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鹽鐵之利搞得國破民窮，那麽下一個辯題就是討論應否重視鹽鐵等非農產業，即是否應該“重農抑商”。所謂“重農抑商”，“重農”是雙方的共識，關鍵是“抑商”。
與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桑弘羊主張放開商業，恰恰是賢良文學力主抑商。桑弘羊指出，沒有手工業則缺乏農具，沒有商業則物品不流通，缺乏農具、物品不流通，農業也不會興旺。何況，有了官營鹽鐵，富國何必非要靠農業，人民富饒又何須依靠田地？所以，官營鹽鐵、運輸、冶鐵，一定要大力提倡。
這個道理聽起來是不錯的，不過桑弘羊提倡的並非民間工商業，他尤其看不慣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誰讓你無權無勢卻過上比我更為驕奢的生活？
正方結論：要重農，也要有區別地重商。
在漢朝之前倡導“重農抑商”的是法家，現在，儒家卻開始提倡打擊商人。賢良文學是儒家代表，所以，後世無數人指摘就是儒家這個“重農抑商”的思想讓中國落後了兩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國經濟落後的罪魁禍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原始自由經濟下的商業屬於創新行業，與封建官僚體製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個概念。“鄙儒”極力攻擊的是所謂官商，辯論一開始，他們就提出：鹽鐵、酒榷、均輸不是所謂商業，官商與民爭利，所賺取的錢不但不能迴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進入朝廷國庫。官商會找到種種借口把錢摟入自己腰包，最終國困民窮，唯獨官商是帝國最富有的人，他們藏錢滿室、享盡天下富貴，前院足以放置鍾鼓、後院金屋藏嬌、家中聲色犬馬……
在賢良文學眼中，這些官商窮奢極侈，全國淳樸厚重的小農都會模仿他們，百姓相互爭耀，為博得一時歡愉甚至會做出賣兒賣女的極端行為。一旦社會形成驕奢淫逸的風氣，無論有錢沒錢都會一切向錢看，縱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夠拯救黎民於水火之中？
反方結論：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國家富庶、政治穩定，要重農，更要抑官商！
第四個辯題就顯得頗有深度了：既然鹽鐵官營是與民爭利，那麽，國家富強的基本是古籍中所描繪的製鹽與煉鐵場景礎究竟是國富才能民強，還是民強才能國富？
在這個辯題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題深引到“人性本惡”上來討論。桑弘羊認為，人性充滿了醜惡，每個人出生的時候，父母都盡心盡力加以撫養，而兒女長大以後對父母的奉養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惡，就一定不能讓百姓先富起來。因為，百姓賣力種田是為了地主的錢財、為國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國家責罰，何曾看到民眾有一絲道德？為了論證自己的命題，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強國”之策，秦國才可以斥地千裏，最終蒙恬一舉擊潰犬戎。商鞅主張“利出一孔”，國家財富應該集中於皇帝手中，財富分散於民間就會幹弱枝強。再者，國家積蓄了足夠的糧食，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如果百姓比國家還富裕，功名利祿就無法打動百姓；如果百姓過於強大，國家刑法就難以製約。但凡能賺大錢的行業，比如鑄幣冶鐵，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強難以獲得這些利潤，當年的吳王劉濞就是靠著鹽鐵鑄幣之利對抗朝廷。如果將鑄幣、鹽鐵之利收於朝廷，無論價格貴賤，百姓都不會產生疑慮，隻有這樣，一個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沒有人敢欺瞞，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會。
正方結論：國富與民強，國富必須優於民強。民富就會產生豪強，人的貪心是無止境的，他們聚眾鬧事，最後社會上就會奸邪之徒眾多。
誰是國家？
誰又是百姓？
當然是大司農桑弘羊代表國家，賢良文學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讓賢良文學“先富起來”，這些人當然不會答應。
賢良文學提出了四個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問題。
“鄙儒”一問桑公：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商鞅峭法長利，秦人民不聊生，於國於民有何益處？
“鄙儒”二問桑公：鹽鐵、均輸、平準確實為國家積蓄了大量錢財，你可知上府下求之縣，縣又求之鄉，鄉安取哉？
“鄙儒”三問桑公：漢文帝在位，國家何曾看重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過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強的漢帝國；今天帝國有了鹽鐵之利，何曾看到一絲國富民強的跡象？
“鄙儒”四問桑公：田地還是那些田地，礦產還是那些礦產，百姓還是那些百姓，怎麽可能礦產、土地歸朝廷官吏就能多生產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過是在自己家壘個牆頭藏住自己的財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財富的院落，民富則國必強！
最後，“鄙儒”繼續對桑弘羊展開人身攻擊：桑公終日誇誇其談，就是你這些歪理在逼迫底層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無餘財、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終日歎息……
反方結論：民富國才強，皇帝不能以猜忌、懷疑甚至嫉妒的態度對待自己國民的財富。
鹽鐵論戰的最後，賢良文學把矛頭指向了辯論發起者、自己的後台—霍光。“鄙儒”認為霍光隻推舉自己的關係當官：老爹一旦當了官，兒子就橫行街市；老公一旦當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飛揚跋扈。這些“鄙儒”給了霍光一個相當到位的總結：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賢良文學的激烈言辭引起了霍光的注意，鹽鐵論戰被叫停。
鹽鐵論戰發生在漢武帝頒布《輪台罪己詔》之後八年，為了確定帝國施政方針，禦史大夫和賢良文學展開了這場為期半年的“鹽鐵論戰”。為記錄這場論戰，桓寬寫下《鹽鐵論》，全書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絲毫不遜於當代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裏德曼，足以批判當代西方經濟學奠基之作《就業、貨幣與利息通論》。
與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桑弘羊主張放開商業，恰恰是賢良文學力主抑商。桑弘羊指出，沒有手工業則缺乏農具，沒有商業則物品不流通，缺乏農具、物品不流通，農業也不會興旺。何況，有了官營鹽鐵，富國何必非要靠農業，人民富饒又何須依靠田地？所以，官營鹽鐵、運輸、冶鐵，一定要大力提倡。
這個道理聽起來是不錯的，不過桑弘羊提倡的並非民間工商業，他尤其看不慣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誰讓你無權無勢卻過上比我更為驕奢的生活？
正方結論：要重農，也要有區別地重商。
在漢朝之前倡導“重農抑商”的是法家，現在，儒家卻開始提倡打擊商人。賢良文學是儒家代表，所以，後世無數人指摘就是儒家這個“重農抑商”的思想讓中國落後了兩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國經濟落後的罪魁禍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原始自由經濟下的商業屬於創新行業，與封建官僚體製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個概念。“鄙儒”極力攻擊的是所謂官商，辯論一開始，他們就提出：鹽鐵、酒榷、均輸不是所謂商業，官商與民爭利，所賺取的錢不但不能迴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進入朝廷國庫。官商會找到種種借口把錢摟入自己腰包，最終國困民窮，唯獨官商是帝國最富有的人，他們藏錢滿室、享盡天下富貴，前院足以放置鍾鼓、後院金屋藏嬌、家中聲色犬馬……
在賢良文學眼中，這些官商窮奢極侈，全國淳樸厚重的小農都會模仿他們，百姓相互爭耀，為博得一時歡愉甚至會做出賣兒賣女的極端行為。一旦社會形成驕奢淫逸的風氣，無論有錢沒錢都會一切向錢看，縱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夠拯救黎民於水火之中？
反方結論：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國家富庶、政治穩定，要重農，更要抑官商！
第四個辯題就顯得頗有深度了：既然鹽鐵官營是與民爭利，那麽，國家富強的基本是古籍中所描繪的製鹽與煉鐵場景礎究竟是國富才能民強，還是民強才能國富？
在這個辯題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題深引到“人性本惡”上來討論。桑弘羊認為，人性充滿了醜惡，每個人出生的時候，父母都盡心盡力加以撫養，而兒女長大以後對父母的奉養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惡，就一定不能讓百姓先富起來。因為，百姓賣力種田是為了地主的錢財、為國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國家責罰，何曾看到民眾有一絲道德？為了論證自己的命題，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強國”之策，秦國才可以斥地千裏，最終蒙恬一舉擊潰犬戎。商鞅主張“利出一孔”，國家財富應該集中於皇帝手中，財富分散於民間就會幹弱枝強。再者，國家積蓄了足夠的糧食，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如果百姓比國家還富裕，功名利祿就無法打動百姓；如果百姓過於強大，國家刑法就難以製約。但凡能賺大錢的行業，比如鑄幣冶鐵，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強難以獲得這些利潤，當年的吳王劉濞就是靠著鹽鐵鑄幣之利對抗朝廷。如果將鑄幣、鹽鐵之利收於朝廷，無論價格貴賤，百姓都不會產生疑慮，隻有這樣，一個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沒有人敢欺瞞，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會。
正方結論：國富與民強，國富必須優於民強。民富就會產生豪強，人的貪心是無止境的，他們聚眾鬧事，最後社會上就會奸邪之徒眾多。
誰是國家？
誰又是百姓？
當然是大司農桑弘羊代表國家，賢良文學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讓賢良文學“先富起來”，這些人當然不會答應。
賢良文學提出了四個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問題。
“鄙儒”一問桑公：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商鞅峭法長利，秦人民不聊生，於國於民有何益處？
“鄙儒”二問桑公：鹽鐵、均輸、平準確實為國家積蓄了大量錢財，你可知上府下求之縣，縣又求之鄉，鄉安取哉？
“鄙儒”三問桑公：漢文帝在位，國家何曾看重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過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強的漢帝國；今天帝國有了鹽鐵之利，何曾看到一絲國富民強的跡象？
“鄙儒”四問桑公：田地還是那些田地，礦產還是那些礦產，百姓還是那些百姓，怎麽可能礦產、土地歸朝廷官吏就能多生產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過是在自己家壘個牆頭藏住自己的財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財富的院落，民富則國必強！
最後，“鄙儒”繼續對桑弘羊展開人身攻擊：桑公終日誇誇其談，就是你這些歪理在逼迫底層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無餘財、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終日歎息……
反方結論：民富國才強，皇帝不能以猜忌、懷疑甚至嫉妒的態度對待自己國民的財富。
鹽鐵論戰的最後，賢良文學把矛頭指向了辯論發起者、自己的後台—霍光。“鄙儒”認為霍光隻推舉自己的關係當官：老爹一旦當了官，兒子就橫行街市；老公一旦當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飛揚跋扈。這些“鄙儒”給了霍光一個相當到位的總結：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賢良文學的激烈言辭引起了霍光的注意，鹽鐵論戰被叫停。
鹽鐵論戰發生在漢武帝頒布《輪台罪己詔》之後八年，為了確定帝國施政方針，禦史大夫和賢良文學展開了這場為期半年的“鹽鐵論戰”。為記錄這場論戰，桓寬寫下《鹽鐵論》，全書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絲毫不遜於當代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裏德曼，足以批判當代西方經濟學奠基之作《就業、貨幣與利息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