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篇：靜安\/長寧
第二十八站：延安中路913弄—徐誌摩舊居
四明邨，如今的延安中路913弄，也曾經是徐誌摩在上海的舊居。這是有據可查的。有文章說：“著名詩人徐誌摩與陸小曼於1927年10月在北京結婚。同年12月，新婚夫婦攜手南下，入住四明邨923號。”
若幹年前經過那裏，看到過牆上有塊牌子寫著這裏是徐誌摩舊居。這次再去，牌子卻找不到了。我走進這個村子，詢問幾位正站著聊天的中年男子徐誌摩舊居。其中一位說：“在那裏馬路中間，造高架的時候老早拆遷掉了。”
四明邨恰恰拆掉了徐誌摩住過的第一排。真的很可惜。這條弄堂裏，除了徐誌摩，還有很多名人住過，包括章太炎、周建人、胡蝶。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到上海時也曾住在這裏的徐誌摩家中。
於我而言，最可惜的是，這裏是徐誌摩的浪漫愛情轟轟烈烈催生出許多愛情詩的地方。
坊間傳說，金庸小說《天龍八部》裏四大惡人之一雲中鶴的原型是他的表哥徐誌摩。因為徐誌摩曾以雲中鶴為筆名。人們說，金庸是個思想很傳統的人，而徐誌摩則是個蔑視禮教的情種。由於他與原配張幼儀離婚，跟陸小曼結婚，他的父親宣布與他斷絕經濟往來，這些金庸都是知道的。金庸也對此十分的不齒。不過，也有說，金庸其實很尊敬這個名滿天下的表哥，說過自己深受他的影響。其實，即使金庸真的把徐誌摩寫成四大惡人中淫邪的那個，我覺得也多半出自一種自得其樂的幽默。有一點是雲中鶴和徐誌摩共享的：他們都是情種，雖然此情非彼情。
徐誌摩確實是民國時期的大情種，他先後追求了民國的兩大女神。林徽因之美是當時天下聞名的，後來林徽因選擇了徐誌摩老師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但徐誌摩顯然仍一直愛著她。最後詩人就是專程坐飛機赴北京為林徽因組織活動因飛機失事而亡。連死都是死於愛情。陸小曼也是女神級人物，畫家，京城交際花一枚。當時是“有主”的，而這個主是徐誌摩的朋友王賡。後來王賡主動退讓，成全了徐陸。
都說徐誌摩的代表詩是《再別康橋》。我倒是更喜歡他的《雪花的快樂》。這首詩就是徐陸結婚後南下入住四明邨後，1927年12月在這裏寫下的。詩人把自己比喻成雪花，“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裏瀟灑，\/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飛揚，飛揚，飛揚——\/這地麵上有我的方向。……那時我憑借我的身輕，\/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這首詩也被視為經典，收入了大學語文課本。
第二十九站：常熟路113弄（善鍾裏）21號—沈從文舊居
沈從文1928年到上海，第一個住處是在今日的常熟路113弄21號。113弄幾年前被靜安區“複名”，叫迴了“善鍾裏”。弄堂口圖文並茂地描述了這個複名行動。善鍾裏是條美麗的弄堂，左側一溜排著花園洋房。從21號的門旁信箱可以看出來，這一棟房子裏住了十家人家，房子雖然漂亮，但裏麵卻是蝸居群體。當年，沈從文住的看來就是裏麵最小的寓所，說是個亭子間。
可是這小間卻不便宜。沈從文在給北京一個朋友的信裏，稱自己的住處“塌而黴，塞”，說是每個月房東要收十三塊，外加倒馬桶費一塊錢，打掃灰塵費一塊錢，洗衣費一塊錢。至於這說的是這個洋房亭子間還是後麵馬當路或淡水路的住處，便沒法求證了。
他來自湘西鳳凰，一個“鄉下人”。本來他對北京就沒有什麽好感。對上海就幹脆反感。他說他盯著馬路上每個人看，發現一百個穿皮領子的新式女人裏合格的不到五個，每個人臉上都是憔悴的臉色，都好像受了傷，每個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窯姐的味道。他說，我想我是不適宜做上海人的。
他說，我在上海就是個文化工人，每天要拚命寫作，不寫就沒錢，沒錢就生活不下去。這個地方整個的都很無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費。他說北京人的生命是怯懦的，而他在上海看到的是生命力的枯竭。麵對上海，他產生了一種恐懼感，他說，如果在這裏待下去，他的生命力也要枯竭了。
沈從文在北京寫了《邊城》，在上海寫了《丈夫》。《丈夫》寫的是鄉下人被城裏的腐朽文化感染。在上海，他還寫了小說《龍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個野人和最後的迎新節》、《雨後》。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複旦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分析道：“和《邊城》那種寧靜、肅穆、和諧不同，在這樣的鄉土小說裏麵充滿了無忌的野性，一種圓滿健全的生命力，這是被上海糜爛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鄉土想象，而且鄉土想象是被他聖潔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覺得這種存在於自然狀態中的一種生命形態極有可能抑製現代都市的弊病。因此我們可以感受到他作為鄉下人的自傲和尊嚴。”
當代名作家賈平凹對沈從文推崇備至，說他偉大，稱他為天才：“今天我講沈從文。對於沈從文大家可能也是沒人不知道的吧，我要講的依然不是他作品的具體分析，還是我剛才說過的，天才作家隻能接受其啟示而是不可複製的，正如天才畫家齊白石說過：似我者死。偉大的作品都是看起來似乎非常平易，似乎人世間就真有那麽些故事，不是筆寫出來的，是天地間原本就存在的，這又如同一些科技發明，是上帝某某某之人帶到人類社會的。”
中國有幾位作家接近過諾貝爾文學獎，比如胡適和林語堂都曾兩次被提名。但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兩位大師是老舍和沈從文。80年代中期，剛當上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力推沈從文，已獲得評委會的通過。結果，沈從文恰恰在這一年病逝了。馬悅然力爭不果，評委會堅持該獎隻頒給在世作家的原則，據說這位漢學家為此痛不欲生。
第二十八站：延安中路913弄—徐誌摩舊居
四明邨，如今的延安中路913弄，也曾經是徐誌摩在上海的舊居。這是有據可查的。有文章說：“著名詩人徐誌摩與陸小曼於1927年10月在北京結婚。同年12月，新婚夫婦攜手南下，入住四明邨923號。”
若幹年前經過那裏，看到過牆上有塊牌子寫著這裏是徐誌摩舊居。這次再去，牌子卻找不到了。我走進這個村子，詢問幾位正站著聊天的中年男子徐誌摩舊居。其中一位說：“在那裏馬路中間，造高架的時候老早拆遷掉了。”
四明邨恰恰拆掉了徐誌摩住過的第一排。真的很可惜。這條弄堂裏，除了徐誌摩，還有很多名人住過，包括章太炎、周建人、胡蝶。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到上海時也曾住在這裏的徐誌摩家中。
於我而言，最可惜的是，這裏是徐誌摩的浪漫愛情轟轟烈烈催生出許多愛情詩的地方。
坊間傳說，金庸小說《天龍八部》裏四大惡人之一雲中鶴的原型是他的表哥徐誌摩。因為徐誌摩曾以雲中鶴為筆名。人們說，金庸是個思想很傳統的人，而徐誌摩則是個蔑視禮教的情種。由於他與原配張幼儀離婚，跟陸小曼結婚，他的父親宣布與他斷絕經濟往來，這些金庸都是知道的。金庸也對此十分的不齒。不過，也有說，金庸其實很尊敬這個名滿天下的表哥，說過自己深受他的影響。其實，即使金庸真的把徐誌摩寫成四大惡人中淫邪的那個，我覺得也多半出自一種自得其樂的幽默。有一點是雲中鶴和徐誌摩共享的：他們都是情種，雖然此情非彼情。
徐誌摩確實是民國時期的大情種，他先後追求了民國的兩大女神。林徽因之美是當時天下聞名的，後來林徽因選擇了徐誌摩老師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但徐誌摩顯然仍一直愛著她。最後詩人就是專程坐飛機赴北京為林徽因組織活動因飛機失事而亡。連死都是死於愛情。陸小曼也是女神級人物，畫家，京城交際花一枚。當時是“有主”的，而這個主是徐誌摩的朋友王賡。後來王賡主動退讓，成全了徐陸。
都說徐誌摩的代表詩是《再別康橋》。我倒是更喜歡他的《雪花的快樂》。這首詩就是徐陸結婚後南下入住四明邨後，1927年12月在這裏寫下的。詩人把自己比喻成雪花，“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裏瀟灑，\/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飛揚，飛揚，飛揚——\/這地麵上有我的方向。……那時我憑借我的身輕，\/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這首詩也被視為經典，收入了大學語文課本。
第二十九站：常熟路113弄（善鍾裏）21號—沈從文舊居
沈從文1928年到上海，第一個住處是在今日的常熟路113弄21號。113弄幾年前被靜安區“複名”，叫迴了“善鍾裏”。弄堂口圖文並茂地描述了這個複名行動。善鍾裏是條美麗的弄堂，左側一溜排著花園洋房。從21號的門旁信箱可以看出來，這一棟房子裏住了十家人家，房子雖然漂亮，但裏麵卻是蝸居群體。當年，沈從文住的看來就是裏麵最小的寓所，說是個亭子間。
可是這小間卻不便宜。沈從文在給北京一個朋友的信裏，稱自己的住處“塌而黴，塞”，說是每個月房東要收十三塊，外加倒馬桶費一塊錢，打掃灰塵費一塊錢，洗衣費一塊錢。至於這說的是這個洋房亭子間還是後麵馬當路或淡水路的住處，便沒法求證了。
他來自湘西鳳凰，一個“鄉下人”。本來他對北京就沒有什麽好感。對上海就幹脆反感。他說他盯著馬路上每個人看，發現一百個穿皮領子的新式女人裏合格的不到五個，每個人臉上都是憔悴的臉色，都好像受了傷，每個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窯姐的味道。他說，我想我是不適宜做上海人的。
他說，我在上海就是個文化工人，每天要拚命寫作，不寫就沒錢，沒錢就生活不下去。這個地方整個的都很無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費。他說北京人的生命是怯懦的，而他在上海看到的是生命力的枯竭。麵對上海，他產生了一種恐懼感，他說，如果在這裏待下去，他的生命力也要枯竭了。
沈從文在北京寫了《邊城》，在上海寫了《丈夫》。《丈夫》寫的是鄉下人被城裏的腐朽文化感染。在上海，他還寫了小說《龍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個野人和最後的迎新節》、《雨後》。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複旦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分析道：“和《邊城》那種寧靜、肅穆、和諧不同，在這樣的鄉土小說裏麵充滿了無忌的野性，一種圓滿健全的生命力，這是被上海糜爛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鄉土想象，而且鄉土想象是被他聖潔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覺得這種存在於自然狀態中的一種生命形態極有可能抑製現代都市的弊病。因此我們可以感受到他作為鄉下人的自傲和尊嚴。”
當代名作家賈平凹對沈從文推崇備至，說他偉大，稱他為天才：“今天我講沈從文。對於沈從文大家可能也是沒人不知道的吧，我要講的依然不是他作品的具體分析，還是我剛才說過的，天才作家隻能接受其啟示而是不可複製的，正如天才畫家齊白石說過：似我者死。偉大的作品都是看起來似乎非常平易，似乎人世間就真有那麽些故事，不是筆寫出來的，是天地間原本就存在的，這又如同一些科技發明，是上帝某某某之人帶到人類社會的。”
中國有幾位作家接近過諾貝爾文學獎，比如胡適和林語堂都曾兩次被提名。但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兩位大師是老舍和沈從文。80年代中期，剛當上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力推沈從文，已獲得評委會的通過。結果，沈從文恰恰在這一年病逝了。馬悅然力爭不果，評委會堅持該獎隻頒給在世作家的原則，據說這位漢學家為此痛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