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菊國人的戰爭責任問題，每位華夏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菊國侵略之害的受害國國民都義憤填膺，批評戰後菊國人欠缺像德國人那樣反省戰爭責任的勇氣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將菊國人統統視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將實施直接加害行為的菊國人與戰後出生的菊國人，以及戰後菊國右翼與菊國進步派、普通國民區別開來。
而事實上在菊國國內，戰後菊國政府、天皇、保守派、進步派、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認識，隨著時代的發展，一直都在變化著。戰後初期、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經濟平穩發展時期、冷戰結束之後每一個曆史階段對於戰爭責任的認識都有相對明顯的變化。
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曖昧，天皇對戰爭責任貌似超然的態度，保守派對戰爭責任的否認，進步派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與懺悔，普通民眾在各種戰爭責任認識之間徘徊。
菊國社會至今都沒有能夠搞清楚戰爭責任到底應該由誰來承擔，多數的菊國人在檢討別人戰爭責任的同時也遺忘了自身的戰爭責任。菊國社會就戰爭責任一直都未能達成一致或大體相近的共同認識。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菊國民眾，更多地關注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願提起或刻意忘記悲慘的戰爭記憶，戰爭責任意識似乎也變成了一股埋藏在國民內心深處的潛流。
但是，隨著菊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實現了“趕超歐美”的經濟目標，某種程度上恢複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按捺不住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野心，公開叫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否定南靖大屠殺，推動戰犯合祀靖國神社和靖國神社國營化運動。
而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摩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暴行，極大地刺激了剛剛經曆過大戰的菊國民眾和進步的知識分子。著名曆史學者井上清等人憤怒地批判“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著名作者小田實係統地提出了戰爭加害與受害理論，宗教界也紛紛發表戰爭責任告白，對菊國人的戰爭責任表示反省。
激進的菊國青年成立了“東亞反菊武裝陣線”，不加區別地追究古代菊國人對蝦夷、愛努、朝鮮的戰爭責任，近代菊國人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以及當代菊國人對亞洲各國的經濟掠奪，甚至發動了一係列爆炸事件。
這些在菊國人看來十分激進的言論和行動表達了對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戰爭責任的憤怒，但也因這些過於極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鎮壓、媒體的攻擊和民眾的誤解。
戰後菊國保守派與進步派圍繞戰爭責任的爭論和交鋒，使本已相對沉寂的戰爭責任意識潛流變得波濤洶湧，並隨著朝鶴天皇戰爭責任的舊事重提而引起菊國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朝鶴天皇在訪美前後接受記者采訪時，反複聲明發動戰爭的責任不在他，而結束戰爭的“聖斷”卻是他作出的，試圖以此緩和摩國國民要求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敵對”情緒。
菊國政府和保守派學者通過著書立說，極力塑造朝鶴天皇在戰前是遵守“立憲君主主義”的“和平主義者”的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堅持“和平主義”，反對那場戰爭，那麽，亞太戰爭自然無法正當化。這與保守派、右翼一邊叫囂維護天皇的尊嚴和地位，一邊推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明顯地自相矛盾。保守派與右翼無法自圓其說，隻得破綻百出地根據具體情形選擇天皇“和平主義者論”或“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即使進步派學者之間，也因為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出現了分歧，粟屋憲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讚同家永三郎所謂既然戰後大審判沒有起訴天皇，故天皇就不應對戰爭責任負責的觀點。
20世紀80年代的菊國民眾，也逐漸破除了20世紀60年代嚴禁談論皇室事宜的“菊禁忌”。據時事通訊社***年的調查，當時至少有52.4％的人認為天皇“有全麵責任”和“多少有”戰爭責任，而認識到自己也有加害責任者約為30％，但這已是戰後菊國社會認識戰爭責任的頂峰。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國際格局的解體、菊國泡沫經濟的破裂和民粹主義的抬頭，全麵肯定“大東亞戰爭”的論調雖明顯地“衰退”了，但加害責任認識的程度依舊在菊國徘徊不前，且有越來越倒退的跡象。對加害責任認識的程度有越來越倒退的跡象。
冷戰結束後，要求菊國對過去的戰爭負責、反省、道歉和賠償的唿聲噴湧而出，成為一項國際性運動。這種井噴式的運動被菊國保守派和媒體惡意地轉化為華、韓等國是在打“曆史牌”，意在進行“經濟敲詐”；將中、韓等國批評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右翼分子等與普通國民強行捆綁在一起，在靖國神社、教科書事件等曆史問題上，煽動“菊國人”與亞洲各國的矛盾和衝突，激發狹隘的大和民族主義。
菊國政府在蘇聯解體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試圖建立摩日歐三足鼎立的國際秩序，故在戰爭責任的表態上似乎有了積極變化，以求得亞洲鄰國的諒解，但除了聯合政府時期曇花一現式的民間賠償外，基本上拒絕了亞洲各國的賠償、補償要求。
如今菊國政府也一直在試圖用別的方式緩和與鄰國之間的關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
“這應該是一個機會！”熊澤奈子對雷濤說道，“戰後60多年來，菊國人的戰爭責任認識很難用翻案或反省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來解釋，菊國保守派或進步派的戰爭責任認識，都很難稱得上是戰後菊國社會的戰爭責任認識的主流，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也是千差萬別，紛繁複雜。而雷君您所投拍的這部電影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這種主體和群體的戰爭責任問題。我想在當今的菊國社會肯定是能夠引起重大反響的……”
“這種反響如果在菊國國內出現，甚至在京都電影節上得到獎項，那無疑對於審片委員會提出來的所謂對兩國關係有影響的意見就是一個最有力的駁斥！”陸宋元聽到此時也有些興奮地一把摟住了熊澤奈子，“奈子！你真聰明啊！”
他這種親昵的舉動讓熊澤奈子的臉一下子紅了。她忸怩著掙了掙沒有掙脫，頭低垂著小聲嘟囔了一句：“宋元君，別這樣……”
陸宋元這才意識到雷濤還在一旁，鬆開了手之後朝雷濤訕訕地笑了笑。
雷濤剛剛聽熊澤奈子闡述菊國社會戰後對“遺失的戰爭責任”的闡述，條理分明、論述有據，這讓他對熊澤奈子心中有了一些不一樣的認識。而這時他也想起了另一件事。
“奈子小姐，我聽說您父親賀太郎先生是豐南會的榮譽會長？”雷濤看似不經意地提起了熊澤奈子的父親。
熊澤賀太郎出生在摩國，今年五十七歲。在摩國斯坦福大學畢業後，一直都從事經濟學研究。在摩國也算是知名的經濟學家。當年陸宋元去摩國留學的時候就曾做過他的學生。陸宋元和熊澤奈子就是那時候認識的。
自從上次在澳城和南港兩次遇見熊澤賀太郎之後，雷濤對這個突兀地出現在他的記憶深處夢境中的人物做了一些調查，發現熊澤賀太郎從摩國迴到菊國之後除了在京都大學擔任教授之外，就隻有在豐南會擔任榮譽會長這麽一個虛銜。而他年輕時期在摩國除了在經濟領域發表過一些文章之外，這個人非常之低調。
如果僅僅隻是這樣的一個菊國學者，他當初在澳城和南港遇到熊澤賀太郎的時候，所看到的隨身帶著一眾保鏢的場景就很難解釋了。
經過他的調查和分析，如果要把資料記載中的熊澤賀太郎和他所見到的合二為一，那麽隻有一個可能，那就是熊澤賀太郎在豐南會擔任的榮譽會長並非是一個單純的虛銜。
豐南會這個組織，在菊國雖說沒有鬆下政經塾那麽有名，但卻同樣是一個影響力巨大的精英組織。而且豐南會的曆史比鬆下政經塾更加久遠。
豐南會的成員很多都是菊國政治經濟文化各界的精英人士，但這個組織對外很少會發布什麽言論，似乎僅僅隻是一個精英俱樂部而已。而且其成員各自的政治理念，經濟理論也不盡相同，看上去沒什麽特別的地方。
這樣的一個神秘而低調的組織，加上一個神秘低調的熊澤賀太郎，還有熊澤賀太郎在他夢境中出現的那些片段，讓雷濤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
熊澤奈子是熊澤賀太郎的女兒，她又是陸宋元的愛人。這是目前雷濤和這父女倆之間最近的關聯。今天他又發現了熊澤奈子溫婉可人的表象之下，隱藏著不凡的見識。趁著這個機會問上幾句試探一下熊澤奈子的反應，就是雷濤真正的目的。
“是的！我父親是豐南會的榮譽會長，他在池上映畫株式會社有些股份……所以我想我可以幫雷君您牽一牽線。”熊澤奈子神色很平常地說道。
池上映畫在菊國也是比較大的電影公司，沒想到熊澤賀太郎在池上映畫也有股份。而熊澤奈子又在領事館從事文化交流工作。看來她的提議倒也沒什麽問題。
至於將《決戰黃海》這部電影送去京都電影節參展，剛剛陸宋元已經說了這麽做有很大的好處。雷濤自然是不可能拒絕的。
而且隨後熊澤奈子也提出了一些建議，進一步的將她的目的說明了一下。按照她的說法，她和他父親都是屬於主張菊國應該承擔戰爭責任的進步派。特別是熊澤賀太郎對於戰爭責任主體，他非常明確地將矛頭對準了菊國最高統治者——朝鶴天皇！
這個情況倒是讓雷濤很有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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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在菊國國內，戰後菊國政府、天皇、保守派、進步派、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認識，隨著時代的發展，一直都在變化著。戰後初期、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經濟平穩發展時期、冷戰結束之後每一個曆史階段對於戰爭責任的認識都有相對明顯的變化。
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曖昧，天皇對戰爭責任貌似超然的態度，保守派對戰爭責任的否認，進步派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與懺悔，普通民眾在各種戰爭責任認識之間徘徊。
菊國社會至今都沒有能夠搞清楚戰爭責任到底應該由誰來承擔，多數的菊國人在檢討別人戰爭責任的同時也遺忘了自身的戰爭責任。菊國社會就戰爭責任一直都未能達成一致或大體相近的共同認識。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菊國民眾，更多地關注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願提起或刻意忘記悲慘的戰爭記憶，戰爭責任意識似乎也變成了一股埋藏在國民內心深處的潛流。
但是，隨著菊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實現了“趕超歐美”的經濟目標，某種程度上恢複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按捺不住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野心，公開叫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否定南靖大屠殺，推動戰犯合祀靖國神社和靖國神社國營化運動。
而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摩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暴行，極大地刺激了剛剛經曆過大戰的菊國民眾和進步的知識分子。著名曆史學者井上清等人憤怒地批判“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著名作者小田實係統地提出了戰爭加害與受害理論，宗教界也紛紛發表戰爭責任告白，對菊國人的戰爭責任表示反省。
激進的菊國青年成立了“東亞反菊武裝陣線”，不加區別地追究古代菊國人對蝦夷、愛努、朝鮮的戰爭責任，近代菊國人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以及當代菊國人對亞洲各國的經濟掠奪，甚至發動了一係列爆炸事件。
這些在菊國人看來十分激進的言論和行動表達了對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戰爭責任的憤怒，但也因這些過於極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鎮壓、媒體的攻擊和民眾的誤解。
戰後菊國保守派與進步派圍繞戰爭責任的爭論和交鋒，使本已相對沉寂的戰爭責任意識潛流變得波濤洶湧，並隨著朝鶴天皇戰爭責任的舊事重提而引起菊國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朝鶴天皇在訪美前後接受記者采訪時，反複聲明發動戰爭的責任不在他，而結束戰爭的“聖斷”卻是他作出的，試圖以此緩和摩國國民要求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敵對”情緒。
菊國政府和保守派學者通過著書立說，極力塑造朝鶴天皇在戰前是遵守“立憲君主主義”的“和平主義者”的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堅持“和平主義”，反對那場戰爭，那麽，亞太戰爭自然無法正當化。這與保守派、右翼一邊叫囂維護天皇的尊嚴和地位，一邊推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明顯地自相矛盾。保守派與右翼無法自圓其說，隻得破綻百出地根據具體情形選擇天皇“和平主義者論”或“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即使進步派學者之間，也因為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出現了分歧，粟屋憲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讚同家永三郎所謂既然戰後大審判沒有起訴天皇，故天皇就不應對戰爭責任負責的觀點。
20世紀80年代的菊國民眾，也逐漸破除了20世紀60年代嚴禁談論皇室事宜的“菊禁忌”。據時事通訊社***年的調查，當時至少有52.4％的人認為天皇“有全麵責任”和“多少有”戰爭責任，而認識到自己也有加害責任者約為30％，但這已是戰後菊國社會認識戰爭責任的頂峰。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國際格局的解體、菊國泡沫經濟的破裂和民粹主義的抬頭，全麵肯定“大東亞戰爭”的論調雖明顯地“衰退”了，但加害責任認識的程度依舊在菊國徘徊不前，且有越來越倒退的跡象。對加害責任認識的程度有越來越倒退的跡象。
冷戰結束後，要求菊國對過去的戰爭負責、反省、道歉和賠償的唿聲噴湧而出，成為一項國際性運動。這種井噴式的運動被菊國保守派和媒體惡意地轉化為華、韓等國是在打“曆史牌”，意在進行“經濟敲詐”；將中、韓等國批評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右翼分子等與普通國民強行捆綁在一起，在靖國神社、教科書事件等曆史問題上，煽動“菊國人”與亞洲各國的矛盾和衝突，激發狹隘的大和民族主義。
菊國政府在蘇聯解體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試圖建立摩日歐三足鼎立的國際秩序，故在戰爭責任的表態上似乎有了積極變化，以求得亞洲鄰國的諒解，但除了聯合政府時期曇花一現式的民間賠償外，基本上拒絕了亞洲各國的賠償、補償要求。
如今菊國政府也一直在試圖用別的方式緩和與鄰國之間的關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
“這應該是一個機會！”熊澤奈子對雷濤說道，“戰後60多年來，菊國人的戰爭責任認識很難用翻案或反省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來解釋，菊國保守派或進步派的戰爭責任認識，都很難稱得上是戰後菊國社會的戰爭責任認識的主流，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也是千差萬別，紛繁複雜。而雷君您所投拍的這部電影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這種主體和群體的戰爭責任問題。我想在當今的菊國社會肯定是能夠引起重大反響的……”
“這種反響如果在菊國國內出現，甚至在京都電影節上得到獎項，那無疑對於審片委員會提出來的所謂對兩國關係有影響的意見就是一個最有力的駁斥！”陸宋元聽到此時也有些興奮地一把摟住了熊澤奈子，“奈子！你真聰明啊！”
他這種親昵的舉動讓熊澤奈子的臉一下子紅了。她忸怩著掙了掙沒有掙脫，頭低垂著小聲嘟囔了一句：“宋元君，別這樣……”
陸宋元這才意識到雷濤還在一旁，鬆開了手之後朝雷濤訕訕地笑了笑。
雷濤剛剛聽熊澤奈子闡述菊國社會戰後對“遺失的戰爭責任”的闡述，條理分明、論述有據，這讓他對熊澤奈子心中有了一些不一樣的認識。而這時他也想起了另一件事。
“奈子小姐，我聽說您父親賀太郎先生是豐南會的榮譽會長？”雷濤看似不經意地提起了熊澤奈子的父親。
熊澤賀太郎出生在摩國，今年五十七歲。在摩國斯坦福大學畢業後，一直都從事經濟學研究。在摩國也算是知名的經濟學家。當年陸宋元去摩國留學的時候就曾做過他的學生。陸宋元和熊澤奈子就是那時候認識的。
自從上次在澳城和南港兩次遇見熊澤賀太郎之後，雷濤對這個突兀地出現在他的記憶深處夢境中的人物做了一些調查，發現熊澤賀太郎從摩國迴到菊國之後除了在京都大學擔任教授之外，就隻有在豐南會擔任榮譽會長這麽一個虛銜。而他年輕時期在摩國除了在經濟領域發表過一些文章之外，這個人非常之低調。
如果僅僅隻是這樣的一個菊國學者，他當初在澳城和南港遇到熊澤賀太郎的時候，所看到的隨身帶著一眾保鏢的場景就很難解釋了。
經過他的調查和分析，如果要把資料記載中的熊澤賀太郎和他所見到的合二為一，那麽隻有一個可能，那就是熊澤賀太郎在豐南會擔任的榮譽會長並非是一個單純的虛銜。
豐南會這個組織，在菊國雖說沒有鬆下政經塾那麽有名，但卻同樣是一個影響力巨大的精英組織。而且豐南會的曆史比鬆下政經塾更加久遠。
豐南會的成員很多都是菊國政治經濟文化各界的精英人士，但這個組織對外很少會發布什麽言論，似乎僅僅隻是一個精英俱樂部而已。而且其成員各自的政治理念，經濟理論也不盡相同，看上去沒什麽特別的地方。
這樣的一個神秘而低調的組織，加上一個神秘低調的熊澤賀太郎，還有熊澤賀太郎在他夢境中出現的那些片段，讓雷濤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
熊澤奈子是熊澤賀太郎的女兒，她又是陸宋元的愛人。這是目前雷濤和這父女倆之間最近的關聯。今天他又發現了熊澤奈子溫婉可人的表象之下，隱藏著不凡的見識。趁著這個機會問上幾句試探一下熊澤奈子的反應，就是雷濤真正的目的。
“是的！我父親是豐南會的榮譽會長，他在池上映畫株式會社有些股份……所以我想我可以幫雷君您牽一牽線。”熊澤奈子神色很平常地說道。
池上映畫在菊國也是比較大的電影公司，沒想到熊澤賀太郎在池上映畫也有股份。而熊澤奈子又在領事館從事文化交流工作。看來她的提議倒也沒什麽問題。
至於將《決戰黃海》這部電影送去京都電影節參展，剛剛陸宋元已經說了這麽做有很大的好處。雷濤自然是不可能拒絕的。
而且隨後熊澤奈子也提出了一些建議，進一步的將她的目的說明了一下。按照她的說法，她和他父親都是屬於主張菊國應該承擔戰爭責任的進步派。特別是熊澤賀太郎對於戰爭責任主體，他非常明確地將矛頭對準了菊國最高統治者——朝鶴天皇！
這個情況倒是讓雷濤很有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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