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壺北遊擊隊根據地跟常行國民黨縣府區域劃界後，盤踞在壺關縣常行村的國民黨二十七軍和壺關縣國民黨黨部書記馮铖季勾結長治、高平、陵川縣的縣黨部書記，號稱上黨地區防共的“四大天王”。
自抗戰以來他們就定期聚會，互通風聲，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又擔心被日本人吃掉，四個縣的反動武裝力量便聯合到了一塊，組成了“馬聶姬楊集團”，實為一群土匪，殺害我黨和抗日武裝，被當地群眾稱為“四個拔浪隊”。
自去年在縣城南韓莊村召開各村農民代表參加的揭露馮铖季等破壞抗日大會後，馮铖季表麵上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內心卻對共產黨八路軍更加不滿，暗中勾結長治縣長聶士慶對我革命同誌進行迫害。
特別是在蔭城同懋德商鋪當掌櫃的橋頭村申鬥金，他們早就懷疑申鬥金是共產黨，隻是沒有充足的證據，日寇占領蔭城時，推薦申鬥金擔任日本人的維持會長，遭到了申鬥金的拒絕，申鬥金在日本人眼裏也成了一位被排斥的對象。
蔭城鎮地下共產黨組織創建於三五年冬，三五年十月，紅軍北上抗日到達陝北後，上級速派遣一些同誌以經商莊客的身份，潛伏到了蔭城鎮，發展地下共產黨組織。
蔭城不僅是個古老商鎮，經濟發達，車水馬龍，信息物流暢通，同時也是兵家相爭之地，長治淪陷後日本人就開始在這裏設立據點。
這些紅軍同誌，在蔭城工作謹慎大膽，為了盡快建立黨組織首先是依托商人身份，介入商界，物色培養可靠的入黨對象。
在當時橋頭村申鬥金這個蔭城同懋德商鋪大掌櫃在商界頗有名氣和威望，抗戰熱潮急烈的民眾集中地就是東大街三角圪台申鬥金商店地段，申鬥金又是“抗日武裝組織”活動的領導人之一，常帶領群眾遊行示威走在蔭城鎮的大街上，因此，他成了趙德尊的首選培養對象。
紅軍裏有一名姓趙的同誌，通過商貿業務手段，發展申鬥金加入中國共產黨，向他宣布了黨組織的工作機製，組織紀律和隻能默默做事，不能告訴家人等安全保密製度，從此，申鬥金便以做生意為掩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一切財物都用在了發展黨的地下組織，投身於我黨抗日救亡運動上來。
接下來在申鬥金的努力下，先後在商界莊客中發展了一批地下共產黨員，擴大了地下黨的組織。
長治縣抗日民主機關成立後，申鬥金迅速組建了以蔭城為中心的由長治、壺關、陵川、高平等縣域的地下信息交通網，及時傳達了黨的秘密指示，收集情報，發動群眾，減租減息、除奸反特，籌集抗日資金，發展壯大抗日骨幹隊伍，從而點燃了我黨在長治東南四縣鄰域抗日救亡的燎原之火。
三六年二月，東征紅軍強度黃河，挺進山西，申鬥金受命領導地下黨組織提供信息，組織力量充當向導，迎接和配合紅軍東征軍進駐長治縣西火鎮。
紅軍戰士一進西火鎮，馬不卸鞍，人不卸甲，立即開展工作，他們軍紀嚴明，不占民房，駐紮在西村一座舊廟，白天身背米袋寫標語，貼傳單，穿著草鞋做宣傳，晚上宿文廟。在牛宅大院內召開群眾大會。
紅軍首長號召全體村民，不論貧富、男女、老幼人人參加，親自講解我黨和紅軍的抗日主張，當時，西火鎮龍蛇混雜，人來人往，有外地逃難的，有京津滬進步青年，有冀豫兩省災民，成百上千人參加了會議，會上還組織了東北逃難者控訴了日本在東北的侵略罪行和人民所遭受的悲慘遭遇。
紅軍號召實行“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富人要講良心開倉放糧，賑濟饑民。紅軍還上門向富戶打借條，借錢、借糧，逼那些頑固富戶就範。紅軍還進商店，動員商戶架鍋做飯，無償讓街頭難民填飽肚子渡難關……
領導們趁熱打鐵，向廣大群眾宣講實施“合理負擔”和“減租減息”的重要性，重申“工農商學兵，一起來救亡”的抗日主張。還鄭重承諾，紅軍今天打下的借條，等打敗日本鬼子後一定加倍償還。幾戶頑固富戶也站出來表示一致抗日，開倉獻糧。
特別是在擴大紅軍隊伍大會上，熱血青年們爭相報名，妻送郎、父送子，熱烈場景十分動人，還有在盧溝橋事變前從東北、河南逃難到此的難民，以及來自北京的進步青年等，共四十餘人參加了紅軍。
一九三七年春，一支以白隊長為首的紅軍抗日宣傳隊共七人，秘密來到蔭城鎮，申鬥金受命首先與白隊長取得了聯係，爾後，將白隊長以經商為名秘密安排在蔭城鎮，其餘隊員分散在周邊縣城的村莊。
為支持配合白隊長的工作，申鬥金把常駐西火鎮的交通員張孝臣介紹給白隊長，以催交鐵貨為名配合宣傳隊在西火一帶開展活動，根據宣傳隊深入壺關、陵川開展工作的需要。
申鬥金親自把張德善（壺關五集村人）的名字由張安書改為張德善交給宣傳隊當向導配合工作，紅軍宣傳隊很快地在長治、陵川、壺關等地紮下了根。
三七年十一月，八路軍一二九師組建工作團從太嶽到晉東南創建抗日根據地，領導們一行到達長治（市），申鬥金受命提供情況，秘密通知參加會議的人員，工作團與晉東南第五專員公署負責人（兼長治縣縣長）續濟川商談開展統一戰線全民抗戰工作。此間，申鬥金領導的地下黨和交通網絡，配合抗日宣傳團做了大量工作。
當時，聶士慶擔任長治縣縣長，是閻錫山的鐵軍骨幹。當八路軍工作團到長治時，聶士慶就百般阻撓，國共雙方正在舉行會談時，聶士慶就衝進去向續濟川慌說：“了不得啦，滿街都是八路軍的宣傳隊，共產黨要翻天了！”後來，聶士慶還以續濟川私人代表名義，到各地傳播謠言，千方百計阻撓民眾加入抗日革命隊伍。
三八年四月，八路軍宣傳隊在六分校把民眾組織起來，成立了抗日遊擊隊，聶士慶知道後，即帶武裝包圍了六分校，繳了槍，讓長治縣警察局與六分隊的遊擊隊合並起來，他擔任了司令，掌控了政權軍權。
聶士慶不敢與日軍叫板，反而與潞安府大豪紳裴寶堂相互勾結，消極抗日，欺壓百姓，幹盡壞事，甚至在國難民困交加之際，他還不忘講排場，耍排頭，在城裏坐四抬轎，下鄉要乘八台轎，貪圖享樂。
地下黨組織建立開始，除把鬥爭矛頭瞄準日偽外，另一鬥爭對象就是聶士慶這一反動勢力。
大豪紳裴寶堂從日本迴國任山西督軍府秘書，後來迴長治任教。民國四年經商，依托閻錫山成了上黨首富，不久，閻錫山委任其山西省鹽務總局局長，在長治、長子、高平縣城和西火鎮開設了鹽務分局，日寇入侵後，充當長治維持會會長。他暗中勾結省、縣反動勢力，囤積居奇，哄抬鹽價，並散布謠言，製造恐慌，鬧得民怨沸騰，人心不寧。
申鬥金協作白隊長，派張德善等地下工作者和宣傳隊員帶領一夥當地愛國青年與憤怒的群眾先在他的鹽務分局門前不斷高喊“一切為了抗日，團結一致，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打倒賣國賊”！等口號，給他造成輿論上的壓力，接著關閉了他的鹽店，並打開鹽倉將鹽全部沒收，廉價賣給當地民眾，剩餘部分運往外地售給百姓，將售鹽款全部支援了抗日事業。
我八路軍為建立抗日革命根據地培養骨幹力量，在長治建立民族革命大學六分校（今長治市二中校址），申鬥金隨白隊長在壺關家鄉親自動員了十七名進步青年參加了決死隊，受到了壺關縣縣長的表揚。
申鬥金雖然身居蔭城，卻不斷迴家鄉橋頭宣傳抗日。三八年七月的一天，申鬥金從蔭城迴到家鄉橋頭村，路過民兵訓練場，看到隊員們訓練得熱火朝天，可是身高馬大的申新法卻沒精打采，於是就走到他身邊問：“怎麽了？累了還是不想練了？”
申新法說：“累倒是不累，對我來說，練不練沒多大意思。”他一聽，話裏有話，於是說：“跟我迴家，有話慢慢說。”
申新法原本是神東村人，本姓楊，由於其舅父早年身亡，留下舅母和一位殘疾表哥申老醜艱難度日，隨舅母年老力衰失去勞動能力，新法由“楊”改為“申”姓後，來到橋頭村給舅母當了兒子。
壺北遊擊隊根據地跟常行國民黨縣府區域劃界後，盤踞在壺關縣常行村的國民黨二十七軍和壺關縣國民黨黨部書記馮铖季勾結長治、高平、陵川縣的縣黨部書記，號稱上黨地區防共的“四大天王”。
自抗戰以來他們就定期聚會，互通風聲，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又擔心被日本人吃掉，四個縣的反動武裝力量便聯合到了一塊，組成了“馬聶姬楊集團”，實為一群土匪，殺害我黨和抗日武裝，被當地群眾稱為“四個拔浪隊”。
自去年在縣城南韓莊村召開各村農民代表參加的揭露馮铖季等破壞抗日大會後，馮铖季表麵上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內心卻對共產黨八路軍更加不滿，暗中勾結長治縣長聶士慶對我革命同誌進行迫害。
特別是在蔭城同懋德商鋪當掌櫃的橋頭村申鬥金，他們早就懷疑申鬥金是共產黨，隻是沒有充足的證據，日寇占領蔭城時，推薦申鬥金擔任日本人的維持會長，遭到了申鬥金的拒絕，申鬥金在日本人眼裏也成了一位被排斥的對象。
蔭城鎮地下共產黨組織創建於三五年冬，三五年十月，紅軍北上抗日到達陝北後，上級速派遣一些同誌以經商莊客的身份，潛伏到了蔭城鎮，發展地下共產黨組織。
蔭城不僅是個古老商鎮，經濟發達，車水馬龍，信息物流暢通，同時也是兵家相爭之地，長治淪陷後日本人就開始在這裏設立據點。
這些紅軍同誌，在蔭城工作謹慎大膽，為了盡快建立黨組織首先是依托商人身份，介入商界，物色培養可靠的入黨對象。
在當時橋頭村申鬥金這個蔭城同懋德商鋪大掌櫃在商界頗有名氣和威望，抗戰熱潮急烈的民眾集中地就是東大街三角圪台申鬥金商店地段，申鬥金又是“抗日武裝組織”活動的領導人之一，常帶領群眾遊行示威走在蔭城鎮的大街上，因此，他成了趙德尊的首選培養對象。
紅軍裏有一名姓趙的同誌，通過商貿業務手段，發展申鬥金加入中國共產黨，向他宣布了黨組織的工作機製，組織紀律和隻能默默做事，不能告訴家人等安全保密製度，從此，申鬥金便以做生意為掩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一切財物都用在了發展黨的地下組織，投身於我黨抗日救亡運動上來。
接下來在申鬥金的努力下，先後在商界莊客中發展了一批地下共產黨員，擴大了地下黨的組織。
長治縣抗日民主機關成立後，申鬥金迅速組建了以蔭城為中心的由長治、壺關、陵川、高平等縣域的地下信息交通網，及時傳達了黨的秘密指示，收集情報，發動群眾，減租減息、除奸反特，籌集抗日資金，發展壯大抗日骨幹隊伍，從而點燃了我黨在長治東南四縣鄰域抗日救亡的燎原之火。
三六年二月，東征紅軍強度黃河，挺進山西，申鬥金受命領導地下黨組織提供信息，組織力量充當向導，迎接和配合紅軍東征軍進駐長治縣西火鎮。
紅軍戰士一進西火鎮，馬不卸鞍，人不卸甲，立即開展工作，他們軍紀嚴明，不占民房，駐紮在西村一座舊廟，白天身背米袋寫標語，貼傳單，穿著草鞋做宣傳，晚上宿文廟。在牛宅大院內召開群眾大會。
紅軍首長號召全體村民，不論貧富、男女、老幼人人參加，親自講解我黨和紅軍的抗日主張，當時，西火鎮龍蛇混雜，人來人往，有外地逃難的，有京津滬進步青年，有冀豫兩省災民，成百上千人參加了會議，會上還組織了東北逃難者控訴了日本在東北的侵略罪行和人民所遭受的悲慘遭遇。
紅軍號召實行“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富人要講良心開倉放糧，賑濟饑民。紅軍還上門向富戶打借條，借錢、借糧，逼那些頑固富戶就範。紅軍還進商店，動員商戶架鍋做飯，無償讓街頭難民填飽肚子渡難關……
領導們趁熱打鐵，向廣大群眾宣講實施“合理負擔”和“減租減息”的重要性，重申“工農商學兵，一起來救亡”的抗日主張。還鄭重承諾，紅軍今天打下的借條，等打敗日本鬼子後一定加倍償還。幾戶頑固富戶也站出來表示一致抗日，開倉獻糧。
特別是在擴大紅軍隊伍大會上，熱血青年們爭相報名，妻送郎、父送子，熱烈場景十分動人，還有在盧溝橋事變前從東北、河南逃難到此的難民，以及來自北京的進步青年等，共四十餘人參加了紅軍。
一九三七年春，一支以白隊長為首的紅軍抗日宣傳隊共七人，秘密來到蔭城鎮，申鬥金受命首先與白隊長取得了聯係，爾後，將白隊長以經商為名秘密安排在蔭城鎮，其餘隊員分散在周邊縣城的村莊。
為支持配合白隊長的工作，申鬥金把常駐西火鎮的交通員張孝臣介紹給白隊長，以催交鐵貨為名配合宣傳隊在西火一帶開展活動，根據宣傳隊深入壺關、陵川開展工作的需要。
申鬥金親自把張德善（壺關五集村人）的名字由張安書改為張德善交給宣傳隊當向導配合工作，紅軍宣傳隊很快地在長治、陵川、壺關等地紮下了根。
三七年十一月，八路軍一二九師組建工作團從太嶽到晉東南創建抗日根據地，領導們一行到達長治（市），申鬥金受命提供情況，秘密通知參加會議的人員，工作團與晉東南第五專員公署負責人（兼長治縣縣長）續濟川商談開展統一戰線全民抗戰工作。此間，申鬥金領導的地下黨和交通網絡，配合抗日宣傳團做了大量工作。
當時，聶士慶擔任長治縣縣長，是閻錫山的鐵軍骨幹。當八路軍工作團到長治時，聶士慶就百般阻撓，國共雙方正在舉行會談時，聶士慶就衝進去向續濟川慌說：“了不得啦，滿街都是八路軍的宣傳隊，共產黨要翻天了！”後來，聶士慶還以續濟川私人代表名義，到各地傳播謠言，千方百計阻撓民眾加入抗日革命隊伍。
三八年四月，八路軍宣傳隊在六分校把民眾組織起來，成立了抗日遊擊隊，聶士慶知道後，即帶武裝包圍了六分校，繳了槍，讓長治縣警察局與六分隊的遊擊隊合並起來，他擔任了司令，掌控了政權軍權。
聶士慶不敢與日軍叫板，反而與潞安府大豪紳裴寶堂相互勾結，消極抗日，欺壓百姓，幹盡壞事，甚至在國難民困交加之際，他還不忘講排場，耍排頭，在城裏坐四抬轎，下鄉要乘八台轎，貪圖享樂。
地下黨組織建立開始，除把鬥爭矛頭瞄準日偽外，另一鬥爭對象就是聶士慶這一反動勢力。
大豪紳裴寶堂從日本迴國任山西督軍府秘書，後來迴長治任教。民國四年經商，依托閻錫山成了上黨首富，不久，閻錫山委任其山西省鹽務總局局長，在長治、長子、高平縣城和西火鎮開設了鹽務分局，日寇入侵後，充當長治維持會會長。他暗中勾結省、縣反動勢力，囤積居奇，哄抬鹽價，並散布謠言，製造恐慌，鬧得民怨沸騰，人心不寧。
申鬥金協作白隊長，派張德善等地下工作者和宣傳隊員帶領一夥當地愛國青年與憤怒的群眾先在他的鹽務分局門前不斷高喊“一切為了抗日，團結一致，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打倒賣國賊”！等口號，給他造成輿論上的壓力，接著關閉了他的鹽店，並打開鹽倉將鹽全部沒收，廉價賣給當地民眾，剩餘部分運往外地售給百姓，將售鹽款全部支援了抗日事業。
我八路軍為建立抗日革命根據地培養骨幹力量，在長治建立民族革命大學六分校（今長治市二中校址），申鬥金隨白隊長在壺關家鄉親自動員了十七名進步青年參加了決死隊，受到了壺關縣縣長的表揚。
申鬥金雖然身居蔭城，卻不斷迴家鄉橋頭宣傳抗日。三八年七月的一天，申鬥金從蔭城迴到家鄉橋頭村，路過民兵訓練場，看到隊員們訓練得熱火朝天，可是身高馬大的申新法卻沒精打采，於是就走到他身邊問：“怎麽了？累了還是不想練了？”
申新法說：“累倒是不累，對我來說，練不練沒多大意思。”他一聽，話裏有話，於是說：“跟我迴家，有話慢慢說。”
申新法原本是神東村人，本姓楊，由於其舅父早年身亡，留下舅母和一位殘疾表哥申老醜艱難度日，隨舅母年老力衰失去勞動能力，新法由“楊”改為“申”姓後，來到橋頭村給舅母當了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