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生道這個名號誕生於梁末晉初，可具體起源於何時，李傳這個元老也說不太清。因為它本就是個融合的產物。
在這個生產力遠不夠發達的時代，出現已經超過八百年的科舉雖然讓知識的普及麵大大提高了，卻依然還是少數人的專屬。
李傳雖然通過這段時間和唐笠的接觸，判斷唐笠絕對是讀過書的，卻並不認為他的學問有多麽淵博。這一點從唐笠平時那毫無文采的語言和歪七扭八的爛字中就能判斷得出來。
所以為了讓唐笠對來龍去脈有個比較清晰的了解，李傳是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開始講起的。
春秋是華夏的思想大啟蒙時期，各種學術流派不斷湧現，百家爭鳴的同時，相互之間也在不斷的交流和融合。
至戰國時逐漸形成了幾個主要流派，其中一些還被當時的諸雄國所推崇采納，比如秦國賴以強盛和統一天下的法家，以及魯國一直信奉的儒家。
這些思想流派各有其綱領和側重，其中最適合亂世的就是法家、兵家和縱橫這三家。
最後，以法家立國的秦國統一了天下，法家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最為興盛的學派，也就是世人常說的官學。
而在秦國崛起和統一的過程中同樣發揮了重大作用的兵家和縱橫家也同樣十分興盛。
但那時這三派學說甚至很多其他學派之間的涇渭其實並不不十分分明，很多有名有姓的傑出人物都是集各派之大成者。
比如吳起、樂毅等人就既是兵家也是法家；張儀、蘇秦雖然以縱橫家聞名於世，卻也同時兼修法家。
還有一些學派存在著某種傳承關係。
比如儒家的孔子就曾向道家的老子求學問道。
一些學派還衍生出了不同的分支。
比如法家就分為法、術、勢三派；道家則衍生出了以黃老學派為主流的諸多分支。
更有一些學派本就是融合眾家之後的產物。
比如神秘的陰陽家就是融合了道家、儒家、兵家，甚至墨家等多種思想的產物。
秦統一六國後原本延續了法家的治國思路。但那時候的法家治國措施更像是一種戰時法治，統一前好用，卻並不太適合結束了五百年戰亂的治世。不但東方六國的百姓難以接受，就連在其下生活了一百多年的老秦人慢慢的也覺得不堪重負。
這才有了始皇帝死後的天下大亂。
繼皇帝位的二世扶蘇性格寬厚，從小就被當做繼承人培養的他很早就意識到了曆代先皇的治國策略並不適合統一後的天下，需要有所改變。
但曆來學術之爭的慘烈和血腥絲毫也不比戰場廝殺差，因為這說白了就是利益之爭。
打個比方。
秦國總共有十個官位。原本這十個全都是法家弟子在做，現在突然要讓出五個，法家能樂意？
丞相李斯就連同為法家的韓非都容不下，非要搞死不可，更何況是其他學說？
李斯其實隻是一個代表，真正的阻礙是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或者說是階層。
比如秦國本來就有一百個法家學子苦學多年在等著做官。本來那十個官位都是他們的，突然有人告訴他們，你們能等的隻剩五個了，另外五個得給研習其他學說的學子。這些人能幹嗎？
別說法家不幹，其他學說也未必樂意。憑啥我們隻能去做法家挑剩下的官？
還有一個問題。
國家一共十個官位，法家五個、道家一個、儒家一個、名家一個、墨家一個、雜家一個，那朝政到底聽誰的？
誰不想當老大？誰不想像當年的商鞅一樣痛快淋漓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啊！
那時候的讀書人可不像後世那樣沒有節操，甚至可以說節操那是高的有點太過清高了！為了理想，性命什麽的壓根不是首要考慮的問題。
當年商鞅為了實現政治抱負連命都可以不要，由此可見那時候的各家在這一點上的執念有多強烈。
於是，一方麵法家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讓其他學說進入朝堂，其他學說也不願意給法家做跟班，最後的結果就是秦國依然法家獨大。
在這個過程中，各學派的表現不盡相同。
如雜家、農家、縱橫家這種原本在秦國就有根基的沒太大反應，總之他們的所長也不在治國策略上；道家講究清靜無為也不怎麽爭；儒家的態度就是不合作，他們在政治上的獨占心理甚至比法家還要更強。
反應最激烈的當屬墨家了，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家早在統一之前就和血腥征伐的秦國翻了臉，而信仰堅定且組織嚴密的他們也同樣被任何一國的統治者所不喜甚至忌憚。
其實始皇帝當年也做了二世扶蘇同樣的努力，統一之初就嚐試著引入其他學說來改良法家。兒子都能看出的問題，千古一帝又怎麽會意識不到？
可惜在內外都得不到支持的情況下徹底失敗了，不但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還在過程中受了不少氣。
性格強硬的始皇帝一怒之下開始收拾那些不合作者，這也是所謂“焚書坑儒”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真相也並不是後世流傳的那樣，始皇帝燒的主要是各國的史書，這是曆來開國者都會做的一件事情，總得讓天下人盡快忘掉前朝嘛！當然過程也必然會順手滅掉一些讓始皇帝厭惡的其他書和人。
而所謂坑儒，其實殺的多是坑蒙拐騙的騙子術士和庸醫。其中有沒有一些激怒了他的儒生呢？肯定也是有的，畢竟屠刀一旦舉起，很難避免殃及無辜。
始皇帝放棄引入其他學說的同時也意味著深深的得罪了他們，而作為輿論操控者的他們自然不會說他的好話，這些人和殘存的六國舊貴族結合後，煽動輿論就是必然的了。
始皇帝統一後的五次出巡，與其說是巡遊天下，不如說是在利用個人威望鎮壓天下。而他的威懾力也確實足夠，雖然各國故地始終暗流湧動，但在始皇帝死前始終沒人敢跳出來公開叛亂。
可惜人壽終有盡時，雄才偉略的始皇帝最後一次出巡時病死沙丘。鎮壓天下的神器沒了，各地的叛亂立刻風起雲湧。
篡詔上位的胡亥在位的三年，和神一樣的豬隊友趙高一起不但將秦國的根基關中搞得烏煙瘴氣，各地郡縣也被各種亂命搞得一團糟。其後席卷天下的叛亂更是將朝廷派往各地的官吏一掃而空，法家的力量因此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這卻為扶蘇的變法改革創造了先決條件。即反對改革的內部阻礙力量被極大的削弱了。
扶蘇奪迴皇位後又用了十四年時間陸續平定了各地的叛亂，期間不斷向溫和寬鬆方向調整的國政策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由此，道家的治國理念開始進入朝堂。
而隨著各地叛亂的失敗，大批與叛亂者合謀的各家頑固精英成為了陪葬者，改革的外部不合作力量也遭到了致命打擊。
最重要的是，自始皇帝崩到二世扶蘇再次平定天下用了十七年。十七年的天下大亂讓所有人都意識到了法家存在的巨大缺陷，引入其他學說對法家進行必要改良逐漸成為了天下人的共識。
“天下苦秦久矣”的另一種解讀其實是“天下苦秦法久矣”。所謂“矯枉必須過正”，替代行事激進暴戾的戰時法家最好的選擇自然就是最為溫和寬鬆的道家。
而且二世扶蘇在平叛過程中逐步采納的很多道家治國理念，也的確在穩定民心上起了巨大且明顯的作用。
因此，到聖皇帝扶蘇統治中後期，“無為而治”正式成為了基本國策。聲名狼藉的法家退居幕後，道家成為了國策製定的主導學說，最終形成了“外道內法”的實際格局。
道家的“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麽也不做，而是不亂作為，即政府不過多地幹預民眾、充分尊重客觀規律，發揮民眾的創造力。
基於此而廣為實施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國策不但極大的安撫了“苦秦久矣”的天下百姓，同時還在恢複國力方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到秦四世時，大秦的國力不但徹底恢複，且達到了極為富庶的程度。據說當時國家倉庫裏的銅錢因為太多來不及用，就連串錢的繩子都爛掉了。
不過凡事有利有弊，過於溫和寬鬆的黃老之學有利於恢複民生、提升國力，卻在中央集權和凝聚國力上有著明顯的缺陷。
以至於到五世武皇帝時，大秦國內外的問題已經累積到了讓武帝無法忍受的程度。
對內，各地豪強勢力不斷膨脹，土地兼並愈演愈烈，部分世家大族初現雛形。
對外，不但無力對抗軍事力量極其強大的匈奴，致使其胃口越來越大，不但屢屢寇邊，兵鋒甚至一度逼近了都城鹹陽；甚至連秦朝舊將割據的嶺南地區也一直沒有實際統治。
雄心勃勃的武皇帝繼位後決心改變，初期的諸項革新卻受到了朝中大部分大臣的反對，這些人多是因循守舊的道家信徒。
為改變這種局麵，武帝就需要扶持新的勢力來對抗守舊的道家老臣。
法家雖然剛烈，名聲卻太差，天下人對其接受度很差；墨家沒落多年，且其對匈奴問題的態度更加側重於防守，更重要的是因為曆史原因行事隱秘、人才凋零；其他各家學說則更多的是偏重於一隅，不適合作為整體國策。
這時候，多年來注重傳道授徒而民間基礎很好的儒家就順理成章的進入了武帝的視線。
當時的儒家既不是後世的儒家，也不同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不斷自我更新、調整之後非常合武帝的胃口。
尤其是儒家中公羊派的“尊王攘夷”和“十世之仇，尤可報也！”等思想不但極對武帝的胃口，也非常符合當時百姓“血親複仇”的樸素觀念和願望。
為了實現自己的壯誌，武帝開始大力扶持儒家，很多儒家弟子開始公開進入朝堂，甚至很多道家朝臣也逐漸開始兼習儒家。
儒家也確有其所長，在武帝內製豪強、北擊匈奴、南收百越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不過秦匈之戰前前後後一共打了一百三十年，其中最激烈的四十三年都發生在武帝時期，之前三位先帝的積累並不足以支撐這種連年累月的戰爭消耗。
為了聚集財富以支付戰爭開支，武帝不可避免的走上了窮兵黷武的道路，比如其就曾頒布《告緡令》來洗劫天下商賈。
而要做到這一切就更加需要一個強大的理論基礎，而經過大儒董仲舒進一步改造的新儒家學說正好符合了武帝的需求。其中極力倡導的“大一統”和“君臣倫理”等觀念完美的迎合了武帝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
對董仲舒的新儒學僅僅是扶持還不夠，心急到急功近利的武帝想要的是全國上下思想上的絕對統一，這樣才能壓製朝堂和民間的不同聲音。
於是，武帝進一步采納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由此，道家開始沒落，百家逐漸凋敝，儒家不可阻擋的開始了一家獨大。
在這個生產力遠不夠發達的時代，出現已經超過八百年的科舉雖然讓知識的普及麵大大提高了，卻依然還是少數人的專屬。
李傳雖然通過這段時間和唐笠的接觸，判斷唐笠絕對是讀過書的，卻並不認為他的學問有多麽淵博。這一點從唐笠平時那毫無文采的語言和歪七扭八的爛字中就能判斷得出來。
所以為了讓唐笠對來龍去脈有個比較清晰的了解，李傳是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開始講起的。
春秋是華夏的思想大啟蒙時期，各種學術流派不斷湧現，百家爭鳴的同時，相互之間也在不斷的交流和融合。
至戰國時逐漸形成了幾個主要流派，其中一些還被當時的諸雄國所推崇采納，比如秦國賴以強盛和統一天下的法家，以及魯國一直信奉的儒家。
這些思想流派各有其綱領和側重，其中最適合亂世的就是法家、兵家和縱橫這三家。
最後，以法家立國的秦國統一了天下，法家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最為興盛的學派，也就是世人常說的官學。
而在秦國崛起和統一的過程中同樣發揮了重大作用的兵家和縱橫家也同樣十分興盛。
但那時這三派學說甚至很多其他學派之間的涇渭其實並不不十分分明，很多有名有姓的傑出人物都是集各派之大成者。
比如吳起、樂毅等人就既是兵家也是法家；張儀、蘇秦雖然以縱橫家聞名於世，卻也同時兼修法家。
還有一些學派存在著某種傳承關係。
比如儒家的孔子就曾向道家的老子求學問道。
一些學派還衍生出了不同的分支。
比如法家就分為法、術、勢三派；道家則衍生出了以黃老學派為主流的諸多分支。
更有一些學派本就是融合眾家之後的產物。
比如神秘的陰陽家就是融合了道家、儒家、兵家，甚至墨家等多種思想的產物。
秦統一六國後原本延續了法家的治國思路。但那時候的法家治國措施更像是一種戰時法治，統一前好用，卻並不太適合結束了五百年戰亂的治世。不但東方六國的百姓難以接受，就連在其下生活了一百多年的老秦人慢慢的也覺得不堪重負。
這才有了始皇帝死後的天下大亂。
繼皇帝位的二世扶蘇性格寬厚，從小就被當做繼承人培養的他很早就意識到了曆代先皇的治國策略並不適合統一後的天下，需要有所改變。
但曆來學術之爭的慘烈和血腥絲毫也不比戰場廝殺差，因為這說白了就是利益之爭。
打個比方。
秦國總共有十個官位。原本這十個全都是法家弟子在做，現在突然要讓出五個，法家能樂意？
丞相李斯就連同為法家的韓非都容不下，非要搞死不可，更何況是其他學說？
李斯其實隻是一個代表，真正的阻礙是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或者說是階層。
比如秦國本來就有一百個法家學子苦學多年在等著做官。本來那十個官位都是他們的，突然有人告訴他們，你們能等的隻剩五個了，另外五個得給研習其他學說的學子。這些人能幹嗎？
別說法家不幹，其他學說也未必樂意。憑啥我們隻能去做法家挑剩下的官？
還有一個問題。
國家一共十個官位，法家五個、道家一個、儒家一個、名家一個、墨家一個、雜家一個，那朝政到底聽誰的？
誰不想當老大？誰不想像當年的商鞅一樣痛快淋漓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啊！
那時候的讀書人可不像後世那樣沒有節操，甚至可以說節操那是高的有點太過清高了！為了理想，性命什麽的壓根不是首要考慮的問題。
當年商鞅為了實現政治抱負連命都可以不要，由此可見那時候的各家在這一點上的執念有多強烈。
於是，一方麵法家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讓其他學說進入朝堂，其他學說也不願意給法家做跟班，最後的結果就是秦國依然法家獨大。
在這個過程中，各學派的表現不盡相同。
如雜家、農家、縱橫家這種原本在秦國就有根基的沒太大反應，總之他們的所長也不在治國策略上；道家講究清靜無為也不怎麽爭；儒家的態度就是不合作，他們在政治上的獨占心理甚至比法家還要更強。
反應最激烈的當屬墨家了，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家早在統一之前就和血腥征伐的秦國翻了臉，而信仰堅定且組織嚴密的他們也同樣被任何一國的統治者所不喜甚至忌憚。
其實始皇帝當年也做了二世扶蘇同樣的努力，統一之初就嚐試著引入其他學說來改良法家。兒子都能看出的問題，千古一帝又怎麽會意識不到？
可惜在內外都得不到支持的情況下徹底失敗了，不但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還在過程中受了不少氣。
性格強硬的始皇帝一怒之下開始收拾那些不合作者，這也是所謂“焚書坑儒”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真相也並不是後世流傳的那樣，始皇帝燒的主要是各國的史書，這是曆來開國者都會做的一件事情，總得讓天下人盡快忘掉前朝嘛！當然過程也必然會順手滅掉一些讓始皇帝厭惡的其他書和人。
而所謂坑儒，其實殺的多是坑蒙拐騙的騙子術士和庸醫。其中有沒有一些激怒了他的儒生呢？肯定也是有的，畢竟屠刀一旦舉起，很難避免殃及無辜。
始皇帝放棄引入其他學說的同時也意味著深深的得罪了他們，而作為輿論操控者的他們自然不會說他的好話，這些人和殘存的六國舊貴族結合後，煽動輿論就是必然的了。
始皇帝統一後的五次出巡，與其說是巡遊天下，不如說是在利用個人威望鎮壓天下。而他的威懾力也確實足夠，雖然各國故地始終暗流湧動，但在始皇帝死前始終沒人敢跳出來公開叛亂。
可惜人壽終有盡時，雄才偉略的始皇帝最後一次出巡時病死沙丘。鎮壓天下的神器沒了，各地的叛亂立刻風起雲湧。
篡詔上位的胡亥在位的三年，和神一樣的豬隊友趙高一起不但將秦國的根基關中搞得烏煙瘴氣，各地郡縣也被各種亂命搞得一團糟。其後席卷天下的叛亂更是將朝廷派往各地的官吏一掃而空，法家的力量因此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這卻為扶蘇的變法改革創造了先決條件。即反對改革的內部阻礙力量被極大的削弱了。
扶蘇奪迴皇位後又用了十四年時間陸續平定了各地的叛亂，期間不斷向溫和寬鬆方向調整的國政策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由此，道家的治國理念開始進入朝堂。
而隨著各地叛亂的失敗，大批與叛亂者合謀的各家頑固精英成為了陪葬者，改革的外部不合作力量也遭到了致命打擊。
最重要的是，自始皇帝崩到二世扶蘇再次平定天下用了十七年。十七年的天下大亂讓所有人都意識到了法家存在的巨大缺陷，引入其他學說對法家進行必要改良逐漸成為了天下人的共識。
“天下苦秦久矣”的另一種解讀其實是“天下苦秦法久矣”。所謂“矯枉必須過正”，替代行事激進暴戾的戰時法家最好的選擇自然就是最為溫和寬鬆的道家。
而且二世扶蘇在平叛過程中逐步采納的很多道家治國理念，也的確在穩定民心上起了巨大且明顯的作用。
因此，到聖皇帝扶蘇統治中後期，“無為而治”正式成為了基本國策。聲名狼藉的法家退居幕後，道家成為了國策製定的主導學說，最終形成了“外道內法”的實際格局。
道家的“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麽也不做，而是不亂作為，即政府不過多地幹預民眾、充分尊重客觀規律，發揮民眾的創造力。
基於此而廣為實施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國策不但極大的安撫了“苦秦久矣”的天下百姓，同時還在恢複國力方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到秦四世時，大秦的國力不但徹底恢複，且達到了極為富庶的程度。據說當時國家倉庫裏的銅錢因為太多來不及用，就連串錢的繩子都爛掉了。
不過凡事有利有弊，過於溫和寬鬆的黃老之學有利於恢複民生、提升國力，卻在中央集權和凝聚國力上有著明顯的缺陷。
以至於到五世武皇帝時，大秦國內外的問題已經累積到了讓武帝無法忍受的程度。
對內，各地豪強勢力不斷膨脹，土地兼並愈演愈烈，部分世家大族初現雛形。
對外，不但無力對抗軍事力量極其強大的匈奴，致使其胃口越來越大，不但屢屢寇邊，兵鋒甚至一度逼近了都城鹹陽；甚至連秦朝舊將割據的嶺南地區也一直沒有實際統治。
雄心勃勃的武皇帝繼位後決心改變，初期的諸項革新卻受到了朝中大部分大臣的反對，這些人多是因循守舊的道家信徒。
為改變這種局麵，武帝就需要扶持新的勢力來對抗守舊的道家老臣。
法家雖然剛烈，名聲卻太差，天下人對其接受度很差；墨家沒落多年，且其對匈奴問題的態度更加側重於防守，更重要的是因為曆史原因行事隱秘、人才凋零；其他各家學說則更多的是偏重於一隅，不適合作為整體國策。
這時候，多年來注重傳道授徒而民間基礎很好的儒家就順理成章的進入了武帝的視線。
當時的儒家既不是後世的儒家，也不同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不斷自我更新、調整之後非常合武帝的胃口。
尤其是儒家中公羊派的“尊王攘夷”和“十世之仇，尤可報也！”等思想不但極對武帝的胃口，也非常符合當時百姓“血親複仇”的樸素觀念和願望。
為了實現自己的壯誌，武帝開始大力扶持儒家，很多儒家弟子開始公開進入朝堂，甚至很多道家朝臣也逐漸開始兼習儒家。
儒家也確有其所長，在武帝內製豪強、北擊匈奴、南收百越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不過秦匈之戰前前後後一共打了一百三十年，其中最激烈的四十三年都發生在武帝時期，之前三位先帝的積累並不足以支撐這種連年累月的戰爭消耗。
為了聚集財富以支付戰爭開支，武帝不可避免的走上了窮兵黷武的道路，比如其就曾頒布《告緡令》來洗劫天下商賈。
而要做到這一切就更加需要一個強大的理論基礎，而經過大儒董仲舒進一步改造的新儒家學說正好符合了武帝的需求。其中極力倡導的“大一統”和“君臣倫理”等觀念完美的迎合了武帝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
對董仲舒的新儒學僅僅是扶持還不夠，心急到急功近利的武帝想要的是全國上下思想上的絕對統一，這樣才能壓製朝堂和民間的不同聲音。
於是，武帝進一步采納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由此，道家開始沒落，百家逐漸凋敝，儒家不可阻擋的開始了一家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