都由他一人決定，朝臣震懾，望風希旨。尚書仆射鄭壽、樂恢由於招致他的不滿，被迫相繼自殺。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竇憲密謀叛亂，事發被革職，迴到封地後被迫自殺。班固與竇憲關係密切，因而受到株連，也被免職。洛陽令種兢對班固積有宿怨，竇憲案發後，種兢借機羅織罪名，大加陷害。班固被捕入獄，同年死於獄中，年六十一歲。
和帝得知班固已死，下詔譴責種兢公報私仇的惡劣做法，並將害死班固的獄吏處死抵罪。
《漢書》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書，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新體例，與《史記》、《後漢書》、《三國誌》並稱為“前四史”。全書記述了上起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在構書體係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規矩法度清晰、體例整齊合理，更易使人效法，開啟了官方修史的端緒。
《漢書》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它是繼《史記》以後出現的又一部史傳文學典範之作，通過敘述西漢盛世各類人物的事跡，全麵地展現了西漢盛世的繁榮景象和時代精神風貌，在敘事寫人方麵取得了重大成就。藝術特色上，《漢書》重視規矩繩墨，行文謹嚴有法，在平鋪直敘過程中寓含褒貶、預示吉兇，分寸掌握得非常準確，形成了和《史記》迥然有別的風格。
在正史中專列《地理誌》是從班固的《漢書·地理誌》開始的，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誌》模式被後世的正史地理誌、全國總誌、地方誌仿效，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班固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對後世沿革地理學的蓬勃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此外，《漢書》還記載了當時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誌》以及《溝洫誌》和《西域列傳》等篇目中，是研究漢代地理的珍貴材料。
《漢書·藝文誌》考證了各學術別派的源流，著錄了西漢時國家所收藏的各類書籍，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極高的價值。它繼承了《七略》六分法的分類體係，開創了史誌目錄這一體列，後世修史，必設“藝文”、“經籍”類，對我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
除《漢書》外，班固還是一個出色的賦作家，他的創作活動主要表現在身體力行地提倡散體大賦上，其代表作《兩都賦》，是以都洛、都雍（即長安）為題材的作品中規模宏大、別具特色、成就突出、影響最大的一篇，大大發展了京都賦，直接影響了張衡《二京賦》以及左思《三都賦》的創作，被蕭統《文選》列為第一篇。
在表現手法上，以往的散體大賦，都遵從“勸百諷一”的表現原則，《兩都賦》一改傳統表現方法中勸與諷篇幅相差懸殊的結構模式，其下篇《東都賦》通篇是諷喻、誘導，表現出較為進步的京都觀。這是對賦的藝術表現和篇章結構關係的重大突破，也推動了漢代文學思想的發展。此外，班固為竇憲出征匈奴紀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銘》，典重華美，曆來傳誦，並成為常用的典故。
班固是東漢較早創作五、七言詩的文人，他對這兩種新興詩體持認同態度，並進行了有益的嚐試。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學家的筆法寫五、七言詩，都以敘事為主，寫得質實樸素。其五言詩《詠史》，雖“質木無文”，卻是現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五言詩，也是詩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義上的詠史詩，開啟“詠史”這一詩題。
班固在《漢書·藝文誌》，把小說家列於諸子略十家的最後，諸子略共4324篇，小說就占了1380篇，是篇數最多的一家，這是小說見於史家著錄的開始。班固認為“小說本是街談巷語，由小說家采集記錄，成為一家之言”，明確地指出小說起自民間傳說，這是史家和目錄學家對小說所作的具有權威性的解釋和評價，規範和影響著後世對小說的認知和寫作，兩千年來發揮著難以估量的功能價值。
班固著作頗豐，除《漢書》和《白虎通義》外，還有《典引》、《應譏》及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等四十多篇，《隋書·經籍誌》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張溥輯有《班蘭台集》，今人丁福保輯有《班孟堅集》。
人物評價
張輔：“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餘以為失，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範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範曄：1“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鹹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
2“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3“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班固十六歲入洛陽太學，二十三歲父死後歸鄉裏。以父所撰《史記後傳》敘事未詳，乃潛心繼續撰述力求精善。漢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誣告私改作國史，下獄。其弟班超辯明其冤，出獄後被任為蘭台令史，奉命撰述東漢開國以來史事，與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撰成《世祖本紀》。
遷為郎，典校秘書，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明帝複命他完成前所著書。他認為《史記》以漢朝“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不妥，決心撰寫起自漢高祖、終於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跡的《漢書》。漢章帝時，以文才深得器重，遷官玄武司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諸儒在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命其記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論》（一名《白虎通義》）。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隨竇憲出擊匈奴，為中護軍，參與謀議。次年，行中郎將事。永元四年，竇憲失勢自殺，他受牽連免官、被捕，死於獄中。
班固一生著述頗豐。作為史學家，修撰《漢書》，是“前四史”之一；作為辭賦家，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兩都賦》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列入《文選》第一篇；作為經學理論家，所編《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將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班固出身儒學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九歲便能文誦賦。班固的父親班彪當時已是遠近聞名的學者，好多人都前來拜他為師或與他探討學問，受父親朋友輩學者的影響，班固開闊了眼界，學業大有長進。班彪晚年潛心續寫《史記》，受父親影響，班固也開始留意史籍。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到京城洛陽遊學，拜訪班彪，對班固的才能和誌向欣賞備至，認為班固將來必定能完成撰著漢代曆史的重任。
隨著年齡的增長，班固開始不滿足於儒學世家的家庭教育。為了進一步深造，班固於十六歲時進入洛陽太學學習，在這裏，他用功苦學，貫通各種經書典籍，不論儒家或其他百家學說，都能深入鑽研，同時注重見識，並不拘守一師之說，不停留在字音字義、枝枝節節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貫通經籍的大義。這是他日後能夠成長為一代良師的極重要條件。在這裏，班固結識了崔駰、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學。由於班固性格寬容隨和，平易近人，不因為自己才能出眾而驕傲，所以得到了同學及士林的交口稱讚。到班彪死時，班固雖然年僅二十三歲，但已具備頗高的文化修養和著述能力。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由於父親去世後生計困難，班固隻好從京城洛陽遷迴扶風安陵老家居住。從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鄉裏平民的地位，這對上進心很強的班固是一沉重打擊。但他毫不氣餒，立誌繼承父親未盡之業的決心並沒有改變。班固認為，父親已經撰成《史記後傳》的部分，內容還不夠詳備，布局也尚待改進；沒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續寫。於是他在父親已成《史記後傳》的基礎上，利用家藏的豐富圖書，正式開始了撰寫《漢書》的生涯，同時積極尋求出仕的機會。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漢明帝任命東平王劉蒼為驃騎將軍，準許他選用輔助官員四十人，班固認為這是一個出仕的好機會，為了積極舉薦人才，也為了顯示自己的見識和才能，上了一篇奏記（《奏記東平王蒼》）。班固的自薦沒有獲得成功，但他舉薦人才的建議，卻大部分被劉蒼所采納。
私修國史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當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寫《漢書》的時候，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修國史”，漢明帝下詔扶風郡收捕，班固被關進京兆監獄，書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國史”罪名很大，同郡人蘇朗曾被人告發偽造圖讖，被捕入獄後，很快就被處死。麵對這種嚴峻形勢，班家上下十分緊張，害怕班固兇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擔心班固被郡署考逼，無法表白，便騎上快馬趕赴京城洛陽，打算上書漢明帝，替班固申冤。
班超策馬穿華陰、過潼關，趕到京城洛陽上書為班固申冤，引起漢明帝對這一案件的重視，特旨召見班超核實情況。班超將父兄兩代人幾十年修史的辛勞以及宣揚“漢德”的意向全部告訴了漢明帝，扶風郡守也將查抄的書稿送至京師。明帝讀了書稿，對班固的才華感到驚異，稱讚他所寫的書稿確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釋放，並召進京都洛陽皇家校書部，拜為蘭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圖書。
班固被拜為“蘭台令史”，受任與前睢陽縣令陳宗、長陵縣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等人，共同編撰東漢光武帝的事跡《世祖本紀》。班固與陳宗等同心協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紀》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讚揚。由於班固在編撰《世祖本紀》過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晉升為“郎”官（校書郎），負責整理校讎皇家圖書。
班固繼續修撰光武帝一朝的史事，又撰成東漢功臣、平林、新市起義軍和公孫述的事跡，共成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這樣，光武帝一朝的記載大體齊備（即後世《東觀漢記》的光武帝部分。《東觀漢紀》是東漢皇朝的當代史，自明帝以後，章帝、安帝、桓帝、靈帝、獻帝曆朝都有續修，班固則是在它的創始時期作出了重要貢獻，開了一個好頭。）
班固到京師後，弟班超與母親也隨至洛陽，因家境貧寒，班超靠替官府抄寫文書來維持生計。班固被漢明帝任命為郎官之後，官階雖低，但與明帝見麵的機會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顯露，逐漸得到漢明帝的寵愛。後來，明帝問及為救班固冒險上疏的班超，班固據實以告，明帝非常欣賞班超的勇氣和辯才，覺得他未得任用實在可惜，便授班超為“蘭台令史”。這期間，班固的職務雖低，卻使班固得到較為安定的生活，更為重要的是，使他有條件接觸並利用皇家豐富的藏書，這就為他日後完成《漢書》提供了重要條件。
班固在撰寫光武一朝君臣事跡期間，顯露出卓越的才華，得到漢明帝的賞識。漢明帝鑒於班固具有獨力修撰漢史的宏願，也希望通過班固進一步宣揚“漢德”，特下詔，讓他繼續完成所著史書。班固從私撰《漢書》到受詔修史，是一個重大轉折，對於《漢書》的完成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從此，班固不僅有了比較穩定的生活，有皇家圖書可資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確認，再也不用擔驚受怕了。由於具備了這些條件，班固開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業之中，撰史進度大大加快。
東漢政權建立後，定都洛陽，至明帝時，疏浚護城河、修繕城牆，以重整皇宮。可是，關中上了年紀的士紳們仍懷戀西漢建都長安的熱鬧場麵，認為東漢建都洛陽是錯誤的，希望朝廷遷迴長安。班固認為洛陽更加適宜，不想遷都議論擾亂人心，於是作《兩都賦》，盛讚東都洛陽規模建製之美，並從禮法的角度，歌頌光武帝遷都洛陽、中興漢室的功績，宣揚洛陽建都的適宜性，以駁斥關中人士不切時宜的議論，澄清人們的模糊認識。
永平十七年（74年），漢明帝召集班固、賈逵、郗萌等人到皇宮雲龍門，討論《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司馬遷讚語有無不當之處，班固當庭指出一處錯誤，出宮後，班固為進一步說明自己對秦亡的認識，作史論《秦紀論》，揭示秦朝曆史走向滅亡的必然性。
永平十八年（75年），漢明帝駕崩，其子劉炟即位，是為漢章帝。漢章帝對經學文章同樣懷有很大興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照進皇宮，與皇帝一起讀書。章帝每次外出巡守，總讓班固隨行，獻上詩詞歌賦助興。朝廷有大事，也讓班固列席，參與公卿大臣的討論。
班固雖然以知識淵博得到章帝重視，但念及父子兩代才華橫溢，卻不能名顯於世，自己年屆四十，仍不得升遷，他想起東方朔、揚雄曾在文章中抱怨沒能趕上蘇秦、張儀的時代，便提筆寫成《答賓戲》一文。文章以問答的形式，抒發了自己的苦悶和感慨，又從從正麵反駁自己不該有的想法和抑鬱，鼓勵自己堅定誌向，按照既定目標奮鬥不息。全文構思巧妙，格調高雅，說理深刻誠懇。
章帝讀到後，更加讚賞班固的才華，也醒悟到班固長久居下位不太合理，便提拔他為玄武司馬。
班固又在司馬相如《封禪》、揚雄《美新》的基礎上，作《典引》，述敘漢德。在文中，班固係統性地評價了“兩司馬”（司馬相如、司馬遷），該文主要以四句為主，形成後來四六句的雛形。
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楊終指出，當時由於經學流派的繁衍，解經歧異很大，影響經學的傳播和發展，建議應該像西漢宣帝召集石渠閣會議那樣，召集學者來講論五經，裁定經義。
章帝采納了這個建議，下詔諸儒大會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以促進儒家思想與讖緯神學緊密結合，會議曆時一個多月才結束。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會議，並兼記錄。會後他按章帝的旨意，將會議記錄整理成《白虎通德論》（《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使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漢章帝建初七年（82年），班固初步上完成了《漢書》的撰著，自永平元年（58年）開始，共計曆時二十五年，實現了父子兩代人的心願。全書記述從漢高祖開始，到孝平王莽被殺，十二代帝王，二百三十年間的事跡，包括《春秋》考紀、表、誌、傳共一百篇。《漢書》頒出後，受到當朝重視，學者們爭相誦讀。但漢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去世時，《漢書》中的“八表”和《天文誌》尚未完成，於是漢和帝劉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八表”，而馬續續寫《天文誌》。
班固修《漢書》，曠日持久，雖然得到了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賞識，然而也不過是做了個蘭台令史、校書郎、玄武司馬之類的小官。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時機，以求建功立業。北單於派遣使者來朝納貢，意欲和親，章帝訊問眾官。班固分析兩漢時局，建議通使匈奴，以宣揚漢德（即《匈奴和親議》）。
章和二年（88年），章帝卒，漢和帝即位，年僅十歲，竇太後臨朝，起用竇憲為侍中，掌控大權。竇憲專橫跋扈，無視朝廷法律。後因刺殺齊殤王的兒子劉暢，事發被捕入獄，竇憲請求率軍北征匈奴以贖死罪。當時匈奴分南北兩部，南匈奴親漢，北匈奴反漢。正好南匈奴請求漢朝出兵討伐北匈奴。朝廷便任命竇憲為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永元元年（89年），班固年屆五十八歲，因遭母喪，辭官守孝在家。班氏家族向來有與邊疆事務打交道的經驗，於是，班固也想通過邊境立功，獲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班固得知竇憲被任命為將軍，率大軍攻伐匈奴的消息，便決定投附竇憲，隨大軍北攻匈奴，被竇憲任為中護軍，參與軍中謀議。
竇憲與耿秉各率四千騎、南匈奴左穀蠡王師子率萬騎從朔方雞鹿塞（今內蒙古磴口縣西北哈薩格峽穀口）出兵；南單於屯屠河率領萬餘騎從滿夷穀（今內蒙古自治區固陽縣）出兵；度遼將軍鄧鴻和邊境地區歸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騎、左賢王安國萬騎從稒陽塞（固陽縣境）出兵。三路大軍在涿邪山（阿爾泰山東脈）會師。
竇憲命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等率精兵一萬多，與北單於在稽落山作戰，大破敵軍。敵眾潰散，單於逃走。竇憲整軍追擊，直到私渠比鞮海（烏布蘇諾爾湖）。此役，共斬殺名王以下將士一萬三千多人，俘獲馬、牛、羊、駝百餘萬頭，來降者八十一部，前後二十多萬人。竇憲、耿秉遂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內杭愛山），去塞三千餘裏，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中護軍班固作銘。班固作《封燕然山銘》，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剿兇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然後班師。班竇兩家本有世交之誼，班固入竇憲幕府後，主持筆墨之事，與竇憲關係更為親密，便撰寫《竇將軍北征頌》，對竇憲北征匈奴大加歌頌。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匈奴單於派親王向竇憲通報，請求向漢稱臣，並想入京朝見。竇憲上表請示後，派班固、梁諷帶領數百人出居延塞（今內蒙古額濟納旗）迎接。這時，南單於上書漢廷，建議乘機消滅北單於，然後南北匈奴合並歸漢。漢廷同意，於是，南單於大敗北單於，北單於受重傷逃走。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轉頭返迴。竇憲認為北單於勢力微弱，想乘機將其徹底消滅，次年，竇憲率軍精兵出擊，出塞五千裏，進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斬首五千餘級，俘虜北單於太後，北單於遁逃，不知去向。
班固從竇憲北征匈奴以後，進入竇憲幕府。此時的竇憲，因為平定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眾多，官員進退都由他一人決定，朝臣震懾，望風希旨。尚書仆射鄭壽、樂恢由於招致他的不滿，被迫相繼自殺。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竇憲密謀叛亂，事發被革職，迴到封地後被迫自殺。班固與竇憲關係密切，因而受到株連，也被免職。洛陽令種兢對班固積有宿怨，竇憲案發後，種兢借機羅織罪名，大加陷害。班固被捕入獄，同年死於獄中，年六十一歲。
和帝得知班固已死，下詔譴責種兢公報私仇的惡劣做法，並將害死班固的獄吏處死抵罪。
《漢書》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書，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新體例，與《史記》、《後漢書》、《三國誌》並稱為“前四史”。全書記述了上起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在構書體係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規矩法度清晰、體例整齊合理，更易使人效法，開啟了官方修史的端緒。
《漢書》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它是繼《史記》以後出現的又一部史傳文學典範之作，通過敘述西漢盛世各類人物的事跡，全麵地展現了西漢盛世的繁榮景象和時代精神風貌，在敘事寫人方麵取得了重大成就。藝術特色上，《漢書》重視規矩繩墨，行文謹嚴有法，在平鋪直敘過程中寓含褒貶、預示吉兇，分寸掌握得非常準確，形成了和《史記》迥然有別的風格。
在正史中專列《地理誌》是從班固的《漢書·地理誌》開始的，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誌》模式被後世的正史地理誌、全國總誌、地方誌仿效，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班固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對後世沿革地理學的蓬勃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此外，《漢書》還記載了當時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誌》以及《溝洫誌》和《西域列傳》等篇目中，是研究漢代地理的珍貴材料。
《漢書·藝文誌》考證了各學術別派的源流，著錄了西漢時國家所收藏的各類書籍，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極高的價值。它繼承了《七略》六分法的分類體係，開創了史誌目錄這一體列，後世修史，必設“藝文”、“經籍”類，對我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
除《漢書》外，班固還是一個出色的賦作家，他的創作活動主要表現在身體力行地提倡散體大賦上，其代表作《兩都賦》，是以都洛、都雍（即長安）為題材的作品中規模宏大、別具特色、成就突出、影響最大的一篇，大大發展了京都賦，直接影響了張衡《二京賦》以及左思《三都賦》的創作，被蕭統《文選》列為第一篇。
在表現手法上，以往的散體大賦，都遵從“勸百諷一”的表現原則，《兩都賦》一改傳統表現方法中勸與諷篇幅相差懸殊的結構模式，其下篇《東都賦》通篇是諷喻、誘導，表現出較為進步的京都觀。這是對賦的藝術表現和篇章結構關係的重大突破，也推動了漢代文學思想的發展。此外，班固為竇憲出征匈奴紀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銘》，典重華美，曆來傳誦，並成為常用的典故。
班固是東漢較早創作五、七言詩的文人，他對這兩種新興詩體持認同態度，並進行了有益的嚐試。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學家的筆法寫五、七言詩，都以敘事為主，寫得質實樸素。其五言詩《詠史》，雖“質木無文”，卻是現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五言詩，也是詩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義上的詠史詩，開啟“詠史”這一詩題。
班固在《漢書·藝文誌》，把小說家列於諸子略十家的最後，諸子略共4324篇，小說就占了1380篇，是篇數最多的一家，這是小說見於史家著錄的開始。班固認為“小說本是街談巷語，由小說家采集記錄，成為一家之言”，明確地指出小說起自民間傳說，這是史家和目錄學家對小說所作的具有權威性的解釋和評價，規範和影響著後世對小說的認知和寫作，兩千年來發揮著難以估量的功能價值。
班固著作頗豐，除《漢書》和《白虎通義》外，還有《典引》、《應譏》及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等四十多篇，《隋書·經籍誌》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張溥輯有《班蘭台集》，今人丁福保輯有《班孟堅集》。
人物評價
張輔：“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餘以為失，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範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範曄：1“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鹹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
2“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3“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