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由北宋的程頤、程顥兄弟創立，南宋的朱熹是其集大成者。該學派竭力宣揚儒家“大道”，故也被稱為“道學”，因強調“理性”，所以又叫“理學”。
程朱理學主張“格物窮理”“存天理，滅人欲”。朱熹還提出了“致知”和“太極”的觀點，進一步完善了該學說。
明朝中期以來，王陽明心學盛行。在王陽明“心者天地萬物之主”、強調人內心和主觀能動性觀點的基礎上，對程朱理學做了尖銳批判。
李贄提出要保護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地發展，在文學上提倡“童心”，即“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劇作家徐渭提出“人生墮地，便為情使”；湯顯祖倡言“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都表現出以情反理的鮮明特征。
王學左派的觀點和思想，使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個體的情感、欲望和本真，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程朱理學過於嚴格的道德規範和思想束縛。他們強調詩文創作應不受傳統倫理及古人陳法的禁錮與束縛，自由地抒發真情實感。
王陽明（1472年-1529年），即王守仁，明朝紹興府餘姚人（今中國浙江餘姚市），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他出身名門望族，年少時便有四方之誌。
王陽明在早年的求學，先後師從大文學家婁諒和大軍事學家許璋，這兩段經曆猶如璀璨星辰，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
王陽明師從婁諒時，年僅十七歲。婁諒傾囊相授，王陽明如饑似渴地學習，在三年的時間裏，研讀了超過二百部程朱理學的經典，寫下的讀書筆記多達數十萬字。
婁諒，明代理學家。師從吳與弼，繼承朱熹學說，偏於心學，主張主敬“窮理”，中舉後迴鄉講學。
他們常常挑燈夜談，對理學的精髓反複琢磨，不下千次的探討讓王陽明的思想愈發深邃。
而拜許璋為師時，王陽明二十出頭，正值青春激昂。在許璋的指導下，王陽明參與了不下五十次的軍事案例剖析，模擬了超過二百場戰爭的布局與指揮。每一次的剖析，他都全神貫注，筆記密密麻麻；每一場模擬，他都仿佛置身戰場，調兵遣將，思索致勝之道。
許璋，明代軍事學家，在軍事戰略、戰術及兵法運用上造詣深厚，將軍事智慧傳授給王陽明，培養了王陽明的軍事才能。
在與婁諒的學習中，婁諒對王陽明在哲學思考和道德觀念的塑造上幫助極大。他引導王陽明深入思考人性、天理，培養了王陽明嚴謹的思維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在許璋這裏，許璋不僅傳授軍事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了王陽明的決斷力和戰略眼光。他教導王陽明在複雜的局勢中迅速洞察關鍵，果斷做出決策。
正是早年師從這兩位大家的經曆，為王陽明日後提出“知行合一”的偉大思想奠定了堅實基礎。
王陽明曾作《蔽月山房》詩，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思維水平。
他問老師何為天下第一等人，認為也許是讀書做聖賢。他還遠赴邊塞遊曆，了解邊境情況，胸懷建功立業之誌。
王陽明12 歲就立誌要做“聖人”，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誌向。
1492年，21歲的王陽明為了實踐朱熹所說的“眾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與一位姓錢的朋友在父親的官署中對著竹子進行“格物”。
通過觀察和思考來推究竹子所蘊藏的“理”。錢姓朋友從早到晚竭盡心思地割竹子，三天後累倒了。而王陽明選擇繼續堅持，他獨自“格竹”，七天後也大病一場。
經過這次事件，王陽明感歎道：“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此後，他對朱熹理學的正統觀點產生了懷疑。
從王陽明的自述“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可以看出，他和錢姓朋友確實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在觀察竹子上，但“早夜去窮格”“竭其心思”等描述也足以體現他們的專注和投入程度。
“格竹”事件後王陽明開始重新思考和探索“格物致知”的真正含義，為他後來提出“心學”理論奠定了基礎。
有人認為這是王陽明對朱熹理學的一次實踐嚐試，雖然沒有直接獲得預期的結果，但引發了他對傳統理學的深入思考；也有人認為這反映了朱熹“格物致知”理論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無論如何，“格竹”都成為了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著名事件，引發了後人對哲學方法和認知理論的諸多探討。
王陽明於弘治十二年，二十八歲時考中進士，從此踏上了仕途。
正德十一年（1516 年），王陽明被任命為都察院左僉都禦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當地匪患嚴重，據史料記載，僅在正德十二年正月到三月，王陽明就指揮軍隊進行了大小戰鬥 20 餘次，剿滅山賊數以千計。
他有三個過人之處。其一，不重形式，隻重實質。動用的剿匪部隊主要是機動部隊，人數最多時才一萬餘人。他認為山賊未經專業軍事訓練，野戰能力脆弱，隻要解決他們倚靠的“地利”即可，而一支驍勇善戰的機動部隊就能勝任。
其二，以毒攻毒，以賊攻賊。正規軍較少訓練山地戰，對付山賊草寇往往力不從心。王陽明重用受降的盧珂就是此策略的體現。
其三，善用心理戰，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讓人難以捉摸。每消滅一處土匪，他就在當地建立政府據點，如崇義縣、和平縣。他還實行了保甲製、光榮榜和黑名單等措施。
他推行《南贛鄉約》，從思想層麵解決匪患產生的根源。通過這些舉措，王陽明成功平定了南贛地區為患數十年的盜亂。
正德十四年（1519年），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亂。王陽明當時手中無兵權，通過一係列策略，成功組織力量進行平叛。
他先是督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邀請江西在任及致仕官吏備戰，聚集各道兵馬，征調糧草、製造兵械戰船；又使用離間計，致信寧王朱宸濠的左右偽相，使其不敢輕舉妄動。
在勤王兵卒未到的情況下，王陽明趁朱宸濠帶兵攻陷九江、南康，鏖戰安慶之際，領兵萬餘人出吉安，攻占了寧王的南昌大營。
朱宸濠迴師救援，雙方在鄱陽湖決戰十餘天，最終王陽明活捉朱宸濠，僅用四十三天就平定了這場震動大江南北的叛亂。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陽明率湖廣兵抵達南寧，後派遣大臣商議，並命湖廣僉事汪溱、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參將張經、都指揮謝佩監湖廣土兵，襲剿斷藤峽叛軍。起初叛軍聽聞湖廣土兵抵達，均逃匿深險之中，
後見王陽明以散遣諸兵布陣，防備弛緩。湖廣兵偃旗臥鼓馳馬抵達後，與明軍一同突進，四麵夾擊，叛軍大敗，退守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軍攀木緣崖仰攻，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擊斷藤峽。隨後王陽明密檄諸將移兵剿仙台等賊，最終將斷藤峽叛軍幾乎全部剿滅。
王陽明能夠在軍政和哲學思想之間融合，得益於他的心學理念。“知行合一”強調認識與行動的統一，這使他能夠將哲學思想應用於實際事務中，包括軍事行動和政治管理。他的哲學思想為他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洞察力和決策能力，幫助他在複雜的局勢中做出明智的判斷和行動。
在平定寧王之亂時，他對局勢的準確判斷和果斷決策，以及運用心理戰等手段，都體現了他將心學理念與軍事策略相結合的能力。
王陽明忤逆宦官劉瑾而遭廷杖四十，隨後投入詔獄。在詔獄中的時間沒有確切的詳細記載，但這段牢獄經曆對他身心造成了極大的創傷。
出獄後，王陽明被貶至貴州龍場。龍場位於今貴州省貴陽市修文縣，環境極為惡劣，物資匱乏，瘴癘彌漫。王陽明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不斷反思和探索，
正德三年（1508 年）的一個夜晚，頓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史稱“龍場悟道”。這標誌著他心學體係的初步形成。
以往通過向外在事物尋求天理是錯誤的，天理其實就在人的內心之中，每個人都具有成為聖人的潛質，隻需通過自我的內心反省和實踐就能達到。這核心觀點，也為他後來在哲學和思想領域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礎。
他的學說與孔子、孟子、朱熹一道被後世尊稱為“孔孟朱王”。王陽明的弟子遍布各地，據不完全統計，有名有姓可考的弟子就多達數百人。
儒家思想強調的道德標準和社會秩序，初衷是引導人們向善、和諧共處，儒家並非主張無條件地大度原諒，而是強調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當的教誨和懲戒，以達到改過遷善的目的。
在封建社會女性地位低下等，並非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本意。儒家提倡的“仁”包含對所有人的尊重和關愛，這些不平等現象是封建製度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扭曲。
弘治十五年，三十一歲的王陽明請假歸鄉養病，築室於陽明洞旁。他每日靜坐冥想，思索人生問題。經過長久的苦思，一天晚上他終於領悟到“心即理”，困擾他多年的格物窮理問題找到了答案。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致良知”強調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知行合一”則重視知與行的關係，認為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為表裏，不可分離。
王陽明強調“心即理”，認為每個人內心都有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無需向外尋求。“知行合一”的理念讓人們認識到知與行的緊密聯係，避免了隻知不行的空談，使得道德修養能夠真正落實到日常生活的行動中。
王陽明心學啟發人們關注內心的力量，注重實踐與認知的統一，追求自我實現和道德修養的提升。
曾忤逆宦官劉瑾而遭廷杖冤獄，在謫官貴州龍場期間頓悟“格物致知”之道。王陽明主張“心者天地萬物之主”，強調人的內心和主觀能動性，始創“姚江學派”，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哲學命題，構建起完整的“心學”體係，有力地衝擊了日趨僵化的朱子理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宋明理學，將中國古代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推向了巔峰。
在其步入天命之年後，因平叛安民治世有功，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受封新建伯，是明朝積功受爵的三大文臣之一。
王陽明的主要著作有《王陽明全集》《傳習錄》《王文成公全書》等。
其中《傳習錄》是王陽明的問答語錄和論學書信集，是研究其心學思想及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書中體現了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誠意格物等哲學思想。上卷經王陽明本人審閱，中卷的書信出自其親筆，下卷雖未經本人審閱，但較為具體地解說了他晚年的思想，並記載了他提出的“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四句教”。
嘉靖七年（1529年），王陽明卒於江西南安（大餘縣境內），享年57歲。後葬於浙江洪溪（紹興市境內）。隆慶初年（1568年）追授新建侯，諡文成，故後世也稱其為“王文成公”；萬曆十二年從祀於孔廟。
在去世前一年，王陽明任兩廣總督軍務時就患有“咳痢之疾”，嚴重到無法正常生活，同年十月他上書嘉靖皇帝，請求告病還鄉。船行至江西南安時，當地官員周積前來拜見，見他“咳喘不已”，王陽明對他說“病勢危急，所未死者，元氣耳”。由於病勢加重無法繼續前行，舟船便在南安停下。1529年1月9日，王陽明召周積入舟，此時他已不能語，隻留下“此心光明，亦複何言”的八字遺言後便去世了。
根據他的後期症狀，不少醫者推測王陽明患的是肺結核，中醫稱癆症。他從小體弱多病，臉色發青，中年後更加明顯，被認為是先天性肺病的征兆。28歲時，他考中進士，次年任正六品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因白天忙於公事，晚上仍刻苦讀書，積勞成疾，開始咳嗽、嘔血，這是肺結核常見的早期症狀。30歲時，他被朝廷派到江蘇、安徽一帶審犯人，審完案卷後更覺勞累，不久舊病複發。37歲時他被廷杖四十並關押進大牢，備受折磨。後來被發配至貴州修文縣，當地係瘴癘之地，外加旅途勞累，使他本就羸弱的身體苦不堪言。56歲時，他又受命帶兵鎮壓廣西思恩、田州等地民族叛亂，軍旅奔波和惡劣環境使他的肺病再次複發。
程朱理學主張“格物窮理”“存天理，滅人欲”。朱熹還提出了“致知”和“太極”的觀點，進一步完善了該學說。
明朝中期以來，王陽明心學盛行。在王陽明“心者天地萬物之主”、強調人內心和主觀能動性觀點的基礎上，對程朱理學做了尖銳批判。
李贄提出要保護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地發展，在文學上提倡“童心”，即“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劇作家徐渭提出“人生墮地，便為情使”；湯顯祖倡言“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都表現出以情反理的鮮明特征。
王學左派的觀點和思想，使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個體的情感、欲望和本真，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程朱理學過於嚴格的道德規範和思想束縛。他們強調詩文創作應不受傳統倫理及古人陳法的禁錮與束縛，自由地抒發真情實感。
王陽明（1472年-1529年），即王守仁，明朝紹興府餘姚人（今中國浙江餘姚市），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他出身名門望族，年少時便有四方之誌。
王陽明在早年的求學，先後師從大文學家婁諒和大軍事學家許璋，這兩段經曆猶如璀璨星辰，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
王陽明師從婁諒時，年僅十七歲。婁諒傾囊相授，王陽明如饑似渴地學習，在三年的時間裏，研讀了超過二百部程朱理學的經典，寫下的讀書筆記多達數十萬字。
婁諒，明代理學家。師從吳與弼，繼承朱熹學說，偏於心學，主張主敬“窮理”，中舉後迴鄉講學。
他們常常挑燈夜談，對理學的精髓反複琢磨，不下千次的探討讓王陽明的思想愈發深邃。
而拜許璋為師時，王陽明二十出頭，正值青春激昂。在許璋的指導下，王陽明參與了不下五十次的軍事案例剖析，模擬了超過二百場戰爭的布局與指揮。每一次的剖析，他都全神貫注，筆記密密麻麻；每一場模擬，他都仿佛置身戰場，調兵遣將，思索致勝之道。
許璋，明代軍事學家，在軍事戰略、戰術及兵法運用上造詣深厚，將軍事智慧傳授給王陽明，培養了王陽明的軍事才能。
在與婁諒的學習中，婁諒對王陽明在哲學思考和道德觀念的塑造上幫助極大。他引導王陽明深入思考人性、天理，培養了王陽明嚴謹的思維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在許璋這裏，許璋不僅傳授軍事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了王陽明的決斷力和戰略眼光。他教導王陽明在複雜的局勢中迅速洞察關鍵，果斷做出決策。
正是早年師從這兩位大家的經曆，為王陽明日後提出“知行合一”的偉大思想奠定了堅實基礎。
王陽明曾作《蔽月山房》詩，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思維水平。
他問老師何為天下第一等人，認為也許是讀書做聖賢。他還遠赴邊塞遊曆，了解邊境情況，胸懷建功立業之誌。
王陽明12 歲就立誌要做“聖人”，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誌向。
1492年，21歲的王陽明為了實踐朱熹所說的“眾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與一位姓錢的朋友在父親的官署中對著竹子進行“格物”。
通過觀察和思考來推究竹子所蘊藏的“理”。錢姓朋友從早到晚竭盡心思地割竹子，三天後累倒了。而王陽明選擇繼續堅持，他獨自“格竹”，七天後也大病一場。
經過這次事件，王陽明感歎道：“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此後，他對朱熹理學的正統觀點產生了懷疑。
從王陽明的自述“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可以看出，他和錢姓朋友確實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在觀察竹子上，但“早夜去窮格”“竭其心思”等描述也足以體現他們的專注和投入程度。
“格竹”事件後王陽明開始重新思考和探索“格物致知”的真正含義，為他後來提出“心學”理論奠定了基礎。
有人認為這是王陽明對朱熹理學的一次實踐嚐試，雖然沒有直接獲得預期的結果，但引發了他對傳統理學的深入思考；也有人認為這反映了朱熹“格物致知”理論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無論如何，“格竹”都成為了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著名事件，引發了後人對哲學方法和認知理論的諸多探討。
王陽明於弘治十二年，二十八歲時考中進士，從此踏上了仕途。
正德十一年（1516 年），王陽明被任命為都察院左僉都禦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當地匪患嚴重，據史料記載，僅在正德十二年正月到三月，王陽明就指揮軍隊進行了大小戰鬥 20 餘次，剿滅山賊數以千計。
他有三個過人之處。其一，不重形式，隻重實質。動用的剿匪部隊主要是機動部隊，人數最多時才一萬餘人。他認為山賊未經專業軍事訓練，野戰能力脆弱，隻要解決他們倚靠的“地利”即可，而一支驍勇善戰的機動部隊就能勝任。
其二，以毒攻毒，以賊攻賊。正規軍較少訓練山地戰，對付山賊草寇往往力不從心。王陽明重用受降的盧珂就是此策略的體現。
其三，善用心理戰，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讓人難以捉摸。每消滅一處土匪，他就在當地建立政府據點，如崇義縣、和平縣。他還實行了保甲製、光榮榜和黑名單等措施。
他推行《南贛鄉約》，從思想層麵解決匪患產生的根源。通過這些舉措，王陽明成功平定了南贛地區為患數十年的盜亂。
正德十四年（1519年），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亂。王陽明當時手中無兵權，通過一係列策略，成功組織力量進行平叛。
他先是督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邀請江西在任及致仕官吏備戰，聚集各道兵馬，征調糧草、製造兵械戰船；又使用離間計，致信寧王朱宸濠的左右偽相，使其不敢輕舉妄動。
在勤王兵卒未到的情況下，王陽明趁朱宸濠帶兵攻陷九江、南康，鏖戰安慶之際，領兵萬餘人出吉安，攻占了寧王的南昌大營。
朱宸濠迴師救援，雙方在鄱陽湖決戰十餘天，最終王陽明活捉朱宸濠，僅用四十三天就平定了這場震動大江南北的叛亂。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陽明率湖廣兵抵達南寧，後派遣大臣商議，並命湖廣僉事汪溱、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參將張經、都指揮謝佩監湖廣土兵，襲剿斷藤峽叛軍。起初叛軍聽聞湖廣土兵抵達，均逃匿深險之中，
後見王陽明以散遣諸兵布陣，防備弛緩。湖廣兵偃旗臥鼓馳馬抵達後，與明軍一同突進，四麵夾擊，叛軍大敗，退守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軍攀木緣崖仰攻，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擊斷藤峽。隨後王陽明密檄諸將移兵剿仙台等賊，最終將斷藤峽叛軍幾乎全部剿滅。
王陽明能夠在軍政和哲學思想之間融合，得益於他的心學理念。“知行合一”強調認識與行動的統一，這使他能夠將哲學思想應用於實際事務中，包括軍事行動和政治管理。他的哲學思想為他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洞察力和決策能力，幫助他在複雜的局勢中做出明智的判斷和行動。
在平定寧王之亂時，他對局勢的準確判斷和果斷決策，以及運用心理戰等手段，都體現了他將心學理念與軍事策略相結合的能力。
王陽明忤逆宦官劉瑾而遭廷杖四十，隨後投入詔獄。在詔獄中的時間沒有確切的詳細記載，但這段牢獄經曆對他身心造成了極大的創傷。
出獄後，王陽明被貶至貴州龍場。龍場位於今貴州省貴陽市修文縣，環境極為惡劣，物資匱乏，瘴癘彌漫。王陽明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不斷反思和探索，
正德三年（1508 年）的一個夜晚，頓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史稱“龍場悟道”。這標誌著他心學體係的初步形成。
以往通過向外在事物尋求天理是錯誤的，天理其實就在人的內心之中，每個人都具有成為聖人的潛質，隻需通過自我的內心反省和實踐就能達到。這核心觀點，也為他後來在哲學和思想領域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礎。
他的學說與孔子、孟子、朱熹一道被後世尊稱為“孔孟朱王”。王陽明的弟子遍布各地，據不完全統計，有名有姓可考的弟子就多達數百人。
儒家思想強調的道德標準和社會秩序，初衷是引導人們向善、和諧共處，儒家並非主張無條件地大度原諒，而是強調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當的教誨和懲戒，以達到改過遷善的目的。
在封建社會女性地位低下等，並非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本意。儒家提倡的“仁”包含對所有人的尊重和關愛，這些不平等現象是封建製度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扭曲。
弘治十五年，三十一歲的王陽明請假歸鄉養病，築室於陽明洞旁。他每日靜坐冥想，思索人生問題。經過長久的苦思，一天晚上他終於領悟到“心即理”，困擾他多年的格物窮理問題找到了答案。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致良知”強調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知行合一”則重視知與行的關係，認為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為表裏，不可分離。
王陽明強調“心即理”，認為每個人內心都有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無需向外尋求。“知行合一”的理念讓人們認識到知與行的緊密聯係，避免了隻知不行的空談，使得道德修養能夠真正落實到日常生活的行動中。
王陽明心學啟發人們關注內心的力量，注重實踐與認知的統一，追求自我實現和道德修養的提升。
曾忤逆宦官劉瑾而遭廷杖冤獄，在謫官貴州龍場期間頓悟“格物致知”之道。王陽明主張“心者天地萬物之主”，強調人的內心和主觀能動性，始創“姚江學派”，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哲學命題，構建起完整的“心學”體係，有力地衝擊了日趨僵化的朱子理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宋明理學，將中國古代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推向了巔峰。
在其步入天命之年後，因平叛安民治世有功，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受封新建伯，是明朝積功受爵的三大文臣之一。
王陽明的主要著作有《王陽明全集》《傳習錄》《王文成公全書》等。
其中《傳習錄》是王陽明的問答語錄和論學書信集，是研究其心學思想及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書中體現了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誠意格物等哲學思想。上卷經王陽明本人審閱，中卷的書信出自其親筆，下卷雖未經本人審閱，但較為具體地解說了他晚年的思想，並記載了他提出的“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四句教”。
嘉靖七年（1529年），王陽明卒於江西南安（大餘縣境內），享年57歲。後葬於浙江洪溪（紹興市境內）。隆慶初年（1568年）追授新建侯，諡文成，故後世也稱其為“王文成公”；萬曆十二年從祀於孔廟。
在去世前一年，王陽明任兩廣總督軍務時就患有“咳痢之疾”，嚴重到無法正常生活，同年十月他上書嘉靖皇帝，請求告病還鄉。船行至江西南安時，當地官員周積前來拜見，見他“咳喘不已”，王陽明對他說“病勢危急，所未死者，元氣耳”。由於病勢加重無法繼續前行，舟船便在南安停下。1529年1月9日，王陽明召周積入舟，此時他已不能語，隻留下“此心光明，亦複何言”的八字遺言後便去世了。
根據他的後期症狀，不少醫者推測王陽明患的是肺結核，中醫稱癆症。他從小體弱多病，臉色發青，中年後更加明顯，被認為是先天性肺病的征兆。28歲時，他考中進士，次年任正六品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因白天忙於公事，晚上仍刻苦讀書，積勞成疾，開始咳嗽、嘔血，這是肺結核常見的早期症狀。30歲時，他被朝廷派到江蘇、安徽一帶審犯人，審完案卷後更覺勞累，不久舊病複發。37歲時他被廷杖四十並關押進大牢，備受折磨。後來被發配至貴州修文縣，當地係瘴癘之地，外加旅途勞累，使他本就羸弱的身體苦不堪言。56歲時，他又受命帶兵鎮壓廣西思恩、田州等地民族叛亂，軍旅奔波和惡劣環境使他的肺病再次複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