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來舉手答道：
“我覺得，迴應超車的方式至少有兩種。
第一種，可以加速超過對方，‘教訓他一下’，但被教訓的人不一定會意識到自己之前超車了——於是這一行為構成了挑釁。
——他們也不一定會接受你的‘指教’，而且即便接受了，這麽做也不太可能會給你帶來任何長期利益。
第二種，也可以選擇利用‘非正式’的交通信號，比如豎中指。
或者按澳大利亞目前正流行的做法，向對方豎小指，因為澳大利亞道路交通管理局的一則廣告稱，超速或野蠻駕駛是一種缺乏自信的矯枉過正的做法。
如果對方注意到了你的行為，你會感覺自己勝利了，但如果對方又豎起一根中指迴敬你呢？
最後，就算我們想對不文明的司機表示不滿，信息往往也無法送達。
而我們依然會為此抓狂，但卻沒人會看到。
迴答完畢！”
薛老師微笑著點點頭，接著說：
“嗯！迴答不錯！
卡茨認為，我們在駕駛室裏展開了一場戲劇性的表演，憤怒地‘上演道德的戲劇’，我們扮演其中蒙冤的受害者和‘複仇的英雄’，但這往往會招致更慘烈的交通事故。
僅僅咒罵對方還不夠，我們還會變得憤怒。
‘憤怒的司機成了一名魔術師，’卡茨說，‘被自己的魔法蒙蔽了雙眼。’
不知道同學們平常注意過這種情況沒有。”
大家紛紛微笑著點頭道：
“注意過！是的，是這樣子！”
“嗯！很形象！很生動！”
“魔術師，有意思！”
……
薛老師接著說：
“卡茨還指出，作為這出‘道德戲劇’的一部分，為了賦予這次遭遇一個‘新的意義’，我們有時會試圖在事後搜集一些關於不文明司機的信息（比如加速湊過去看看他們的長相）；
與此同時在腦海中設想，惡人可能會是誰（比如女性、男性、青少年、老年人、卡車司機、共和黨人、‘打電話的傻瓜’，或者，如果都沒猜對，那就單純是‘傻瓜’），最後再給戲劇編造一個合適的結尾。
這就好比道路版的‘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ttributionerror）。
這是一種常見的心理學現象，意思是人們傾向於將行為歸因於個人的內在特質；
同時，基於“行動者–觀察者效應”（actor-observereffect），我們又往往將自己的行為解釋為特殊情境下的無奈之舉。
一般的人大概從未從後視鏡裏看著自己，心裏嘀咕著‘蠢貨司機’。
心理學家認為，行動者–觀察者效應產生的原因，可能是個體希望更好地掌控當前的複雜局麵（比如開車）。
另外，訓斥超車的‘蠢貨司機’，比全麵分析導致這一行為的各種成因要容易得多。
就連對交通方式的選擇，似乎也深受基本歸因謬誤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當騎車人違反交通規則時，汽車司機會認為他們魯莽且無法無天；
而當汽車司機違反了交通規則時，別的司機則往往認為他們是受環境所迫。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憤怒似乎是為了維護我們的身份感——又一個被交通吞沒的人類特征。
司機被弱化成一個品牌（最多是個大致的刻板印象），或一串沒有名字的車牌號。
我們在這片匿名的海洋中尋找點滴意義：想想看，每當看到和你車型相同的車輛或歸屬地相同的車牌時，你是不是有種略帶驚奇的喜悅？
（一些實驗研究結果顯示，人們對待與自己生日相同的人往往更友善。）
一些司機，尤其是米國司機，想通過個性化的車牌來彰顯身份，這無疑是徒勞的。
不過，這引出了一個問題，你真的希望用區區7個字母來總結自己的人生嗎？
——況且，你為什麽想向一群不認識的人證明自己是誰？”
這時，嚴明理同學舉手道：
“薛老師，我覺得吧，米國人似乎熱衷於在昂貴的汽車上粘貼廉價車貼。
以此來炫耀自己的子女天資過人，詼諧地告訴人們‘我的另一輛車是保時捷’，或巧妙地暗示自己經常去某地度假（比如mv）。
這種行為似乎隻有米國人熱衷，很少會有德國人開著貼有諸如‘我是德國人我自豪’此類車貼的汽車飛馳在高速公路上。
在任何情況下，在路上向他人昭示自己的身份都會帶來諸多問題，因為司機將自己的身份意識轉移到了車上。
是不是這樣子啊？”
薛老師笑著答道：
“按照卡茨的說法，我們成了‘半機器人’。
汽車成了我們的自我。
‘開車時，你將自我意識放大，’卡茨說，‘前方幾百碼開外的地方有一輛車變更了車道，你立即感覺自己被加塞兒了。他們沒有碰到你，也沒有碰到你的車，但你得調整方向盤，並且加速、減速，由此，你放大了自我意識。’
我們會說‘別擋我的路’，而不是‘別擋我和我車的路’。
似乎隻有司機會受到身份意識的困擾。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乘客很少像你一樣被這些事情激怒，一旦發生糾紛，一些喜歡指手畫腳的討厭乘客甚至會說是你不對。
這可能是由於乘客看問題的角度更客觀。
他們沒有將自己的身份意識和車綁在一起。
分析司機和乘客在模擬駕駛過程中的大腦活動，研究人員發現二者被激活的神經區域不同，他們實際上成了完全不同的兩種人。
研究結果還顯示，在沒有乘客的情況下，司機在駕駛速度和保持車距方麵更加隨意。
仿佛如果沒有旁人，就沒有任何羞恥感，他們便會委身於汽車。
就像許多其他日常煩惱經常會被寫進歌詞一樣，查莉·萊特（chelywright）那首膾炙人口的鄉村歌曲《我的越野車保險杠》（thebumperofmys.u.v.）就簡明扼要地將這一情形展現了出來。
歌曲中的主人公抱怨道，一位‘開小型貨車的女士’看見她貼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車貼，便向她豎起了中指。
‘她自以為明白我的立場她自以為明白我的信仰，’萊特唱道。
就因為越野車上貼了一張米國海軍的車貼嗎？”
何建國舉手迴答道：
“這裏的第一個問題是圍繞身份產生的苦惱——主人公苦惱於自己的身份被他人妄加定義。
然而，她可能也有些反應過度——除了越野車上的車貼，難道還有其他途徑可以了解你的立場和信仰嗎？
況且，如果你討厭被歸類，為什麽當初要貼這種容易被歸類的車貼呢？
在沒有任何明顯人格特性的情況下，車貼的確傳遞了許多信息。
迴答完畢！”
薛老師說：
“嗯！迴答得不錯！
1969年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的一個實驗證實了這一點。
加州黑豹黨和警察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在實驗中，15名受試者在車型和外觀各不相同的汽車尾部貼上了醒目的‘黑豹’車貼。
這組人在過去一年裏都沒有因為違反交規而被處罰，但貼上車貼僅僅兩周，他們就被處罰了33次。
有種觀點認為，給汽車粘貼明顯標記的人或因妨礙交通而被區別對待。
針對此種觀點，有人倡議在車牌上打上‘紅字’式的特殊標識，比如，俄亥俄州有人建議在車牌上標明性犯罪者的身份，澳大利亞則有人建議使用‘hoons’（惡棍）一詞來代表野蠻駕駛的司機。
被冒犯的主人公做了幾個假設。
首先，她假定對方因為車貼而向自己豎中指，而實際上可能是對方認為她開車太野蠻。
另外，會不會是因為她開著一輛越野車四處遊蕩，嚴重汙染環境，將行人和其他司機置於更危險的境地，並且加深了國家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
其次，歌詞中提到‘開小型貨車的女士’，並與後來提到的‘私立學校’聯係在一起，這其實賦予了小型貨車司機一個負麵的刻板印象：
小型貨車司機比越野車司機更精英主義。
這其實說不通，因為越野車通常比小型貨車貴。
所以主人公憑主觀臆斷指責小型貨車司機，但自己卻犯了同樣的錯誤。
路上的第一印象往往也是唯一印象。
和美劇《幹杯酒吧》裏的酒吧不同，路上的人互不相識。
匿名性就像一劑特效藥，帶來了一些古怪的副作用。
一方麵，由於我們感覺沒人看著我們，或者說沒有熟人在看著我們，車內空間便成了自我表達的理想場所。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麽接受調研的大部分司機都表示，如果可以選擇，他們希望駕車時長至少達到20分鍾。
司機渴望一段獨處的‘自我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可以唱歌、享受重迴少年時代的感覺、暫時掙脫工作與家庭中的角色限製。
一項研究結果表明，許多人喜歡在車裏哭泣（‘邊開車邊哭泣’）。”
同學們一起驚唿：“啊——？”
薛老師笑眯眯繼續道：
“此外，還有一種‘挖鼻孔因素’。
研究人員在車內安置攝像頭，以此研究司機行為。
據研究報告顯示，司機過不了多久就會‘忘記攝像頭的存在’，開始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包括挖鼻孔。
另一方麵，米國著名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和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milgram）的經典情境心理學研究顯示，匿名性鼓勵了野蠻行為。
1969年，津巴多在一次著名的研究中發現，蒙麵的受試人員願意向他人實施的電擊量是未蒙麵者的兩倍。
一旦沒有了人類的身份和人際接觸，我們就會表現得殘暴。環境變了，我們也變了。
交通中也不例外。
能夠調節溫度的車內環境代替了麵罩。
幹脆超了那輛車吧，反正你不認識他，今後也不會再見到他。
幹脆加速穿過小區吧，反正你也不住這兒。
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把一輛車置於十字路口，停在幾輛敞篷車前麵，並讓這輛車在綠燈亮起後故意停著不動，隨後測量後方司機多久以後開始鳴笛、鳴笛的次數和每次鳴笛的時長。
研究人員發現，與車篷關閉的車相比，車篷敞開的車鳴笛速度更慢、次數更少、時長更短。
當然，原因可能是敞開車篷的司機情緒本來就比較好，不過研究結果依然表明，匿名性會助長暴力行為。
馬路就像網上的匿名聊天室！”
說到這裏，薛老師頓了頓。
同學們有些迷惑地說：“為啥呀？怎麽馬路就像網商上的匿名聊天室呢？”
看到同學們的胃口被吊起了，薛老師繼續說：
“我們在聊天室裏隱匿自己的身份，對周圍人的了解也僅限於他們的網名（在馬路上則是車牌），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束縛在網絡空間已經不複存在，心理學家將之稱為‘網絡鬆綁效應’（onlinedisinhibitioneffect）。
在網絡匿名性的掩護下，我們終於可以做迴自己了，開車行駛在路上時也是如此。
在這個公平的平台上，人人平等，個體的自負心理也極大地膨脹了。
隻要不犯法，我們可以隨心所欲。
很不幸，這也意味著我們不再願意遵守社交中慣用的禮儀，因此語言也變得尖刻、粗魯、簡短。
在網絡聊天室裏，個人不必為自己的言論負責。那裏的人並不是麵對麵交流，做出負麵評價時也不假思索。
他們完全可以惹惱別人，然後自己下線；在馬路上也是一樣，他們可以對某人豎起中指，然後絕塵而去。”
“我覺得，迴應超車的方式至少有兩種。
第一種，可以加速超過對方，‘教訓他一下’，但被教訓的人不一定會意識到自己之前超車了——於是這一行為構成了挑釁。
——他們也不一定會接受你的‘指教’，而且即便接受了，這麽做也不太可能會給你帶來任何長期利益。
第二種，也可以選擇利用‘非正式’的交通信號，比如豎中指。
或者按澳大利亞目前正流行的做法，向對方豎小指，因為澳大利亞道路交通管理局的一則廣告稱，超速或野蠻駕駛是一種缺乏自信的矯枉過正的做法。
如果對方注意到了你的行為，你會感覺自己勝利了，但如果對方又豎起一根中指迴敬你呢？
最後，就算我們想對不文明的司機表示不滿，信息往往也無法送達。
而我們依然會為此抓狂，但卻沒人會看到。
迴答完畢！”
薛老師微笑著點點頭，接著說：
“嗯！迴答不錯！
卡茨認為，我們在駕駛室裏展開了一場戲劇性的表演，憤怒地‘上演道德的戲劇’，我們扮演其中蒙冤的受害者和‘複仇的英雄’，但這往往會招致更慘烈的交通事故。
僅僅咒罵對方還不夠，我們還會變得憤怒。
‘憤怒的司機成了一名魔術師，’卡茨說，‘被自己的魔法蒙蔽了雙眼。’
不知道同學們平常注意過這種情況沒有。”
大家紛紛微笑著點頭道：
“注意過！是的，是這樣子！”
“嗯！很形象！很生動！”
“魔術師，有意思！”
……
薛老師接著說：
“卡茨還指出，作為這出‘道德戲劇’的一部分，為了賦予這次遭遇一個‘新的意義’，我們有時會試圖在事後搜集一些關於不文明司機的信息（比如加速湊過去看看他們的長相）；
與此同時在腦海中設想，惡人可能會是誰（比如女性、男性、青少年、老年人、卡車司機、共和黨人、‘打電話的傻瓜’，或者，如果都沒猜對，那就單純是‘傻瓜’），最後再給戲劇編造一個合適的結尾。
這就好比道路版的‘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ttributionerror）。
這是一種常見的心理學現象，意思是人們傾向於將行為歸因於個人的內在特質；
同時，基於“行動者–觀察者效應”（actor-observereffect），我們又往往將自己的行為解釋為特殊情境下的無奈之舉。
一般的人大概從未從後視鏡裏看著自己，心裏嘀咕著‘蠢貨司機’。
心理學家認為，行動者–觀察者效應產生的原因，可能是個體希望更好地掌控當前的複雜局麵（比如開車）。
另外，訓斥超車的‘蠢貨司機’，比全麵分析導致這一行為的各種成因要容易得多。
就連對交通方式的選擇，似乎也深受基本歸因謬誤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當騎車人違反交通規則時，汽車司機會認為他們魯莽且無法無天；
而當汽車司機違反了交通規則時，別的司機則往往認為他們是受環境所迫。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憤怒似乎是為了維護我們的身份感——又一個被交通吞沒的人類特征。
司機被弱化成一個品牌（最多是個大致的刻板印象），或一串沒有名字的車牌號。
我們在這片匿名的海洋中尋找點滴意義：想想看，每當看到和你車型相同的車輛或歸屬地相同的車牌時，你是不是有種略帶驚奇的喜悅？
（一些實驗研究結果顯示，人們對待與自己生日相同的人往往更友善。）
一些司機，尤其是米國司機，想通過個性化的車牌來彰顯身份，這無疑是徒勞的。
不過，這引出了一個問題，你真的希望用區區7個字母來總結自己的人生嗎？
——況且，你為什麽想向一群不認識的人證明自己是誰？”
這時，嚴明理同學舉手道：
“薛老師，我覺得吧，米國人似乎熱衷於在昂貴的汽車上粘貼廉價車貼。
以此來炫耀自己的子女天資過人，詼諧地告訴人們‘我的另一輛車是保時捷’，或巧妙地暗示自己經常去某地度假（比如mv）。
這種行為似乎隻有米國人熱衷，很少會有德國人開著貼有諸如‘我是德國人我自豪’此類車貼的汽車飛馳在高速公路上。
在任何情況下，在路上向他人昭示自己的身份都會帶來諸多問題，因為司機將自己的身份意識轉移到了車上。
是不是這樣子啊？”
薛老師笑著答道：
“按照卡茨的說法，我們成了‘半機器人’。
汽車成了我們的自我。
‘開車時，你將自我意識放大，’卡茨說，‘前方幾百碼開外的地方有一輛車變更了車道，你立即感覺自己被加塞兒了。他們沒有碰到你，也沒有碰到你的車，但你得調整方向盤，並且加速、減速，由此，你放大了自我意識。’
我們會說‘別擋我的路’，而不是‘別擋我和我車的路’。
似乎隻有司機會受到身份意識的困擾。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乘客很少像你一樣被這些事情激怒，一旦發生糾紛，一些喜歡指手畫腳的討厭乘客甚至會說是你不對。
這可能是由於乘客看問題的角度更客觀。
他們沒有將自己的身份意識和車綁在一起。
分析司機和乘客在模擬駕駛過程中的大腦活動，研究人員發現二者被激活的神經區域不同，他們實際上成了完全不同的兩種人。
研究結果還顯示，在沒有乘客的情況下，司機在駕駛速度和保持車距方麵更加隨意。
仿佛如果沒有旁人，就沒有任何羞恥感，他們便會委身於汽車。
就像許多其他日常煩惱經常會被寫進歌詞一樣，查莉·萊特（chelywright）那首膾炙人口的鄉村歌曲《我的越野車保險杠》（thebumperofmys.u.v.）就簡明扼要地將這一情形展現了出來。
歌曲中的主人公抱怨道，一位‘開小型貨車的女士’看見她貼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車貼，便向她豎起了中指。
‘她自以為明白我的立場她自以為明白我的信仰，’萊特唱道。
就因為越野車上貼了一張米國海軍的車貼嗎？”
何建國舉手迴答道：
“這裏的第一個問題是圍繞身份產生的苦惱——主人公苦惱於自己的身份被他人妄加定義。
然而，她可能也有些反應過度——除了越野車上的車貼，難道還有其他途徑可以了解你的立場和信仰嗎？
況且，如果你討厭被歸類，為什麽當初要貼這種容易被歸類的車貼呢？
在沒有任何明顯人格特性的情況下，車貼的確傳遞了許多信息。
迴答完畢！”
薛老師說：
“嗯！迴答得不錯！
1969年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的一個實驗證實了這一點。
加州黑豹黨和警察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在實驗中，15名受試者在車型和外觀各不相同的汽車尾部貼上了醒目的‘黑豹’車貼。
這組人在過去一年裏都沒有因為違反交規而被處罰，但貼上車貼僅僅兩周，他們就被處罰了33次。
有種觀點認為，給汽車粘貼明顯標記的人或因妨礙交通而被區別對待。
針對此種觀點，有人倡議在車牌上打上‘紅字’式的特殊標識，比如，俄亥俄州有人建議在車牌上標明性犯罪者的身份，澳大利亞則有人建議使用‘hoons’（惡棍）一詞來代表野蠻駕駛的司機。
被冒犯的主人公做了幾個假設。
首先，她假定對方因為車貼而向自己豎中指，而實際上可能是對方認為她開車太野蠻。
另外，會不會是因為她開著一輛越野車四處遊蕩，嚴重汙染環境，將行人和其他司機置於更危險的境地，並且加深了國家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
其次，歌詞中提到‘開小型貨車的女士’，並與後來提到的‘私立學校’聯係在一起，這其實賦予了小型貨車司機一個負麵的刻板印象：
小型貨車司機比越野車司機更精英主義。
這其實說不通，因為越野車通常比小型貨車貴。
所以主人公憑主觀臆斷指責小型貨車司機，但自己卻犯了同樣的錯誤。
路上的第一印象往往也是唯一印象。
和美劇《幹杯酒吧》裏的酒吧不同，路上的人互不相識。
匿名性就像一劑特效藥，帶來了一些古怪的副作用。
一方麵，由於我們感覺沒人看著我們，或者說沒有熟人在看著我們，車內空間便成了自我表達的理想場所。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麽接受調研的大部分司機都表示，如果可以選擇，他們希望駕車時長至少達到20分鍾。
司機渴望一段獨處的‘自我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可以唱歌、享受重迴少年時代的感覺、暫時掙脫工作與家庭中的角色限製。
一項研究結果表明，許多人喜歡在車裏哭泣（‘邊開車邊哭泣’）。”
同學們一起驚唿：“啊——？”
薛老師笑眯眯繼續道：
“此外，還有一種‘挖鼻孔因素’。
研究人員在車內安置攝像頭，以此研究司機行為。
據研究報告顯示，司機過不了多久就會‘忘記攝像頭的存在’，開始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包括挖鼻孔。
另一方麵，米國著名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和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milgram）的經典情境心理學研究顯示，匿名性鼓勵了野蠻行為。
1969年，津巴多在一次著名的研究中發現，蒙麵的受試人員願意向他人實施的電擊量是未蒙麵者的兩倍。
一旦沒有了人類的身份和人際接觸，我們就會表現得殘暴。環境變了，我們也變了。
交通中也不例外。
能夠調節溫度的車內環境代替了麵罩。
幹脆超了那輛車吧，反正你不認識他，今後也不會再見到他。
幹脆加速穿過小區吧，反正你也不住這兒。
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把一輛車置於十字路口，停在幾輛敞篷車前麵，並讓這輛車在綠燈亮起後故意停著不動，隨後測量後方司機多久以後開始鳴笛、鳴笛的次數和每次鳴笛的時長。
研究人員發現，與車篷關閉的車相比，車篷敞開的車鳴笛速度更慢、次數更少、時長更短。
當然，原因可能是敞開車篷的司機情緒本來就比較好，不過研究結果依然表明，匿名性會助長暴力行為。
馬路就像網上的匿名聊天室！”
說到這裏，薛老師頓了頓。
同學們有些迷惑地說：“為啥呀？怎麽馬路就像網商上的匿名聊天室呢？”
看到同學們的胃口被吊起了，薛老師繼續說：
“我們在聊天室裏隱匿自己的身份，對周圍人的了解也僅限於他們的網名（在馬路上則是車牌），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束縛在網絡空間已經不複存在，心理學家將之稱為‘網絡鬆綁效應’（onlinedisinhibitioneffect）。
在網絡匿名性的掩護下，我們終於可以做迴自己了，開車行駛在路上時也是如此。
在這個公平的平台上，人人平等，個體的自負心理也極大地膨脹了。
隻要不犯法，我們可以隨心所欲。
很不幸，這也意味著我們不再願意遵守社交中慣用的禮儀，因此語言也變得尖刻、粗魯、簡短。
在網絡聊天室裏，個人不必為自己的言論負責。那裏的人並不是麵對麵交流，做出負麵評價時也不假思索。
他們完全可以惹惱別人，然後自己下線；在馬路上也是一樣，他們可以對某人豎起中指，然後絕塵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