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朝曆代帝王和官員們都在努力理解天幕提到的這些內容。


    雖然之前在介紹管仲施行的政策時就有提到過這些,但太籠統了,遠沒有現在這樣詳細。


    親曆過大明寶鈔濫發超發,迅速貶值幾乎變成廢紙的朱棣,最是能理解天幕告知的這些治理經濟的依據有多重要。


    “從我大明洪武年間開始,我大明為了推行寶鈔,就直接禁止了民間以金銀物貨交易,隻能使用寶鈔。


    可有了寶鈔卻根本沒有一個準確的依據,來判斷具體應該發行多少寶鈔。


    隻知道讓百姓都用上了寶鈔,朝廷需要擴軍、打仗、營造時,隻需要印發寶鈔就能輕易解決開支。


    不清楚百姓到底需要多少寶鈔,又能承受多少寶鈔,可不就越印越多,導致寶鈔越來越不值錢了嗎?


    現在百姓都不肯用寶鈔了,私下又迴到了用銅錢銀子來買賣。


    還是得像宋朝一樣,百姓既能用銅錢來兌換寶鈔,也要能夠用寶鈔兌出銅錢。


    寶鈔隻能是方便百姓買賣,不能變成盤剝百姓的害人物件。


    銀子就算了,我大明銀礦不多,讓銀子也能兌換寶鈔隻能便宜了異邦。


    至於以後寶鈔增發多少,就按物價來。


    物價降低了,就說明東西產出的多了,商貨不好賣了,百姓手裏沒那麽多錢用。


    自然就得增發寶鈔,讓百姓可以有足夠的錢買得起東西,商人可以把貨賣出去賺到錢,有錢了的商人又可以雇傭更多人手增加產出,把買賣做大。


    物價漲了,就說明寶鈔多過商貨,錢多物稀,就得停止增發寶鈔,讓商貨產出量跟上來,物價漸漸迴落。


    不過以物價為依據貌似隻能在大方向上調控,反應有些慢。


    物價明顯下跌的時候,或許商人因為賺的少,或沒錢賺,生意早就做不成不做了。


    物價明顯漲了的時候,寶鈔可能早就已經印發了太多,停了印發寶鈔,物價一時半會兒也落不下來。


    嘶~後世是怎麽算出來貨幣究竟該增發多少的?是按那什麽全國生產總值增加的幾成來增發貨幣?


    要是能每年提前算出來具體的增發數,物價就能一直穩定下去,百姓買賣生產也不會時起時落了。”


    ……


    李世民看著戶部官員呈上來的戶籍、田畝和賦稅三大統計冊子,說道:


    “聽了上蒼講解的才知道,國家隻靠這三個數來製定政策還遠遠不夠。


    各行各業還有百姓生計也得統計。


    難怪當初看到的後世各個城池,都對應有各個城池的生產總值。


    後世就是靠這些數字來調控國家的。


    銅錢確實不利於我大唐發展地更快,等將來我大唐也統計出了這些,紙幣勢必要取代銅錢。


    更何況我大唐現今有了上蒼給予的諸多技藝,是定然要將龐大的國力用在開疆拓土上的。


    不將鑄幣權牢牢抓在手裏,將來如何掌控天下子民和七大洲五大洋?


    製定方略,籌備人手,今年務必要將這些數一一給統計出來,但切記不能圖快給朕胡報亂報。


    事關我大唐根本,操弄不好朕唯你們是問,將這些話傳給各級官員。”


    眾臣子同聲接旨……


    【物價,是衡量貨幣總量和經濟情況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它有明顯的滯後性。


    後世在漫長的摸索和總結經濟規律中,摸索出了一些貨幣發行的簡單計算方法。


    用生產法統計出來的國內生產總值,對應的是國內貨幣總量。


    那麽理論上,隨著生產能力進步,商品總量增加,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多少,貨幣就應該增發多少。


    但這隻是理論上的,假設的是所有生產的商品都有對應的錢可以消費。


    可實際情況中會有不少出入,但卻是合理的。


    因為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統計出來的時候,對應的是已經過去的一年應該增發的貨幣。


    如果國家發展速度不高,長期維持一個穩定水平,那麽僅僅一年的誤差倒也造不成什麽影響。


    但如果國家正處於超高速發展時期,每年國內生產總值漲幅高達百分之十甚至更多。


    那麽隻增發過去一年理應增發的貨幣,顯然會導致今年很多的商品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買,生產商也會因為資金迴籠較慢而被迫放慢產能擴張,新產品研發力度也會有所不足。


    尤其是新興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在基礎建設、工業建設、教育建設、新興科技研發等等領域都需要龐大的資金投入。


    這些領域又與高速發展密切相關,如若采取保守增發貨幣,顯然就抑製了發展速度。


    所以貨幣增發量也是需要隨機應變的,麵對這種高速發展和龐大資金需求,貨幣發行量可能需要達到生產總值增長量的1.2到1.5倍。


    比如當年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五,今年貨幣增發可能就得是百分之七左右。


    以確保國家各行各業高速發展都有足夠的資金可以使用。


    但是這樣在一年一年疊加下,明顯會導致通貨膨脹。


    不過這卻是主動的,溫和的,可控的通貨膨脹。


    是在國家規劃下進行的。


    比如定下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通脹目標,來刺激經濟高速發展。


    在這些通脹漸漸積攢達到了國家預定的閾值後,便會通過提高商業稅來迴收貨幣,達到降低通脹的目的。


    當然商業稅也不能隨隨便便增加,這會打擊商業積極性。


    應當是有選擇地針對高利暴利行業加稅,關乎國力的高科技產業則應適當少加稅或不加稅。


    並且在達到降低通脹的目的後,便要及時將賦稅降迴原來的水平,防止高壓過久,商人將生產能力和資本轉移到其它國家。


    稅收便是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工具。


    而國家將盈餘的稅收用來扶持高科技產業和扶貧改善民生等等開支,便是經濟再分配的微觀調控(這裏單指這一個方麵,微觀調控涉及的內容非常多)。


    也是抑製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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