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過頭來，再說偵查員鄭鬆柏、賈智星、周善宇查摸那輛摩托車的情況。
原以為這是很容易的事兒，哪知到市局交警部門一查，號碼是查到了，但那輛摩托車已在半個月前報廢，按照規定，車輛牌照也就自動作廢了。
可是，這副報廢的牌照怎麽又出現了呢，而且正好掛在專案組正在調查的嫌疑人所騎的摩托車上？
根據車輛檔案中的記載，那輛已報廢摩托車的車主叫陶德旺。
偵查員先去了陶德旺住所的管段派出所，一了解，陶德旺已經死了。
半個餘月前，他酒後駕駛那輛美國造獵狗牌摩托車在大八寺一帶超速行駛，撞在路邊大樹上，當場死亡。
陶家是開汽車運輸公司的，有七八輛卡車，獲知消息後派了輛卡車去大八寺車禍現場，把陶德旺血肉模糊的屍體以及撞壞了的摩托車運了迴來。
那輛摩托車的受損程度倒是比其主人好些，修理一下還是可以繼續使用的，但陶德旺的父親看著就覺得心痛，幹脆報廢算數，讓送到公司修車車間，把零部件拆下來放在倉庫裏，以便日後裝配到其他車輛上使用。
摩托車送到公司後，工人發現前後牌照已不翼而飛，隨即報告了陶老板，陶老板對此並不重視，車已經報廢了嘛，牌照被竊又算什麽呢？
沒想到，這副失蹤的牌照竟然出現在涉案者所騎的摩托車上了。
三個偵查員議了議，決定把車牌的問題先往旁邊放一放，直接查那輛寶藍色摩托車屬於何人。
這個主意在當時應該是個捷徑。
初解放時的東海，機動車擁有量跟如今有霄壤之別，其中的摩托車，特別是民間私人擁有的摩托車更是少得可憐。
據1949年7月底的統計數字，各區加起來還不到兩千輛，再扣除大約三分之一的三輪摩托，那也就不過千輛出頭。
所以，如果直接盯著那輛寶藍色摩托車的特征調查的話，反倒容易查得清楚。
這一番查下來，全市共有三十一輛寶藍色摩托車，鄭鬆柏便打電話問陳力勝目標所騎的摩托車是什麽牌子的，是否有什麽特征。
像陳力勝這樣一個直屬華東局社會部的秘密情報工作者，在國民黨特務機構的記載中，是被稱為“中\/共特工”的，而且是掌握多種技能的高級特工。
不但精通無線電收發報和維修技術，而且擅長駕駛汽車、摩托車，熟知各種車輛的特征，這個問題難不倒他。
當下不假思索就說：“那是一輛雄獅牌，法國貨，雖然是二戰前生產的，再跑十五年也應該沒問題。
至於特征嘛，讓我想想……對了，車尾擋泥板上有一個白銅飛機模型裝飾物。
應該是美國貝爾p-39戰鬥機，就是被稱為‘空中飛蛇’的那種。
法國廠商製造的摩托車當然不會裝美國飛機模型，那肯定是車主自己想出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全市獨一無二的！”
當天夜間十時許，這輛全市獨一無二的摩托車，在南站區北火車站的站前廣場上被發現。
南站派出所的民警隨即進行蹲守，一小時後，來取車子的車主被拿下。
接下來，該輪到偵查員鄭鬆柏、賈智星、周善宇登場了。
這三人中，鄭鬆柏被陳力勝指定為負責人。
鄭鬆柏是京南人氏，三十掛零，1936年考入國民政府首都警察學校，招生簡章上說是兩年畢業，可未及畢業抗戰就爆發了，不久京南淪陷，警校遷移武漢。
在武漢，鄭鬆柏遇到了初中時教國文的胡老師。
胡老師是地下黨，這時的關係已經劃到“南辦”，經其介紹，鄭鬆柏加入了黨組織。
稍後，就去了皖南新四軍總部，抗戰期間先後做過新四軍軍法、保衛工作，擔任過股長，不久又被解除了職務——個中原因，他是後來才明白的。
抗戰勝利後，他被調到蘇北老區從事地方公安工作。
渡江戰役前夕，鄭鬆柏參加了華東局社會部在太蘇寧陽舉辦的集訓班，東海解放當日，就隨部隊以華東局社會部便衣人員的身份進城。
鄭鬆柏出身京南富家，又上過國民黨警校，當時是懷著滿腔熱忱加入革命隊伍的，漸漸才發現，像他這種出身的幹部經常會被另眼看待，他的股長一職莫名其妙給擼了就是明證。
現在，鄭鬆柏受命調查那輛寶藍色摩托車的來路。
他先和賈智星、周善宇查看了那輛被扣的摩托車，核對了車牌號和車尾擋泥板上那個白銅飛機模型裝飾物。
然後對被扣人進行訊問。
那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留著飛機頭，身穿一看就是舶來品的淺綠色針織運動套裝，足蹬美國“賽豹”輕便跑鞋，這是1949年夏秋東海灘有錢年輕人最時尚的裝束，被稱為“小開裝”。
眼前這個“小開”名叫徐家恆，其父是在閘北開機修廠的資本家，因此熟人又叫他徐小開。
據徐小開說，他騎的這輛摩托車是個名叫趙曉的朋友推來的。
說是受人之托，把這輛摩托暫時寄存到他家，過幾天再來取。
徐家恆雖然年輕，但還是有點兒社會經驗的，當時心裏就產生了疑問：暫時寄存？什麽意思？難道這輛摩托來路不正？
趙曉從他的眼光中察覺了這層意思，立刻做了解釋，說這輛摩托車的主人，你可能聽說過，那可不是尋常人物，而是滬東一帶赫赫有名的“一跤頭”！
徐家恆頓時肅然起敬。須知“一跤頭”的名氣不但在滬東，就是在全上海也是叫得響的，而且已經叫響好幾個年頭了。
不過，敬意歸敬意，摩托的來路還是要了解清楚的，像“一跤頭”這樣的人物，存放一輛摩托車難道還成問題？
怎麽還東藏西藏的？
原以為這是很容易的事兒，哪知到市局交警部門一查，號碼是查到了，但那輛摩托車已在半個月前報廢，按照規定，車輛牌照也就自動作廢了。
可是，這副報廢的牌照怎麽又出現了呢，而且正好掛在專案組正在調查的嫌疑人所騎的摩托車上？
根據車輛檔案中的記載，那輛已報廢摩托車的車主叫陶德旺。
偵查員先去了陶德旺住所的管段派出所，一了解，陶德旺已經死了。
半個餘月前，他酒後駕駛那輛美國造獵狗牌摩托車在大八寺一帶超速行駛，撞在路邊大樹上，當場死亡。
陶家是開汽車運輸公司的，有七八輛卡車，獲知消息後派了輛卡車去大八寺車禍現場，把陶德旺血肉模糊的屍體以及撞壞了的摩托車運了迴來。
那輛摩托車的受損程度倒是比其主人好些，修理一下還是可以繼續使用的，但陶德旺的父親看著就覺得心痛，幹脆報廢算數，讓送到公司修車車間，把零部件拆下來放在倉庫裏，以便日後裝配到其他車輛上使用。
摩托車送到公司後，工人發現前後牌照已不翼而飛，隨即報告了陶老板，陶老板對此並不重視，車已經報廢了嘛，牌照被竊又算什麽呢？
沒想到，這副失蹤的牌照竟然出現在涉案者所騎的摩托車上了。
三個偵查員議了議，決定把車牌的問題先往旁邊放一放，直接查那輛寶藍色摩托車屬於何人。
這個主意在當時應該是個捷徑。
初解放時的東海，機動車擁有量跟如今有霄壤之別，其中的摩托車，特別是民間私人擁有的摩托車更是少得可憐。
據1949年7月底的統計數字，各區加起來還不到兩千輛，再扣除大約三分之一的三輪摩托，那也就不過千輛出頭。
所以，如果直接盯著那輛寶藍色摩托車的特征調查的話，反倒容易查得清楚。
這一番查下來，全市共有三十一輛寶藍色摩托車，鄭鬆柏便打電話問陳力勝目標所騎的摩托車是什麽牌子的，是否有什麽特征。
像陳力勝這樣一個直屬華東局社會部的秘密情報工作者，在國民黨特務機構的記載中，是被稱為“中\/共特工”的，而且是掌握多種技能的高級特工。
不但精通無線電收發報和維修技術，而且擅長駕駛汽車、摩托車，熟知各種車輛的特征，這個問題難不倒他。
當下不假思索就說：“那是一輛雄獅牌，法國貨，雖然是二戰前生產的，再跑十五年也應該沒問題。
至於特征嘛，讓我想想……對了，車尾擋泥板上有一個白銅飛機模型裝飾物。
應該是美國貝爾p-39戰鬥機，就是被稱為‘空中飛蛇’的那種。
法國廠商製造的摩托車當然不會裝美國飛機模型，那肯定是車主自己想出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全市獨一無二的！”
當天夜間十時許，這輛全市獨一無二的摩托車，在南站區北火車站的站前廣場上被發現。
南站派出所的民警隨即進行蹲守，一小時後，來取車子的車主被拿下。
接下來，該輪到偵查員鄭鬆柏、賈智星、周善宇登場了。
這三人中，鄭鬆柏被陳力勝指定為負責人。
鄭鬆柏是京南人氏，三十掛零，1936年考入國民政府首都警察學校，招生簡章上說是兩年畢業，可未及畢業抗戰就爆發了，不久京南淪陷，警校遷移武漢。
在武漢，鄭鬆柏遇到了初中時教國文的胡老師。
胡老師是地下黨，這時的關係已經劃到“南辦”，經其介紹，鄭鬆柏加入了黨組織。
稍後，就去了皖南新四軍總部，抗戰期間先後做過新四軍軍法、保衛工作，擔任過股長，不久又被解除了職務——個中原因，他是後來才明白的。
抗戰勝利後，他被調到蘇北老區從事地方公安工作。
渡江戰役前夕，鄭鬆柏參加了華東局社會部在太蘇寧陽舉辦的集訓班，東海解放當日，就隨部隊以華東局社會部便衣人員的身份進城。
鄭鬆柏出身京南富家，又上過國民黨警校，當時是懷著滿腔熱忱加入革命隊伍的，漸漸才發現，像他這種出身的幹部經常會被另眼看待，他的股長一職莫名其妙給擼了就是明證。
現在，鄭鬆柏受命調查那輛寶藍色摩托車的來路。
他先和賈智星、周善宇查看了那輛被扣的摩托車，核對了車牌號和車尾擋泥板上那個白銅飛機模型裝飾物。
然後對被扣人進行訊問。
那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留著飛機頭，身穿一看就是舶來品的淺綠色針織運動套裝，足蹬美國“賽豹”輕便跑鞋，這是1949年夏秋東海灘有錢年輕人最時尚的裝束，被稱為“小開裝”。
眼前這個“小開”名叫徐家恆，其父是在閘北開機修廠的資本家，因此熟人又叫他徐小開。
據徐小開說，他騎的這輛摩托車是個名叫趙曉的朋友推來的。
說是受人之托，把這輛摩托暫時寄存到他家，過幾天再來取。
徐家恆雖然年輕，但還是有點兒社會經驗的，當時心裏就產生了疑問：暫時寄存？什麽意思？難道這輛摩托來路不正？
趙曉從他的眼光中察覺了這層意思，立刻做了解釋，說這輛摩托車的主人，你可能聽說過，那可不是尋常人物，而是滬東一帶赫赫有名的“一跤頭”！
徐家恆頓時肅然起敬。須知“一跤頭”的名氣不但在滬東，就是在全上海也是叫得響的，而且已經叫響好幾個年頭了。
不過，敬意歸敬意，摩托的來路還是要了解清楚的，像“一跤頭”這樣的人物，存放一輛摩托車難道還成問題？
怎麽還東藏西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