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約前340年～前278年），羋姓（一作嬭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出生於楚國丹陽秭歸（今湖北省宜昌市），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一說屈氏的來源是西周前期的楚國人屈紃）。
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聞強識，誌向遠大。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誹謗，被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前278年，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後，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楚國。
屈原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家，開辟了“香草美人”的傳統，被譽為“楚辭之祖”，楚國有名的辭賦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響。屈原作品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獨創的新時代，其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
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之一，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璀璨明珠，“逸響偉辭，卓絕一世”。“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為後世仁人誌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種高尚精神。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際，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決議，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離騷》是中國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創作的詩篇，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此詩以詩人自述身世、遭遇、心誌為中心。前半篇反複傾訴詩人對楚國命運和人民生活的關心，表達要求革新政治的願望，和堅持理想、雖逢災厄也絕不與邪惡勢力妥協的意誌；後半篇通過神遊天界、追求實現理想和失敗後欲以身殉的陳述，反映出詩人熱愛國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全詩運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話傳說和豐富的想象，形成絢爛的文采和宏偉的結構，表現出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並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的“騷體”詩歌形式，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主要注本有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南宋朱熹的《楚辭集注》、清代戴震的《屈原賦注》等。
《天問》是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創作的長詩。此詩從天地離分、陰陽變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現象，一直問到神話傳說乃至聖賢兇頑和治亂興衰等曆史故事，表現了作者對某些傳統觀念的大膽懷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語言別具一格，句式以四言為主，不用語尾助詞，四句一節，每節一韻，節奏音韻自然協調。全詩通篇是對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現象的發問，內容奇絕，顯示出作者沉潛多思、思想活躍、想象豐富的個性，表現出超卓非凡的學識和驚人的藝術才華，被譽為是“千古萬古至奇之作”。
《九歌·東皇太一》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首詩，是《九歌》的首篇。這是祭祀東皇太一的祭歌，全篇自始至終隻是鋪敘祭禮儀式和祭神場麵，抒發人們對東皇太一的虔誠、尊敬、歡迎與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賜福人間，給人類的生命繁衍、農作物生長帶來福音。篇首以“穆將愉兮上皇”統攝全文，篇末以“君欣欣兮樂康”作結，一唿一應，貫穿著祭神時人們的精神活動，從而突出了主題。此詩篇幅雖短，卻層次清晰，描寫生動，場麵隆重，氣氛熱烈。
《九歌·雲中君》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首詩，是《九歌》中的一篇。此詩對雲的飄忽迴環的形象進行生動的描寫，細膩地描繪了雲朵在廣闊的天宇中的各種形態，又把這種形態轉換成擬人的雲神的形象，並從不同角度表現出雲神的特征，表現出人對雲神的乞盼思念與神對人禮敬的報答。全詩把天上的雲彩與想象中的雲神融合而一，寫得鮮明生動，又神奇變幻，狀物精妙，情感深摯。
《九歌·湘君》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的作品。這是祭湘君的詩歌，是《九歌·湘夫人》的姊妹篇，以湘夫人的語氣寫出，寫她久盼湘君不來而產生的思念和怨傷之情。全詩可分四段，第一段寫湘夫人乘著小船來到與湘君約會的地點，可是卻不見湘君前來，於是在失望中吹起了哀怨的排簫；第二段接寫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駕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尋找，依然不見湘君的蹤影；第三段主要是寫湘夫人失望至極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第四段補敘出湘夫人浮湖橫江從早到晚的時間，並再次強調她最終還是沒有見到湘君。此詩富有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
《九章·惜誦》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首詩，是《九章》的第一篇。此詩名取自篇首二字，作者以痛惜的心情，追憶敘述了自己因直言進諫而遭讒被疏之往事。全詩語言真摯生動，樸素自然，以細膩的筆調描摹了抒情主人公的意誌活動和感情衝突，直抒胸臆，想象豐富，洋溢著濃鬱的浪漫主義色彩。
《九章·涉江》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的詩作，是《九章》中的一篇。此詩可分為五段。第一段述說自己高尚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闡明這次涉江遠走的基本原因；第二段敘述一路走來，途中的經曆和自己的感慨；第三段寫進入漵浦以後，獨處深山的情景；第四段從自己本身經曆聯係曆史上的一些忠誠義士的遭遇，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第五段批判楚國政治黑暗，邪佞之人執掌權柄，而賢能之人卻遭到迫害。全詩寫景抒情有機結合，比喻象征運用嫻熟，體現了詩人高超的藝術功力。
《九章·哀郢》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的詩作，是《九章》中的一篇。所謂“哀郢”，即哀悼楚國郢都被秦國攻陷、楚懷王受辱於秦，百姓流離失所之事。此詩采用了倒敘法，先從九年前秦軍進攻楚國之時自己被放逐，隨流亡百姓一起東行的情況寫起，到後麵抒寫作詩當時的心情。全詩亂辭之前可分為五層，每層三節（四句一節）。前三層為迴憶，其抒情主要通過記敘來表現；第四、五層是直接抒情：第四層抒發作詩當時的心情，第五層為對造成國家、個人悲劇之原因的思考。亂辭在情誌、結構兩方麵總括全詩，寫詩人雖日夜思念郢都，卻因被放逐而不能迴朝效力祖國的痛苦和悲傷。全詩章法謹嚴，渾然一體。
周顯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說周顯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於楚國丹陽秭歸。次年，居樂平裏。
周顯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樂平裏。自幼嗜書成癖，讀書多而雜，“石洞讀書”與“巴山野老授經”當在這一年。
周顯王四十年（前329年），居樂平裏。屈原雖出身貴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眾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響，故十分同情貧苦百姓。從這時起，小小年紀便做了許多體恤民眾的好事，博得了眾口一詞的讚譽。
約周慎靚王四年（前317年），屈原擔任楚懷王左徒，從事變法改革，製訂並出台各種法令。在接下來的數年中，屈原繼續深入變法改革，與舊貴族和一切頑固勢力進行鬥爭。楚之形勢大變，舊貴族麵臨著覆滅的命運。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見疏，被罷黜左徒之官，任三閭大夫之職。
周赧王二年（前313年），秦國張儀破楚齊聯盟，楚懷王興師伐秦，結果都被秦打敗，漢中郡淪陷，史稱“丹陽之戰”。
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國發兵反擊秦國，在藍田（今陝西藍田一帶）大敗。楚懷王重新啟用屈原，讓他出使齊國，目的是讓齊楚兩國締結新的聯盟。
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願分漢中之半給楚，與楚結盟。楚懷王比起漢中的土地，更想要獲得張儀。張儀來到楚國，由於重金賄賂了靳尚，並得到楚懷王寵姬鄭袖進言，得到釋放迴到秦國。秦惠文王死，子武王蕩立。屈原出使齊國，迴來楚國的時候張儀已經離開，屈原勸諫懷王說：“為什麽不殺張儀？”懷王後悔，派人追張儀沒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張儀由於不被武王滿意，離開秦國趕赴魏國。屈原仍事懷王為三閭大夫。
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齊宣王欲為縱長，惡楚之與秦合，遣使遺楚王書，懷王猶豫不決，昭睢力諫，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韓宜陽。屈原居住在郢都，設壇教學。
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發兵出武關，攻楚，斬首五萬，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十五城而去。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初次流浪漢北（漢江以上，今河南南陽西峽、淅川一帶）。秦楚複合，與屈原謀劃相反，而奸人必有讒言害之，避地漢北，當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歸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齊、魏、韓三國聯軍攻打楚國，楚懷王派太子橫到秦國為人質，請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擊退了三國聯軍。次年，秦國一大夫與太子橫因為私事爭鬥被殺死。太子橫懼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迴楚國。此事使秦、楚兩國關係惡化，導致了此後秦國對楚國的頻繁進攻。“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讓不真實的語言蒙蔽了正確的語言，這些謠言將會損害楚國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迴，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鹹陽，要挾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鹹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公子子蘭為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懷王死於秦國，秦國將他的屍體送迴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楚絕交。屈原被免去三閭大夫之職，放逐江南。他從郢都出發，先到鄂渚，然後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達長沙，在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覽山川形勢，甚起宗國之情。
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二十四萬。秦國於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後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為“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九章·哀郢》分析，是從郢都（今湖北江陵）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今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後又離開了夏浦（今湖北漢口），最後到了陵陽（據說在今安徽青陽縣南）。時間長達十六年，在這之間並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九章·悲迴風》等。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頃襄王十九年，秦將司馬錯攻楚，楚割讓上庸、漢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鄧、西陵。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進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頃襄王隻好跟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保於陳城（今河南淮陽）”。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屈原於農曆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這一年大概是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當時六十二歲左右。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離騷》一篇，《天問》一篇，《九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十一篇，《九章》（《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迴風》）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
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遊》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幹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二十三篇。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曆史觀和自然觀。
《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係。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裏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誌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麽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曆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遊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豔麗，情思馥鬱，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
從體製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製。《離騷》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複雜的現實關係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迴宕、一唱三歎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曲、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
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跡。
屈原作品想象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雲，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采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於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通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誌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風調激楚，是屈原楚辭風格。屈原由於受霄小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並依靠他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楚襄王當政後，更為昏庸，朝政日益腐敗，楚國麵臨亡國的危機，而對屈原這樣的愛國誌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
這種激楚的情調，在《九章》中表現得十分強烈。屈原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對後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特別是中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還有意識地學習屈原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李白的詩篇，也是大量羅智神話傳說、曆史人物、日月風雲等入詩，構成一幅幅雄奇壯麗的圖畫。
屈原的作品還以一係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醜、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如《九章·哀郢》開頭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懣的情緒，寫出他獨有的奇崛憤激、淒涼幽冷的詩歌。
屈原在許多詩歌中他對當時社會不重視賢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在憤慨中又流露出淒涼幽怨的情調。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於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創作的各類詩中。且不說《離騷》表達的那種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詩人對國家民族的涓涓之誠，深深地扣動著讀者的心弦，就是《天問》那種以問句構成的形式奇特的詩歌，在反問中包含著相當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出他的淵博和睿智，使詩歌意趣豐富，神理超拔，給讀者以美的啟示。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繼承並發揮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於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就不能滿足於平實的寫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綺麗的幻想，是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弘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後代的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於屈原。
屈原是愛玉之人，在他自己作品中描述了對玉的認識和感受：“撫長劍兮玉珥”“白玉兮為鎮”“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chéng，一種美玉）美之能當”。
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麵。關於屈原此次變法的內容，《史記》和《戰國策》記載非常簡略，後人無法窺其全貌。而從《離騷》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變法是受楚懷王之命的；
二是“奉先功”，即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的；
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製為中心內容的；
四是以國家富強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楚史專家湯炳正經過繁瑣嚴謹的考證，把屈原的變法總結為六條：
第一，獎勵耕戰。獎勵農耕，是為了增加賦稅，富國富民，獎勵征戰是為了加強軍事戰略裝備；商鞅和吳起的變法都是這一套路子，使百姓無論是務農還是出征，都有盼頭、奔頭和念頭，隻有建立獎罰製度，臣工和百姓才會心甘情願的為爵位的驅使去竭盡全力。
第二，舉賢能。戰國時代魏文侯首開禮賢下士之風，使魏國在戰國初期首霸百餘年；其次田齊的齊桓公辟稷下為學宮，招賢納士，到了齊威王時期，稷下學宮依然是超越大梁穩坐天下風華，成為天下士子趨之若鶩之地。屈原此時，這樣的改革也算是正當其時。不過與當時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來年後，趙國強勢的崛起為戰國強國的時候，楚國以文弱之勢卻日漸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於老百姓之間的溝通障礙，要讓楚王下達的命令準確即時的傳達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時間把王宮下達的命令傳達給廣大百姓；讓楚王與百姓互通有無，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圍的態勢；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聽偏信。而臣民的意見也可以高速地直達楚廷。
第四，禁朋黨。鑒於楚國的貴胄和老世族往往結黨營私，狼狽為奸，對不同政見的臣工大肆攻訐，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約束杜絕。
第五，明賞罰。無論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吳起，都注重嚴格的律條來約束將士的功過。在變法這樣的問題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華而獨成一體。
第六，移風易俗。屈原對楚國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一個個能言善辯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損害國家的主體利益來投機取巧。此次的變法也把楚國的不良之風用法律形式來約束。
屈原的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時光飛逝、美人遲暮的時間緊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識。麵對大自然的四季變換，能引發人類共通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中國古代文人對美人遲暮之感的抒發，代不乏人，曆久彌新。但是還沒有誰像屈原那樣麵對時間飛逝而產生緊迫甚至恐懼的感受。時間對於屈原來說，最現實的意義在於早日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政治生命遠遠高於他的生物生命。
另一方麵是自戀人格和人格編織的臣妾意識。屈原一生以侍奉君主為自己的終生使命，至死也忘不了要為楚懷王盡忠，這就是屈原的臣妾意識。屈原在作品中常常用到“美人”“香草”“婚期”“成言”“媒裏”“求女”等，所以屈原《楚辭》中最重要的“比興”材料是“女人”，而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一個被君王拋棄的婦人。在屈原的作品中深深隱藏著“臣妾意識”，即使懷王不知君子小人情狀，以忠為邪，即使自己陳情自白，指天為誓，即使自己飽受難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然希望是昏聵的國王醒悟過來。
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這份天真，無疑是一種激情澎湃的政治理想主義，值得後人深思。自屈原而下，中國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識”不斷強化和穩定，以至於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政治人格——臣妾人格。一旦官場失意，美人遲暮的自戀自傷便婉轉不盡。辛棄疾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辛棄疾參透了南宋苟且偷安的必然結果，但辛棄疾依然難以釋懷，隨著年華的老去，隨著君臣苟且的繼續，國家大事，恢複大業，變得越來越渺茫，他的心情如同屈原那樣唯有“斷腸”當之。可以說，辛棄疾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真正在人格和藝術創作上自覺繼承屈原的一個典型。他的被棄置，他的“忠君愛國”，他的臣妾意識，他的藝術創作特色，無不是屈原的異代知音。
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詩人為後世所景仰。他那深厚執著的愛國熱情，在政治鬥爭中堅持理想、寧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對現實大膽批判的精神，給後世作家作出了示範。在《離騷》中有許多表現屈原拳拳愛國之心的詩句。
漢初賈誼在政治鬥爭失敗後，被貶謫長沙，當他經過汨羅江時，有感於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寫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賦》，一方麵對屈原進行悼念引屈原為知己；一方麵學習屈原的創作精神，對是非不分的黑暗社會現實做了大膽的揭露和鞭撻。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更是對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記》中為屈原立傳，正確地肯定了屈原在曆史上的地位。
他說：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嚐不垂涕，想見其人。《史記》是一部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著作者的理想，洋溢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這也正是屈原偉大文學精神的繼承。兩漢以後，屈原精神在許多作家身上得到進一步發揚。唐代偉大詩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視權貴，反抗現實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另外，中國曆代詩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壓迫的關頭，總是寫出慷慨激烈的愛國詩篇。還有許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時代，堅持理想，堅持鬥爭，不隱瞞自己的愛憎，甚至在政治鬥爭中犧牲了他們的性命，為中國古代文學史增添了光彩。這種偉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
屈原出生於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姓。該姓相傳出自祝融氏，當傳到熊繹時，因功受周封於楚，遂居丹陽（也就是現在湖北宜昌）。這就是屈原的故鄉。
春秋初期，約公元前七世紀，楚武王熊通的兒子被封在“屈”這個地方，叫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類似的，還有春秋時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戰國時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國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夠從春秋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後期，一直處於楚國的高層，這個家族可謂經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據說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當時叫作“公族”或“公室”，那麽他和楚國的關係，當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孫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國都曾擔任過要職。到了屈原這一代，屈氏當大官的人不多，隻有屈原和後來被秦國俘虜的大將屈匄。據屈原《九章·惜誦》詩句“忽忘身之賤貧”，可知當時這個貴族家庭已經衰落。
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羋原。後來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這個問題。
曆史評價：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雖流放，眷顧楚國，係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誌焉。”
班固《離騷序》：”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
王逸《楚辭章句序》：“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如石砥，顏如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
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聞強識，誌向遠大。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誹謗，被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前278年，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後，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楚國。
屈原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家，開辟了“香草美人”的傳統，被譽為“楚辭之祖”，楚國有名的辭賦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響。屈原作品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獨創的新時代，其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
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之一，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璀璨明珠，“逸響偉辭，卓絕一世”。“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為後世仁人誌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種高尚精神。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際，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決議，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離騷》是中國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創作的詩篇，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此詩以詩人自述身世、遭遇、心誌為中心。前半篇反複傾訴詩人對楚國命運和人民生活的關心，表達要求革新政治的願望，和堅持理想、雖逢災厄也絕不與邪惡勢力妥協的意誌；後半篇通過神遊天界、追求實現理想和失敗後欲以身殉的陳述，反映出詩人熱愛國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全詩運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話傳說和豐富的想象，形成絢爛的文采和宏偉的結構，表現出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並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的“騷體”詩歌形式，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主要注本有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南宋朱熹的《楚辭集注》、清代戴震的《屈原賦注》等。
《天問》是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創作的長詩。此詩從天地離分、陰陽變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現象，一直問到神話傳說乃至聖賢兇頑和治亂興衰等曆史故事，表現了作者對某些傳統觀念的大膽懷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語言別具一格，句式以四言為主，不用語尾助詞，四句一節，每節一韻，節奏音韻自然協調。全詩通篇是對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現象的發問，內容奇絕，顯示出作者沉潛多思、思想活躍、想象豐富的個性，表現出超卓非凡的學識和驚人的藝術才華，被譽為是“千古萬古至奇之作”。
《九歌·東皇太一》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首詩，是《九歌》的首篇。這是祭祀東皇太一的祭歌，全篇自始至終隻是鋪敘祭禮儀式和祭神場麵，抒發人們對東皇太一的虔誠、尊敬、歡迎與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賜福人間，給人類的生命繁衍、農作物生長帶來福音。篇首以“穆將愉兮上皇”統攝全文，篇末以“君欣欣兮樂康”作結，一唿一應，貫穿著祭神時人們的精神活動，從而突出了主題。此詩篇幅雖短，卻層次清晰，描寫生動，場麵隆重，氣氛熱烈。
《九歌·雲中君》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首詩，是《九歌》中的一篇。此詩對雲的飄忽迴環的形象進行生動的描寫，細膩地描繪了雲朵在廣闊的天宇中的各種形態，又把這種形態轉換成擬人的雲神的形象，並從不同角度表現出雲神的特征，表現出人對雲神的乞盼思念與神對人禮敬的報答。全詩把天上的雲彩與想象中的雲神融合而一，寫得鮮明生動，又神奇變幻，狀物精妙，情感深摯。
《九歌·湘君》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的作品。這是祭湘君的詩歌，是《九歌·湘夫人》的姊妹篇，以湘夫人的語氣寫出，寫她久盼湘君不來而產生的思念和怨傷之情。全詩可分四段，第一段寫湘夫人乘著小船來到與湘君約會的地點，可是卻不見湘君前來，於是在失望中吹起了哀怨的排簫；第二段接寫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駕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尋找，依然不見湘君的蹤影；第三段主要是寫湘夫人失望至極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第四段補敘出湘夫人浮湖橫江從早到晚的時間，並再次強調她最終還是沒有見到湘君。此詩富有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
《九章·惜誦》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首詩，是《九章》的第一篇。此詩名取自篇首二字，作者以痛惜的心情，追憶敘述了自己因直言進諫而遭讒被疏之往事。全詩語言真摯生動，樸素自然，以細膩的筆調描摹了抒情主人公的意誌活動和感情衝突，直抒胸臆，想象豐富，洋溢著濃鬱的浪漫主義色彩。
《九章·涉江》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的詩作，是《九章》中的一篇。此詩可分為五段。第一段述說自己高尚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闡明這次涉江遠走的基本原因；第二段敘述一路走來，途中的經曆和自己的感慨；第三段寫進入漵浦以後，獨處深山的情景；第四段從自己本身經曆聯係曆史上的一些忠誠義士的遭遇，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第五段批判楚國政治黑暗，邪佞之人執掌權柄，而賢能之人卻遭到迫害。全詩寫景抒情有機結合，比喻象征運用嫻熟，體現了詩人高超的藝術功力。
《九章·哀郢》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的詩作，是《九章》中的一篇。所謂“哀郢”，即哀悼楚國郢都被秦國攻陷、楚懷王受辱於秦，百姓流離失所之事。此詩采用了倒敘法，先從九年前秦軍進攻楚國之時自己被放逐，隨流亡百姓一起東行的情況寫起，到後麵抒寫作詩當時的心情。全詩亂辭之前可分為五層，每層三節（四句一節）。前三層為迴憶，其抒情主要通過記敘來表現；第四、五層是直接抒情：第四層抒發作詩當時的心情，第五層為對造成國家、個人悲劇之原因的思考。亂辭在情誌、結構兩方麵總括全詩，寫詩人雖日夜思念郢都，卻因被放逐而不能迴朝效力祖國的痛苦和悲傷。全詩章法謹嚴，渾然一體。
周顯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說周顯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於楚國丹陽秭歸。次年，居樂平裏。
周顯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樂平裏。自幼嗜書成癖，讀書多而雜，“石洞讀書”與“巴山野老授經”當在這一年。
周顯王四十年（前329年），居樂平裏。屈原雖出身貴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眾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響，故十分同情貧苦百姓。從這時起，小小年紀便做了許多體恤民眾的好事，博得了眾口一詞的讚譽。
約周慎靚王四年（前317年），屈原擔任楚懷王左徒，從事變法改革，製訂並出台各種法令。在接下來的數年中，屈原繼續深入變法改革，與舊貴族和一切頑固勢力進行鬥爭。楚之形勢大變，舊貴族麵臨著覆滅的命運。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見疏，被罷黜左徒之官，任三閭大夫之職。
周赧王二年（前313年），秦國張儀破楚齊聯盟，楚懷王興師伐秦，結果都被秦打敗，漢中郡淪陷，史稱“丹陽之戰”。
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國發兵反擊秦國，在藍田（今陝西藍田一帶）大敗。楚懷王重新啟用屈原，讓他出使齊國，目的是讓齊楚兩國締結新的聯盟。
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願分漢中之半給楚，與楚結盟。楚懷王比起漢中的土地，更想要獲得張儀。張儀來到楚國，由於重金賄賂了靳尚，並得到楚懷王寵姬鄭袖進言，得到釋放迴到秦國。秦惠文王死，子武王蕩立。屈原出使齊國，迴來楚國的時候張儀已經離開，屈原勸諫懷王說：“為什麽不殺張儀？”懷王後悔，派人追張儀沒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張儀由於不被武王滿意，離開秦國趕赴魏國。屈原仍事懷王為三閭大夫。
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齊宣王欲為縱長，惡楚之與秦合，遣使遺楚王書，懷王猶豫不決，昭睢力諫，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韓宜陽。屈原居住在郢都，設壇教學。
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發兵出武關，攻楚，斬首五萬，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十五城而去。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初次流浪漢北（漢江以上，今河南南陽西峽、淅川一帶）。秦楚複合，與屈原謀劃相反，而奸人必有讒言害之，避地漢北，當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歸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齊、魏、韓三國聯軍攻打楚國，楚懷王派太子橫到秦國為人質，請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擊退了三國聯軍。次年，秦國一大夫與太子橫因為私事爭鬥被殺死。太子橫懼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迴楚國。此事使秦、楚兩國關係惡化，導致了此後秦國對楚國的頻繁進攻。“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讓不真實的語言蒙蔽了正確的語言，這些謠言將會損害楚國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迴，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鹹陽，要挾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鹹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公子子蘭為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懷王死於秦國，秦國將他的屍體送迴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楚絕交。屈原被免去三閭大夫之職，放逐江南。他從郢都出發，先到鄂渚，然後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達長沙，在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覽山川形勢，甚起宗國之情。
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二十四萬。秦國於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後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為“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九章·哀郢》分析，是從郢都（今湖北江陵）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今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後又離開了夏浦（今湖北漢口），最後到了陵陽（據說在今安徽青陽縣南）。時間長達十六年，在這之間並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九章·悲迴風》等。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頃襄王十九年，秦將司馬錯攻楚，楚割讓上庸、漢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鄧、西陵。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進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頃襄王隻好跟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保於陳城（今河南淮陽）”。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屈原於農曆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這一年大概是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當時六十二歲左右。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離騷》一篇，《天問》一篇，《九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十一篇，《九章》（《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迴風》）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
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遊》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幹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二十三篇。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曆史觀和自然觀。
《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係。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裏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誌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麽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曆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遊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豔麗，情思馥鬱，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
從體製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製。《離騷》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複雜的現實關係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迴宕、一唱三歎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曲、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
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跡。
屈原作品想象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雲，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采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於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通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誌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風調激楚，是屈原楚辭風格。屈原由於受霄小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並依靠他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楚襄王當政後，更為昏庸，朝政日益腐敗，楚國麵臨亡國的危機，而對屈原這樣的愛國誌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
這種激楚的情調，在《九章》中表現得十分強烈。屈原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對後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特別是中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還有意識地學習屈原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李白的詩篇，也是大量羅智神話傳說、曆史人物、日月風雲等入詩，構成一幅幅雄奇壯麗的圖畫。
屈原的作品還以一係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醜、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如《九章·哀郢》開頭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懣的情緒，寫出他獨有的奇崛憤激、淒涼幽冷的詩歌。
屈原在許多詩歌中他對當時社會不重視賢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在憤慨中又流露出淒涼幽怨的情調。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於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創作的各類詩中。且不說《離騷》表達的那種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詩人對國家民族的涓涓之誠，深深地扣動著讀者的心弦，就是《天問》那種以問句構成的形式奇特的詩歌，在反問中包含著相當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出他的淵博和睿智，使詩歌意趣豐富，神理超拔，給讀者以美的啟示。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繼承並發揮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於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就不能滿足於平實的寫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綺麗的幻想，是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弘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後代的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於屈原。
屈原是愛玉之人，在他自己作品中描述了對玉的認識和感受：“撫長劍兮玉珥”“白玉兮為鎮”“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chéng，一種美玉）美之能當”。
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麵。關於屈原此次變法的內容，《史記》和《戰國策》記載非常簡略，後人無法窺其全貌。而從《離騷》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變法是受楚懷王之命的；
二是“奉先功”，即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的；
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製為中心內容的；
四是以國家富強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楚史專家湯炳正經過繁瑣嚴謹的考證，把屈原的變法總結為六條：
第一，獎勵耕戰。獎勵農耕，是為了增加賦稅，富國富民，獎勵征戰是為了加強軍事戰略裝備；商鞅和吳起的變法都是這一套路子，使百姓無論是務農還是出征，都有盼頭、奔頭和念頭，隻有建立獎罰製度，臣工和百姓才會心甘情願的為爵位的驅使去竭盡全力。
第二，舉賢能。戰國時代魏文侯首開禮賢下士之風，使魏國在戰國初期首霸百餘年；其次田齊的齊桓公辟稷下為學宮，招賢納士，到了齊威王時期，稷下學宮依然是超越大梁穩坐天下風華，成為天下士子趨之若鶩之地。屈原此時，這樣的改革也算是正當其時。不過與當時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來年後，趙國強勢的崛起為戰國強國的時候，楚國以文弱之勢卻日漸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於老百姓之間的溝通障礙，要讓楚王下達的命令準確即時的傳達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時間把王宮下達的命令傳達給廣大百姓；讓楚王與百姓互通有無，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圍的態勢；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聽偏信。而臣民的意見也可以高速地直達楚廷。
第四，禁朋黨。鑒於楚國的貴胄和老世族往往結黨營私，狼狽為奸，對不同政見的臣工大肆攻訐，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約束杜絕。
第五，明賞罰。無論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吳起，都注重嚴格的律條來約束將士的功過。在變法這樣的問題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華而獨成一體。
第六，移風易俗。屈原對楚國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一個個能言善辯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損害國家的主體利益來投機取巧。此次的變法也把楚國的不良之風用法律形式來約束。
屈原的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時光飛逝、美人遲暮的時間緊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識。麵對大自然的四季變換，能引發人類共通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中國古代文人對美人遲暮之感的抒發，代不乏人，曆久彌新。但是還沒有誰像屈原那樣麵對時間飛逝而產生緊迫甚至恐懼的感受。時間對於屈原來說，最現實的意義在於早日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政治生命遠遠高於他的生物生命。
另一方麵是自戀人格和人格編織的臣妾意識。屈原一生以侍奉君主為自己的終生使命，至死也忘不了要為楚懷王盡忠，這就是屈原的臣妾意識。屈原在作品中常常用到“美人”“香草”“婚期”“成言”“媒裏”“求女”等，所以屈原《楚辭》中最重要的“比興”材料是“女人”，而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一個被君王拋棄的婦人。在屈原的作品中深深隱藏著“臣妾意識”，即使懷王不知君子小人情狀，以忠為邪，即使自己陳情自白，指天為誓，即使自己飽受難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然希望是昏聵的國王醒悟過來。
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這份天真，無疑是一種激情澎湃的政治理想主義，值得後人深思。自屈原而下，中國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識”不斷強化和穩定，以至於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政治人格——臣妾人格。一旦官場失意，美人遲暮的自戀自傷便婉轉不盡。辛棄疾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辛棄疾參透了南宋苟且偷安的必然結果，但辛棄疾依然難以釋懷，隨著年華的老去，隨著君臣苟且的繼續，國家大事，恢複大業，變得越來越渺茫，他的心情如同屈原那樣唯有“斷腸”當之。可以說，辛棄疾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真正在人格和藝術創作上自覺繼承屈原的一個典型。他的被棄置，他的“忠君愛國”，他的臣妾意識，他的藝術創作特色，無不是屈原的異代知音。
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詩人為後世所景仰。他那深厚執著的愛國熱情，在政治鬥爭中堅持理想、寧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對現實大膽批判的精神，給後世作家作出了示範。在《離騷》中有許多表現屈原拳拳愛國之心的詩句。
漢初賈誼在政治鬥爭失敗後，被貶謫長沙，當他經過汨羅江時，有感於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寫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賦》，一方麵對屈原進行悼念引屈原為知己；一方麵學習屈原的創作精神，對是非不分的黑暗社會現實做了大膽的揭露和鞭撻。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更是對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記》中為屈原立傳，正確地肯定了屈原在曆史上的地位。
他說：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嚐不垂涕，想見其人。《史記》是一部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著作者的理想，洋溢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這也正是屈原偉大文學精神的繼承。兩漢以後，屈原精神在許多作家身上得到進一步發揚。唐代偉大詩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視權貴，反抗現實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另外，中國曆代詩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壓迫的關頭，總是寫出慷慨激烈的愛國詩篇。還有許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時代，堅持理想，堅持鬥爭，不隱瞞自己的愛憎，甚至在政治鬥爭中犧牲了他們的性命，為中國古代文學史增添了光彩。這種偉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
屈原出生於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姓。該姓相傳出自祝融氏，當傳到熊繹時，因功受周封於楚，遂居丹陽（也就是現在湖北宜昌）。這就是屈原的故鄉。
春秋初期，約公元前七世紀，楚武王熊通的兒子被封在“屈”這個地方，叫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類似的，還有春秋時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戰國時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國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夠從春秋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後期，一直處於楚國的高層，這個家族可謂經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據說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當時叫作“公族”或“公室”，那麽他和楚國的關係，當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孫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國都曾擔任過要職。到了屈原這一代，屈氏當大官的人不多，隻有屈原和後來被秦國俘虜的大將屈匄。據屈原《九章·惜誦》詩句“忽忘身之賤貧”，可知當時這個貴族家庭已經衰落。
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羋原。後來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這個問題。
曆史評價：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雖流放，眷顧楚國，係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誌焉。”
班固《離騷序》：”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
王逸《楚辭章句序》：“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如石砥，顏如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