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局長看見公安局的警察們都很喜歡聽老警察講過去辦案經曆。
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對老警察說：
“老局長，你看見了嗎？我們局裏的這些警察都愛聽你講的辦案經曆，你還得辛苦一點，繼續給他們講講吧！”
老警察：“嗯，恭敬不如從命！”
龔老師擺擺手：“老局長，你太謙虛了，你畢竟是長輩，給他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我代表局裏的警察們向你致敬！”
老警察：“我如果能夠給他們講講辦案經曆，作出貢獻，我感到欣慰。”
龔老師：“不愧為是老警察，高風亮節啊，那明天晚上繼續吧！”
第二天晚上，警察們吃完飯後來到會議室，老警察開始分享。
1950年6月28日。
川都市第二區迎福街有一家已經經營了三代的“祥福昌茶食店”，老板名叫郭浩。
郭老板有個獨生女兒，十六歲，名叫郭麗嬌，這年在念初中二年級。
郭麗嬌剛考完試，這幾天學校老師閱卷，讓學生在家休息，到30日去學校領取成績報告單，然後正式放暑假。
郭麗嬌休息到今天是第三天，吃過早飯也沒跟家裏說一聲就溜出去了。
這一去，到午後還沒迴來。
小郭姑娘平時也經常出去走走，不過就在附近轉轉，要麽同學家，要麽鄰居家，從不走遠，而且待的時間也不長，從來沒有超過半天的。
今天似乎有些反常，於是其母就去鄰居、同學家尋找，卻沒找到。
這下，郭家便緊張了，尋思女兒別是讓人給拐走了？
於是就奔轄區所在的總府街派出所報告。
新中國成立初期，警方對於“失蹤”的定義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說法，人們的思維還沿襲舊社會時不時走失人口的習慣，所以派出所也沒當一迴事，說你們自己去親戚朋友那裏找找吧，如果還沒有再找我們。
這樣，郭老板就立馬停止營業，讓店裏的三個職工，加上他們夫婦以及幾個有閑空兒的鄰居，把親戚朋友同學之類的住址都寫出來，對人員作了分工，央求大夥兒趕緊分頭尋找。
正待出發，忽然傳來一個消息，那是小崔的同桌小吳姑娘透露的，說據她所知小郭是和一個名叫牛德利的剃頭匠到重江塘玩耍去了。
牛德利那年二十歲，三年多前進了距郭老板的茶食店不過一箭之地的一家理發鋪子學手藝，最近剛滿師。
這小夥子長得一表人才，能說會道，手藝學得也好。
那時的中學學業不緊張，小郭放學後閑著沒事愛去理發店聽大人擺龍門陣，一來二去，跟小牛就熟悉了。
不過，誰也沒發現這兩人有過什麽私下接觸。
去重江塘之事，小郭誰也沒告訴，隻對同桌小吳透露了。
這種情況放在現在，屬於我們時不時聽聞的中學生早戀，算不上什麽了不得的事兒。
可是，在1950年的各地坊間，那就是一樁大事。郭老板聞聽之下，不禁大驚：
那還了得，這不是私奔嗎？
郭老板思維比較活絡，轉念一想，若說是“私奔”，那女兒也有一份責任，不管是否有後果，以後名聲肯定有礙，應該稱是被那姓牛的小子拐騙了。
主意打定，郭老板二上派出所，報案稱女兒被剃頭匠牛德利拐騙去重江塘了。
這下，派出所果然重視了，所長張興義親自詢問郭老板，做了一份筆錄後，正盤算著應該指派哪兩個民警出這趟差，前往重江塘把牛德利連同小郭姑娘帶迴來，有個群眾忽然奔來，大驚小怪地叫嚷著說牛德利迴來了，郭老板的女兒也迴來了！
小郭姑娘怎麽迴來了呢？
原來，兩人前往重江塘的途中吵架了。
小郭是獨生女，平時嬌生慣養，家裏人都讓著她，她覺得牛德利不肯讓她，還衝她發火，於是就轉身往迴了。
小牛沒轍了，隻好也跟在姑娘後麵迴來了。
兩人在迎福街剛一露麵，立刻有人飛報郭家。
茶食店那三個夥計正為尋找小郭姑娘熱得周身冒汗，當下二話不說揪住小郭就奔派出所。
半路上遇到剛報了案的郭老板，郭老板說你們先把這小子送派出所去，我迴家把女兒帶來，這是拐騙案，受害人得接受警察調查。
小郭隨著老爸來到派出所時，張所長已經問過小郭了。
那主兒不知郭老板告了拐騙罪，說了說情由，以為可以離開了，卻被民警推進了一間小黑屋，當下一頭霧水。
然後就輪到小郭陳述了。小郭說了去重江塘之事，張所長發現並非如郭老板所說的“拐騙”。
那二人為什麽吵架呢？原來小郭撿到了一個錢包，要在原地等候失主找來還給人家。
小郭的意思是先拿著去重江塘，迴來後再交給派出所也不遲。
兩人意見不合，於是就發生了爭吵。
這個情節，小郭沒細說，隻是說“半路上吵架了”。小郭說到這裏，就把那個錢包拿出來放在張所長麵前。
張所長打開錢包，裏麵有七萬元鈔票、兩把用紅色紗線編織的細繩拴在一起的鑰匙和一張條子。
張所長展開折著的條子，立刻—個激靈！
條子上是一幅手繪的院落和周邊道路的平麵草圖，旁邊用鉛筆寫著一行字：夏津路621號。
這麽一幅平麵圖，為什麽會使張所長一個激靈呢？
這話要從—個名叫陳環成的人說起了。
1931年7月，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畢業生宋龍傳與其未婚妻趙彩萍發起組織了“中國三民主義革命同誌力行社”以及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複興社”，受到了蔣介石的讚賞。
1932年初，蔣介石自任“力行社”社長。“力行社”、“複興社”最初隻有六十餘名成員，半年多後發展到三百多名，到抗戰前，這兩個組織的成員已經多達五十餘萬。
“複興社”下設的宣傳處負責主辦該社機關報《中國革命》，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的宋龍傳，就是《中國革命》報館的一名編輯。
宋龍傳在編報的同時也為《中國革命》寫一些評論員文章，這些文章都用“孫書洋”的筆名。
文章寫得說不上怎麽好，可是由於發表得多，所以給讀者留下了一點兒印象。
1933年春節，“複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來到社總部機關，在編輯部看見有個青年在校稿。
戴笠對這個青年頓生好感，當下就坐定聊了片刻，得知此人名叫宋龍傳，就是經常在機關報上發表評論員文章的“孫書洋”。
戴笠又問宋龍傳籍貫，得知其係浙江江山籍，與自己是同鄉，於是就把宋龍傳調至特務處。
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對老警察說：
“老局長，你看見了嗎？我們局裏的這些警察都愛聽你講的辦案經曆，你還得辛苦一點，繼續給他們講講吧！”
老警察：“嗯，恭敬不如從命！”
龔老師擺擺手：“老局長，你太謙虛了，你畢竟是長輩，給他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我代表局裏的警察們向你致敬！”
老警察：“我如果能夠給他們講講辦案經曆，作出貢獻，我感到欣慰。”
龔老師：“不愧為是老警察，高風亮節啊，那明天晚上繼續吧！”
第二天晚上，警察們吃完飯後來到會議室，老警察開始分享。
1950年6月28日。
川都市第二區迎福街有一家已經經營了三代的“祥福昌茶食店”，老板名叫郭浩。
郭老板有個獨生女兒，十六歲，名叫郭麗嬌，這年在念初中二年級。
郭麗嬌剛考完試，這幾天學校老師閱卷，讓學生在家休息，到30日去學校領取成績報告單，然後正式放暑假。
郭麗嬌休息到今天是第三天，吃過早飯也沒跟家裏說一聲就溜出去了。
這一去，到午後還沒迴來。
小郭姑娘平時也經常出去走走，不過就在附近轉轉，要麽同學家，要麽鄰居家，從不走遠，而且待的時間也不長，從來沒有超過半天的。
今天似乎有些反常，於是其母就去鄰居、同學家尋找，卻沒找到。
這下，郭家便緊張了，尋思女兒別是讓人給拐走了？
於是就奔轄區所在的總府街派出所報告。
新中國成立初期，警方對於“失蹤”的定義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說法，人們的思維還沿襲舊社會時不時走失人口的習慣，所以派出所也沒當一迴事，說你們自己去親戚朋友那裏找找吧，如果還沒有再找我們。
這樣，郭老板就立馬停止營業，讓店裏的三個職工，加上他們夫婦以及幾個有閑空兒的鄰居，把親戚朋友同學之類的住址都寫出來，對人員作了分工，央求大夥兒趕緊分頭尋找。
正待出發，忽然傳來一個消息，那是小崔的同桌小吳姑娘透露的，說據她所知小郭是和一個名叫牛德利的剃頭匠到重江塘玩耍去了。
牛德利那年二十歲，三年多前進了距郭老板的茶食店不過一箭之地的一家理發鋪子學手藝，最近剛滿師。
這小夥子長得一表人才，能說會道，手藝學得也好。
那時的中學學業不緊張，小郭放學後閑著沒事愛去理發店聽大人擺龍門陣，一來二去，跟小牛就熟悉了。
不過，誰也沒發現這兩人有過什麽私下接觸。
去重江塘之事，小郭誰也沒告訴，隻對同桌小吳透露了。
這種情況放在現在，屬於我們時不時聽聞的中學生早戀，算不上什麽了不得的事兒。
可是，在1950年的各地坊間，那就是一樁大事。郭老板聞聽之下，不禁大驚：
那還了得，這不是私奔嗎？
郭老板思維比較活絡，轉念一想，若說是“私奔”，那女兒也有一份責任，不管是否有後果，以後名聲肯定有礙，應該稱是被那姓牛的小子拐騙了。
主意打定，郭老板二上派出所，報案稱女兒被剃頭匠牛德利拐騙去重江塘了。
這下，派出所果然重視了，所長張興義親自詢問郭老板，做了一份筆錄後，正盤算著應該指派哪兩個民警出這趟差，前往重江塘把牛德利連同小郭姑娘帶迴來，有個群眾忽然奔來，大驚小怪地叫嚷著說牛德利迴來了，郭老板的女兒也迴來了！
小郭姑娘怎麽迴來了呢？
原來，兩人前往重江塘的途中吵架了。
小郭是獨生女，平時嬌生慣養，家裏人都讓著她，她覺得牛德利不肯讓她，還衝她發火，於是就轉身往迴了。
小牛沒轍了，隻好也跟在姑娘後麵迴來了。
兩人在迎福街剛一露麵，立刻有人飛報郭家。
茶食店那三個夥計正為尋找小郭姑娘熱得周身冒汗，當下二話不說揪住小郭就奔派出所。
半路上遇到剛報了案的郭老板，郭老板說你們先把這小子送派出所去，我迴家把女兒帶來，這是拐騙案，受害人得接受警察調查。
小郭隨著老爸來到派出所時，張所長已經問過小郭了。
那主兒不知郭老板告了拐騙罪，說了說情由，以為可以離開了，卻被民警推進了一間小黑屋，當下一頭霧水。
然後就輪到小郭陳述了。小郭說了去重江塘之事，張所長發現並非如郭老板所說的“拐騙”。
那二人為什麽吵架呢？原來小郭撿到了一個錢包，要在原地等候失主找來還給人家。
小郭的意思是先拿著去重江塘，迴來後再交給派出所也不遲。
兩人意見不合，於是就發生了爭吵。
這個情節，小郭沒細說，隻是說“半路上吵架了”。小郭說到這裏，就把那個錢包拿出來放在張所長麵前。
張所長打開錢包，裏麵有七萬元鈔票、兩把用紅色紗線編織的細繩拴在一起的鑰匙和一張條子。
張所長展開折著的條子，立刻—個激靈！
條子上是一幅手繪的院落和周邊道路的平麵草圖，旁邊用鉛筆寫著一行字：夏津路621號。
這麽一幅平麵圖，為什麽會使張所長一個激靈呢？
這話要從—個名叫陳環成的人說起了。
1931年7月，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畢業生宋龍傳與其未婚妻趙彩萍發起組織了“中國三民主義革命同誌力行社”以及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複興社”，受到了蔣介石的讚賞。
1932年初，蔣介石自任“力行社”社長。“力行社”、“複興社”最初隻有六十餘名成員，半年多後發展到三百多名，到抗戰前，這兩個組織的成員已經多達五十餘萬。
“複興社”下設的宣傳處負責主辦該社機關報《中國革命》，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的宋龍傳，就是《中國革命》報館的一名編輯。
宋龍傳在編報的同時也為《中國革命》寫一些評論員文章，這些文章都用“孫書洋”的筆名。
文章寫得說不上怎麽好，可是由於發表得多，所以給讀者留下了一點兒印象。
1933年春節，“複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來到社總部機關，在編輯部看見有個青年在校稿。
戴笠對這個青年頓生好感，當下就坐定聊了片刻，得知此人名叫宋龍傳，就是經常在機關報上發表評論員文章的“孫書洋”。
戴笠又問宋龍傳籍貫，得知其係浙江江山籍，與自己是同鄉，於是就把宋龍傳調至特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