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5日下午和26日下在四川省廣元市、德陽市分別考察了翠雲廊古蜀道、三星堆博物館，了解當地推進曆史文化傳承、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和曆史文化遺址發掘研究、文物保護修複等情況。中國社會科學網今日推出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王獻華的《亞歐大陸青銅時代的三星堆文明》一文，以饗讀者。本文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
摘 要：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前的幾個世紀，即公元前兩千紀的中後期，是亞歐大陸青銅文明互動頻繁的時代。這個時代亞歐大陸的主要青銅文明有一個突出特征，那就是它們都分布在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線或文明大動脈附近，呈現出一種動態格局。其中，最重要的陸上通道包括從東北亞直到東歐的歐亞草原帶、從中亞通向西南亞的“內亞山地走廊”，也包括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貫穿我國境內，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海上通道則主要是從紅海和非洲之角輾轉到東南亞的季風帶海岸線。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樣，處於作為文明大動脈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上，彼此聯通也相互競爭，共同構成作為整體的青銅時代中華文明。由“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兩側的江海陸地共同構成的力量場是中華文明的舞台。這種對中華文明空間結構的認識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關鍵，對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方法論價值。
關鍵詞：三星堆文明 亞歐大陸 青銅時代 “半月形文化傳播帶”
目 錄
一、亞歐大陸青銅時代的主要文明傳統
二、亞歐青銅文明動態格局中的三星堆
三、文明比較視野中的三星堆符號係統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三星堆文明研究逐漸成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考古學、曆史學領域的一門顯學。特別是2020年啟動的對三星堆祭祀區新的係統挖掘，更為三星堆文明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也讓解決三星堆文明研究中的一些基礎性問題顯得更加急迫。不久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年代學聯合實驗室對新近取自4號祭祀坑灰燼層的竹炭屑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在樹輪校正後認為4號坑埋藏時間的日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年至2966年的範圍之內（以1950年為今），並從整體上推斷“三星堆遺址幾個祭祀坑的年代大約是比較接近的，或許在年代上略有早晚”，為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提供了一個更加準確的斷代，也為在新時代研究三星堆文明提供了一個具有指標意義的起點。本文以此為參照，以公元前兩千紀中後期，即大約公元前1000年之前若幹世紀為時間範圍，嚐試從亞歐大陸青銅時代文明格局的角度對三星堆文明提供一種語境化的理解。霍巍唿籲，“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思路，從更大的時空範圍內來比較三星堆文明與世界古文明之間的異同，從而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拓展比較研究的路徑呢？”本文還不能說是對三星堆文明真正的比較研究，但可以說是對這種比較研究的一種準備。
本文使用“亞歐”而非更常見的“歐亞”，原因在於不少學者傾向於將“歐亞”（eurasia）直接等同於我們後文提到的“歐亞草原帶”（eurasian steppe）。為了做出必要的區分，我們使用“亞歐”的表述，以表明我們關注的地理範圍並不局限於亞洲和歐洲北部的草原地帶，而是包括亞歐大陸的整個範圍，並在必要時納入對沿海以及非洲與亞歐大陸接壤地區的考察。具體內容上，本文首先扼要介紹亞歐大陸範圍內在三星堆的興盛時間稍前或同期的主要青銅文明或文化傳統，然後對這個時期亞歐大陸各文明傳統的動態分布格局做出簡單勾勒。最後，結合三星堆文明在中華文明大動脈上所在的區位，我們從三星堆文明的生業經濟和所處的競爭格局出發，嚐試對其標誌性的符號係統提供一個觀察的視角。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從青銅時代亞歐大陸文明格局的高度，公元前兩千紀中後期興盛於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有機部分這個事實得以凸顯出來。本文的思路仍很粗糙，而且由於涉及內容極廣，在具體問題的討論上難免掛一漏萬，但願意以此就教於方家。關於三星堆文明，以及三星堆文明與大體同時代我國境內的其他青銅文明、與境外其他歐亞古文明的關係，尤其是關於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國內外學者已經做出了不少探討，我們的討論建立在此前學者研究的基礎之上。
1.
亞歐大陸青銅時代的主要文明傳統
一般來說，南部兩河流域從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烏魯克時期開始其文明化進程，文明的起源是一個曆史的進程，其決定性標誌是國家的出現。兩河流域語境中國家和文明的源起問題，到公元前兩千年左右，這個地區已經完成了文明整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傳統。薩爾貢（sargon）建立的阿卡德王朝（約前2316—前2173），在軍事征服早王朝（early dynastic）時期南部兩河流域各個城市並向四方擴張的同時也進行政治和宗教整合，奠定了古代兩河流域的王朝傳統，因此被認為是人類文明史上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帝國”。無論如何理解“帝國”，阿卡德的國家治理和意識形態傳統被之後的烏爾第三王朝（約前2112—前2004）繼承，並成為後來兩河流域王朝統治者模仿的典範。但烏爾第三王朝的統治並沒有延續很久。隨著南部兩河流域中央帝國的崩潰，兩河流域的曆史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時代，有學者稱之為“亞摩利時代”，其突出表現是以亞摩利人（amorites）為代表的部落人群開始在西亞北非的廣大區域內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亞摩利人的崛起至少要從公元前2000年前後烏爾第三王朝的結束算起。主要依據文獻的研究目前仍難以全麵描述亞摩利人的興起，從結果上看，到青銅時代中期的後段（約前1800—前1550），亞摩利人已經遍布兩河流域。南部兩河流域取代烏爾第三王朝的伊辛（isin）和拉爾薩rsa）王朝，其建立者都是亞摩利人。在幼發拉底河中上遊地區，亞摩利人很早便控製了曆史名城瑪裏（mari），在底格裏斯河的北方支流迪亞拉河流域，亞摩利人控製了地理位置重要的埃什努那（eshnunna）。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比倫的漢謨拉比（hammurabi）重新統一南部兩河流域之前，以安珊（anshan）和蘇薩（susa）為中心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埃蘭（m）地區可能一度扮演亞摩利地方權力的宗主國角色。這從側麵揭示出南部兩河流域中央王朝的崩潰及其後果並不能局限於兩河流域河穀平原來理解，而應該放到更為廣闊的時空之中，首先就是相鄰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後者與兩河流域的曆史發展往往形成意味深長的唿應。
在漢謨拉比建立的前巴比倫（old babylonian）王朝留下的遺產中，通常被稱作《漢謨拉比法典》（codex hammurabi）的玄武岩石刻可能是最著名的一件。但和《漢謨拉比法典》凝重的外表給人的印象可能有所不同，在社會治理上前巴比倫王朝與公元前三千紀以南部兩河流域為中心的阿卡德、烏爾第三帝國相比，有著相當濃厚的商業色彩。公元前兩千紀早期，後世成為帝國之都的亞述城
在安納托利亞的貿易網絡已經足夠表明早期兩河流域遠距離貿易的發達，最近波斯灣巴林島上亞摩利人墓葬的發現，更為亞摩利人大規模參與波斯灣貿易的事實提供了新的證據。隻是長期以來可能由於波蘭尼（karl pnyi）等理論史學家的影響，人們對前巴比倫時期的西亞社會經濟存在一定誤會，特別是傾向於低估商貿活動在當時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如果對這種偏見有所矯正的話，也就更容易接受這樣的看法，那就是從社會經濟的發展上來說，巴比倫城的陷落和前巴比倫王朝的終結，卡塞人（kassites）隨之大規模進入兩河流域，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亞摩利時代商貿發達、人群流動頻繁的基本特征。這是西亞北非青銅時代晚期（約前1600—前1100）主要由赫梯（hittite）、米坦尼（mitanni）、新王朝埃及（new kingdom egypt）以及後起的中亞述（middle assyrian）王朝扮演主角的西亞北非“國際化時代”（international age）的共同背景。
也就是說，兩河流域乃至整個西亞北非亞摩利時代最重要的曆史遺產，正是兩河流域、埃及等早期文明的文明成果開始進一步通過遠距離貿易向更大範圍擴散，擴散的通道包括陸地，也包括不同方向上的海洋。和常見對古埃及的刻板印象不同，至少從中王國時期（約前2040—前1730）開始，埃及就已經在紅海沿岸留下了參與海洋貿易的足跡。中王國的結束和所謂“第二中間期”的到來，標誌性的事件是希克索斯人（hyksos）從今蘇伊士運河對岸的巴勒斯坦方向，即古代的迦南（canaan）方向不斷遷入。學者們認為他們和兩河流域曆史上的亞摩利人是同一個人群。他們在埃及建立自己的王朝，將埃及納入自己的商貿網絡之中。等到第18王朝的開創者雅赫摩斯（ahmose，約前1569—前1545年在位）將希克索斯人趕出埃及，新王朝埃及開始以一個擴張性帝國的形象出現在曆史舞台上。跨越西奈半島參與大國爭霸之外，埃及新王朝積極參與對外貿易及資源開發活動，特別是在紅海方向，大力開發紅海沿岸黃金等礦藏，致力於打通從埃及到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島進入阿拉伯海的貿易路線。
這樣，在公元前17世紀到公元前12世紀的西亞北非地區，就形成了以烏伽裏特（ugarit）等附庸性城市國家為節點，以大國之間軍事和商貿上的競爭與均衡為特征的國際化時代，學者們一般將這個“青銅時代文明世界”的重心放在地中海東岸。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青銅時代的西亞北非“國際化時代”不僅僅意味著各地區王朝之間的貿易往來與政治上的合縱連橫，而且根據藝術史家的研究，更孕育了一個以高等級奢侈品為主要載體的“國際化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具有這種風格的藝術品無法根據其圖像學特征歸屬於任何特定的傳統。這種常見於墓葬和禮儀語境的高等級奢侈品受到區域內所有貴族的追捧，並作為重要的流通貨品通行於當時東到阿富汗、西到西班牙、北至波羅的海、南到中部非洲的貿易網絡之中。地中海東岸斷代至公元前14世紀的烏魯布倫（uluburun）沉船，除大量的銅、錫錠之外，貨品中還包括大量金銀和彩陶，以及鴕鳥蛋殼、烏木、象牙與象牙製品等，為當時西亞北非發達的國際貿易提供了一個縮影。
走出以地中海東岸為中心的“青銅時代文明世界”，首先要提到的是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文明，早期被稱作哈拉帕（harappan）文明。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三千紀已經通過波斯灣為南部兩河流域熟知，學者們認為早期楔形文字文獻中的美盧哈（meluhha）所指的便是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三千紀是當時南亞到西南亞遠距離貿易的重要參與者。公元前三千紀末，大體伴隨著兩河流域中央帝國的崩潰和西亞北非亞摩利時代的開始，南亞次大陸也進入了一個相對混亂的時代，之前在哈拉帕文明時期興盛一時的城市如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等風光不再。但印度河穀和印度次大陸在所謂後哈拉帕（post-harappan）時代（約前1800—前1300）並沒有從世界文明的圖景之中消失，而是繼續在跨越亞歐非三大洲的西部印度洋貿易網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與阿拉伯半島和非洲之間的聯係，從證據上看甚至有所加強。除氣候變化等因素之外，所謂雅利安人的入侵往往被當作印度河穀早期城市文明衰落的原因而不是結果，今阿姆河流域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帶，一般被稱作巴克特裏亞·馬爾吉亞納考古文化區（bmac）的地區，有時也被稱作奧克瑟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便經常被放在這樣的背景中來討論。
奧克瑟斯或者媯水文明的興盛大體在公元前2250年至前1700年，並延續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奧克瑟斯地區很早便與印度河乃至兩河流域文明產生關聯，但到其後期，有一些學者認為，這一帶受到來自北方草原帶的以輻輪馬車和印歐語言為特征的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或早期安德羅諾沃（andronovo）文化的影響，成為雅利安人征服印度次大陸的跳板。這種看法可以得到一定的考古學證據的支持，然而除了在議題設置上具有強烈的雅利安色彩之外，在研究方法上高度依賴印歐語曆史語言學的重構，有過度簡化後哈拉帕時代印度次大陸曆史進程的嫌疑。奧克瑟斯文明已靠近我國新疆的帕米爾、天山南北和阿爾泰地區。考古學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和安德羅諾沃文化也經常出現在學者們探討青銅時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語境中，特別是關於輻輪馬車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科學院付巧妹研究員團隊剛剛發表的基於人類基因組證據對新疆地區青銅時代人口史的研究中，一方麵安德羅諾沃和奧克瑟斯人群在新疆地區的出現並不讓人驚訝，另一方麵來自河西走廊的東亞人群和出自新疆本土人群（小河）的成分也十分突出。我國學者長期以來對河西走廊彩陶文化的研究或可為此提供支持。
2.
亞歐青銅文明動態格局中的三星堆
東部亞洲方向，特別是我國境內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的考古遺址，除耳熟能詳的殷墟、二裏頭等之外，長江流域的良渚、盤龍城以及黃土高原帶的陶寺、石峁等都是受到廣泛關注的重大發現，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現，但也經常伴隨著未必有建設性的爭論。關於早期中國的考古與曆史闡釋，特別是一些國外學者對我國學者的指責經常以某種認識方式上有目的論嫌疑的王朝中心論為由，具體話題則通常集中在二裏頭是否夏都，石峁和陶寺與“三代”傳統的關係等問題上。然而，正如考古學家加裏·費曼（gary feinman）作為評議人最近在評議《今日人類學》（current anthropology）的一篇關於石峁考古的反思性文章時所指出的那樣，批評中國學者“三代”中心論的學者可能至少需要和中國同行們一起認真考慮一下：“我們的概念框架跟得上洶湧的實物發現嗎？”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不無義憤地在對同一篇文章的評議中指出，當該文作者將“中國學者”作為群像來批評的時候，他們心目中的對象未必能夠代表中國學者，例如李旻博士最近關於“三代”傳統的研究就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概念框架落後於實物發現的問題，正如一向重視理論工作的費曼教授所指出的那樣，無疑隨著三星堆的新發現而更加尖銳起來。
為解釋“三代”傳統特別是商文明的形成，李旻從時間上將闡釋的起點放在公元前三千紀的龍山時代，從空間上則通盤考慮平原和高地，提出了“高地龍山社會”（hignd longshan society）的概念，得到羅泰教授的讚許。“作為一個寬泛的框架，我用高地龍山社會這個概念來描述從太行山脈直到西部高地地區的廣大地區內彼此聯係、多孔狀存在、雜糅而流動的各個龍山社群，包括與黃土高原北部的老虎山文化、山西中部的杏花村文化、關中盆地的客省莊二期文化、西部高地一帶的齊家文化、晉南盆地的陶寺文化等相關聯的社群。盡管在黃土高原的複雜地形中存在豐富的風格差異，這些地區傳統之間有足夠的共同特征，可以將它們看作高地龍山社會物質文化的分別表達。”為描述“高地龍山社會”的動力學，理解具有多樣化生業經濟的各地社群，李旻還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這個框架“由三個彼此交叉的文化互動區構成，即張光直（k. c. chang）定義的史前中國文化互動區（prehistoric 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根據考爾（kohl）對歐亞草原帶和西伯利亞針葉林遊獵采集人群的研究而定義的北亞文化互動區（north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和格列高利·波瑟爾（gregory possehl）定義的中亞文化互動區（middle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後者包括從北方的中亞到南方的波斯灣和阿拉伯海這片地區”。
李旻所說的北亞和中亞文化互動區大體在我們提到的奧克瑟斯或媯水文明（影響區域西至裏海東岸，東到吐魯番地區）一帶交錯，而北亞和東亞文化互動區（應即“史前中國文化互動區”）的交錯地帶則在他所謂“高地龍山社會”的北方邊界線上，地理上從阿爾泰地區一直延伸到渤海灣北岸。這樣，北亞文化互動區也就同時扮演了中亞文化互動區和東亞文化互動區之間連接橋梁的角色，“高地龍山社會”因此得以吸納三大文化互動區的符號、技術與文化傳統，為中國“三代”王權傳統的成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和符號準備。李旻認為，理解在“三代”核心區域西方的“高地龍山社會”的新技術與新物質文化組合是理解“三代”王權傳統的關鍵。作為東亞文化互動區的一部分，“高地龍山社會”對出自東部地區的良渚玉器特別是玉琮進行綜合運用，融匯出後來“三代”玉器傳統的前奏，河西走廊的龍山玉器與祁連山玉礦的開發正是“高地龍山社會”創造性利用低地玉器傳統的體現。
李旻說，他的分析框架是“對龍山時代研究和一般意義上早期中國研究傳統框架相當可觀的一種擴展”。不過，從三星堆文明的角度看，這種以商文明為焦點對亞歐大陸文化互動格局的認識，可能還不足以用來作為“一般意義上早期中國研究”的分析框架。這個分析框架還不夠徹底和全麵，至少無法直接用來解釋三星堆文明。李旻注意到，三星堆青銅器中沒有用作炊具的三足鼎和三足鬲，顯現出與龍山傳統的某種區別，可見成都平原是“早期中國青銅時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舞台，在這裏三星堆—金沙青銅文明與中原的‘三代’共同進化（co-evolved）”。他認為三星堆與中原的“三代”傳統共享高地龍山社會遺產，前者應該被看作後者的“政治同儕”（peer polity）。站在中原地區“三代”傳統的立場上，自然可以寬泛地接受這種對青銅時代三星堆文明的定位，但白馬非馬，僅僅解釋“三代”傳統不等於完成了追溯中華文明淵源的任務。因為作為中華文明自我認識目標的早期中國，其時間深度和空間廣度都不局限於“三代”以降的中原。
我們需要尋找一個真正具有一般意義的，能夠解釋中華文明深層邏輯的分析框架。在我們看來，青銅時代亞歐大陸主要青銅文明的分布格局，其實已經提示出一種既可以用來解釋商文明也可以用來解釋三星堆文明的分析框架，需要的隻是我們根據考古發現自行繪製文明地圖，並以動態的方式來理解這種分布格局。從上文的迴顧可以看出，亞歐大陸公元前兩千紀的主要青銅文明和考古學意義上重要的青銅文化，包括這個時期已經聯通一氣的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後哈拉帕時代的印度次大陸（特別是今古吉拉特邦沿海一帶）、中亞的奧克瑟斯文明和北亞草原帶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以及更早一些的辛塔什塔文化），無一例外都分布在主要由地理與氣候條件限定的文化與人群交通線附近。從我國東北大興安嶺、小興安嶺所在的黑龍江流域經貝加爾湖，一直到近代被劃入歐洲的烏克蘭草原和匈牙利草原，自古以來就是被稱作歐亞草原帶的文化與人群交通線。公元前兩千紀無論是安德羅諾沃文化還是蒙古高原、烏拉爾山一帶的文化留存，都在這條亞歐大動脈之上或左近。而所謂的奧克瑟斯文明，正處在所謂的“內亞山地走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附近，這條穿越山地季節性遊牧區域的山地走廊，至少在青銅時代已經承擔起聯通文明的任務。
正是在這裏，我國著名考古學家童恩正先生提出的“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在我們看來，擁有了一種特殊的文明史意義。大體上東起大興安嶺南段，北以長城為界，西抵河湟地區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東部直達雲南西北部，童先生注意到，從新石器時代後期直至銅器時代，這一帶狀區域中眾多的人群留下了許多共同的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處是如此的明顯，以至難以全部用‘偶合’來解釋”。童先生同時指出，沿著這一帶狀區域從東北到西南行進的話，海拔高度大體從1000米遞增至3000米，與緯度的高低形成反向互補關係，結果便是該帶狀地區內的太陽年輻射量、年平均溫度、農作物生長期、年降雨量、濕潤程度、植被特征等自然條件都十分相近。這種相近的自然條件之外，童先生還提到促使這個帶狀區域成為文明大動脈的社會方麵的原因。當青銅時代的北方或西南邊陲在生業經濟上與相鄰農業人群形成共生關係的人群需要遷徙時，由於無法遷入農業人群占據的農耕地區，這條自然環境相近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也就成了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童先生相當詳細地解釋了這個帶狀區域作為人群與文化的交通線與傳播帶的理由，也相當詳盡地描述了其走向和路線。然而，也許是從表麵上看來，這條傳播帶似乎非常反常識地橫切我國境內的多條大江大河，因此這條大動脈的文明史意義長期以來被低估了，極少學者注意到其作為文明大動脈的意義而不僅僅是考古文化分布區域的作用。我們注意到，青銅時代三星堆文明和“三代”傳統出現的地方，都在這條傳播帶附近，這是個不應該被低估的事實。這條“半月形傳播帶”的一側是高原和高地，從一馬平川的蒙古高原到連山而成的山坡草地，另一側是河穀和近海平原，從東北、華北直到東南，盡管有山海關、黃河、淮河、長江等阻隔，同樣有著類似高原的交通效果，而由這兩翼構成的整體，正是中華文明的曆史舞台。一旦將“半月形傳播帶”當作文明大動脈看待，這個舞台便一下子生動起來，一個以“半月形傳播帶”為主軸，從東北的大興安嶺到西南的橫斷山脈，由我國東部平原與西部高地共同組成的力量場（field of force）顯現出來。在這個力量場中，西出陽關的河西走廊、黃河長江及其支流形成的河穀通道、發散性的平原和高原通道，與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彼此交錯，種種通道的重疊度最高的地方正在關洛地區。這可能才是我國曆史上“三代”傳統濫觴於中原而終於匯聚天下，延續中華文明五千年偉業的深層次文明邏輯，因此也應該是我們構建中華文明自我認識概念框架的起點。根據這樣的理解，一種文明傳統的成型與成熟，有其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一麵，也不能單以人力來解釋。
雖然具體關心的問題不同，最近羅森教授對殷墟馬車和俯身葬的研究以頗為戲劇性的方式為“半月形傳播帶”作為文明大動脈的意義和作用提供了一個例證，可以用來說明青銅時代中華文明力量場中的文明動力學。三星堆—金沙時代的成都平原雖然有馬齒的發現，至今還沒有出現過輻輪戰車的留存，雖然有可能是出於考古發現的偶然，還是與安陽殷墟形成某種鮮明的對照。一般認為，使用車的證據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紀的兩河流域。到公元前兩千紀開始的時候，在車的使用上發生了一種重要的技術更新，那就是以輻輪代替實木車輪，另外便是使用被馴化的馬來作為動力。這個技術革新可能最早出現在公元前三千紀後期的辛塔什塔或鄰近地區，一些學者認為是早期印歐人的貢獻。到了青銅時代中後期，這種新的綜合性技術成為歐亞草原帶的標誌性技能之一。包括輻輪馬車在內的車的使用同時具有很強的身份標識作用，不能簡單地將所有的車都當作戰車看待，但更全麵的分析表明，至少到青銅時代後期，輻輪馬車已經廣泛地用於軍事活動，而且這種軍事技術的廣泛使用伴隨著重要的社會後果。輻輪戰車的製造、使用和保養都需要相當複雜的技術能力和可持續的資源保障，因此輻輪戰車的使用和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構成相互建構的關係，也就是某種具有身份意識的新型軍事精英階層，在此意義上戰車確實能夠產生身份標識的效果。
羅森教授注意到，殷墟墓葬中的戰車駕員一般采用俯身葬，她因此推測殷墟墓葬人殉語境中的大量俯身葬人員可能也與輻輪戰車\/馬車在中原地區的出現有關。殷墟花園莊54號墓臨近著名的婦好墓，墓主人叫作亞長，葬式為俯身葬。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亞長也是一位軍事首領。除了采用俯身葬，亞長墓還有一些非同尋常之處，例如極為精致並可以確定為戰車配件的弓形器，統統以綠鬆石鑲嵌，以及整套的戰車修理工具。隨葬武器則帶有明顯的“半月形傳播帶”風格。基於對亞長墓出土器物的綜合分析，羅森教授認為亞長很可能和婦好一樣，與今蒙古南部陰山向南一帶的特維什（tevsh）文化，特別是其烏蘭朱和分支有關，盡管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本人來自這個地區。羅森教授介紹，這一時期青海尕馬台遺址也有俯身葬的出現，讓人不禁猜測是否輻輪戰車此時也已經在這裏出現。與烏蘭朱和一樣，這一帶也處在“半月形傳播帶”之中。
關於青銅時代輻輪戰車通過“半月形傳播帶”流轉的具體過程和流轉節奏，當然要仰賴於考古學家們的繼續研究，特別是新證據的出現。但值得一提的是，至少就目前所見的考古發現來說，三星堆、金沙未見輻輪馬車的事實或者可以表明，曆史的波浪在這個時候很可能還沒有通過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將輻輪戰車送入成都平原。輻輪馬車無論具體發源於何地，都可以確認出自歐亞草原帶。也就是說，三星堆文明背後的人群雖未必來自中原，至少也不是什麽北亞草原帶的孑遺。這種基於證據的缺失做出的引申當然有極大的風險，可能立刻就會被新的證據糾正，但無論對錯，這種引申僅僅是關於輻輪戰車的討論具有的相對比較次要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認為，這一時期關於輻輪戰車和俯身葬的證據，以具有全息特征的方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用來理解青銅時代中華文明內部血脈流動的動態剪影。在殷墟和三星堆出土器物組合表麵戲劇性的差異背後，是更廣闊的時空之中技術乃至人群在中華文明力量場內活生生的流轉。
3.
文明比較視野中的三星堆符號係統
根據我們以上的認識，以殷墟為代表的商代青銅文明和以三星堆為代表的成都平原青銅文明，其實是青銅時代中華文明傳統的不同部分，因為二者都處在中華文明的大動脈上，處在由這條大動脈及其左右共同構成的中華文明力量場之內。隻是因為所處相對位置的不同，它們對八麵來風感受的先後和輕重會有所不同，例如前述輻輪馬車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俯身葬俗。但以二者在中華文明大動脈上所處相對位置的不同來解釋成都平原接觸輻輪馬車可能比殷墟略晚的證據，這樣的思路會引起另一個方向的問題，那就是二者在我們所說的中華文明大動脈上的區位差異，是否同樣有助於解釋三星堆文明與主要由殷墟體現出來的商文明之間其他方麵的不同。例如，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大量帶有異域風情的符號元素，看起來與中原傳統迥異其趣，長期以來造成民間甚至學界巨大的困擾：“為什麽是在三星堆，而不是在中國青銅時代的其他地區產生出這套獨特的符號象征？三星堆文化的人們這些石破天驚的藝術構思與創造靈感又是從何而來？”
異域風情本身並不會造成困擾，造成困擾的是無法解釋這些異域風情。我們認為，盡管學術界對青銅時代亞歐大陸文明互動的整體認識還存在不少缺失，真正將三星堆放迴到亞歐大陸青銅時代的文明格局之中的話，有一些困擾就不再必要了。段渝先生曾多次引用出自古埃及的元素，如“荷魯斯之眼”、圖特摩斯三世的權杖、圖坦哈蒙的金麵具等，與符號化色彩濃厚的三星堆出土器物進行比對，當然也包括中國絲綢出現於公元前11世紀埃及底比斯的證據。由於缺乏對彼此關聯方式以及這種關聯的內涵的解釋，缺乏對中間環節的說明，從埃及到成都平原遙遠的空間距離讓這樣的比對顯得有些突兀。但站在亞歐大陸青銅時代文明分布動態格局的角度看，來自埃及的某些元素出現在三星堆，和出自中國的絲綢出現在同一時期的埃及一樣，原本都不應該感到驚訝。三星堆祭祀坑埋藏時間之前的幾百年，正是帝國化的埃及新王朝開疆拓土、經營紅海的時間，埃及元素進入今天的印度洋沿岸乃至與之相連接的更遙遠的東方並不奇怪，來自東方的絲綢已經為青銅時代這種文明間的互動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在最近三十年興起的“海洋學”（thssology）潮流中，有關印度洋的研究堪稱後來居上。法國學者波雅爾（philippe beaujard）主要以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為基礎，將幾千年來印度洋海域作為聯通亞非歐的文明通道的事實呈現出來。盡管直接證據有所不足，波雅爾注意到，進入公元前兩千紀，波斯灣在今印度洋範圍內的相對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紅海、非洲之角的地位明顯上升，與之相伴隨的則是非洲和印度次大陸文化共享的明顯增加。因此他略帶推論地指出，從公元前16世紀開始，印度洋地區可能已經存在一個由新王朝埃及發動，從東北非洲的紅海沿岸和非洲之角經西南亞到南亞甚至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網絡。根據波雅爾的研究，我們這裏嚐試性地在李旻博士的分析框架中加入一個青銅時代“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monsoonal oceanic interaction sphere）的概念，其大動脈便是從紅海經阿拉伯海到印度次大陸再到東南亞由沿海航線構成的海上通道，由北半球季風驅動。眾所周知，從成都平原出發的“南方絲綢之路”取道緬甸、印度東北部、孟加拉國的話，很快便進入今孟加拉灣。也就是說，我們的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和李旻博士的“東亞文化互動區”的交錯地帶，正處於“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西南端。
嚐試性地引入青銅時代的“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概念，我們首先想要說明的是，如果三星堆帶有異域風情的符號係統中無可避免地會存在與外部世界交流互鑒的內容的話，“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是這種交流和互鑒不能排除的一個方向。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不同方向上都有輸入和輸出，埃及底比斯的絲綢是一個輸出的例子，而“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西北方向遠至阿爾泰地區，戰國秦漢時期巴澤雷克（pazyryk）古墓所見“神樹”形象，也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明的輻射而不是相反。讓情況複雜一些的僅僅是，在追溯三星堆符號係統可能受到影響的外部源頭的意義上，由於新王朝時期的埃及同時也是由西亞、北非大國主要通過地中海東岸連接起來“國際社會”的一員，彼此共享被稱作“國際化風格”的高等級符號係統，其中包括“神樹”“英雄擒獸”和“翼龍”“翼獸”等形象，如果說這些至少在西亞北非地區已經具有高度國際化特征的元素在三星堆有所體現並不讓人驚訝的話，它們所具有的國際化特征反而讓針對具體元素的追本溯源有些無所適從。
新的發現或可有助於迴答這些問題，但在追究特別是從三星堆符號係統中解析出來的符號元素的時候，一個必須說明的問題是，盡管符號元素和人群流轉都是人類曆史上的常見現象，符號元素的流轉並不依賴於人群的流動。有學者運用器物考古學、曆史語言學和基因證據的“三重證據組合”（triangtion）來討論史前人口的遷徙，但這種“三重證據組合”的方法與文明史的研究之間仍存在相當的差別，而且直接標記人口遷徙的基因分布和以語言為主要標誌的文化分布之間的關聯性極低。從漢藏語係演變的角度來看，青銅時代的成都平原無論如何都處於漢藏語係的腹地。基於早期文獻的考訂也許能夠幫助曆史語言學家們進一步確定青銅時代的成都方言是屬於上古漢語還是屬於漢藏語係的其他分支，但都不會改變這個基本事實,而活的語言和用來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是性質非常不同的兩個係統。總之，作為對任何有關三星堆符號係統的研究的一個提醒，包括文字在內的符號係統和符號元素，都無法直接作為文明和文化身份的標記，盡管它們的出現一定有曆史的緣由。
根據這樣的認識，也就是充分考慮成都平原所處的文明區位，迴歸活生生的曆史世界去理解三星堆文明的話，我們認為，主要由政治競爭驅動的差異化身份建構，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明符號係統與中原地區出現較大反差的原因。成都是中華文明大動脈上的一個重要節點，也是我們青銅時代“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與“東亞文化互動區”交錯帶上的“南方絲綢之路”重鎮，青銅時代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人群自然已經有機會在不同方向上通過深度介入遠距離貿易接觸到遠方的符號係統與貴重商品。而這一時期蜀地與中原之間很可能存在的政治和軍事競爭關係，為三星堆人群提供了因地製宜從其他方向引入符號資源的動力。這種以符號係統差異化為特征的身份建構策略是人類曆史上非常常見的現象，在後來的曆史時期甚至可以表現為大規模、整體性的宗教改宗，常見於居於弱勢或危機狀態的政治體，性質上相當於鍛造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自衛武器”（defensive ideological weapon）。
根據饒宗頤先生的研究，蜀地經常是強盛時期的商王朝征討的對象，前引李旻博士的研究則表明，中原“三代”主要通過重構高地龍山社會傳統進行自身的身份建構。這種情況下同樣作為“高地龍山社會”的繼承者，卻在政治和軍事上處於弱勢的蜀地會麵臨一個現實難題，特別是在有必要強化自身生存能力的時候。這可能是三星堆似乎有意棄用一些典型的高地龍山元素，轉而投資具有強烈差異化效果的符號係統的原因。通過符號係統的差異化來塑造有別於中原的政治身份，三星堆人群從自己有條件接觸並一定程度上共享某種商業價值觀的遠方進口一些現成的看起來高大上的符號，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這可以作為我們對三星堆獨特的符號係統的原則性解釋，需要說明的地方僅僅在於，這種通常出於政治考量的差異化身份建構策略，固然也可以看作一種初級的文明身份建構行為，卻不能夠等同於後者，後者比政治身份有著深厚得多的內容和邏輯。最有意味的是，如果仔細比對理論上有可能途經“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到達三星堆的符號元素和古代西亞或者埃及新王朝本土的相似元素的話，我們會發現，沒有一件是從形式到內容的複製。三星堆文明對外來符號元素的運用方式是典型的拿來主義和舊料新用。
也就是說，三星堆文明即使使用進口的符號元素來進行政治意義上的自我身份建構，對這種外來符號進一步的本土改造暴露了他們原有的底色，其底色出自“半月形傳播帶”及其兩翼構成的中華文明力量場之內。最近三星堆3號坑出土的神樹紋玉琮，可以說為此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證。王仁湘先生經過初步觀察，認為“它的特別之處，是在琮的兩麵各刻畫有一棵神樹紋，這是前所未有的發現”。在最近重新開始發掘之前，特別是三星堆2號坑出土的1號青銅神樹，早已經是三星堆著名的標誌性器物。根據考古學家的重構，這件巨型神樹殘高396厘米，由“樹座、樹杆、三層樹枝及九隻鳥和一條龍組成”。新出神樹紋玉琮對神樹的描繪和1號神樹有細節差異，如玉琮神樹似有六枝而非九枝，特別是底座部位無龍形出現。這件神樹紋玉琮、1號神樹以及之前出土的更多神樹配件的存在表明，神樹確實在三星堆符號係統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但新出神樹紋玉琮體現出來的符號組合方式，將三星堆的神樹形象刻劃到玉琮之上，簡直就是對“底色”一詞的字麵注解。
當然，正因為玉琮之上的神樹紋和1號神樹樹形有細節上的差異，對三星堆神樹的討論仍然要迴到更具有代表性的1號神樹。關於1號神樹，在眾多的解讀中，日本學者徐朝龍的總結具有代表性：“能夠確定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出現的‘神話大樹’的源流，追溯到遠遠早於戰國時代的商周時期，處於離中國中原地區很遠的長江上遊的四川之地”，神樹不屬於商周係統，而是“中國形成統一之前一千年以前開花於中國的一個地區即古代蜀國（四川）的三星堆青銅文明獨特的產物”。在我們看來，固然在早期中國的範圍內，將神樹溯源至三星堆文明問題不大，僅僅強調1號神樹體現出的是古代蜀地傳統並沒有解決問題。有時候這恰恰還會成為簡單強調三星堆文明與商文明異質的理由。三星堆1號神樹是一種符號元素的組合，將神樹、神鳥和龍形結合在一起，這顯示出三星堆神樹同樣是有意建構的結果，這種觀察方式更能夠幫助我們看到三星堆神樹的真相。
細節上有差別的各種神樹符號，經常與“翼獸”組合，常見於西亞北非大體同時代的“國際化風格”，但神樹與鳥、龍合為一體並不屬於這個符號係統。古代西亞關於基什（kish）之王埃塔那（etana）的神話故事中出現了樹、鳥、蛇的組合，但其中隻有一隻鷹，而三星堆1號神樹的枝頭至少有九隻鳥。在這個問題上，孫華教授等最近通過重新梳理考古和文獻證據，指出古蜀文化中的太陽鳥神話可以追溯到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和長江中下遊的高廟文化、河姆渡文化，我們認為此說可從。孫華教授認為，古蜀文化中的太陽崇拜思想，其神隻形象和特定的組合形式應該起源於長江中下遊地區，以後伴隨著稻作農業的大傳播到達黃河中上遊地區和長江上遊地區，並在長江上遊四川盆地的古蜀文化中完成體係化。太陽鳥與神樹和龍形的組合，是三星堆文明創造性的體現，但這種創造的方式類似於魯迅先生說的“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所用的資源盡管有部分元素可能來自異鄉，作為點睛之筆的太陽鳥卻仍然是以“半月形傳播帶”為主動脈的中華文明力量場之內的產物。經過重新組合的三星堆1號神樹將會留下屬於自身的文化記憶，但單純的神樹符號實在並非三星堆文明的本色。
本文嚐試從公元前兩千紀整個亞歐大陸青銅文明的動態分布格局出發來觀察三星堆文明。我們注意到，公元前兩千紀是亞歐大陸青銅文明互動頻繁的時代，而這個時代的各青銅文明固然可以劃入學者們所說的不同文化互動區，它們在分布上更具有基礎性的特征在於，它們處在亞歐大陸境內或邊緣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線上，包括歐亞草原帶、“內亞山地走廊”、印度洋航道，以及對理解三星堆以及整個中華文明都至關重要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由這些文明大動脈帶動的文明史動態進程與考古學意義上的文化互動區概念既有聯係也有重要的區別，後者或可有助於解釋前者，但無法從概念上替代前者。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樣，處於貫穿我國境內，從東北亞直到東南亞，被童恩正稱作“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中華文明大動脈上，是由這個中華文明大動脈及其兩翼共同構成的中華文明力量場之中的地方性文明傳統。“力量場”是我們為了方便，借用物理學概念進行的類比表達，尚不具備文明史方法論的價值，對後者的係統論證超出了本文的範圍。
摘 要：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前的幾個世紀，即公元前兩千紀的中後期，是亞歐大陸青銅文明互動頻繁的時代。這個時代亞歐大陸的主要青銅文明有一個突出特征，那就是它們都分布在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線或文明大動脈附近，呈現出一種動態格局。其中，最重要的陸上通道包括從東北亞直到東歐的歐亞草原帶、從中亞通向西南亞的“內亞山地走廊”，也包括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貫穿我國境內，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海上通道則主要是從紅海和非洲之角輾轉到東南亞的季風帶海岸線。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樣，處於作為文明大動脈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上，彼此聯通也相互競爭，共同構成作為整體的青銅時代中華文明。由“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兩側的江海陸地共同構成的力量場是中華文明的舞台。這種對中華文明空間結構的認識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關鍵，對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方法論價值。
關鍵詞：三星堆文明 亞歐大陸 青銅時代 “半月形文化傳播帶”
目 錄
一、亞歐大陸青銅時代的主要文明傳統
二、亞歐青銅文明動態格局中的三星堆
三、文明比較視野中的三星堆符號係統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三星堆文明研究逐漸成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考古學、曆史學領域的一門顯學。特別是2020年啟動的對三星堆祭祀區新的係統挖掘，更為三星堆文明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也讓解決三星堆文明研究中的一些基礎性問題顯得更加急迫。不久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年代學聯合實驗室對新近取自4號祭祀坑灰燼層的竹炭屑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在樹輪校正後認為4號坑埋藏時間的日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年至2966年的範圍之內（以1950年為今），並從整體上推斷“三星堆遺址幾個祭祀坑的年代大約是比較接近的，或許在年代上略有早晚”，為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提供了一個更加準確的斷代，也為在新時代研究三星堆文明提供了一個具有指標意義的起點。本文以此為參照，以公元前兩千紀中後期，即大約公元前1000年之前若幹世紀為時間範圍，嚐試從亞歐大陸青銅時代文明格局的角度對三星堆文明提供一種語境化的理解。霍巍唿籲，“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思路，從更大的時空範圍內來比較三星堆文明與世界古文明之間的異同，從而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拓展比較研究的路徑呢？”本文還不能說是對三星堆文明真正的比較研究，但可以說是對這種比較研究的一種準備。
本文使用“亞歐”而非更常見的“歐亞”，原因在於不少學者傾向於將“歐亞”（eurasia）直接等同於我們後文提到的“歐亞草原帶”（eurasian steppe）。為了做出必要的區分，我們使用“亞歐”的表述，以表明我們關注的地理範圍並不局限於亞洲和歐洲北部的草原地帶，而是包括亞歐大陸的整個範圍，並在必要時納入對沿海以及非洲與亞歐大陸接壤地區的考察。具體內容上，本文首先扼要介紹亞歐大陸範圍內在三星堆的興盛時間稍前或同期的主要青銅文明或文化傳統，然後對這個時期亞歐大陸各文明傳統的動態分布格局做出簡單勾勒。最後，結合三星堆文明在中華文明大動脈上所在的區位，我們從三星堆文明的生業經濟和所處的競爭格局出發，嚐試對其標誌性的符號係統提供一個觀察的視角。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從青銅時代亞歐大陸文明格局的高度，公元前兩千紀中後期興盛於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有機部分這個事實得以凸顯出來。本文的思路仍很粗糙，而且由於涉及內容極廣，在具體問題的討論上難免掛一漏萬，但願意以此就教於方家。關於三星堆文明，以及三星堆文明與大體同時代我國境內的其他青銅文明、與境外其他歐亞古文明的關係，尤其是關於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國內外學者已經做出了不少探討，我們的討論建立在此前學者研究的基礎之上。
1.
亞歐大陸青銅時代的主要文明傳統
一般來說，南部兩河流域從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烏魯克時期開始其文明化進程，文明的起源是一個曆史的進程，其決定性標誌是國家的出現。兩河流域語境中國家和文明的源起問題，到公元前兩千年左右，這個地區已經完成了文明整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傳統。薩爾貢（sargon）建立的阿卡德王朝（約前2316—前2173），在軍事征服早王朝（early dynastic）時期南部兩河流域各個城市並向四方擴張的同時也進行政治和宗教整合，奠定了古代兩河流域的王朝傳統，因此被認為是人類文明史上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帝國”。無論如何理解“帝國”，阿卡德的國家治理和意識形態傳統被之後的烏爾第三王朝（約前2112—前2004）繼承，並成為後來兩河流域王朝統治者模仿的典範。但烏爾第三王朝的統治並沒有延續很久。隨著南部兩河流域中央帝國的崩潰，兩河流域的曆史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時代，有學者稱之為“亞摩利時代”，其突出表現是以亞摩利人（amorites）為代表的部落人群開始在西亞北非的廣大區域內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亞摩利人的崛起至少要從公元前2000年前後烏爾第三王朝的結束算起。主要依據文獻的研究目前仍難以全麵描述亞摩利人的興起，從結果上看，到青銅時代中期的後段（約前1800—前1550），亞摩利人已經遍布兩河流域。南部兩河流域取代烏爾第三王朝的伊辛（isin）和拉爾薩rsa）王朝，其建立者都是亞摩利人。在幼發拉底河中上遊地區，亞摩利人很早便控製了曆史名城瑪裏（mari），在底格裏斯河的北方支流迪亞拉河流域，亞摩利人控製了地理位置重要的埃什努那（eshnunna）。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比倫的漢謨拉比（hammurabi）重新統一南部兩河流域之前，以安珊（anshan）和蘇薩（susa）為中心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埃蘭（m）地區可能一度扮演亞摩利地方權力的宗主國角色。這從側麵揭示出南部兩河流域中央王朝的崩潰及其後果並不能局限於兩河流域河穀平原來理解，而應該放到更為廣闊的時空之中，首先就是相鄰的伊朗高原西南部，後者與兩河流域的曆史發展往往形成意味深長的唿應。
在漢謨拉比建立的前巴比倫（old babylonian）王朝留下的遺產中，通常被稱作《漢謨拉比法典》（codex hammurabi）的玄武岩石刻可能是最著名的一件。但和《漢謨拉比法典》凝重的外表給人的印象可能有所不同，在社會治理上前巴比倫王朝與公元前三千紀以南部兩河流域為中心的阿卡德、烏爾第三帝國相比，有著相當濃厚的商業色彩。公元前兩千紀早期，後世成為帝國之都的亞述城
在安納托利亞的貿易網絡已經足夠表明早期兩河流域遠距離貿易的發達，最近波斯灣巴林島上亞摩利人墓葬的發現，更為亞摩利人大規模參與波斯灣貿易的事實提供了新的證據。隻是長期以來可能由於波蘭尼（karl pnyi）等理論史學家的影響，人們對前巴比倫時期的西亞社會經濟存在一定誤會，特別是傾向於低估商貿活動在當時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如果對這種偏見有所矯正的話，也就更容易接受這樣的看法，那就是從社會經濟的發展上來說，巴比倫城的陷落和前巴比倫王朝的終結，卡塞人（kassites）隨之大規模進入兩河流域，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亞摩利時代商貿發達、人群流動頻繁的基本特征。這是西亞北非青銅時代晚期（約前1600—前1100）主要由赫梯（hittite）、米坦尼（mitanni）、新王朝埃及（new kingdom egypt）以及後起的中亞述（middle assyrian）王朝扮演主角的西亞北非“國際化時代”（international age）的共同背景。
也就是說，兩河流域乃至整個西亞北非亞摩利時代最重要的曆史遺產，正是兩河流域、埃及等早期文明的文明成果開始進一步通過遠距離貿易向更大範圍擴散，擴散的通道包括陸地，也包括不同方向上的海洋。和常見對古埃及的刻板印象不同，至少從中王國時期（約前2040—前1730）開始，埃及就已經在紅海沿岸留下了參與海洋貿易的足跡。中王國的結束和所謂“第二中間期”的到來，標誌性的事件是希克索斯人（hyksos）從今蘇伊士運河對岸的巴勒斯坦方向，即古代的迦南（canaan）方向不斷遷入。學者們認為他們和兩河流域曆史上的亞摩利人是同一個人群。他們在埃及建立自己的王朝，將埃及納入自己的商貿網絡之中。等到第18王朝的開創者雅赫摩斯（ahmose，約前1569—前1545年在位）將希克索斯人趕出埃及，新王朝埃及開始以一個擴張性帝國的形象出現在曆史舞台上。跨越西奈半島參與大國爭霸之外，埃及新王朝積極參與對外貿易及資源開發活動，特別是在紅海方向，大力開發紅海沿岸黃金等礦藏，致力於打通從埃及到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島進入阿拉伯海的貿易路線。
這樣，在公元前17世紀到公元前12世紀的西亞北非地區，就形成了以烏伽裏特（ugarit）等附庸性城市國家為節點，以大國之間軍事和商貿上的競爭與均衡為特征的國際化時代，學者們一般將這個“青銅時代文明世界”的重心放在地中海東岸。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青銅時代的西亞北非“國際化時代”不僅僅意味著各地區王朝之間的貿易往來與政治上的合縱連橫，而且根據藝術史家的研究，更孕育了一個以高等級奢侈品為主要載體的“國際化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具有這種風格的藝術品無法根據其圖像學特征歸屬於任何特定的傳統。這種常見於墓葬和禮儀語境的高等級奢侈品受到區域內所有貴族的追捧，並作為重要的流通貨品通行於當時東到阿富汗、西到西班牙、北至波羅的海、南到中部非洲的貿易網絡之中。地中海東岸斷代至公元前14世紀的烏魯布倫（uluburun）沉船，除大量的銅、錫錠之外，貨品中還包括大量金銀和彩陶，以及鴕鳥蛋殼、烏木、象牙與象牙製品等，為當時西亞北非發達的國際貿易提供了一個縮影。
走出以地中海東岸為中心的“青銅時代文明世界”，首先要提到的是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文明，早期被稱作哈拉帕（harappan）文明。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三千紀已經通過波斯灣為南部兩河流域熟知，學者們認為早期楔形文字文獻中的美盧哈（meluhha）所指的便是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三千紀是當時南亞到西南亞遠距離貿易的重要參與者。公元前三千紀末，大體伴隨著兩河流域中央帝國的崩潰和西亞北非亞摩利時代的開始，南亞次大陸也進入了一個相對混亂的時代，之前在哈拉帕文明時期興盛一時的城市如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等風光不再。但印度河穀和印度次大陸在所謂後哈拉帕（post-harappan）時代（約前1800—前1300）並沒有從世界文明的圖景之中消失，而是繼續在跨越亞歐非三大洲的西部印度洋貿易網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與阿拉伯半島和非洲之間的聯係，從證據上看甚至有所加強。除氣候變化等因素之外，所謂雅利安人的入侵往往被當作印度河穀早期城市文明衰落的原因而不是結果，今阿姆河流域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帶，一般被稱作巴克特裏亞·馬爾吉亞納考古文化區（bmac）的地區，有時也被稱作奧克瑟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便經常被放在這樣的背景中來討論。
奧克瑟斯或者媯水文明的興盛大體在公元前2250年至前1700年，並延續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奧克瑟斯地區很早便與印度河乃至兩河流域文明產生關聯，但到其後期，有一些學者認為，這一帶受到來自北方草原帶的以輻輪馬車和印歐語言為特征的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或早期安德羅諾沃（andronovo）文化的影響，成為雅利安人征服印度次大陸的跳板。這種看法可以得到一定的考古學證據的支持，然而除了在議題設置上具有強烈的雅利安色彩之外，在研究方法上高度依賴印歐語曆史語言學的重構，有過度簡化後哈拉帕時代印度次大陸曆史進程的嫌疑。奧克瑟斯文明已靠近我國新疆的帕米爾、天山南北和阿爾泰地區。考古學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和安德羅諾沃文化也經常出現在學者們探討青銅時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語境中，特別是關於輻輪馬車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科學院付巧妹研究員團隊剛剛發表的基於人類基因組證據對新疆地區青銅時代人口史的研究中，一方麵安德羅諾沃和奧克瑟斯人群在新疆地區的出現並不讓人驚訝，另一方麵來自河西走廊的東亞人群和出自新疆本土人群（小河）的成分也十分突出。我國學者長期以來對河西走廊彩陶文化的研究或可為此提供支持。
2.
亞歐青銅文明動態格局中的三星堆
東部亞洲方向，特別是我國境內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的考古遺址，除耳熟能詳的殷墟、二裏頭等之外，長江流域的良渚、盤龍城以及黃土高原帶的陶寺、石峁等都是受到廣泛關注的重大發現，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現，但也經常伴隨著未必有建設性的爭論。關於早期中國的考古與曆史闡釋，特別是一些國外學者對我國學者的指責經常以某種認識方式上有目的論嫌疑的王朝中心論為由，具體話題則通常集中在二裏頭是否夏都，石峁和陶寺與“三代”傳統的關係等問題上。然而，正如考古學家加裏·費曼（gary feinman）作為評議人最近在評議《今日人類學》（current anthropology）的一篇關於石峁考古的反思性文章時所指出的那樣，批評中國學者“三代”中心論的學者可能至少需要和中國同行們一起認真考慮一下：“我們的概念框架跟得上洶湧的實物發現嗎？”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不無義憤地在對同一篇文章的評議中指出，當該文作者將“中國學者”作為群像來批評的時候，他們心目中的對象未必能夠代表中國學者，例如李旻博士最近關於“三代”傳統的研究就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概念框架落後於實物發現的問題，正如一向重視理論工作的費曼教授所指出的那樣，無疑隨著三星堆的新發現而更加尖銳起來。
為解釋“三代”傳統特別是商文明的形成，李旻從時間上將闡釋的起點放在公元前三千紀的龍山時代，從空間上則通盤考慮平原和高地，提出了“高地龍山社會”（hignd longshan society）的概念，得到羅泰教授的讚許。“作為一個寬泛的框架，我用高地龍山社會這個概念來描述從太行山脈直到西部高地地區的廣大地區內彼此聯係、多孔狀存在、雜糅而流動的各個龍山社群，包括與黃土高原北部的老虎山文化、山西中部的杏花村文化、關中盆地的客省莊二期文化、西部高地一帶的齊家文化、晉南盆地的陶寺文化等相關聯的社群。盡管在黃土高原的複雜地形中存在豐富的風格差異，這些地區傳統之間有足夠的共同特征，可以將它們看作高地龍山社會物質文化的分別表達。”為描述“高地龍山社會”的動力學，理解具有多樣化生業經濟的各地社群，李旻還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這個框架“由三個彼此交叉的文化互動區構成，即張光直（k. c. chang）定義的史前中國文化互動區（prehistoric 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根據考爾（kohl）對歐亞草原帶和西伯利亞針葉林遊獵采集人群的研究而定義的北亞文化互動區（north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和格列高利·波瑟爾（gregory possehl）定義的中亞文化互動區（middle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後者包括從北方的中亞到南方的波斯灣和阿拉伯海這片地區”。
李旻所說的北亞和中亞文化互動區大體在我們提到的奧克瑟斯或媯水文明（影響區域西至裏海東岸，東到吐魯番地區）一帶交錯，而北亞和東亞文化互動區（應即“史前中國文化互動區”）的交錯地帶則在他所謂“高地龍山社會”的北方邊界線上，地理上從阿爾泰地區一直延伸到渤海灣北岸。這樣，北亞文化互動區也就同時扮演了中亞文化互動區和東亞文化互動區之間連接橋梁的角色，“高地龍山社會”因此得以吸納三大文化互動區的符號、技術與文化傳統，為中國“三代”王權傳統的成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和符號準備。李旻認為，理解在“三代”核心區域西方的“高地龍山社會”的新技術與新物質文化組合是理解“三代”王權傳統的關鍵。作為東亞文化互動區的一部分，“高地龍山社會”對出自東部地區的良渚玉器特別是玉琮進行綜合運用，融匯出後來“三代”玉器傳統的前奏，河西走廊的龍山玉器與祁連山玉礦的開發正是“高地龍山社會”創造性利用低地玉器傳統的體現。
李旻說，他的分析框架是“對龍山時代研究和一般意義上早期中國研究傳統框架相當可觀的一種擴展”。不過，從三星堆文明的角度看，這種以商文明為焦點對亞歐大陸文化互動格局的認識，可能還不足以用來作為“一般意義上早期中國研究”的分析框架。這個分析框架還不夠徹底和全麵，至少無法直接用來解釋三星堆文明。李旻注意到，三星堆青銅器中沒有用作炊具的三足鼎和三足鬲，顯現出與龍山傳統的某種區別，可見成都平原是“早期中國青銅時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舞台，在這裏三星堆—金沙青銅文明與中原的‘三代’共同進化（co-evolved）”。他認為三星堆與中原的“三代”傳統共享高地龍山社會遺產，前者應該被看作後者的“政治同儕”（peer polity）。站在中原地區“三代”傳統的立場上，自然可以寬泛地接受這種對青銅時代三星堆文明的定位，但白馬非馬，僅僅解釋“三代”傳統不等於完成了追溯中華文明淵源的任務。因為作為中華文明自我認識目標的早期中國，其時間深度和空間廣度都不局限於“三代”以降的中原。
我們需要尋找一個真正具有一般意義的，能夠解釋中華文明深層邏輯的分析框架。在我們看來，青銅時代亞歐大陸主要青銅文明的分布格局，其實已經提示出一種既可以用來解釋商文明也可以用來解釋三星堆文明的分析框架，需要的隻是我們根據考古發現自行繪製文明地圖，並以動態的方式來理解這種分布格局。從上文的迴顧可以看出，亞歐大陸公元前兩千紀的主要青銅文明和考古學意義上重要的青銅文化，包括這個時期已經聯通一氣的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後哈拉帕時代的印度次大陸（特別是今古吉拉特邦沿海一帶）、中亞的奧克瑟斯文明和北亞草原帶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以及更早一些的辛塔什塔文化），無一例外都分布在主要由地理與氣候條件限定的文化與人群交通線附近。從我國東北大興安嶺、小興安嶺所在的黑龍江流域經貝加爾湖，一直到近代被劃入歐洲的烏克蘭草原和匈牙利草原，自古以來就是被稱作歐亞草原帶的文化與人群交通線。公元前兩千紀無論是安德羅諾沃文化還是蒙古高原、烏拉爾山一帶的文化留存，都在這條亞歐大動脈之上或左近。而所謂的奧克瑟斯文明，正處在所謂的“內亞山地走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附近，這條穿越山地季節性遊牧區域的山地走廊，至少在青銅時代已經承擔起聯通文明的任務。
正是在這裏，我國著名考古學家童恩正先生提出的“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在我們看來，擁有了一種特殊的文明史意義。大體上東起大興安嶺南段，北以長城為界，西抵河湟地區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東部直達雲南西北部，童先生注意到，從新石器時代後期直至銅器時代，這一帶狀區域中眾多的人群留下了許多共同的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處是如此的明顯，以至難以全部用‘偶合’來解釋”。童先生同時指出，沿著這一帶狀區域從東北到西南行進的話，海拔高度大體從1000米遞增至3000米，與緯度的高低形成反向互補關係，結果便是該帶狀地區內的太陽年輻射量、年平均溫度、農作物生長期、年降雨量、濕潤程度、植被特征等自然條件都十分相近。這種相近的自然條件之外，童先生還提到促使這個帶狀區域成為文明大動脈的社會方麵的原因。當青銅時代的北方或西南邊陲在生業經濟上與相鄰農業人群形成共生關係的人群需要遷徙時，由於無法遷入農業人群占據的農耕地區，這條自然環境相近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也就成了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童先生相當詳細地解釋了這個帶狀區域作為人群與文化的交通線與傳播帶的理由，也相當詳盡地描述了其走向和路線。然而，也許是從表麵上看來，這條傳播帶似乎非常反常識地橫切我國境內的多條大江大河，因此這條大動脈的文明史意義長期以來被低估了，極少學者注意到其作為文明大動脈的意義而不僅僅是考古文化分布區域的作用。我們注意到，青銅時代三星堆文明和“三代”傳統出現的地方，都在這條傳播帶附近，這是個不應該被低估的事實。這條“半月形傳播帶”的一側是高原和高地，從一馬平川的蒙古高原到連山而成的山坡草地，另一側是河穀和近海平原，從東北、華北直到東南，盡管有山海關、黃河、淮河、長江等阻隔，同樣有著類似高原的交通效果，而由這兩翼構成的整體，正是中華文明的曆史舞台。一旦將“半月形傳播帶”當作文明大動脈看待，這個舞台便一下子生動起來，一個以“半月形傳播帶”為主軸，從東北的大興安嶺到西南的橫斷山脈，由我國東部平原與西部高地共同組成的力量場（field of force）顯現出來。在這個力量場中，西出陽關的河西走廊、黃河長江及其支流形成的河穀通道、發散性的平原和高原通道，與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彼此交錯，種種通道的重疊度最高的地方正在關洛地區。這可能才是我國曆史上“三代”傳統濫觴於中原而終於匯聚天下，延續中華文明五千年偉業的深層次文明邏輯，因此也應該是我們構建中華文明自我認識概念框架的起點。根據這樣的理解，一種文明傳統的成型與成熟，有其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一麵，也不能單以人力來解釋。
雖然具體關心的問題不同，最近羅森教授對殷墟馬車和俯身葬的研究以頗為戲劇性的方式為“半月形傳播帶”作為文明大動脈的意義和作用提供了一個例證，可以用來說明青銅時代中華文明力量場中的文明動力學。三星堆—金沙時代的成都平原雖然有馬齒的發現，至今還沒有出現過輻輪戰車的留存，雖然有可能是出於考古發現的偶然，還是與安陽殷墟形成某種鮮明的對照。一般認為，使用車的證據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紀的兩河流域。到公元前兩千紀開始的時候，在車的使用上發生了一種重要的技術更新，那就是以輻輪代替實木車輪，另外便是使用被馴化的馬來作為動力。這個技術革新可能最早出現在公元前三千紀後期的辛塔什塔或鄰近地區，一些學者認為是早期印歐人的貢獻。到了青銅時代中後期，這種新的綜合性技術成為歐亞草原帶的標誌性技能之一。包括輻輪馬車在內的車的使用同時具有很強的身份標識作用，不能簡單地將所有的車都當作戰車看待，但更全麵的分析表明，至少到青銅時代後期，輻輪馬車已經廣泛地用於軍事活動，而且這種軍事技術的廣泛使用伴隨著重要的社會後果。輻輪戰車的製造、使用和保養都需要相當複雜的技術能力和可持續的資源保障，因此輻輪戰車的使用和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構成相互建構的關係，也就是某種具有身份意識的新型軍事精英階層，在此意義上戰車確實能夠產生身份標識的效果。
羅森教授注意到，殷墟墓葬中的戰車駕員一般采用俯身葬，她因此推測殷墟墓葬人殉語境中的大量俯身葬人員可能也與輻輪戰車\/馬車在中原地區的出現有關。殷墟花園莊54號墓臨近著名的婦好墓，墓主人叫作亞長，葬式為俯身葬。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亞長也是一位軍事首領。除了采用俯身葬，亞長墓還有一些非同尋常之處，例如極為精致並可以確定為戰車配件的弓形器，統統以綠鬆石鑲嵌，以及整套的戰車修理工具。隨葬武器則帶有明顯的“半月形傳播帶”風格。基於對亞長墓出土器物的綜合分析，羅森教授認為亞長很可能和婦好一樣，與今蒙古南部陰山向南一帶的特維什（tevsh）文化，特別是其烏蘭朱和分支有關，盡管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本人來自這個地區。羅森教授介紹，這一時期青海尕馬台遺址也有俯身葬的出現，讓人不禁猜測是否輻輪戰車此時也已經在這裏出現。與烏蘭朱和一樣，這一帶也處在“半月形傳播帶”之中。
關於青銅時代輻輪戰車通過“半月形傳播帶”流轉的具體過程和流轉節奏，當然要仰賴於考古學家們的繼續研究，特別是新證據的出現。但值得一提的是，至少就目前所見的考古發現來說，三星堆、金沙未見輻輪馬車的事實或者可以表明，曆史的波浪在這個時候很可能還沒有通過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將輻輪戰車送入成都平原。輻輪馬車無論具體發源於何地，都可以確認出自歐亞草原帶。也就是說，三星堆文明背後的人群雖未必來自中原，至少也不是什麽北亞草原帶的孑遺。這種基於證據的缺失做出的引申當然有極大的風險，可能立刻就會被新的證據糾正，但無論對錯，這種引申僅僅是關於輻輪戰車的討論具有的相對比較次要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認為，這一時期關於輻輪戰車和俯身葬的證據，以具有全息特征的方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用來理解青銅時代中華文明內部血脈流動的動態剪影。在殷墟和三星堆出土器物組合表麵戲劇性的差異背後，是更廣闊的時空之中技術乃至人群在中華文明力量場內活生生的流轉。
3.
文明比較視野中的三星堆符號係統
根據我們以上的認識，以殷墟為代表的商代青銅文明和以三星堆為代表的成都平原青銅文明，其實是青銅時代中華文明傳統的不同部分，因為二者都處在中華文明的大動脈上，處在由這條大動脈及其左右共同構成的中華文明力量場之內。隻是因為所處相對位置的不同，它們對八麵來風感受的先後和輕重會有所不同，例如前述輻輪馬車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俯身葬俗。但以二者在中華文明大動脈上所處相對位置的不同來解釋成都平原接觸輻輪馬車可能比殷墟略晚的證據，這樣的思路會引起另一個方向的問題，那就是二者在我們所說的中華文明大動脈上的區位差異，是否同樣有助於解釋三星堆文明與主要由殷墟體現出來的商文明之間其他方麵的不同。例如，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大量帶有異域風情的符號元素，看起來與中原傳統迥異其趣，長期以來造成民間甚至學界巨大的困擾：“為什麽是在三星堆，而不是在中國青銅時代的其他地區產生出這套獨特的符號象征？三星堆文化的人們這些石破天驚的藝術構思與創造靈感又是從何而來？”
異域風情本身並不會造成困擾，造成困擾的是無法解釋這些異域風情。我們認為，盡管學術界對青銅時代亞歐大陸文明互動的整體認識還存在不少缺失，真正將三星堆放迴到亞歐大陸青銅時代的文明格局之中的話，有一些困擾就不再必要了。段渝先生曾多次引用出自古埃及的元素，如“荷魯斯之眼”、圖特摩斯三世的權杖、圖坦哈蒙的金麵具等，與符號化色彩濃厚的三星堆出土器物進行比對，當然也包括中國絲綢出現於公元前11世紀埃及底比斯的證據。由於缺乏對彼此關聯方式以及這種關聯的內涵的解釋，缺乏對中間環節的說明，從埃及到成都平原遙遠的空間距離讓這樣的比對顯得有些突兀。但站在亞歐大陸青銅時代文明分布動態格局的角度看，來自埃及的某些元素出現在三星堆，和出自中國的絲綢出現在同一時期的埃及一樣，原本都不應該感到驚訝。三星堆祭祀坑埋藏時間之前的幾百年，正是帝國化的埃及新王朝開疆拓土、經營紅海的時間，埃及元素進入今天的印度洋沿岸乃至與之相連接的更遙遠的東方並不奇怪，來自東方的絲綢已經為青銅時代這種文明間的互動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在最近三十年興起的“海洋學”（thssology）潮流中，有關印度洋的研究堪稱後來居上。法國學者波雅爾（philippe beaujard）主要以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為基礎，將幾千年來印度洋海域作為聯通亞非歐的文明通道的事實呈現出來。盡管直接證據有所不足，波雅爾注意到，進入公元前兩千紀，波斯灣在今印度洋範圍內的相對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紅海、非洲之角的地位明顯上升，與之相伴隨的則是非洲和印度次大陸文化共享的明顯增加。因此他略帶推論地指出，從公元前16世紀開始，印度洋地區可能已經存在一個由新王朝埃及發動，從東北非洲的紅海沿岸和非洲之角經西南亞到南亞甚至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網絡。根據波雅爾的研究，我們這裏嚐試性地在李旻博士的分析框架中加入一個青銅時代“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monsoonal oceanic interaction sphere）的概念，其大動脈便是從紅海經阿拉伯海到印度次大陸再到東南亞由沿海航線構成的海上通道，由北半球季風驅動。眾所周知，從成都平原出發的“南方絲綢之路”取道緬甸、印度東北部、孟加拉國的話，很快便進入今孟加拉灣。也就是說，我們的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和李旻博士的“東亞文化互動區”的交錯地帶，正處於“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西南端。
嚐試性地引入青銅時代的“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概念，我們首先想要說明的是，如果三星堆帶有異域風情的符號係統中無可避免地會存在與外部世界交流互鑒的內容的話，“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是這種交流和互鑒不能排除的一個方向。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不同方向上都有輸入和輸出，埃及底比斯的絲綢是一個輸出的例子，而“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西北方向遠至阿爾泰地區，戰國秦漢時期巴澤雷克（pazyryk）古墓所見“神樹”形象，也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明的輻射而不是相反。讓情況複雜一些的僅僅是，在追溯三星堆符號係統可能受到影響的外部源頭的意義上，由於新王朝時期的埃及同時也是由西亞、北非大國主要通過地中海東岸連接起來“國際社會”的一員，彼此共享被稱作“國際化風格”的高等級符號係統，其中包括“神樹”“英雄擒獸”和“翼龍”“翼獸”等形象，如果說這些至少在西亞北非地區已經具有高度國際化特征的元素在三星堆有所體現並不讓人驚訝的話，它們所具有的國際化特征反而讓針對具體元素的追本溯源有些無所適從。
新的發現或可有助於迴答這些問題，但在追究特別是從三星堆符號係統中解析出來的符號元素的時候，一個必須說明的問題是，盡管符號元素和人群流轉都是人類曆史上的常見現象，符號元素的流轉並不依賴於人群的流動。有學者運用器物考古學、曆史語言學和基因證據的“三重證據組合”（triangtion）來討論史前人口的遷徙，但這種“三重證據組合”的方法與文明史的研究之間仍存在相當的差別，而且直接標記人口遷徙的基因分布和以語言為主要標誌的文化分布之間的關聯性極低。從漢藏語係演變的角度來看，青銅時代的成都平原無論如何都處於漢藏語係的腹地。基於早期文獻的考訂也許能夠幫助曆史語言學家們進一步確定青銅時代的成都方言是屬於上古漢語還是屬於漢藏語係的其他分支，但都不會改變這個基本事實,而活的語言和用來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是性質非常不同的兩個係統。總之，作為對任何有關三星堆符號係統的研究的一個提醒，包括文字在內的符號係統和符號元素，都無法直接作為文明和文化身份的標記，盡管它們的出現一定有曆史的緣由。
根據這樣的認識，也就是充分考慮成都平原所處的文明區位，迴歸活生生的曆史世界去理解三星堆文明的話，我們認為，主要由政治競爭驅動的差異化身份建構，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明符號係統與中原地區出現較大反差的原因。成都是中華文明大動脈上的一個重要節點，也是我們青銅時代“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與“東亞文化互動區”交錯帶上的“南方絲綢之路”重鎮，青銅時代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人群自然已經有機會在不同方向上通過深度介入遠距離貿易接觸到遠方的符號係統與貴重商品。而這一時期蜀地與中原之間很可能存在的政治和軍事競爭關係，為三星堆人群提供了因地製宜從其他方向引入符號資源的動力。這種以符號係統差異化為特征的身份建構策略是人類曆史上非常常見的現象，在後來的曆史時期甚至可以表現為大規模、整體性的宗教改宗，常見於居於弱勢或危機狀態的政治體，性質上相當於鍛造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自衛武器”（defensive ideological weapon）。
根據饒宗頤先生的研究，蜀地經常是強盛時期的商王朝征討的對象，前引李旻博士的研究則表明，中原“三代”主要通過重構高地龍山社會傳統進行自身的身份建構。這種情況下同樣作為“高地龍山社會”的繼承者，卻在政治和軍事上處於弱勢的蜀地會麵臨一個現實難題，特別是在有必要強化自身生存能力的時候。這可能是三星堆似乎有意棄用一些典型的高地龍山元素，轉而投資具有強烈差異化效果的符號係統的原因。通過符號係統的差異化來塑造有別於中原的政治身份，三星堆人群從自己有條件接觸並一定程度上共享某種商業價值觀的遠方進口一些現成的看起來高大上的符號，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這可以作為我們對三星堆獨特的符號係統的原則性解釋，需要說明的地方僅僅在於，這種通常出於政治考量的差異化身份建構策略，固然也可以看作一種初級的文明身份建構行為，卻不能夠等同於後者，後者比政治身份有著深厚得多的內容和邏輯。最有意味的是，如果仔細比對理論上有可能途經“季風帶海上文化互動區”到達三星堆的符號元素和古代西亞或者埃及新王朝本土的相似元素的話，我們會發現，沒有一件是從形式到內容的複製。三星堆文明對外來符號元素的運用方式是典型的拿來主義和舊料新用。
也就是說，三星堆文明即使使用進口的符號元素來進行政治意義上的自我身份建構，對這種外來符號進一步的本土改造暴露了他們原有的底色，其底色出自“半月形傳播帶”及其兩翼構成的中華文明力量場之內。最近三星堆3號坑出土的神樹紋玉琮，可以說為此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證。王仁湘先生經過初步觀察，認為“它的特別之處，是在琮的兩麵各刻畫有一棵神樹紋，這是前所未有的發現”。在最近重新開始發掘之前，特別是三星堆2號坑出土的1號青銅神樹，早已經是三星堆著名的標誌性器物。根據考古學家的重構，這件巨型神樹殘高396厘米，由“樹座、樹杆、三層樹枝及九隻鳥和一條龍組成”。新出神樹紋玉琮對神樹的描繪和1號神樹有細節差異，如玉琮神樹似有六枝而非九枝，特別是底座部位無龍形出現。這件神樹紋玉琮、1號神樹以及之前出土的更多神樹配件的存在表明，神樹確實在三星堆符號係統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但新出神樹紋玉琮體現出來的符號組合方式，將三星堆的神樹形象刻劃到玉琮之上，簡直就是對“底色”一詞的字麵注解。
當然，正因為玉琮之上的神樹紋和1號神樹樹形有細節上的差異，對三星堆神樹的討論仍然要迴到更具有代表性的1號神樹。關於1號神樹，在眾多的解讀中，日本學者徐朝龍的總結具有代表性：“能夠確定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出現的‘神話大樹’的源流，追溯到遠遠早於戰國時代的商周時期，處於離中國中原地區很遠的長江上遊的四川之地”，神樹不屬於商周係統，而是“中國形成統一之前一千年以前開花於中國的一個地區即古代蜀國（四川）的三星堆青銅文明獨特的產物”。在我們看來，固然在早期中國的範圍內，將神樹溯源至三星堆文明問題不大，僅僅強調1號神樹體現出的是古代蜀地傳統並沒有解決問題。有時候這恰恰還會成為簡單強調三星堆文明與商文明異質的理由。三星堆1號神樹是一種符號元素的組合，將神樹、神鳥和龍形結合在一起，這顯示出三星堆神樹同樣是有意建構的結果，這種觀察方式更能夠幫助我們看到三星堆神樹的真相。
細節上有差別的各種神樹符號，經常與“翼獸”組合，常見於西亞北非大體同時代的“國際化風格”，但神樹與鳥、龍合為一體並不屬於這個符號係統。古代西亞關於基什（kish）之王埃塔那（etana）的神話故事中出現了樹、鳥、蛇的組合，但其中隻有一隻鷹，而三星堆1號神樹的枝頭至少有九隻鳥。在這個問題上，孫華教授等最近通過重新梳理考古和文獻證據，指出古蜀文化中的太陽鳥神話可以追溯到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和長江中下遊的高廟文化、河姆渡文化，我們認為此說可從。孫華教授認為，古蜀文化中的太陽崇拜思想，其神隻形象和特定的組合形式應該起源於長江中下遊地區，以後伴隨著稻作農業的大傳播到達黃河中上遊地區和長江上遊地區，並在長江上遊四川盆地的古蜀文化中完成體係化。太陽鳥與神樹和龍形的組合，是三星堆文明創造性的體現，但這種創造的方式類似於魯迅先生說的“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所用的資源盡管有部分元素可能來自異鄉，作為點睛之筆的太陽鳥卻仍然是以“半月形傳播帶”為主動脈的中華文明力量場之內的產物。經過重新組合的三星堆1號神樹將會留下屬於自身的文化記憶，但單純的神樹符號實在並非三星堆文明的本色。
本文嚐試從公元前兩千紀整個亞歐大陸青銅文明的動態分布格局出發來觀察三星堆文明。我們注意到，公元前兩千紀是亞歐大陸青銅文明互動頻繁的時代，而這個時代的各青銅文明固然可以劃入學者們所說的不同文化互動區，它們在分布上更具有基礎性的特征在於，它們處在亞歐大陸境內或邊緣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線上，包括歐亞草原帶、“內亞山地走廊”、印度洋航道，以及對理解三星堆以及整個中華文明都至關重要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由這些文明大動脈帶動的文明史動態進程與考古學意義上的文化互動區概念既有聯係也有重要的區別，後者或可有助於解釋前者，但無法從概念上替代前者。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樣，處於貫穿我國境內，從東北亞直到東南亞，被童恩正稱作“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中華文明大動脈上，是由這個中華文明大動脈及其兩翼共同構成的中華文明力量場之中的地方性文明傳統。“力量場”是我們為了方便，借用物理學概念進行的類比表達，尚不具備文明史方法論的價值，對後者的係統論證超出了本文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