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恆（前203年-前157年）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第四子，母為薄姬。漢朝第五個皇帝。
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陳豨叛亂被鎮壓，劉恆被封為代王。後跟母親在封地居住。劉邦逝世後，政權一度被呂太後控製，劉邦的其他兒子紛紛被殺，劉恆因為僻居遠方，且謙恭謹慎，別人看其沒有競爭皇位的可能，僥幸活了下來。呂太後死後，元老勳臣們平定“諸呂之亂”，把劉恆推上皇帝寶座。即位後，劉恆執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也重視農業，多次誡百官守令勸課農桑，減輕田租、賦役和刑獄，同時取消過關用傳（符證）製度，方便行旅往來和商品流通，並弛山澤之禁，促進鹽鐵業發展。又采納賈誼、晁錯等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建議，削弱諸侯王勢力，以鞏固中央集權。於後元七年（前157年）元月，漢文帝劉恆死於未央宮，葬於霸陵。
劉恆以仁孝之名，聞於天下，侍奉母親從不懈怠。母親臥病三年，其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藥，劉恆親口嚐過後才放心讓母親服用。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注意發展農業，使西漢社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與漢景帝的統治時期被譽為“文景之治”。同時，劉恆也是一位備受史家讚譽的皇帝，劉恆勵精圖治的行為，寬仁節儉的美德，愛民重農的思想，無不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劉恆的法律思想，特別是主張廢除肉刑的見解和下令廢除肉刑的做法，是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大進步，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劉恆是漢高祖劉邦第四子，母親薄姬在秦末原為魏王魏豹妾。楚漢之爭初期，魏豹附漢而叛漢，乃為漢將韓信、曹參敗俘，後被漢將周苛所殺。因此，薄姬成了俘虜，送入織室織布。後劉邦見她有些姿色，就納入後宮，歲餘不得寵幸。
漢高祖四年（前203年）初，劉邦坐在河南宮內成皋台上，管夫人和趙子兒兩位美人相伴，她們在一起談笑當年與薄姬的約定。漢高祖聽到後，問她們笑什麽，兩人將實情全部告訴了漢高祖。劉邦內心感到傷感，憐憫薄姬，當天就把薄姬召來並與她同房。薄姬說：“昨夜我夢見有蒼龍盤踞在我肚子上。”漢高祖說：“這是顯貴的吉兆，我為你促成這件好事。”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
漢高祖四年（前203年），在河南宮內成皋台生下兒子劉恆。自薄姬生下兒子劉恆以後，就很少有機會再見到劉邦。
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劉邦在親征平定代地諸侯陳豨的叛亂後，冊立八歲的劉恆為代王，都於晉陽（今山西太原）。其後劉恆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間，與民休息，發展生產，恭儉作則，代地由是大安。另一方麵，漢初複雜的政治環境和母親的悉心教導，養成了謹慎沉靜的性格。更重要的是，這為即位後成功應對功臣問題與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西漢高後八年（前180年），呂後去世後，忠於劉邦的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皇孫朱虛侯劉章兄弟攜手誅滅了呂氏勢力，商議由誰來繼承皇位。考慮到當時呂後立的小皇帝劉弘不是漢惠帝的後代，不符合皇位繼承的法統，評估了諸王和外戚勢力後，相中了寬厚仁慈、名聲較好的代王劉恆。於是派出使者去接劉恆到長安繼承皇位。
劉恆見到使者，開始並不是很高興，反而引起了疑心，屬臣們也意見不同：代國郎中令張武等認為有詐，提議以有病不能前往為由推辭，以觀察情況的變化；而中尉宋昌力排眾議，認為劉氏江山穩固，不必有所顧慮。劉恆決定用占卜來決定吉兇。結果達到一個“大橫”的占卜結果，這個結果表明：大橫所裂的紋路很是正當，卜卦人馬上即位做天王，將家族的偉業光大發揚，就向夏啟延續夏禹那樣。卦師向他解釋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級。
於是，劉恆初步決定入京即位。為了以防萬一，劉恆在向長安進發的過程中，步步為營，深怕中計，喪命黃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長安探聽虛實，二是到離長安城五十裏的時候，派屬下宋昌先進城探路。宋昌到達渭橋，丞相以下的官員都來迎接。宋昌到高陵迴報劉恆，於是劉恆行進到達渭橋，群臣以臣禮拜見劉恆，劉恆亦謙遜迴拜。太尉周勃進言說：“要求賜片刻時間秘密稟陳。”宋昌說：“要是太尉所陳的是公事，就請當著眾臣的麵奏；要是所陳的是私事，王者是無私的。”太尉周勃就跪著送上天子玉璽。劉恆辭謝說：“請到京都代邸再議。”最後，小心的劉恆終於在陳平等眾大臣的擁戴下，進入代邸商量，期間劉恆西向兩次辭讓、南向三次辭讓，在五讓天下後，終於同意即皇帝位。隨後劉恆讓劉興居清理宮掖，確保萬無一失，才住進了未央宮。選擇良辰吉日，繼承了皇位，是為漢文帝。
漢文帝入京，僅帶宋昌、張武等六人。即位後，下定決心要盡快整合皇權體製，以恢複和加強國家政權的運轉能力。
因為得到皇位不易，文帝即位後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張武為衛將軍和郎中令，負責守衛皇宮、京城，從根本上保證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後，對於擁立他做皇帝的功臣們一一賞賜、封官晉爵，對於被呂後貶斥的劉姓王公恢複了爵位和封地，同時，對於跟隨父親劉邦開國的功臣們分別賞賜、分封。這些措施使的文帝的帝位得到鞏固。
除了用拉攏的手段鞏固權勢外，打擊重臣也是文帝的一項重要措施。這方麵主要是對大功臣周勃的處理。周勃因為擁立文帝有功，每次退朝後，出來時總是很驕橫的樣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裏。而文帝對他更加有禮，經常目送他離去。有大臣勸說文帝，不該對周勃這樣重禮，有失君主的身份。從此，漢文帝的神色變得越發嚴肅，而周勃則越來越敬畏。周勃的屬下及時提醒他：小心功高蓋主，引火燒身。周勃如醍醐灌頂，猛然醒悟。於是辭去了右丞相（漢時以右為上，陳平當時是左丞相，相當於副職）的職務，漢文帝很快也答應了。
一年後，因為陳平謝世，文帝任命周勃做丞相，但僅十個月後，文帝又以列侯歸封國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職。當時，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長安，這給京城的糧食供應增加了很多負擔，所以，文帝就下詔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國去生活，即使朝廷恩準留在京城，也要將自己的兒子派到封國去。但很多人找各種各樣的借口留在京城，這使文帝很生氣，便讓丞相周勃帶頭做表率，免了丞相職務。
再後來，派友舉報周勃身披盔甲，懷有謀反之心，文帝馬上把他抓捕。周勃趕忙通過帝舅薄昭向文帝說明自己懼禍才束甲，決無謀反之心的實情。漢文帝在重新調查後，沒有發現周勃謀反的事實，便釋放了他。這和封建時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確實很寬容。
漢文帝鞏固皇位的主要措施有：
1掌握軍隊
軍權是最大的權，漢文帝深諳此道，所以在他進入未央宮的當天夜裏，就命令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二軍；命張武為郎中令，巡察保衛宮中。相關部門分別誅殺後少帝及其三個弟弟於他們自己的府邸裏。新帝迴到前殿連夜頒布詔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漢廷並無雄厚的政治基礎，有的宗室認為他是“摘桃派”，僅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擁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麵臨的是不斷壯大和日益驕橫的諸侯王勢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務是采取恩威並施的兩手策略來鞏固皇權。
2封賞功臣
漢文帝即位之後，首先封賜誅諸呂有功之臣。漢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灌嬰為太尉，組成新的中央。隨新帝入朝的官員，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舊有的諸侯王之外，漢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趙幽王劉友之子劉遂為趙王；徙封原琅邪王劉澤為燕王。後來，又立劉遂之弟劉強為河間王；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東牟侯劉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劉武為代王，又徙封為淮陽王，後徙封為梁王；劉參為太原王，後徙代王；劉揖為梁王。
同年正月，即文帝即位三個月後，根據群臣的建議，文帝立長子劉啟為太子。這樣，自漢高祖以來，預立太子就成為漢家的定製。同月，立竇氏為皇後。
由於漢初大力推行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對諸侯王勢力的惡性發展起了催化作用。諸侯坐大，開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漢文帝的即位，使得劉氏宗室內部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文帝三年（前177年），皇位繼承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濟北王劉興居率先發動叛亂，開啟同姓王國武裝反抗漢廷之先例。漢文帝派兵鎮壓，叛軍土崩瓦解，劉興居被俘自殺。
三年後，皇弟淮南王劉長又舉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動，即被朝廷發覺。文帝派人傳訊劉長入京，罷去他的王位，將他發配蜀郡。途中，劉長絕食而死。
兩起叛亂雖被平息了，但漢初諸侯王勢力的惡性發展，實際上已成為對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勢力。朝廷中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到了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的時候了。賈誼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時年28歲的賈誼上《陳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兩點：第一，親疏不是主要問題，即同姓諸侯王不比異姓王可靠。第二，是強者先反叛，弱者後反叛，在這樣的封國條件下，最後都是要威脅中央集權政權的。賈誼提出解決的辦法就是“眾建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諸侯王國的勢力，從而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賞賈誼的《治安策》，然而，當時他正用心於穩定政局，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形勢不允許他用激烈的方式實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構想。他隻有耐心等待合適的時機。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齊文王劉則死，無子嗣位，文帝趁機將最大的齊國分為六國。又封劉長的三子劉安、劉勃、劉賜等為王，將淮南國一分為三。
賈誼關於眾建諸侯的建議，至此才得以實施，但皇權和王權的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分權和集權的問題依然存在。由於文帝對同姓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導致了景帝時期的吳楚七國之亂。
文帝以秦亡為鑒，深知百姓生活之樂苦對政權安定的意義。其性又節儉，故在位時奉行黃老“無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財而罷建露台；因憐吏卒輸送之勞而令列侯歸於封國，不須留於長安奉朝請；借緹縈救父之事而下詔廢肉刑；又詔罷天下田租。通過這一係列政策，漢朝的社會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文教大興，國力日益強盛。
文帝君臣躬行節儉、勵精圖治，最終開創“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
後元七年六月己亥日（前157年7月4日），文帝在未央宮逝世，享年四十七歲。群臣上廟號為太宗，諡號孝文皇帝。同月乙巳日（7月10日），葬於霸陵（位於陝西西安東郊白鹿原西端）。
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後都著力於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時，不僅國家財力嚴重不足，人民生活還相當困頓。造成這種貧困的狀況，是由於“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農民遭受殘酷剝削，淫侈之風日益嚴重，以及社會背本趨末的結果。這表明漢初一度緩和的社會矛盾，到劉恆即位時又逐漸趨於表麵化。於是他開始大顯身手，開始了他的治國之路。
政治：1司法改革
秦漢時期的黃老學一個主要特征是“守法而無為”，所謂“無為”，不是毫無作為，也不是漫無邊際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規定。“法”是“無為”的界限，而無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廢”，就是指立法之後不輕易變更，要“循守成法”。
漢初統治者堅持黃老之學“賞罰信”的思想，主張嚴格執法，即使皇帝也隻有“執道生法”的權力，而不得犯法。漢文帝就是一位不以個人意誌破壞法律規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過渭橋，有人從橋下走出，使文帝乘車的馬受驚而跑。廷尉張釋之判處此人“罪金”（罰四兩金）。文帝要求處死。張釋之向皇帝說：“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製定的，如果我們輕易地改變法律，就會使人們對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樣做才對。”文帝終究表示廷尉做得對。
黃老思想雖然吸收了法家的“執法”“守法”思想，但基於“安民”“惠民”的立場，對法家的“重刑輕罪”主張並不首肯。黃老思想不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這種思想作用下，漢初統治者堅持除秦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連坐法”。明令宣布：“廢除一人犯罪，家人收為奴婢及各種株連的法律。”這是對舊傳統的否定，對成法的改革。
2刑製改革
廢除連坐法（首孥連坐法）。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廢除肉刑，改為處以笞刑和杖刑（詳見漢文帝刑製改革）。
3令列侯歸國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當時列侯多居於長安，離封邑很遠，吏卒供給輸送甚為勞苦，而列侯亦無機會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於是下詔讓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職與詔令恩準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4廢除過關用傳製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廢除進出關要出示證件的法令。
5入粟拜爵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號稱“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錯向劉恆建議：“募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並在其《論貴粟疏》中宣傳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劉恆時期充實國力的目的。於是劉恆采納了這個建議，采取公開招標價賣爵的辦法來充實邊防軍糧。
晁錯又建議，入粟拜爵辦法實行後，邊境積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輸於郡縣，是郡縣也積粟；邊境和郡縣都已充實，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辦法的實行，使農民的處境暫時有所改善。
6禮製改革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魯人公孫臣上書，稱秦為水德，漢為土德，將有黃龍出現，應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但丞相張蒼認為漢為水德，被文帝罷免。
文帝十五年（前171年），成紀出現所謂黃龍，正是土德之應，文帝乃拜公孫臣為博士，開始策劃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宜。翌年，趙人新垣平因善於望氣而得到文帝信任，在其建議下建立渭陽五帝廟和長門五帝壇，並親自祭祀，同時讓博士諸生摘取六經文句作《王製》，並討論巡狩、封禪事宜。
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新垣平讓人拿一個刻著“人主延壽”四字的玉杯，獻給文帝。在新垣平的建議下，文帝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後來有人告發新垣平所稱之神異都是在欺君，文帝就滅了他三族，從此懈怠於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務，渭陽五帝廟和長門五帝壇雖然依然保留，但都是遣官致祭，不再親自前往。
經濟
1安民為本
年輕的賈誼作《過秦論》為文帝提出治國的根本方針為“牧民之道，務在安之”。這股要求安民的社會思潮，是惠帝以來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鞏固西漢統治的需要。
2減省租賦
為了吸引農民歸農力本，文帝以減輕田租稅率的辦法，改變背本趨末的社會風氣，用來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漢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即納1∕30的土地稅。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後，三十稅一成為漢代定製。此外，算賦也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
3減輕徭役
文帝“偃武興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役一次。這樣的減免，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4廢除盜鑄錢令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廢除盜鑄錢令，允許私鑄。
5弛山澤之禁
文帝後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開放原來歸屬國家的所有山林川澤，準許私人開采礦產，利用和開發漁鹽資源，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弛禁的結果，“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文帝在位期間，采取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即位後，將軍陳武等提議收取南越和朝鮮，文帝說：“朕能任衣冠，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兇器，雖克所原，動亦秏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原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對匈奴的國防政策亦是如此。為了謀求安定的和平環境，對匈奴一直采取克製忍讓的態度，繼續執行和親政策，避免大動幹戈。然而，匈奴雖然受益於和親政策，但是卻不信守和親的盟約。漢廷急需行之有效的禦邊之策。當時任太子家令的晁錯上書漢文帝，分析漢朝與匈奴雙方在軍事上各自的長短，建議實行“募民實邊”的策略。其主要內容為：在邊地建立城邑，招募內地人民遷徙邊地，一麵種田，一麵備“胡”；每個城邑遷徙千戶以上的居民，由官府發給農具、衣服、糧食，直到他們能自給為止；遷往邊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編製組織起來，平時進行訓練，有事則可應敵，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擾，奪迴被匈奴人掠奪的財富，則由官府照價賞賜一半。劉恆在不同程度上采納了這個策略。
文帝還在邊地建立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萬人，養馬30萬匹。在民間，同樣獎勵老百姓養馬，以滿足邊防對馬匹的需求。
這些措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改變了單一輪換屯戍的製度，既有利於對邊郡的開發，又大大加強了抗擊匈奴的防禦力量；有利於休養和生息，使內地的社會經濟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為後來漢武帝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打下了基礎。
文帝即位後，不僅內政複雜棘手，邊事也十分嚴峻，在國力不強的情況下，麵對“胡強南勁”的形勢，漢文帝采取了正確的策略，贏得了較好的外部環境。
自白登之圍以來，漢廷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雖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並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貴族的威脅，雙方一直處於戰和不定的狀態。
漢文帝在位期間，繼續對匈奴和親。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賢王背棄和親之約，率數萬大軍侵占河南地（今內蒙古伊克昭盟地區），並進襲上郡（今陝西綏德地區），殺略漢民，威脅長安。雙方雖未交兵，但這次用兵是西漢自白登之圍後對匈奴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表明西漢王朝並不甘於和親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冒頓單於死，其子稽粥即位，號老上單於。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單於親率14萬大軍入北地郡，進占朝那（今甘肅平涼西北）、蕭關（今寧夏固原東南）、彭陽（今甘肅鎮原東南），燒毀中宮（秦宮，故址在今寧夏固原），前鋒直抵岐州雍（今寶雞鳳翔）、甘泉（今陝西淳化西北），距長安僅200裏，直接威脅西漢王朝的統治中心。文帝得報，立即命中尉周穀、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屯駐長安附近，防衛京師；又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遫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上郡、北地、隴西等處兵馬車騎迎擊匈奴，苦戰月餘，老上單於方退出塞外，而漢軍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從此，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西漢王朝深以為患，不得不遣使者複與匈奴修好和親。
文帝後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單於死，其子軍臣立為單於，仍以中行說為親信，積極準備攻漢。
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年），軍臣單於絕和親之約，對漢發動戰爭。他以6萬騎兵，分兩路，每路3萬騎，分別侵入上郡及雲中郡，殺略甚眾。劉恆急忙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率軍進駐飛狐（今山西上黨附近）；以原楚相蘇意為將軍，將兵入代地，進駐句注（今山西雁門關附近）；又派將軍張武屯兵北地，同時，置三將軍，命河內守周亞夫駐屯細柳，祝茲侯徐悍駐棘門，宗正劉禮駐霸上，保衛長安。此時，匈奴騎兵已進至代地句注邊，邊境烽火警報連連告急。漢軍經數月調動，方抵邊境地區。匈奴見漢軍加強了守備，遂退出塞外。漢軍也罷兵撤警。
戰國秦漢時期，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及嶺南一帶，聚居一種支族眾多的越族，被統稱為“百越”。居住在嶺南地區的越人，因地處“楚之南”，被稱為“南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統一嶺南，在這裏設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個郡。秦末農民戰爭起義爆發後，行南海郡事的趙佗自立為王。
漢高祖時，趙佗接受“南越王“封號，從此“稱臣奉漢約”，成為西漢王朝下的一個屬國—南越國。呂後統治時期，對南越實行經濟封鎖政策，趙佗即以兵戎相見，與漢王朝分庭抗禮。
文帝即位後，改變扼殺政策，采取安撫政策，向南越提供發展生產所需的鐵器、農具、馬牛羊等。並派人修葺趙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墳，置守邑，歲時祭祀。又撤掉進攻南越的軍官，拜趙佗的兄弟做官。然後，遣陸賈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誠意的感召下，趙佗謝罪稱臣，從而再次贏得了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到武帝時期，嶺南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已有較大發展。
漢文帝對周邊少數民族不輕易用兵，盡力維持相安友好關係，以禮相待，兄弟相稱，這對於加強中原人民與周邊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增進友誼，起了很好的作用，進一步促進了漢朝時期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曆史評價
袁盎：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製，然陛下從代乘六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
司馬遷：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嚐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幾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唿，豈不仁哉！
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嚐至市井，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陳豨叛亂被鎮壓，劉恆被封為代王。後跟母親在封地居住。劉邦逝世後，政權一度被呂太後控製，劉邦的其他兒子紛紛被殺，劉恆因為僻居遠方，且謙恭謹慎，別人看其沒有競爭皇位的可能，僥幸活了下來。呂太後死後，元老勳臣們平定“諸呂之亂”，把劉恆推上皇帝寶座。即位後，劉恆執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也重視農業，多次誡百官守令勸課農桑，減輕田租、賦役和刑獄，同時取消過關用傳（符證）製度，方便行旅往來和商品流通，並弛山澤之禁，促進鹽鐵業發展。又采納賈誼、晁錯等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建議，削弱諸侯王勢力，以鞏固中央集權。於後元七年（前157年）元月，漢文帝劉恆死於未央宮，葬於霸陵。
劉恆以仁孝之名，聞於天下，侍奉母親從不懈怠。母親臥病三年，其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藥，劉恆親口嚐過後才放心讓母親服用。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注意發展農業，使西漢社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與漢景帝的統治時期被譽為“文景之治”。同時，劉恆也是一位備受史家讚譽的皇帝，劉恆勵精圖治的行為，寬仁節儉的美德，愛民重農的思想，無不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劉恆的法律思想，特別是主張廢除肉刑的見解和下令廢除肉刑的做法，是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大進步，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劉恆是漢高祖劉邦第四子，母親薄姬在秦末原為魏王魏豹妾。楚漢之爭初期，魏豹附漢而叛漢，乃為漢將韓信、曹參敗俘，後被漢將周苛所殺。因此，薄姬成了俘虜，送入織室織布。後劉邦見她有些姿色，就納入後宮，歲餘不得寵幸。
漢高祖四年（前203年）初，劉邦坐在河南宮內成皋台上，管夫人和趙子兒兩位美人相伴，她們在一起談笑當年與薄姬的約定。漢高祖聽到後，問她們笑什麽，兩人將實情全部告訴了漢高祖。劉邦內心感到傷感，憐憫薄姬，當天就把薄姬召來並與她同房。薄姬說：“昨夜我夢見有蒼龍盤踞在我肚子上。”漢高祖說：“這是顯貴的吉兆，我為你促成這件好事。”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
漢高祖四年（前203年），在河南宮內成皋台生下兒子劉恆。自薄姬生下兒子劉恆以後，就很少有機會再見到劉邦。
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劉邦在親征平定代地諸侯陳豨的叛亂後，冊立八歲的劉恆為代王，都於晉陽（今山西太原）。其後劉恆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間，與民休息，發展生產，恭儉作則，代地由是大安。另一方麵，漢初複雜的政治環境和母親的悉心教導，養成了謹慎沉靜的性格。更重要的是，這為即位後成功應對功臣問題與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西漢高後八年（前180年），呂後去世後，忠於劉邦的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皇孫朱虛侯劉章兄弟攜手誅滅了呂氏勢力，商議由誰來繼承皇位。考慮到當時呂後立的小皇帝劉弘不是漢惠帝的後代，不符合皇位繼承的法統，評估了諸王和外戚勢力後，相中了寬厚仁慈、名聲較好的代王劉恆。於是派出使者去接劉恆到長安繼承皇位。
劉恆見到使者，開始並不是很高興，反而引起了疑心，屬臣們也意見不同：代國郎中令張武等認為有詐，提議以有病不能前往為由推辭，以觀察情況的變化；而中尉宋昌力排眾議，認為劉氏江山穩固，不必有所顧慮。劉恆決定用占卜來決定吉兇。結果達到一個“大橫”的占卜結果，這個結果表明：大橫所裂的紋路很是正當，卜卦人馬上即位做天王，將家族的偉業光大發揚，就向夏啟延續夏禹那樣。卦師向他解釋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級。
於是，劉恆初步決定入京即位。為了以防萬一，劉恆在向長安進發的過程中，步步為營，深怕中計，喪命黃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長安探聽虛實，二是到離長安城五十裏的時候，派屬下宋昌先進城探路。宋昌到達渭橋，丞相以下的官員都來迎接。宋昌到高陵迴報劉恆，於是劉恆行進到達渭橋，群臣以臣禮拜見劉恆，劉恆亦謙遜迴拜。太尉周勃進言說：“要求賜片刻時間秘密稟陳。”宋昌說：“要是太尉所陳的是公事，就請當著眾臣的麵奏；要是所陳的是私事，王者是無私的。”太尉周勃就跪著送上天子玉璽。劉恆辭謝說：“請到京都代邸再議。”最後，小心的劉恆終於在陳平等眾大臣的擁戴下，進入代邸商量，期間劉恆西向兩次辭讓、南向三次辭讓，在五讓天下後，終於同意即皇帝位。隨後劉恆讓劉興居清理宮掖，確保萬無一失，才住進了未央宮。選擇良辰吉日，繼承了皇位，是為漢文帝。
漢文帝入京，僅帶宋昌、張武等六人。即位後，下定決心要盡快整合皇權體製，以恢複和加強國家政權的運轉能力。
因為得到皇位不易，文帝即位後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張武為衛將軍和郎中令，負責守衛皇宮、京城，從根本上保證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後，對於擁立他做皇帝的功臣們一一賞賜、封官晉爵，對於被呂後貶斥的劉姓王公恢複了爵位和封地，同時，對於跟隨父親劉邦開國的功臣們分別賞賜、分封。這些措施使的文帝的帝位得到鞏固。
除了用拉攏的手段鞏固權勢外，打擊重臣也是文帝的一項重要措施。這方麵主要是對大功臣周勃的處理。周勃因為擁立文帝有功，每次退朝後，出來時總是很驕橫的樣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裏。而文帝對他更加有禮，經常目送他離去。有大臣勸說文帝，不該對周勃這樣重禮，有失君主的身份。從此，漢文帝的神色變得越發嚴肅，而周勃則越來越敬畏。周勃的屬下及時提醒他：小心功高蓋主，引火燒身。周勃如醍醐灌頂，猛然醒悟。於是辭去了右丞相（漢時以右為上，陳平當時是左丞相，相當於副職）的職務，漢文帝很快也答應了。
一年後，因為陳平謝世，文帝任命周勃做丞相，但僅十個月後，文帝又以列侯歸封國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職。當時，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長安，這給京城的糧食供應增加了很多負擔，所以，文帝就下詔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國去生活，即使朝廷恩準留在京城，也要將自己的兒子派到封國去。但很多人找各種各樣的借口留在京城，這使文帝很生氣，便讓丞相周勃帶頭做表率，免了丞相職務。
再後來，派友舉報周勃身披盔甲，懷有謀反之心，文帝馬上把他抓捕。周勃趕忙通過帝舅薄昭向文帝說明自己懼禍才束甲，決無謀反之心的實情。漢文帝在重新調查後，沒有發現周勃謀反的事實，便釋放了他。這和封建時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確實很寬容。
漢文帝鞏固皇位的主要措施有：
1掌握軍隊
軍權是最大的權，漢文帝深諳此道，所以在他進入未央宮的當天夜裏，就命令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二軍；命張武為郎中令，巡察保衛宮中。相關部門分別誅殺後少帝及其三個弟弟於他們自己的府邸裏。新帝迴到前殿連夜頒布詔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漢廷並無雄厚的政治基礎，有的宗室認為他是“摘桃派”，僅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擁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麵臨的是不斷壯大和日益驕橫的諸侯王勢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務是采取恩威並施的兩手策略來鞏固皇權。
2封賞功臣
漢文帝即位之後，首先封賜誅諸呂有功之臣。漢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灌嬰為太尉，組成新的中央。隨新帝入朝的官員，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舊有的諸侯王之外，漢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趙幽王劉友之子劉遂為趙王；徙封原琅邪王劉澤為燕王。後來，又立劉遂之弟劉強為河間王；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東牟侯劉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劉武為代王，又徙封為淮陽王，後徙封為梁王；劉參為太原王，後徙代王；劉揖為梁王。
同年正月，即文帝即位三個月後，根據群臣的建議，文帝立長子劉啟為太子。這樣，自漢高祖以來，預立太子就成為漢家的定製。同月，立竇氏為皇後。
由於漢初大力推行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對諸侯王勢力的惡性發展起了催化作用。諸侯坐大，開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漢文帝的即位，使得劉氏宗室內部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文帝三年（前177年），皇位繼承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濟北王劉興居率先發動叛亂，開啟同姓王國武裝反抗漢廷之先例。漢文帝派兵鎮壓，叛軍土崩瓦解，劉興居被俘自殺。
三年後，皇弟淮南王劉長又舉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動，即被朝廷發覺。文帝派人傳訊劉長入京，罷去他的王位，將他發配蜀郡。途中，劉長絕食而死。
兩起叛亂雖被平息了，但漢初諸侯王勢力的惡性發展，實際上已成為對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勢力。朝廷中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到了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的時候了。賈誼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時年28歲的賈誼上《陳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兩點：第一，親疏不是主要問題，即同姓諸侯王不比異姓王可靠。第二，是強者先反叛，弱者後反叛，在這樣的封國條件下，最後都是要威脅中央集權政權的。賈誼提出解決的辦法就是“眾建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諸侯王國的勢力，從而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賞賈誼的《治安策》，然而，當時他正用心於穩定政局，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形勢不允許他用激烈的方式實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構想。他隻有耐心等待合適的時機。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齊文王劉則死，無子嗣位，文帝趁機將最大的齊國分為六國。又封劉長的三子劉安、劉勃、劉賜等為王，將淮南國一分為三。
賈誼關於眾建諸侯的建議，至此才得以實施，但皇權和王權的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分權和集權的問題依然存在。由於文帝對同姓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導致了景帝時期的吳楚七國之亂。
文帝以秦亡為鑒，深知百姓生活之樂苦對政權安定的意義。其性又節儉，故在位時奉行黃老“無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財而罷建露台；因憐吏卒輸送之勞而令列侯歸於封國，不須留於長安奉朝請；借緹縈救父之事而下詔廢肉刑；又詔罷天下田租。通過這一係列政策，漢朝的社會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文教大興，國力日益強盛。
文帝君臣躬行節儉、勵精圖治，最終開創“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
後元七年六月己亥日（前157年7月4日），文帝在未央宮逝世，享年四十七歲。群臣上廟號為太宗，諡號孝文皇帝。同月乙巳日（7月10日），葬於霸陵（位於陝西西安東郊白鹿原西端）。
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後都著力於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時，不僅國家財力嚴重不足，人民生活還相當困頓。造成這種貧困的狀況，是由於“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農民遭受殘酷剝削，淫侈之風日益嚴重，以及社會背本趨末的結果。這表明漢初一度緩和的社會矛盾，到劉恆即位時又逐漸趨於表麵化。於是他開始大顯身手，開始了他的治國之路。
政治：1司法改革
秦漢時期的黃老學一個主要特征是“守法而無為”，所謂“無為”，不是毫無作為，也不是漫無邊際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規定。“法”是“無為”的界限，而無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廢”，就是指立法之後不輕易變更，要“循守成法”。
漢初統治者堅持黃老之學“賞罰信”的思想，主張嚴格執法，即使皇帝也隻有“執道生法”的權力，而不得犯法。漢文帝就是一位不以個人意誌破壞法律規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過渭橋，有人從橋下走出，使文帝乘車的馬受驚而跑。廷尉張釋之判處此人“罪金”（罰四兩金）。文帝要求處死。張釋之向皇帝說：“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製定的，如果我們輕易地改變法律，就會使人們對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樣做才對。”文帝終究表示廷尉做得對。
黃老思想雖然吸收了法家的“執法”“守法”思想，但基於“安民”“惠民”的立場，對法家的“重刑輕罪”主張並不首肯。黃老思想不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這種思想作用下，漢初統治者堅持除秦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連坐法”。明令宣布：“廢除一人犯罪，家人收為奴婢及各種株連的法律。”這是對舊傳統的否定，對成法的改革。
2刑製改革
廢除連坐法（首孥連坐法）。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廢除肉刑，改為處以笞刑和杖刑（詳見漢文帝刑製改革）。
3令列侯歸國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當時列侯多居於長安，離封邑很遠，吏卒供給輸送甚為勞苦，而列侯亦無機會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於是下詔讓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職與詔令恩準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4廢除過關用傳製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廢除進出關要出示證件的法令。
5入粟拜爵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號稱“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錯向劉恆建議：“募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並在其《論貴粟疏》中宣傳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劉恆時期充實國力的目的。於是劉恆采納了這個建議，采取公開招標價賣爵的辦法來充實邊防軍糧。
晁錯又建議，入粟拜爵辦法實行後，邊境積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輸於郡縣，是郡縣也積粟；邊境和郡縣都已充實，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辦法的實行，使農民的處境暫時有所改善。
6禮製改革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魯人公孫臣上書，稱秦為水德，漢為土德，將有黃龍出現，應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但丞相張蒼認為漢為水德，被文帝罷免。
文帝十五年（前171年），成紀出現所謂黃龍，正是土德之應，文帝乃拜公孫臣為博士，開始策劃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宜。翌年，趙人新垣平因善於望氣而得到文帝信任，在其建議下建立渭陽五帝廟和長門五帝壇，並親自祭祀，同時讓博士諸生摘取六經文句作《王製》，並討論巡狩、封禪事宜。
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新垣平讓人拿一個刻著“人主延壽”四字的玉杯，獻給文帝。在新垣平的建議下，文帝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後來有人告發新垣平所稱之神異都是在欺君，文帝就滅了他三族，從此懈怠於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務，渭陽五帝廟和長門五帝壇雖然依然保留，但都是遣官致祭，不再親自前往。
經濟
1安民為本
年輕的賈誼作《過秦論》為文帝提出治國的根本方針為“牧民之道，務在安之”。這股要求安民的社會思潮，是惠帝以來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鞏固西漢統治的需要。
2減省租賦
為了吸引農民歸農力本，文帝以減輕田租稅率的辦法，改變背本趨末的社會風氣，用來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漢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即納1∕30的土地稅。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後，三十稅一成為漢代定製。此外，算賦也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
3減輕徭役
文帝“偃武興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役一次。這樣的減免，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4廢除盜鑄錢令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廢除盜鑄錢令，允許私鑄。
5弛山澤之禁
文帝後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開放原來歸屬國家的所有山林川澤，準許私人開采礦產，利用和開發漁鹽資源，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弛禁的結果，“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文帝在位期間，采取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即位後，將軍陳武等提議收取南越和朝鮮，文帝說：“朕能任衣冠，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兇器，雖克所原，動亦秏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原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對匈奴的國防政策亦是如此。為了謀求安定的和平環境，對匈奴一直采取克製忍讓的態度，繼續執行和親政策，避免大動幹戈。然而，匈奴雖然受益於和親政策，但是卻不信守和親的盟約。漢廷急需行之有效的禦邊之策。當時任太子家令的晁錯上書漢文帝，分析漢朝與匈奴雙方在軍事上各自的長短，建議實行“募民實邊”的策略。其主要內容為：在邊地建立城邑，招募內地人民遷徙邊地，一麵種田，一麵備“胡”；每個城邑遷徙千戶以上的居民，由官府發給農具、衣服、糧食，直到他們能自給為止；遷往邊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編製組織起來，平時進行訓練，有事則可應敵，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擾，奪迴被匈奴人掠奪的財富，則由官府照價賞賜一半。劉恆在不同程度上采納了這個策略。
文帝還在邊地建立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萬人，養馬30萬匹。在民間，同樣獎勵老百姓養馬，以滿足邊防對馬匹的需求。
這些措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改變了單一輪換屯戍的製度，既有利於對邊郡的開發，又大大加強了抗擊匈奴的防禦力量；有利於休養和生息，使內地的社會經濟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為後來漢武帝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打下了基礎。
文帝即位後，不僅內政複雜棘手，邊事也十分嚴峻，在國力不強的情況下，麵對“胡強南勁”的形勢，漢文帝采取了正確的策略，贏得了較好的外部環境。
自白登之圍以來，漢廷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雖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並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貴族的威脅，雙方一直處於戰和不定的狀態。
漢文帝在位期間，繼續對匈奴和親。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賢王背棄和親之約，率數萬大軍侵占河南地（今內蒙古伊克昭盟地區），並進襲上郡（今陝西綏德地區），殺略漢民，威脅長安。雙方雖未交兵，但這次用兵是西漢自白登之圍後對匈奴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表明西漢王朝並不甘於和親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冒頓單於死，其子稽粥即位，號老上單於。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單於親率14萬大軍入北地郡，進占朝那（今甘肅平涼西北）、蕭關（今寧夏固原東南）、彭陽（今甘肅鎮原東南），燒毀中宮（秦宮，故址在今寧夏固原），前鋒直抵岐州雍（今寶雞鳳翔）、甘泉（今陝西淳化西北），距長安僅200裏，直接威脅西漢王朝的統治中心。文帝得報，立即命中尉周穀、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屯駐長安附近，防衛京師；又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遫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上郡、北地、隴西等處兵馬車騎迎擊匈奴，苦戰月餘，老上單於方退出塞外，而漢軍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從此，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西漢王朝深以為患，不得不遣使者複與匈奴修好和親。
文帝後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單於死，其子軍臣立為單於，仍以中行說為親信，積極準備攻漢。
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年），軍臣單於絕和親之約，對漢發動戰爭。他以6萬騎兵，分兩路，每路3萬騎，分別侵入上郡及雲中郡，殺略甚眾。劉恆急忙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率軍進駐飛狐（今山西上黨附近）；以原楚相蘇意為將軍，將兵入代地，進駐句注（今山西雁門關附近）；又派將軍張武屯兵北地，同時，置三將軍，命河內守周亞夫駐屯細柳，祝茲侯徐悍駐棘門，宗正劉禮駐霸上，保衛長安。此時，匈奴騎兵已進至代地句注邊，邊境烽火警報連連告急。漢軍經數月調動，方抵邊境地區。匈奴見漢軍加強了守備，遂退出塞外。漢軍也罷兵撤警。
戰國秦漢時期，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及嶺南一帶，聚居一種支族眾多的越族，被統稱為“百越”。居住在嶺南地區的越人，因地處“楚之南”，被稱為“南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統一嶺南，在這裏設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個郡。秦末農民戰爭起義爆發後，行南海郡事的趙佗自立為王。
漢高祖時，趙佗接受“南越王“封號，從此“稱臣奉漢約”，成為西漢王朝下的一個屬國—南越國。呂後統治時期，對南越實行經濟封鎖政策，趙佗即以兵戎相見，與漢王朝分庭抗禮。
文帝即位後，改變扼殺政策，采取安撫政策，向南越提供發展生產所需的鐵器、農具、馬牛羊等。並派人修葺趙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墳，置守邑，歲時祭祀。又撤掉進攻南越的軍官，拜趙佗的兄弟做官。然後，遣陸賈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誠意的感召下，趙佗謝罪稱臣，從而再次贏得了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到武帝時期，嶺南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已有較大發展。
漢文帝對周邊少數民族不輕易用兵，盡力維持相安友好關係，以禮相待，兄弟相稱，這對於加強中原人民與周邊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增進友誼，起了很好的作用，進一步促進了漢朝時期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曆史評價
袁盎：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製，然陛下從代乘六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
司馬遷：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嚐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幾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唿，豈不仁哉！
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嚐至市井，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