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至1995年，清華大學女生朱令被人投入重金屬鉈鹽而中毒。後因誤診，延誤了治療時機，造成終生殘疾。朱令不僅失去了錦繡青春和遠大前程，也不再擁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但她從未被社會遺忘。每隔一段時間，其案情就會被重新提起。人們欣賞她的才華與美麗，痛心她的遭遇，更希望找出兇手，揭露真相。
然而，此案令公眾不解的是，無論警方、校方還是醫方，似乎都在有意迴避著一切細節、證據與責任。他們既不願麵對公眾，也不願麵對朱令的家人。這使本來就不多的證據、證言、背景信息在各種渠道的各種方式傳播中，越來越受到了各式各樣的汙染。朱令案由此就像一個黑匣子，被層出不窮的說法所裹挾，依舊撲朔迷離。
某種意義上，朱令案更像是中國社會在信息不透明前提下，不斷極端化繁衍的一個縮影，對其討論與追問都失去了本應有的公共原則。一方麵，一些人認為，案子破不了，必定有權力幹預和見不得人的原因;而另一方麵，社會越開放，核心信息卻越封閉;利益越多元，推論也越獨斷;很多人都堅持懷疑，卻不肯懷疑自己的懷疑。罪犯仿佛觸手可及，真相卻依舊遙遠。
麵對這起至今疑點錯綜複雜的疑案，我們的職責是，經過努力，去盡量接觸與辨識能辨識到的事實。在核心信息源一律封閉的前提下，我們當然不可能尋找到真相，但我們可以尋找到自己的信息鏈，以這些信息鏈豐富這個事件的記錄。在我們自己尋找的信息鏈基礎上，我們想討論的是這樁疑案的公共責任問題——因為我們很少討論自己對於公民社會所應有的責任。
在我們看來，這責任應該由一個完整的體係構成：首先是質疑的權利，質疑是社會監督的基礎，沒有社會監督，公器就難有它應有的公信力。但質疑並非冷酷的定罪，質疑更不能發展為私刑。“疑罪從無”的原則可以避免更多的冤案，無論如何都比按可能性邏輯來定罪進步。
現實中的無能為力，放大到網絡上，自然會產生“可能性邏輯”下的論戰與激憤。隻是，可能性有千萬種，而確定性隻有一種。如果按照可能性邏輯來定罪，沒有破不了的案子，隻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為如此，“排除合理懷疑”才會成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則，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確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
蛛絲馬跡：朱令案何以為懸案？
(本文原載《三聯生活周刊》2013年第20期封麵故事《朱令案延伸的18年追問》)
起點：立案時間
朱令被確診為鉈中毒，在鉈中毒專家陳震陽教授的記憶中是“1995年4月29日”，他在北京市職業病衛生防治所完成了這個檢測。雖然時隔多年，陳震陽對於日期還是很篤定。鉈檢測並不是常規項目，陳震陽也是因為早年間有一個關於鉈的研究項目，才購置了專門的設備。他說：“我們的課題從1983年做到1988年，做完就收攤了，課題組也散了，設備也封存了，我也不知道朱令的家人怎麽會找到我，不過那些東西都還在，找出來就能用。”
警方正式介入，根據北京市警方的公開聲明，是“1995年5月5日”，“清華大學保衛處向北京市公安局報案”。負責這個案子的是北京市公安局14處，後來改名為文保處大學一處，職能範圍沒有變，依舊是處理高校案件。陳震陽第一次見到14處的辦案警察李樹森是1995年5月，“過了‘五一’之後，具體記不清了。”他迴憶說，李樹森來到他的辦公室，一開始就問他“跟朱令是什麽關係，為什麽會做這個檢測”。問話的語氣起初有些不客氣，陳震陽說他還有些不太高興，不過談話進入關於鉈的正題之後就好了。“他的態度很謙虛，對我說話也很尊重。”這是發生在中國高校裏的第一起鉈投毒案，也是有據可查的中國範圍內的第一起鉈投毒案。作為14處的警察，李樹森和他的同事們辦案必須從零開始。雖然本刊記者在2013年5月8日打通了李樹森的電話，但他客氣又堅定地拒絕了采訪，不肯透露那年的任何細節。他說：“我隻是個普通的民警，這個事情不能由我來發表意見。
”陳震陽第二次見到李樹森是兩年後，1997年5月。這次也是李樹森主動來找他，不過不再是請教鉈的知識，而是希望他能“幫忙做一次檢測，確認北大的一名學生是不是鉈中毒”。陳震陽這才知道，繼清華之後，北京大學也發生了一起鉈投毒案。1997年5月18日下午，陳震陽到301醫院參加了對北大學生小陸的會診，當天17點30分，他對小陸樣本的檢測結果出來，確診是鉈中毒。這樁投毒案中有兩名受害者，另一名受害者小江在中日友好醫院救治，陳震陽沒有參加他的診治，也沒有見過他，隻是在5月19日檢測過他的樣本，同樣是鉈中毒。陳震陽對北大案件的參與也到此為止，辦案警官李樹森並沒有給他透露更多案情。陳震陽能夠確定的，是這起投毒案警方介入很早。5月17日小陸和小江分別到301醫院和中日友好醫院就診，其中，投毒者王曉龍陪同受害者小江就診時，對中日友好醫院的醫生承認了是自己投毒，醫院的保衛處當即扣住了他，然後通知北大保衛處，北大方麵把人領了迴去，向警方報案。5月18日，14處的警察從北大帶走了王曉龍。
至於高校中的第三起鉈投毒案，2007年6月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陳震陽並不清楚。他本來要在1995年5月正常退休，剛好朱令的檢測找上門來，單位就讓他把後續研究做完，延長了幾個月才正式退休。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時候，李樹森再來找他求助，陳震陽覺得完全是因為朱令案的關係，雖然他退休了，還是被當成“鉈方麵的專家”。但是2007年這個案子，發生在中國礦業大學的徐州校區，接手的警察也不是李樹森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14處，而是徐州市公安局。本刊記者尋訪到了徐州警方的辦案人員，他們與李樹森的態度完全不同，對案件情況盡可能做了詳細迴憶，唯一的要求隻是匿名。根據他們提供的材料，2007年6月1日，中國礦業大學徐海學院的3名學生出現不適症狀就診，其中一名學生被家長接迴石家莊診治，6月10日在北京確診為鉈中毒，當晚徐州市公安局就接到報警，介入調查。
從三起案件的反應速度比較，北大的案件最迅速也最特殊，因為投毒者自首了。其次是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受害者在出現異常第10天得到確診，當天晚上就報了案。最令人扼腕的隻有清華的朱令案，“1995年5月5日”這個報案時間，距離朱令確診鉈中毒時隔一周；距離朱令1995年3月3日身體突然不適、3月9日到協和就診，時隔兩個月；距離朱令1994年12月下旬第一次出現相應症狀到同仁醫院就診，時隔近5個月
朱令的家庭生活情景之一：母親在為其梳理頭發，父親在準備早餐
陳震陽記得很清楚，李樹森第一次來找他的時候，“問了很多問題”。“他想了解鉈中毒到底是怎麽迴事，中毒的途徑有哪些?要提取什麽樣的物證來化驗?是飯碗、水杯還是別的?時間過了這麽久，還能不能從物證上檢測出來?”借助這些問題，可以嚐試著來反推當年警察的辦案思路：既然確診是鉈中毒，那麽就要先找出中毒方式，才能確定是自殺、意外還投毒；要找出中毒方式，就必須了解鉈的特性，鉈是什麽？可以通過什麽途徑作用於人體？不同的途徑如何通過物證來驗證？
鉈是什麽很容易迴答，這是一種1861年發現的金屬元素，符號是ti，英文名是thallium。常以化合物的形態出現，屬於高毒類物質。20世紀80年代以來，被廣泛用於電子、軍工、航天、化工、冶金、通訊、醫學等領域，在工業上主要用於製造光電管、合金、低溫溫度計、顏料、染料、焰火等等。鉈也廣泛存在於鐵、鋁、銅、鋅等礦石中，會在開采與冶煉過程中釋放出來。
鉈中毒的途徑要複雜許多，陳震陽記得，他當時很詳細給李樹森做了介紹，鉈中毒一般有三種可能：“第一是通過唿吸係統，在高溫或者密閉環境下吸入中毒;第二是通過體表接觸，被皮膚吸收中毒;第三是通過消化係統，直接攝入中毒。”可是朱令具體是怎麽中毒的，陳震陽並不能通過標本檢測給李樹森唯一篤定的答案，他隻能用排除法形成一個推論，首先排除吸入中毒，“因為朱令不具備這樣的中毒環境”;然後排除體表接觸，“很早以前西方曾經把鉈用在脫毛劑裏，發現副作用之後迅速停止，朱令的生活中用不到這樣的產品”。陳震陽記得李樹森提出了一個假設，“他問我，如果雪花膏裏含有鉈，會不會通過塗抹導致中毒?”陳震陽給的答案是“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朱令的樣本檢測裏，鉈含量的濃度太高了，鉈是可以通過人體的新陳代謝每天排出一部分的，朱令已經中毒那麽久，還經過了幾次換血，體內的鉈濃度還那麽高，不太可能是體表攝入”。因此，剩下最有可能的一條中毒路徑，就是通過消化道直接攝入，“是吃進去的”。
1997年5月北大的投毒案，李樹森再次找到陳震陽的時候，沒有再問過這些抽絲剝繭的問題，投毒者王曉龍自首，清晰詳細交代了整個投毒過程。王曉龍的一審辯護律師馬朗寧差不多都快忘了這個案子，他根據相關材料，才慢慢迴想起來，告訴本刊記者：“庭審的時候，王曉龍對投毒過程的供述很詳細。”按照王曉龍的庭審供述，他對小江和小陸兩名同班同學的投毒過程並不一樣，他的報複目標是小江，動機是複雜的同學感情，針對他一共投毒三次，分別是1997年4月30日早上、5月10日上午和5月15日上午;投毒方式都是把碾磨成粉末的硫酸亞鉈偷偷下到小江的水杯裏。在4月30日第一次投毒的時候，王曉龍為了觀察鉈鹽的毒性，在自己的宿舍裏找了一名實驗對象小陸，因為小陸有每天衝奶粉的習慣，他的奶粉剛好也放在桌上，王曉龍就把更大劑量的硫酸亞鉈粉末放到了這袋大約隻剩1\/4的奶粉裏。經過警方的封存取證，在小江的水杯，檢測到了鉈的存在。
北大的案子畢竟是例外，到了2007年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警方的調查其實麵臨著和朱令案一樣的迷霧。參與辦案的警察告訴本刊記者：“從石家莊得到鉈中毒的消息之後，我們已經開始懷疑這可能是一起投毒案，隻是需要尋找到毒源來確認案件的性質。現在還能在我的筆記本上找到當時確定的思路：尋找毒源，了解鉈的性質，搶救藥是普魯士藍，找化學專家、農業專家等，物證檢驗。”50名偵查人員兵分三路，一組赴北京、石家莊了解中毒者病情，並讓他們迴憶有可能下毒的人是誰;一組現場勘查，提取宿舍一切物品;一組把提取物連夜送到南京檢測機構送檢。“這個案子是在學校發生，比較敏感，我們接到消息趕到學校的時候已經是6月10日晚上了，那一夜我們都沒有睡。當天晚上馬上封存了學校食堂，把當天的飯菜、調料、碗筷、桌椅等300多樣物品做了樣本提取，連夜送到南京做檢查，檢測出結果隨時通知指揮部。”
“這些樣本中並沒有檢查出有毒物質，我們很快把重點轉移到宿舍，對宿舍同一樓層的其他同學提取了指甲、手的擦拭物等的樣本，對於中毒宿舍的其他同學，要求學校安排其他宿舍，保護受害人宿舍的原狀。”“你不知道毒源在什麽地方，房間裏麵的東西非常多，水壺、飯盒、茶杯、衣服、挎包等能吃到能沾到的地方都做了樣本提取，對所有物品做照相、固定、封存、取樣，這個階段宿舍的東西是別人不能動的，要做備檢，因為樣本取走一批，如果不夠，還要再繼續提取。”“當時和宿舍的同學談話配合我們檢查，讓他們把抽屜櫃子打開就不允許他們再繼續動了，可以站在旁邊看，但是不能拿走。”“我們是分片分段地提取，牆麵上、地板上的附著物也要做提取，因為你鞋可能踩到了什麽地方也會提供線索，是投毒還是汙染等等，我們要考慮案件的性質。”“我們取證就幾種方法，一個是抖，抖到物證袋裏;還有一種是潮濕紗布擦拭，幹的放在紙袋子裏，濕的放在小器皿裏，如果是作案當天取證，手上稍微有一點點我們也可以檢測出來。”
“現在還能想起來當時宿舍的擺設，外麵一圈兒是床，中間是書桌，杯子和碗放在上麵，男同學不是太講究，杯子、飯盒也不是太幹淨。”——凡事皆有利弊，這種“不講究”反倒替這樁投毒案固定了證據——“中毒最嚴重的一個同學的杯子裏還有剩餘的水，正是在這裏檢測到了鉈，濃度比較高。”這是一個轉折點，有了這個發現，徐州警方“才可以確認中國礦業大學案件的性質，這就是一起投毒案”。
在北大的案子裏，王曉龍並不希望小江真的出事，他在1997年5月16日發覺小江的發病征兆，5月17日主動打車送小江去醫院，在出租車上甚至主動承認是自己投毒報複，願意支付所有的醫療費用，希望獲得原諒。小江也原諒了他，最初隻跟醫生說是自己誤服鉈鹽，醫生不相信，王曉龍情急之下，才說出是自己下毒。如果王曉龍沒有這樣複雜的情緒，如果他隻是個冷血的兇手，在小江和小陸像朱令那樣出現怪病征兆的時候，以他化學高才生的資質，有足夠的時間去毀滅證據。就在5月17日決定打車送小江就診之前，王曉龍先去了一趟實驗室，已經從容地藏匿了鉈鹽、稱重的天平和碾缽。
迴到1995年的朱令案，抽絲剝繭的推論並不能讓李樹森看到太多光亮，當他向陳震陽請教，應該到朱令的生活環境中提取什麽樣的物證、現在物證上還能否檢測出來殘留毒物的時候，陳震陽的迴答是令人沮喪的。“我跟他說，鉈極易溶於水，無色無味，時間過了這麽久，如果是投毒，要提取物證可能已經很難了。下過毒的杯碗，用水多洗幾次，就幹幹淨淨了，就像你衝一杯糖水，多洗幾次，就全部洗掉了。”
即便不考慮朱令被耽誤的那些治療時間，從1995年4月29日確診，到5月5日報案，這中間已經隔了一個“五一”節，清華大學並沒有像中國礦業大學那樣，第一時間封存宿舍的相關物證。這期間發生了什麽，朱令的家人相信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失竊案，沒有任何錢財丟失，除了朱令的裝洗漱用品的小籃子，朱令的家人手中有一份失竊物品清單，可是，我們無法從李樹森那裏得到關於此事更細致的印證。不管失竊是否存在，警方的努力，目前看來隻能讓他們排除朱令是自殺和誤服鉈鹽的兩種可能性，剩下的可能性隻有投毒。從朱令1994年12月底的第一次發病，到1995年3月的第二次發病，毒到底下在哪裏？依舊是個謎。
追蹤：毒物來源
鉈一般以化合物的形態存在。高校裏的三起鉈投毒案，北大案件中使用的是硫酸亞鉈，中國礦業大學案件中使用的是硝酸鉈，隻有朱令案，警方的措辭是語焉不詳的“鉈鹽”。
“在當時的條件下，我隻能從朱令的檢測樣本裏查出鉈含量，但是，我不能從檢測結果來反推投毒的原始物質到底是鉈的哪種化合物。”陳震陽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也隻是讓我檢測是不是鉈中毒，沒有提到要更具體地檢測是哪種鉈鹽。理論上是可以檢測的，鉈是陽離子，那麽就從陰離子來判斷它是什麽化合物，看看是硫酸根、碳酸根還是其他陰離子。可是人體內本身也含有這些陰離子，還是很難判定。至少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從來也沒做過這種檢測，1988年以後再不做跟鉈有關的實驗了，我以前曾經帶過一個學生，他也隻做了兩年就不做了，出國了。”
顯然，警方不能從陳震陽那裏得到鉈鹽具體形態的答案，此後若幹年裏，警方依舊使用“鉈鹽”的說法，這隻能說明，在朱令案裏投毒方式的排查失敗了，警方找不到下毒的介質，就更談不上檢測出導致朱令中毒的毒源具體是什麽、來自哪裏。警方能夠確認的隻有兩點：第一，清華的實驗室裏有硝酸鉈，清華老師童愛軍的課題組在試驗中需要用到硝酸鉈;第二，童愛軍課題組裏有7個學生，5個研究生，2個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孫維剛好跟朱令在同一個宿舍。
在朱令案裏一籌莫展的李樹森，兩年後又遇到了北大的投毒案。這一次很幸運，他和同事們不用大海撈針般尋找毒物來源，王曉龍不僅供述投毒用硫酸亞鉈來自北大化學係的實驗室，還帶著警察找到了他藏匿起來的鉈鹽、稱重天平和碾缽。即便王曉龍如此配合，警方的辦案還是遇到了阻礙，因為除了口供，他們無法確定王曉龍具體的投毒量——這直接關係到定罪量刑，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和朱令案一樣，陳震陽隻能給警方一個鉈鹽致死量的估算，但他不能通過鉈含量的檢測來反推下毒的量。陳震陽告訴本刊記者：“因為鉈鹽在身體內是每天都會代謝的，數值都不一樣，每個人的體質不同，代謝情況也不同。”律師馬朗寧迴想起來，在律師會見和庭審的時候，“王曉龍都說他被警察刑訊逼供了，警察打他，不給他吃飯，要他承認一次投了超過致死量的鉈鹽，這些材料庭審筆錄裏都有的”。
每個案子都有特殊性，中國礦業大學的案子是另外一條破案路徑，他們通過排查和技術手段，確定了毒物的來源和數量。辦案警察迴憶：“我們當時考慮了作案動機，因為不論是殺人還是投毒，一般都有因果關係，受害人年齡都不大，和同學沒有什麽嚴重的矛盾，隻有一個人是之前和他們關係不錯，後來疏遠了，我們開始對這個人詢問、測謊，後來在他的計算機找到了購買鉈的記錄，順著線索找到人證、物證。”“購買記錄是很重要的線索，我們找到了他購買鉈鹽的網頁、電話，和賣家討價還價的記錄，一看到這個證據，我們就高興死了。”“我們找到了賣鉈的‘上線’，他也交代了和徐州這邊的聯係，購買的數量、寄出和收貨的地點，作案工具，這些都能和口供對得上。”從1997年6月10日接到報案，到6月12日鎖定嫌疑人，徐州警方隻用了兩天時間。
迴到朱令案，情況實在撲朔。根據朱令家人的說法，清華有鉈鹽的事實，並不是清華主動承認的，而是警方通過調查掌握了證據，清華才不得不承認的。因為清華大學方麵拒絕接受采訪，我們無法證實他們當年的態度，不過2013年5月8日北京警方的迴應倒是證實了他們的調查：“專案組依據朱令的日常活動情況，深入調查走訪了130餘名相關人員，並對北京市經營、使用鉈鹽的100餘家單位開展工作。”關於警察的走訪，貝誌誠的記憶裏隻有一個細節，他是朱令的初三同班同學，後來考上了北大，因為北大要軍訓一整年，所以大學時比在清華就讀的朱令要低一級。他最早通過互聯網為朱令的病情診斷向國際求助，2006年孫維的自辯聲明又引發了他的質疑，開始在網上激烈論戰，把自己牢牢綁在朱令事件裏。
“我隻跟警察接觸過一次。”貝誌誠很篤定地告訴本刊記者，“當時我宿舍裏有個哥們兒的女朋友在清華，這個女孩傳迴來了一種說法，說朱令鉈中毒，是因為她父親在走私鉈，我很生氣，覺得必須把謠言的源頭找出來，造這個謠的人也許就是兇手。我打電話跟朱令的父母說了這個事情，過了幾天，有一位警察來找我，我隻記得他姓李，他態度很好，說自己以前也在燕園派出所工作過，還誇我們北大的學生好樣的，然後問謠言的事情，我就把哥們兒的女朋友說出去了。後來我問我那哥們兒，警察去找了他女朋友沒有，我的哥們兒很生氣，說警察去找她了，而且態度很不好。後來，警察再也沒有找過我。”雖然這謠言的源頭最後並沒有找到，但貝誌誠提供的細節倒是可以證明一點，當年警方專案組的調查，連這樣細微的線索也沒有放過，隻是依舊沒能破案。
疑點與可能性
北大的投毒案，是唯一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1998年一審，王曉龍故意殺人罪名成立，刑期10年。他沒有上訴，律師馬朗寧迴憶起來都覺得很遺憾，“上訴不加刑，他投毒的事實是肯定的，沒什麽好辯，當時我的辯護主要是針對罪名，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兩名受害者的鑒定結果都是輕傷(上限)，如果罪名是故意傷害，那麽量刑就可能在3年以下”。
在馬朗寧看來，這個案子裏最大的疑點和空間就是投毒量。王曉龍供述，他一共在實驗室裏偷偷取了3次硫酸亞鉈，他查閱書籍，知道鉈鹽的致死劑量是8?14毫克\/公斤之後，根據小江的體重做了一下估算，認為500毫克是一個不會致死的劑量，就用天平稱取了500毫克，用碾缽磨成粉末，磨完後又決定要分幾次投毒，擔心粉末掌握不好劑量，又重新用天平稱取了200毫克，單獨磨成粉。後來，這200毫克粉末下到小江的杯子裏，而500毫克粉末則下到了小陸剩的1\/4袋奶粉裏。第二次和第三次再去實驗室稱取鉈鹽，分別是200毫克和300毫克，同樣磨成粉末，隻下到了小江的杯子裏。可是鉈鹽的致死量並不是一個精準數值，陳震陽說：“致死量的嚴格說法是‘半數致死量’，就是會導致半數實驗小動物死亡的劑量。鉈鹽對人體的傷害，不可能用人來做實驗，隻可能做老鼠這樣的動物實驗，然後推導出一個可能會導致死亡的劑量。但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這些都是變數。
”從時間上推算，王曉龍的10年刑期應該早已完成，這個來自寧夏的曾經的化學高才生，不知道現在身處何方。小江和小陸休學修養一年後重迴校園，後來與小陸同班的一名北大化學係學生迴憶說：“還是能夠感覺鉈造成的傷害，他會很容易情緒激動，鉈是會影響神經係統的。”從科班學生的角度，他說，當年在學校裏聽說了這樁下毒案後，宿舍裏也有過一些討論，他們並沒有因此對鉈鹽很恐懼，隻會覺得下毒者很荒謬，“化學實驗室裏有很多致命的東西，也有很多離奇的中毒事件，但絕大部分是沒有按照操作規程的操作失誤，用來害人隻是極端個案”。
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破了案但並沒有起訴。投毒者常某做了兩次司法精神病鑒定，第一次是他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檢察機關以“涉嫌投放危險物質罪”批準逮捕;第二次鑒定卻變了，結論是他患精神抑鬱症，作案時沒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檢方又做出了不起訴的決定。如果一定要在這個案子裏找疑點，那麽，隻在於兩次結論迥異的司法鑒定，關鍵的案情本身無可置疑，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能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就算沒有常某的口供，也足以鎖定他就是投毒者。
“一個案件，性質不定的時候，詢問的對象是非常多的，受害人整個樓層的同學、同班的同學、老師、老鄉、經常來這個宿舍的同學，都要問，定時定位。第一次去宿舍調查的時候，我也見到了這個投毒的小孩，但是並沒有懷疑他，還考慮他是不是也有中毒的情況，能感覺到他是個非常內向的孩子，很憂鬱，好像就是隨你怎麽說也不吱聲。”徐州的辦案警察感慨地說，“這個案子迴想起來也算是比較簡單，沒有多麽複雜，但是當時如果時間拖長就很難破了，投毒者非常內向，你可能問他三天兩天他也不肯說什麽，如果沒有手機、電腦裏的證據，沒有找到作案的注射器，沒有證人，沒有檢測到杯子裏的鉈，就會很困難，沒有證據的話，人也很難審。”
曾經幸福溫馨的朱令一家（左二為朱令
再迴到朱令案。錯過了最佳破案時機才介入調查的警察們，不能確定投毒方式，不能確定鉈鹽的具體種類、來源。那能夠通過推算下毒具體時間的方式來縮小嫌疑範圍嗎？答案依舊是否定的。
陳震陽很遺憾地說：“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也沒有辦法通過朱令的鉈含量檢測結果來反推中毒時間，還是同樣的問題，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從國外的資料和案例來看，鉈在人體的潛伏期問題從幾小時到幾天都有，我隻能確定，朱令體內出現過兩次中毒高峰，第一次是1994年12月她發怪病去同仁就診，頭發都掉光了，後來又長出來，說明一次中毒高峰完成，她靠身體的代謝挺了過來。鉈中毒在體內發作，就是一次性的，像放火燒幹草，是不迴頭的，過去了就結束了。第二次就是1995年3月她到協和就診。”一次中毒高峰，可以通過幾次下毒完成?陳震陽也無法提供解答，他覺得“如果下毒時間間隔短，區分就沒有意義，隻會形成一次中毒高峰”。得知北大的投毒案裏，受害者小江是在半個月內分三次被投毒的，陳震陽也很驚訝，他當年出具的鑒定結論裏，小江是“急性鉈中毒”。
問題來了：朱令是鉈中毒，朱令體內出現過兩次中毒高峰，朱令在清華校內中毒的可能性非常高，清華的實驗室裏有硝酸鉈，孫維可以接觸到硝酸鉈，孫維跟朱令一個宿舍。這些條件足以構成一個完整證據鏈嗎？一名審理過多起投毒案的刑事法官告訴本刊記者：“可能性有千萬種，而確定性隻有一種。如果按照可能性邏輯來定罪，沒有破不了的案子，隻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為如此，“排除合理懷疑”才會成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則，“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確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
偵查信息之辯
在朱令案裏，列舉出的上述條件，隻能構成“偵查線索”，以這個隻能穿起一個“可能性”的鏈條，每個環節上都有無數可能性。警方可以通過這些線索，來圈定嫌疑人的範圍，想要定案，還需要關鍵的直接證據——而這，恰好是朱令案裏最缺失的。
警方辦案過程中最令人困惑的細節在於，1995年，警方的調查走訪，對於相關人員都是詢問，而不是訊問。兩年後，1997年4月2日，突然將孫維帶走訊問，為時8小時。之後放人，再無動靜。這個情況應該怎麽理解?北大畢業的一名刑事法官告訴本刊記者，當年在北大上課的時候，北大刑事偵查領域的博導張玉鑲老師在課堂上講過朱令案，北京市公安局的許多領導，都是他的學生。“記得張老師在課堂上分析過這個案子的證據，他說案發後，警方很快將嫌疑方向鎖定了孫維，但是確實沒有直接證據。”在這種情形下，到底是選擇直接將嫌疑對象帶迴來訊問，還是繼續等待，尋找到關鍵證據再訊問，不是旁人能輕易下結論的。不過，公眾難免會聯想到一個事實，1995年，孫維的爺爺依舊在世——隻不過，這又迴到了“可能性邏輯”的陷阱。
目前看來，要厘清公眾的疑問，關鍵在於警方能否迴答當年的調查到底都做了些什麽。這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偵查信息能否公開？這在理論界和實務界一直存在爭議。支持公開者認為，偵查信息向社會公開，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需要，不過，為避免幹擾審判，部分偵查信息可在法院判決生效後進行。反對者認為，除非法律有專門規定，偵查信息不得向社會公開，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麵，防止被追訴人逃避追訴、防止幹擾證人作證、鼓勵知情人自由作證、保護無辜被追訴者的名譽。
在司法實踐中，偵查信息絕對的公開和絕對的不公開都是不存在的。在許多案件裏，偵查機關都會適度公布案件信息，或是征集破案線索，或是抓捕嫌疑人。例如，警方發布的通緝令，大都包含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體貌特征、身份等偵查信息，這本身就是一種公開途徑。2005年7月26日，公安部刑偵局下發了《關於實行“辦案公開製度”的通知》，決定自2005年8月1日起，在全國公安機關刑偵部門實行“辦案公開製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絕對意義上的偵查公開，因為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偵查機關的法定義務。有一定新意的是對辦案主要進展的公開，即“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通過政府電子政務信息係統、聲訊電話等方式方便群眾查詢案件偵辦進展情況和辦理結果。偵破危害嚴重、影響惡劣的案件後，有關地方刑偵部門應當在公安機關統一領導和組織下，采取適當方式向社會公開破案情況和結果”。隻不過對群眾的公開並非硬性規定，刑偵部門對社會的公開實際上也是破案後的行為，因此這種公開更大程度上具有的是政策宣示意義。相比之下，我國的《保密法》第八條第六項把“維護國家安全活動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納入應當保密的信息範圍，似乎可以認為立法者更傾向於偵查不公開。
從這些法律規定來看，朱令的父母依據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希望警方公布案件偵查信息的努力，隻能是令人歎息的無用功。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方式是要求檢察院介入，啟動對於公安偵查的監督權，由檢方來判斷公安的辦案過程中是否存在瑕疵、瀆職、失職等問題，也可以由檢方來判斷，偵查中的哪些信息可以公開。
朱令的父親吳承之
“在刑事案件裏，投毒和放火案本來就是證據最難辦的。”那位北大畢業的刑事法官告訴本刊記者，“因為這兩類案子，要把行為人和事件聯係起來的客觀性的東西是非常難以查證的，毒物是種類物，沒有特殊性，不像殺人，血跡的dna是唯一的。”他也提醒本刊記者，在麵對這種懸案討論的時候，一定要記住兩點：“第一，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證據滅失了，案子就是破不了。第二，疑罪從無。”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對其他投毒案受害者和部分采訪對象做了匿名處理。）
然而，此案令公眾不解的是，無論警方、校方還是醫方，似乎都在有意迴避著一切細節、證據與責任。他們既不願麵對公眾，也不願麵對朱令的家人。這使本來就不多的證據、證言、背景信息在各種渠道的各種方式傳播中，越來越受到了各式各樣的汙染。朱令案由此就像一個黑匣子，被層出不窮的說法所裹挾，依舊撲朔迷離。
某種意義上，朱令案更像是中國社會在信息不透明前提下，不斷極端化繁衍的一個縮影，對其討論與追問都失去了本應有的公共原則。一方麵，一些人認為，案子破不了，必定有權力幹預和見不得人的原因;而另一方麵，社會越開放，核心信息卻越封閉;利益越多元，推論也越獨斷;很多人都堅持懷疑，卻不肯懷疑自己的懷疑。罪犯仿佛觸手可及，真相卻依舊遙遠。
麵對這起至今疑點錯綜複雜的疑案，我們的職責是，經過努力，去盡量接觸與辨識能辨識到的事實。在核心信息源一律封閉的前提下，我們當然不可能尋找到真相，但我們可以尋找到自己的信息鏈，以這些信息鏈豐富這個事件的記錄。在我們自己尋找的信息鏈基礎上，我們想討論的是這樁疑案的公共責任問題——因為我們很少討論自己對於公民社會所應有的責任。
在我們看來，這責任應該由一個完整的體係構成：首先是質疑的權利，質疑是社會監督的基礎，沒有社會監督，公器就難有它應有的公信力。但質疑並非冷酷的定罪，質疑更不能發展為私刑。“疑罪從無”的原則可以避免更多的冤案，無論如何都比按可能性邏輯來定罪進步。
現實中的無能為力，放大到網絡上，自然會產生“可能性邏輯”下的論戰與激憤。隻是，可能性有千萬種，而確定性隻有一種。如果按照可能性邏輯來定罪，沒有破不了的案子，隻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為如此，“排除合理懷疑”才會成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則，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確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
蛛絲馬跡：朱令案何以為懸案？
(本文原載《三聯生活周刊》2013年第20期封麵故事《朱令案延伸的18年追問》)
起點：立案時間
朱令被確診為鉈中毒，在鉈中毒專家陳震陽教授的記憶中是“1995年4月29日”，他在北京市職業病衛生防治所完成了這個檢測。雖然時隔多年，陳震陽對於日期還是很篤定。鉈檢測並不是常規項目，陳震陽也是因為早年間有一個關於鉈的研究項目，才購置了專門的設備。他說：“我們的課題從1983年做到1988年，做完就收攤了，課題組也散了，設備也封存了，我也不知道朱令的家人怎麽會找到我，不過那些東西都還在，找出來就能用。”
警方正式介入，根據北京市警方的公開聲明，是“1995年5月5日”，“清華大學保衛處向北京市公安局報案”。負責這個案子的是北京市公安局14處，後來改名為文保處大學一處，職能範圍沒有變，依舊是處理高校案件。陳震陽第一次見到14處的辦案警察李樹森是1995年5月，“過了‘五一’之後，具體記不清了。”他迴憶說，李樹森來到他的辦公室，一開始就問他“跟朱令是什麽關係，為什麽會做這個檢測”。問話的語氣起初有些不客氣，陳震陽說他還有些不太高興，不過談話進入關於鉈的正題之後就好了。“他的態度很謙虛，對我說話也很尊重。”這是發生在中國高校裏的第一起鉈投毒案，也是有據可查的中國範圍內的第一起鉈投毒案。作為14處的警察，李樹森和他的同事們辦案必須從零開始。雖然本刊記者在2013年5月8日打通了李樹森的電話，但他客氣又堅定地拒絕了采訪，不肯透露那年的任何細節。他說：“我隻是個普通的民警，這個事情不能由我來發表意見。
”陳震陽第二次見到李樹森是兩年後，1997年5月。這次也是李樹森主動來找他，不過不再是請教鉈的知識，而是希望他能“幫忙做一次檢測，確認北大的一名學生是不是鉈中毒”。陳震陽這才知道，繼清華之後，北京大學也發生了一起鉈投毒案。1997年5月18日下午，陳震陽到301醫院參加了對北大學生小陸的會診，當天17點30分，他對小陸樣本的檢測結果出來，確診是鉈中毒。這樁投毒案中有兩名受害者，另一名受害者小江在中日友好醫院救治，陳震陽沒有參加他的診治，也沒有見過他，隻是在5月19日檢測過他的樣本，同樣是鉈中毒。陳震陽對北大案件的參與也到此為止，辦案警官李樹森並沒有給他透露更多案情。陳震陽能夠確定的，是這起投毒案警方介入很早。5月17日小陸和小江分別到301醫院和中日友好醫院就診，其中，投毒者王曉龍陪同受害者小江就診時，對中日友好醫院的醫生承認了是自己投毒，醫院的保衛處當即扣住了他，然後通知北大保衛處，北大方麵把人領了迴去，向警方報案。5月18日，14處的警察從北大帶走了王曉龍。
至於高校中的第三起鉈投毒案，2007年6月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陳震陽並不清楚。他本來要在1995年5月正常退休，剛好朱令的檢測找上門來，單位就讓他把後續研究做完，延長了幾個月才正式退休。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時候，李樹森再來找他求助，陳震陽覺得完全是因為朱令案的關係，雖然他退休了，還是被當成“鉈方麵的專家”。但是2007年這個案子，發生在中國礦業大學的徐州校區，接手的警察也不是李樹森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14處，而是徐州市公安局。本刊記者尋訪到了徐州警方的辦案人員，他們與李樹森的態度完全不同，對案件情況盡可能做了詳細迴憶，唯一的要求隻是匿名。根據他們提供的材料，2007年6月1日，中國礦業大學徐海學院的3名學生出現不適症狀就診，其中一名學生被家長接迴石家莊診治，6月10日在北京確診為鉈中毒，當晚徐州市公安局就接到報警，介入調查。
從三起案件的反應速度比較，北大的案件最迅速也最特殊，因為投毒者自首了。其次是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受害者在出現異常第10天得到確診，當天晚上就報了案。最令人扼腕的隻有清華的朱令案，“1995年5月5日”這個報案時間，距離朱令確診鉈中毒時隔一周；距離朱令1995年3月3日身體突然不適、3月9日到協和就診，時隔兩個月；距離朱令1994年12月下旬第一次出現相應症狀到同仁醫院就診，時隔近5個月
朱令的家庭生活情景之一：母親在為其梳理頭發，父親在準備早餐
陳震陽記得很清楚，李樹森第一次來找他的時候，“問了很多問題”。“他想了解鉈中毒到底是怎麽迴事，中毒的途徑有哪些?要提取什麽樣的物證來化驗?是飯碗、水杯還是別的?時間過了這麽久，還能不能從物證上檢測出來?”借助這些問題，可以嚐試著來反推當年警察的辦案思路：既然確診是鉈中毒，那麽就要先找出中毒方式，才能確定是自殺、意外還投毒；要找出中毒方式，就必須了解鉈的特性，鉈是什麽？可以通過什麽途徑作用於人體？不同的途徑如何通過物證來驗證？
鉈是什麽很容易迴答，這是一種1861年發現的金屬元素，符號是ti，英文名是thallium。常以化合物的形態出現，屬於高毒類物質。20世紀80年代以來，被廣泛用於電子、軍工、航天、化工、冶金、通訊、醫學等領域，在工業上主要用於製造光電管、合金、低溫溫度計、顏料、染料、焰火等等。鉈也廣泛存在於鐵、鋁、銅、鋅等礦石中，會在開采與冶煉過程中釋放出來。
鉈中毒的途徑要複雜許多，陳震陽記得，他當時很詳細給李樹森做了介紹，鉈中毒一般有三種可能：“第一是通過唿吸係統，在高溫或者密閉環境下吸入中毒;第二是通過體表接觸，被皮膚吸收中毒;第三是通過消化係統，直接攝入中毒。”可是朱令具體是怎麽中毒的，陳震陽並不能通過標本檢測給李樹森唯一篤定的答案，他隻能用排除法形成一個推論，首先排除吸入中毒，“因為朱令不具備這樣的中毒環境”;然後排除體表接觸，“很早以前西方曾經把鉈用在脫毛劑裏，發現副作用之後迅速停止，朱令的生活中用不到這樣的產品”。陳震陽記得李樹森提出了一個假設，“他問我，如果雪花膏裏含有鉈，會不會通過塗抹導致中毒?”陳震陽給的答案是“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朱令的樣本檢測裏，鉈含量的濃度太高了，鉈是可以通過人體的新陳代謝每天排出一部分的，朱令已經中毒那麽久，還經過了幾次換血，體內的鉈濃度還那麽高，不太可能是體表攝入”。因此，剩下最有可能的一條中毒路徑，就是通過消化道直接攝入，“是吃進去的”。
1997年5月北大的投毒案，李樹森再次找到陳震陽的時候，沒有再問過這些抽絲剝繭的問題，投毒者王曉龍自首，清晰詳細交代了整個投毒過程。王曉龍的一審辯護律師馬朗寧差不多都快忘了這個案子，他根據相關材料，才慢慢迴想起來，告訴本刊記者：“庭審的時候，王曉龍對投毒過程的供述很詳細。”按照王曉龍的庭審供述，他對小江和小陸兩名同班同學的投毒過程並不一樣，他的報複目標是小江，動機是複雜的同學感情，針對他一共投毒三次，分別是1997年4月30日早上、5月10日上午和5月15日上午;投毒方式都是把碾磨成粉末的硫酸亞鉈偷偷下到小江的水杯裏。在4月30日第一次投毒的時候，王曉龍為了觀察鉈鹽的毒性，在自己的宿舍裏找了一名實驗對象小陸，因為小陸有每天衝奶粉的習慣，他的奶粉剛好也放在桌上，王曉龍就把更大劑量的硫酸亞鉈粉末放到了這袋大約隻剩1\/4的奶粉裏。經過警方的封存取證，在小江的水杯，檢測到了鉈的存在。
北大的案子畢竟是例外，到了2007年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警方的調查其實麵臨著和朱令案一樣的迷霧。參與辦案的警察告訴本刊記者：“從石家莊得到鉈中毒的消息之後，我們已經開始懷疑這可能是一起投毒案，隻是需要尋找到毒源來確認案件的性質。現在還能在我的筆記本上找到當時確定的思路：尋找毒源，了解鉈的性質，搶救藥是普魯士藍，找化學專家、農業專家等，物證檢驗。”50名偵查人員兵分三路，一組赴北京、石家莊了解中毒者病情，並讓他們迴憶有可能下毒的人是誰;一組現場勘查，提取宿舍一切物品;一組把提取物連夜送到南京檢測機構送檢。“這個案子是在學校發生，比較敏感，我們接到消息趕到學校的時候已經是6月10日晚上了，那一夜我們都沒有睡。當天晚上馬上封存了學校食堂，把當天的飯菜、調料、碗筷、桌椅等300多樣物品做了樣本提取，連夜送到南京做檢查，檢測出結果隨時通知指揮部。”
“這些樣本中並沒有檢查出有毒物質，我們很快把重點轉移到宿舍，對宿舍同一樓層的其他同學提取了指甲、手的擦拭物等的樣本，對於中毒宿舍的其他同學，要求學校安排其他宿舍，保護受害人宿舍的原狀。”“你不知道毒源在什麽地方，房間裏麵的東西非常多，水壺、飯盒、茶杯、衣服、挎包等能吃到能沾到的地方都做了樣本提取，對所有物品做照相、固定、封存、取樣，這個階段宿舍的東西是別人不能動的，要做備檢，因為樣本取走一批，如果不夠，還要再繼續提取。”“當時和宿舍的同學談話配合我們檢查，讓他們把抽屜櫃子打開就不允許他們再繼續動了，可以站在旁邊看，但是不能拿走。”“我們是分片分段地提取，牆麵上、地板上的附著物也要做提取，因為你鞋可能踩到了什麽地方也會提供線索，是投毒還是汙染等等，我們要考慮案件的性質。”“我們取證就幾種方法，一個是抖，抖到物證袋裏;還有一種是潮濕紗布擦拭，幹的放在紙袋子裏，濕的放在小器皿裏，如果是作案當天取證，手上稍微有一點點我們也可以檢測出來。”
“現在還能想起來當時宿舍的擺設，外麵一圈兒是床，中間是書桌，杯子和碗放在上麵，男同學不是太講究，杯子、飯盒也不是太幹淨。”——凡事皆有利弊，這種“不講究”反倒替這樁投毒案固定了證據——“中毒最嚴重的一個同學的杯子裏還有剩餘的水，正是在這裏檢測到了鉈，濃度比較高。”這是一個轉折點，有了這個發現，徐州警方“才可以確認中國礦業大學案件的性質，這就是一起投毒案”。
在北大的案子裏，王曉龍並不希望小江真的出事，他在1997年5月16日發覺小江的發病征兆，5月17日主動打車送小江去醫院，在出租車上甚至主動承認是自己投毒報複，願意支付所有的醫療費用，希望獲得原諒。小江也原諒了他，最初隻跟醫生說是自己誤服鉈鹽，醫生不相信，王曉龍情急之下，才說出是自己下毒。如果王曉龍沒有這樣複雜的情緒，如果他隻是個冷血的兇手，在小江和小陸像朱令那樣出現怪病征兆的時候，以他化學高才生的資質，有足夠的時間去毀滅證據。就在5月17日決定打車送小江就診之前，王曉龍先去了一趟實驗室，已經從容地藏匿了鉈鹽、稱重的天平和碾缽。
迴到1995年的朱令案，抽絲剝繭的推論並不能讓李樹森看到太多光亮，當他向陳震陽請教，應該到朱令的生活環境中提取什麽樣的物證、現在物證上還能否檢測出來殘留毒物的時候，陳震陽的迴答是令人沮喪的。“我跟他說，鉈極易溶於水，無色無味，時間過了這麽久，如果是投毒，要提取物證可能已經很難了。下過毒的杯碗，用水多洗幾次，就幹幹淨淨了，就像你衝一杯糖水，多洗幾次，就全部洗掉了。”
即便不考慮朱令被耽誤的那些治療時間，從1995年4月29日確診，到5月5日報案，這中間已經隔了一個“五一”節，清華大學並沒有像中國礦業大學那樣，第一時間封存宿舍的相關物證。這期間發生了什麽，朱令的家人相信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失竊案，沒有任何錢財丟失，除了朱令的裝洗漱用品的小籃子，朱令的家人手中有一份失竊物品清單，可是，我們無法從李樹森那裏得到關於此事更細致的印證。不管失竊是否存在，警方的努力，目前看來隻能讓他們排除朱令是自殺和誤服鉈鹽的兩種可能性，剩下的可能性隻有投毒。從朱令1994年12月底的第一次發病，到1995年3月的第二次發病，毒到底下在哪裏？依舊是個謎。
追蹤：毒物來源
鉈一般以化合物的形態存在。高校裏的三起鉈投毒案，北大案件中使用的是硫酸亞鉈，中國礦業大學案件中使用的是硝酸鉈，隻有朱令案，警方的措辭是語焉不詳的“鉈鹽”。
“在當時的條件下，我隻能從朱令的檢測樣本裏查出鉈含量，但是，我不能從檢測結果來反推投毒的原始物質到底是鉈的哪種化合物。”陳震陽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也隻是讓我檢測是不是鉈中毒，沒有提到要更具體地檢測是哪種鉈鹽。理論上是可以檢測的，鉈是陽離子，那麽就從陰離子來判斷它是什麽化合物，看看是硫酸根、碳酸根還是其他陰離子。可是人體內本身也含有這些陰離子，還是很難判定。至少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從來也沒做過這種檢測，1988年以後再不做跟鉈有關的實驗了，我以前曾經帶過一個學生，他也隻做了兩年就不做了，出國了。”
顯然，警方不能從陳震陽那裏得到鉈鹽具體形態的答案，此後若幹年裏，警方依舊使用“鉈鹽”的說法，這隻能說明，在朱令案裏投毒方式的排查失敗了，警方找不到下毒的介質，就更談不上檢測出導致朱令中毒的毒源具體是什麽、來自哪裏。警方能夠確認的隻有兩點：第一，清華的實驗室裏有硝酸鉈，清華老師童愛軍的課題組在試驗中需要用到硝酸鉈;第二，童愛軍課題組裏有7個學生，5個研究生，2個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孫維剛好跟朱令在同一個宿舍。
在朱令案裏一籌莫展的李樹森，兩年後又遇到了北大的投毒案。這一次很幸運，他和同事們不用大海撈針般尋找毒物來源，王曉龍不僅供述投毒用硫酸亞鉈來自北大化學係的實驗室，還帶著警察找到了他藏匿起來的鉈鹽、稱重天平和碾缽。即便王曉龍如此配合，警方的辦案還是遇到了阻礙，因為除了口供，他們無法確定王曉龍具體的投毒量——這直接關係到定罪量刑，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和朱令案一樣，陳震陽隻能給警方一個鉈鹽致死量的估算，但他不能通過鉈含量的檢測來反推下毒的量。陳震陽告訴本刊記者：“因為鉈鹽在身體內是每天都會代謝的，數值都不一樣，每個人的體質不同，代謝情況也不同。”律師馬朗寧迴想起來，在律師會見和庭審的時候，“王曉龍都說他被警察刑訊逼供了，警察打他，不給他吃飯，要他承認一次投了超過致死量的鉈鹽，這些材料庭審筆錄裏都有的”。
每個案子都有特殊性，中國礦業大學的案子是另外一條破案路徑，他們通過排查和技術手段，確定了毒物的來源和數量。辦案警察迴憶：“我們當時考慮了作案動機，因為不論是殺人還是投毒，一般都有因果關係，受害人年齡都不大，和同學沒有什麽嚴重的矛盾，隻有一個人是之前和他們關係不錯，後來疏遠了，我們開始對這個人詢問、測謊，後來在他的計算機找到了購買鉈的記錄，順著線索找到人證、物證。”“購買記錄是很重要的線索，我們找到了他購買鉈鹽的網頁、電話，和賣家討價還價的記錄，一看到這個證據，我們就高興死了。”“我們找到了賣鉈的‘上線’，他也交代了和徐州這邊的聯係，購買的數量、寄出和收貨的地點，作案工具，這些都能和口供對得上。”從1997年6月10日接到報案，到6月12日鎖定嫌疑人，徐州警方隻用了兩天時間。
迴到朱令案，情況實在撲朔。根據朱令家人的說法，清華有鉈鹽的事實，並不是清華主動承認的，而是警方通過調查掌握了證據，清華才不得不承認的。因為清華大學方麵拒絕接受采訪，我們無法證實他們當年的態度，不過2013年5月8日北京警方的迴應倒是證實了他們的調查：“專案組依據朱令的日常活動情況，深入調查走訪了130餘名相關人員，並對北京市經營、使用鉈鹽的100餘家單位開展工作。”關於警察的走訪，貝誌誠的記憶裏隻有一個細節，他是朱令的初三同班同學，後來考上了北大，因為北大要軍訓一整年，所以大學時比在清華就讀的朱令要低一級。他最早通過互聯網為朱令的病情診斷向國際求助，2006年孫維的自辯聲明又引發了他的質疑，開始在網上激烈論戰，把自己牢牢綁在朱令事件裏。
“我隻跟警察接觸過一次。”貝誌誠很篤定地告訴本刊記者，“當時我宿舍裏有個哥們兒的女朋友在清華，這個女孩傳迴來了一種說法，說朱令鉈中毒，是因為她父親在走私鉈，我很生氣，覺得必須把謠言的源頭找出來，造這個謠的人也許就是兇手。我打電話跟朱令的父母說了這個事情，過了幾天，有一位警察來找我，我隻記得他姓李，他態度很好，說自己以前也在燕園派出所工作過，還誇我們北大的學生好樣的，然後問謠言的事情，我就把哥們兒的女朋友說出去了。後來我問我那哥們兒，警察去找了他女朋友沒有，我的哥們兒很生氣，說警察去找她了，而且態度很不好。後來，警察再也沒有找過我。”雖然這謠言的源頭最後並沒有找到，但貝誌誠提供的細節倒是可以證明一點，當年警方專案組的調查，連這樣細微的線索也沒有放過，隻是依舊沒能破案。
疑點與可能性
北大的投毒案，是唯一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1998年一審，王曉龍故意殺人罪名成立，刑期10年。他沒有上訴，律師馬朗寧迴憶起來都覺得很遺憾，“上訴不加刑，他投毒的事實是肯定的，沒什麽好辯，當時我的辯護主要是針對罪名，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兩名受害者的鑒定結果都是輕傷(上限)，如果罪名是故意傷害，那麽量刑就可能在3年以下”。
在馬朗寧看來，這個案子裏最大的疑點和空間就是投毒量。王曉龍供述，他一共在實驗室裏偷偷取了3次硫酸亞鉈，他查閱書籍，知道鉈鹽的致死劑量是8?14毫克\/公斤之後，根據小江的體重做了一下估算，認為500毫克是一個不會致死的劑量，就用天平稱取了500毫克，用碾缽磨成粉末，磨完後又決定要分幾次投毒，擔心粉末掌握不好劑量，又重新用天平稱取了200毫克，單獨磨成粉。後來，這200毫克粉末下到小江的杯子裏，而500毫克粉末則下到了小陸剩的1\/4袋奶粉裏。第二次和第三次再去實驗室稱取鉈鹽，分別是200毫克和300毫克，同樣磨成粉末，隻下到了小江的杯子裏。可是鉈鹽的致死量並不是一個精準數值，陳震陽說：“致死量的嚴格說法是‘半數致死量’，就是會導致半數實驗小動物死亡的劑量。鉈鹽對人體的傷害，不可能用人來做實驗，隻可能做老鼠這樣的動物實驗，然後推導出一個可能會導致死亡的劑量。但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這些都是變數。
”從時間上推算，王曉龍的10年刑期應該早已完成，這個來自寧夏的曾經的化學高才生，不知道現在身處何方。小江和小陸休學修養一年後重迴校園，後來與小陸同班的一名北大化學係學生迴憶說：“還是能夠感覺鉈造成的傷害，他會很容易情緒激動，鉈是會影響神經係統的。”從科班學生的角度，他說，當年在學校裏聽說了這樁下毒案後，宿舍裏也有過一些討論，他們並沒有因此對鉈鹽很恐懼，隻會覺得下毒者很荒謬，“化學實驗室裏有很多致命的東西，也有很多離奇的中毒事件，但絕大部分是沒有按照操作規程的操作失誤，用來害人隻是極端個案”。
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破了案但並沒有起訴。投毒者常某做了兩次司法精神病鑒定，第一次是他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檢察機關以“涉嫌投放危險物質罪”批準逮捕;第二次鑒定卻變了，結論是他患精神抑鬱症，作案時沒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檢方又做出了不起訴的決定。如果一定要在這個案子裏找疑點，那麽，隻在於兩次結論迥異的司法鑒定，關鍵的案情本身無可置疑，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能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就算沒有常某的口供，也足以鎖定他就是投毒者。
“一個案件，性質不定的時候，詢問的對象是非常多的，受害人整個樓層的同學、同班的同學、老師、老鄉、經常來這個宿舍的同學，都要問，定時定位。第一次去宿舍調查的時候，我也見到了這個投毒的小孩，但是並沒有懷疑他，還考慮他是不是也有中毒的情況，能感覺到他是個非常內向的孩子，很憂鬱，好像就是隨你怎麽說也不吱聲。”徐州的辦案警察感慨地說，“這個案子迴想起來也算是比較簡單，沒有多麽複雜，但是當時如果時間拖長就很難破了，投毒者非常內向，你可能問他三天兩天他也不肯說什麽，如果沒有手機、電腦裏的證據，沒有找到作案的注射器，沒有證人，沒有檢測到杯子裏的鉈，就會很困難，沒有證據的話，人也很難審。”
曾經幸福溫馨的朱令一家（左二為朱令
再迴到朱令案。錯過了最佳破案時機才介入調查的警察們，不能確定投毒方式，不能確定鉈鹽的具體種類、來源。那能夠通過推算下毒具體時間的方式來縮小嫌疑範圍嗎？答案依舊是否定的。
陳震陽很遺憾地說：“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也沒有辦法通過朱令的鉈含量檢測結果來反推中毒時間，還是同樣的問題，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從國外的資料和案例來看，鉈在人體的潛伏期問題從幾小時到幾天都有，我隻能確定，朱令體內出現過兩次中毒高峰，第一次是1994年12月她發怪病去同仁就診，頭發都掉光了，後來又長出來，說明一次中毒高峰完成，她靠身體的代謝挺了過來。鉈中毒在體內發作，就是一次性的，像放火燒幹草，是不迴頭的，過去了就結束了。第二次就是1995年3月她到協和就診。”一次中毒高峰，可以通過幾次下毒完成?陳震陽也無法提供解答，他覺得“如果下毒時間間隔短，區分就沒有意義，隻會形成一次中毒高峰”。得知北大的投毒案裏，受害者小江是在半個月內分三次被投毒的，陳震陽也很驚訝，他當年出具的鑒定結論裏，小江是“急性鉈中毒”。
問題來了：朱令是鉈中毒，朱令體內出現過兩次中毒高峰，朱令在清華校內中毒的可能性非常高，清華的實驗室裏有硝酸鉈，孫維可以接觸到硝酸鉈，孫維跟朱令一個宿舍。這些條件足以構成一個完整證據鏈嗎？一名審理過多起投毒案的刑事法官告訴本刊記者：“可能性有千萬種，而確定性隻有一種。如果按照可能性邏輯來定罪，沒有破不了的案子，隻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為如此，“排除合理懷疑”才會成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則，“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確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
偵查信息之辯
在朱令案裏，列舉出的上述條件，隻能構成“偵查線索”，以這個隻能穿起一個“可能性”的鏈條，每個環節上都有無數可能性。警方可以通過這些線索，來圈定嫌疑人的範圍，想要定案，還需要關鍵的直接證據——而這，恰好是朱令案裏最缺失的。
警方辦案過程中最令人困惑的細節在於，1995年，警方的調查走訪，對於相關人員都是詢問，而不是訊問。兩年後，1997年4月2日，突然將孫維帶走訊問，為時8小時。之後放人，再無動靜。這個情況應該怎麽理解?北大畢業的一名刑事法官告訴本刊記者，當年在北大上課的時候，北大刑事偵查領域的博導張玉鑲老師在課堂上講過朱令案，北京市公安局的許多領導，都是他的學生。“記得張老師在課堂上分析過這個案子的證據，他說案發後，警方很快將嫌疑方向鎖定了孫維，但是確實沒有直接證據。”在這種情形下，到底是選擇直接將嫌疑對象帶迴來訊問，還是繼續等待，尋找到關鍵證據再訊問，不是旁人能輕易下結論的。不過，公眾難免會聯想到一個事實，1995年，孫維的爺爺依舊在世——隻不過，這又迴到了“可能性邏輯”的陷阱。
目前看來，要厘清公眾的疑問，關鍵在於警方能否迴答當年的調查到底都做了些什麽。這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偵查信息能否公開？這在理論界和實務界一直存在爭議。支持公開者認為，偵查信息向社會公開，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需要，不過，為避免幹擾審判，部分偵查信息可在法院判決生效後進行。反對者認為，除非法律有專門規定，偵查信息不得向社會公開，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麵，防止被追訴人逃避追訴、防止幹擾證人作證、鼓勵知情人自由作證、保護無辜被追訴者的名譽。
在司法實踐中，偵查信息絕對的公開和絕對的不公開都是不存在的。在許多案件裏，偵查機關都會適度公布案件信息，或是征集破案線索，或是抓捕嫌疑人。例如，警方發布的通緝令，大都包含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體貌特征、身份等偵查信息，這本身就是一種公開途徑。2005年7月26日，公安部刑偵局下發了《關於實行“辦案公開製度”的通知》，決定自2005年8月1日起，在全國公安機關刑偵部門實行“辦案公開製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絕對意義上的偵查公開，因為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偵查機關的法定義務。有一定新意的是對辦案主要進展的公開，即“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通過政府電子政務信息係統、聲訊電話等方式方便群眾查詢案件偵辦進展情況和辦理結果。偵破危害嚴重、影響惡劣的案件後，有關地方刑偵部門應當在公安機關統一領導和組織下，采取適當方式向社會公開破案情況和結果”。隻不過對群眾的公開並非硬性規定，刑偵部門對社會的公開實際上也是破案後的行為，因此這種公開更大程度上具有的是政策宣示意義。相比之下，我國的《保密法》第八條第六項把“維護國家安全活動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納入應當保密的信息範圍，似乎可以認為立法者更傾向於偵查不公開。
從這些法律規定來看，朱令的父母依據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希望警方公布案件偵查信息的努力，隻能是令人歎息的無用功。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方式是要求檢察院介入，啟動對於公安偵查的監督權，由檢方來判斷公安的辦案過程中是否存在瑕疵、瀆職、失職等問題，也可以由檢方來判斷，偵查中的哪些信息可以公開。
朱令的父親吳承之
“在刑事案件裏，投毒和放火案本來就是證據最難辦的。”那位北大畢業的刑事法官告訴本刊記者，“因為這兩類案子，要把行為人和事件聯係起來的客觀性的東西是非常難以查證的，毒物是種類物，沒有特殊性，不像殺人，血跡的dna是唯一的。”他也提醒本刊記者，在麵對這種懸案討論的時候，一定要記住兩點：“第一，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證據滅失了，案子就是破不了。第二，疑罪從無。”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對其他投毒案受害者和部分采訪對象做了匿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