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大閱結束後不久，風險投資公司的船隊將最後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貨物送到了威海衛基地，而北洋六艦更換炮架的改裝也隨之開始。
不過，這個時候旅順修船基地的設施條件卻暴露出了很大的不足，雖然這裏擁有目前中國最大、也最先進的修船塢，但卻隻能容納一艘定鎮級別的巨艦，因此定遠號和鎮遠號更換艦炮炮架還得分成兩批進行，如果戰爭爆發時還沒換好，那可就麻煩了。
不過李暉對此倒也並不特別擔心，一方麵據自己派到日本的生化兵特工匯報，目前日本國內還沒開始動員，不太可能倉促開戰，另一方麵他對自己這一年多的努力也充滿了自信，就算日本人提前開戰，這個時空的甲午戰爭也至少不至於打成曆史上那樣幾乎是一邊倒的局麵......
由於嚴複的全力幫助，海軍術語的翻譯早已經完成，就連最近結束的北洋大閱也首次全麵采用了新的中文口令，這對北洋水師當中的老兵影響不大，但對這兩年裏參加海軍的幾百名新兵來說，卻無疑大大加快了戰鬥力的成型。
中文口令的推廣普及同時還導致了另外一個結果，那些中文水平不過關的洋員因此紛紛被炒了魷魚，隻餘下了少數漢語水平過硬的，這一方麵大大減輕了保密工作的壓力，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北洋水師內部的隱患。
要知道曆史上逼死丁汝昌、並冒用其名義命令北洋水師殘餘官兵向日本人投降的，主要正是這些始終抱著雇傭兵心態的洋大人和被他們收買的敗類......
突然丟掉北洋水師薪水豐厚的職位，那些洋人自然都十分不滿，他們紛紛揚言沒了他們的幫助北洋水師一定會在戰爭中一敗塗地。
但這些話不過隻是敗犬的悲鳴罷了，北洋水師成軍已經很有些年頭了，而國內水師學堂的興辦則還要早得多，其實早已不再缺乏一般水平（到中國來冒險的西方人當中很少有真正的技術專家，否則他們在本國就可以混得很好，又何必來東方冒險？）的技術人才，騰出那麽多位子後還能多安排幾個還在待業的水師學堂畢業生。
對此最高興的莫過於嚴複，雖然此時的他已經辭去了天津水師學堂總辦一職，但對於那些昔日的弟子仍然十分關心。
因為一直得不到李鴻章的重用，嚴複早就有了辭官的念頭，但因為始終沒想好自己辭官之後該幹什麽，曆史上嚴複遲遲都沒能下得了這個決心。
而在這個時空，嚴複遇到了李暉，隨著這一年多來的相處，一向心高氣傲的嚴複終於完全被李暉的遠見卓識與奇思妙想所折服，而李暉也很欽佩嚴複廣博精深的學問和不恥下問的好學態度，而同樣的憂國憂民之心更是產生了共鳴，兩人因此成為了忘年交。
有了這樣的關係之後，李暉跟嚴複更是無話不談，甚至就他連對李鴻章的不滿也不再掩飾，其中他對於教育問題的看法立即就引起了嚴複的共鳴......
雖然李暉知道背後議論不好，但一年來他對李鴻章的功利短視和謹小慎微已經忍無可忍，不找個人說出來實在是受不了，“洋務運動搞了這麽多年，但中國跟西方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增大了，特別是李中堂主持洋務以後，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我想問題是出在對教育的態度上，西方列強之所強大，無非是依靠著先進的武器、發達的工業和優秀的體製與國民素質，其中無論是哪一樣，都離不開近代教育。當年普法戰爭之所以最後普軍大獲全勝，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當時的普魯士擁有更加優越的國民教育體係，基層官兵的素質明顯比法國人高出一籌。日本人以德國為師，首先學到的就是重視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這二十餘年來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別的不說，光是超過咱們兩倍的征稅效率和總兵力達到十幾萬人的近代化常備軍，就足以說明一個新興的列強正在崛起。而‘我大清’搞的所謂“洋務”，這些年裏不過送了百十個人（其中還包括自發的）留洋、同時在國內辦了幾個、頂多十幾個學堂而已，絕大部分精英還是繼續讀著對於富國強兵毫無意義的四書五經，國內滿打滿算也才幾千個接受了近代教育的人士，其中能夠算得上合格的近代人才恐怕也就幾百位，這麽一點力量就連一家大型的工廠都填不滿，還想改變整個中國的麵貌？那簡直就是癡人說夢！而且即便是如此步履蹣跚的中國近代教育，在咱們那位急功近利的李中堂主持洋務以後，也很明顯地受到了忽視。就拿海軍來說，機器局建了不少、軍艦買了不少，但學堂呢？以前是一個，現在是兩個，而且幾道你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總辦，應該最有發言權，你來說說，這天津水師學堂，在培養人才方麵，能跟當年的福州船政學堂相比嗎？”
“其實論師資和設施，天津還是要強過福州的，但是生源就差多了，關係戶太多，打不得、罵不得、開除學籍更不要想，有這麽多的問題學生在，好苗子也很容易被帶壞了，最後的成材率跟當年的福州船政學堂自然就完全沒法比了......”，嚴複歎了口氣道出了心中的苦水，他並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之所以一直想要辭掉學堂總辦的職務，也並不純粹是嫌棄官卑職小，掣肘太多無法盡展所長才是關鍵，“而且天津就在京城左近，有無數隻眼睛盯著，哪怕是一點細微的改革都可能會引來朝中言官的彈劾，而官辦學堂又很容易卷入官場上的傾軋，要不是每屆都多少還有幾個不錯的好苗子，我生怕自己走後他們被耽誤了，這水師學堂總辦的位子，哼哼，你以為老哥哥我真的有多麽稀罕？”
不過，這個時候旅順修船基地的設施條件卻暴露出了很大的不足，雖然這裏擁有目前中國最大、也最先進的修船塢，但卻隻能容納一艘定鎮級別的巨艦，因此定遠號和鎮遠號更換艦炮炮架還得分成兩批進行，如果戰爭爆發時還沒換好，那可就麻煩了。
不過李暉對此倒也並不特別擔心，一方麵據自己派到日本的生化兵特工匯報，目前日本國內還沒開始動員，不太可能倉促開戰，另一方麵他對自己這一年多的努力也充滿了自信，就算日本人提前開戰，這個時空的甲午戰爭也至少不至於打成曆史上那樣幾乎是一邊倒的局麵......
由於嚴複的全力幫助，海軍術語的翻譯早已經完成，就連最近結束的北洋大閱也首次全麵采用了新的中文口令，這對北洋水師當中的老兵影響不大，但對這兩年裏參加海軍的幾百名新兵來說，卻無疑大大加快了戰鬥力的成型。
中文口令的推廣普及同時還導致了另外一個結果，那些中文水平不過關的洋員因此紛紛被炒了魷魚，隻餘下了少數漢語水平過硬的，這一方麵大大減輕了保密工作的壓力，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北洋水師內部的隱患。
要知道曆史上逼死丁汝昌、並冒用其名義命令北洋水師殘餘官兵向日本人投降的，主要正是這些始終抱著雇傭兵心態的洋大人和被他們收買的敗類......
突然丟掉北洋水師薪水豐厚的職位，那些洋人自然都十分不滿，他們紛紛揚言沒了他們的幫助北洋水師一定會在戰爭中一敗塗地。
但這些話不過隻是敗犬的悲鳴罷了，北洋水師成軍已經很有些年頭了，而國內水師學堂的興辦則還要早得多，其實早已不再缺乏一般水平（到中國來冒險的西方人當中很少有真正的技術專家，否則他們在本國就可以混得很好，又何必來東方冒險？）的技術人才，騰出那麽多位子後還能多安排幾個還在待業的水師學堂畢業生。
對此最高興的莫過於嚴複，雖然此時的他已經辭去了天津水師學堂總辦一職，但對於那些昔日的弟子仍然十分關心。
因為一直得不到李鴻章的重用，嚴複早就有了辭官的念頭，但因為始終沒想好自己辭官之後該幹什麽，曆史上嚴複遲遲都沒能下得了這個決心。
而在這個時空，嚴複遇到了李暉，隨著這一年多來的相處，一向心高氣傲的嚴複終於完全被李暉的遠見卓識與奇思妙想所折服，而李暉也很欽佩嚴複廣博精深的學問和不恥下問的好學態度，而同樣的憂國憂民之心更是產生了共鳴，兩人因此成為了忘年交。
有了這樣的關係之後，李暉跟嚴複更是無話不談，甚至就他連對李鴻章的不滿也不再掩飾，其中他對於教育問題的看法立即就引起了嚴複的共鳴......
雖然李暉知道背後議論不好，但一年來他對李鴻章的功利短視和謹小慎微已經忍無可忍，不找個人說出來實在是受不了，“洋務運動搞了這麽多年，但中國跟西方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增大了，特別是李中堂主持洋務以後，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我想問題是出在對教育的態度上，西方列強之所強大，無非是依靠著先進的武器、發達的工業和優秀的體製與國民素質，其中無論是哪一樣，都離不開近代教育。當年普法戰爭之所以最後普軍大獲全勝，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當時的普魯士擁有更加優越的國民教育體係，基層官兵的素質明顯比法國人高出一籌。日本人以德國為師，首先學到的就是重視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這二十餘年來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別的不說，光是超過咱們兩倍的征稅效率和總兵力達到十幾萬人的近代化常備軍，就足以說明一個新興的列強正在崛起。而‘我大清’搞的所謂“洋務”，這些年裏不過送了百十個人（其中還包括自發的）留洋、同時在國內辦了幾個、頂多十幾個學堂而已，絕大部分精英還是繼續讀著對於富國強兵毫無意義的四書五經，國內滿打滿算也才幾千個接受了近代教育的人士，其中能夠算得上合格的近代人才恐怕也就幾百位，這麽一點力量就連一家大型的工廠都填不滿，還想改變整個中國的麵貌？那簡直就是癡人說夢！而且即便是如此步履蹣跚的中國近代教育，在咱們那位急功近利的李中堂主持洋務以後，也很明顯地受到了忽視。就拿海軍來說，機器局建了不少、軍艦買了不少，但學堂呢？以前是一個，現在是兩個，而且幾道你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總辦，應該最有發言權，你來說說，這天津水師學堂，在培養人才方麵，能跟當年的福州船政學堂相比嗎？”
“其實論師資和設施，天津還是要強過福州的，但是生源就差多了，關係戶太多，打不得、罵不得、開除學籍更不要想，有這麽多的問題學生在，好苗子也很容易被帶壞了，最後的成材率跟當年的福州船政學堂自然就完全沒法比了......”，嚴複歎了口氣道出了心中的苦水，他並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之所以一直想要辭掉學堂總辦的職務，也並不純粹是嫌棄官卑職小，掣肘太多無法盡展所長才是關鍵，“而且天津就在京城左近，有無數隻眼睛盯著，哪怕是一點細微的改革都可能會引來朝中言官的彈劾，而官辦學堂又很容易卷入官場上的傾軋，要不是每屆都多少還有幾個不錯的好苗子，我生怕自己走後他們被耽誤了，這水師學堂總辦的位子，哼哼，你以為老哥哥我真的有多麽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