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上看，鄭和下西洋與各國貿易的主要形式是“朝貢貿易”，實行“厚往薄來”的政策。在與海外各國的朝貢貿易中，明朝廷更在乎的是滿足象征性的宗主權所帶來的政治榮耀，而不是獲得豐厚利潤。這種“厚往薄來”的貿易政策，違反了經濟規律，必然難以持續，最終導致國庫虧空。
史稱鄭和下西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一方麵非均衡貿易換來的寶物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國庫收入，另一方麵支撐朝貢貿易體係的下西洋活動卻耗費巨大。
這種完全違反商業規則的“朝貢貿易”，貿易規模越大，明王朝的負擔就越重，最多時有十六國使臣一千二百餘人同時來朝，成為“曠古未有”的盛事。不堪重負之下，朝廷甚至不得不以限製次數和人數來減少某些國家的朝貢貿易。鄭和下西洋船隊龐大，官兵眾多，每次出使都要饋贈西洋各國許多珍貴禮物。西洋朝貢使者來華，明朝廷也要大量賞賜，價值遠超其朝貢物品。西洋各國的貢品都免費提供給皇室、貴族享用，而沒有進入商業軌道，沒有任何收益。
對於下西洋的船舶，明人羅懋登說，“這個船數又多，製作又細，費用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錢糧來，方才夠用”。史學家黃仁宇推算，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所花費白銀約在600萬兩以上，而明中葉朝廷每年國庫收入僅300餘萬兩，下西洋花費相當於當時國庫年支出的兩倍，這還不包括各地造船支出的費用。據計算，每艘寶船造價5000至6000兩，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銀子，每次遠航各類船舶有200多艘，僅造修費用就需要銀子數十萬兩。
船隊在海外每到一處，不是“開讀賞賜”，就是“賞賜宣諭”。
“賞賜”分為兩類：一類是無償饋贈給國王、王室成員以及大小首領的；另一類是對西洋國王“貢獻”物品的“迴賜”，而“迴賜”之物往往在貢物本身價值的十倍以上。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導致國庫日益空虛，明朝紙幣寶鈔不斷貶值。
洪武八年(1375)發行大明寶鈔，其後雖也有貶值現象，但尚不嚴重。自鄭和下西洋以後，明朝政府大量印發鈔票以填補所需費用，結果至鄭和去世的宣德八年(1433)，大明寶鈔貶值近330倍，形同廢紙。民間拒用寶鈔，專以金銀、實物作交易，官府隻好放鬆用銀禁令，銀錢公開流通。大明寶鈔原為明朝賞賜朝貢者的主要賞賜品，在國外信譽卓著，“華夷諸國莫不奉行”，而後卻因寶鈔不斷貶值以致再用寶鈔償付外蕃來貢時遭到拒絕，這也從側麵反映出明朝經濟實力的衰落。
此外，倭寇的侵擾和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殖民主義者侵略東南亞是停止下西洋的外部原因。明初國勢強盛，海防鞏固，倭寇禍害較輕；到明中葉，由於國勢式微，海防鬆弛，倭患愈演愈烈，東南沿海各省無不受其傷害。倭寇甚至深入內地，鄭和下西洋的大本營南京、太倉、長樂等地也常遭倭寇洗劫，可見事態之嚴重。與此同時，東南亞、南亞一帶的國家和地區相繼淪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昔日寧靜和平的萬裏海疆，已被刀光劍影、隆隆炮聲所代替，海盜船橫行無忌，到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鄭和下西洋時代的和平環境蕩然無存。為打擊倭寇海盜，明官府壟斷海外貿易，嚴禁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實行海禁政策，私自出海貿易將被處以極刑。因此，海禁政策也成為明中葉後停止下西洋的原因之一。
鄭和遠洋航行未能持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究其根本原因，在於鄭和航海事業的興廢完全依賴和取決於封建專製的皇權。當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出於政治需要，決定派遣船隊下西洋時，鄭和統率船隊出使西洋；當明仁宗朱高熾下詔停止下西洋一切行動時，鄭和隻好率領下西洋官兵守備南京。每次改朝換代，皇權易手，都可以決定鄭和航海事業的命運，令行則行，令停則停。作為明朝航海事業的領軍人物，鄭和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如曆史學家鄭家馨所說，從表麵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從本質來看，卻是“孤帆遠影”。
自鄭和下西洋後，中國再也沒有大規模的遠洋航海活動，且實行嚴格的“海禁”。
在鄭和離去三年後的忌日，南京南郊牛首山南麓，鄭和的衣冠塚處，出現了三個身影，兩男一女。
為首的男人，一身青衫，儒袍綸巾，看不出年輕，說二十來歲亦可，四、五十歲也無妨，平淡的眼神中不時閃現出點點晶瑩，儼然內、外功已趨化境；另一名男子，二十歲左右，圓臉，一副朝氣蓬勃的樣子，與一旁前凸後翹、滿是婦人韻味的圓臉女人，很是相似，一看便是一對母子的模樣……
這三人，正是王九、任罄帶著早已結束工部實習期滿、已分配至刑部、是刑部雲南司主事的王守仁來到鄭和衣冠塚處為鄭和祭奠……
王守仁看著自己的父親王九，問道：“父親大人，您真的確定要辭去錦衣衛指揮使之職？”
“守仁，你已長大。應知朝堂之上，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東廠勢壓錦衣衛一頭，雖然如今父親尚在，他們東揖事廠亦自錦衣衛中調了大量人手，雖然暫時還不夠看，但可以想得到，假若父親知趣而退，或許有個圓滿收場；但若不知進退，下場可想而知。”王九不置可否地答道。
“兒子，你父親以後對你的幫助應該不會太多。如今你父親的錦衣衛指揮使已然交接。當然，在交址的‘明月王’一職，暫且還會擔著。如若你有何事，還可通過各地‘明月樓’傳訊。”任罄看著已然高過自己一頭的兒子，憐愛地道。
史稱鄭和下西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一方麵非均衡貿易換來的寶物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國庫收入，另一方麵支撐朝貢貿易體係的下西洋活動卻耗費巨大。
這種完全違反商業規則的“朝貢貿易”，貿易規模越大，明王朝的負擔就越重，最多時有十六國使臣一千二百餘人同時來朝，成為“曠古未有”的盛事。不堪重負之下，朝廷甚至不得不以限製次數和人數來減少某些國家的朝貢貿易。鄭和下西洋船隊龐大，官兵眾多，每次出使都要饋贈西洋各國許多珍貴禮物。西洋朝貢使者來華，明朝廷也要大量賞賜，價值遠超其朝貢物品。西洋各國的貢品都免費提供給皇室、貴族享用，而沒有進入商業軌道，沒有任何收益。
對於下西洋的船舶，明人羅懋登說，“這個船數又多，製作又細，費用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錢糧來，方才夠用”。史學家黃仁宇推算，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所花費白銀約在600萬兩以上，而明中葉朝廷每年國庫收入僅300餘萬兩，下西洋花費相當於當時國庫年支出的兩倍，這還不包括各地造船支出的費用。據計算，每艘寶船造價5000至6000兩，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銀子，每次遠航各類船舶有200多艘，僅造修費用就需要銀子數十萬兩。
船隊在海外每到一處，不是“開讀賞賜”，就是“賞賜宣諭”。
“賞賜”分為兩類：一類是無償饋贈給國王、王室成員以及大小首領的；另一類是對西洋國王“貢獻”物品的“迴賜”，而“迴賜”之物往往在貢物本身價值的十倍以上。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導致國庫日益空虛，明朝紙幣寶鈔不斷貶值。
洪武八年(1375)發行大明寶鈔，其後雖也有貶值現象，但尚不嚴重。自鄭和下西洋以後，明朝政府大量印發鈔票以填補所需費用，結果至鄭和去世的宣德八年(1433)，大明寶鈔貶值近330倍，形同廢紙。民間拒用寶鈔，專以金銀、實物作交易，官府隻好放鬆用銀禁令，銀錢公開流通。大明寶鈔原為明朝賞賜朝貢者的主要賞賜品，在國外信譽卓著，“華夷諸國莫不奉行”，而後卻因寶鈔不斷貶值以致再用寶鈔償付外蕃來貢時遭到拒絕，這也從側麵反映出明朝經濟實力的衰落。
此外，倭寇的侵擾和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殖民主義者侵略東南亞是停止下西洋的外部原因。明初國勢強盛，海防鞏固，倭寇禍害較輕；到明中葉，由於國勢式微，海防鬆弛，倭患愈演愈烈，東南沿海各省無不受其傷害。倭寇甚至深入內地，鄭和下西洋的大本營南京、太倉、長樂等地也常遭倭寇洗劫，可見事態之嚴重。與此同時，東南亞、南亞一帶的國家和地區相繼淪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昔日寧靜和平的萬裏海疆，已被刀光劍影、隆隆炮聲所代替，海盜船橫行無忌，到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鄭和下西洋時代的和平環境蕩然無存。為打擊倭寇海盜，明官府壟斷海外貿易，嚴禁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實行海禁政策，私自出海貿易將被處以極刑。因此，海禁政策也成為明中葉後停止下西洋的原因之一。
鄭和遠洋航行未能持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究其根本原因，在於鄭和航海事業的興廢完全依賴和取決於封建專製的皇權。當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出於政治需要，決定派遣船隊下西洋時，鄭和統率船隊出使西洋；當明仁宗朱高熾下詔停止下西洋一切行動時，鄭和隻好率領下西洋官兵守備南京。每次改朝換代，皇權易手，都可以決定鄭和航海事業的命運，令行則行，令停則停。作為明朝航海事業的領軍人物，鄭和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如曆史學家鄭家馨所說，從表麵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從本質來看，卻是“孤帆遠影”。
自鄭和下西洋後，中國再也沒有大規模的遠洋航海活動，且實行嚴格的“海禁”。
在鄭和離去三年後的忌日，南京南郊牛首山南麓，鄭和的衣冠塚處，出現了三個身影，兩男一女。
為首的男人，一身青衫，儒袍綸巾，看不出年輕，說二十來歲亦可，四、五十歲也無妨，平淡的眼神中不時閃現出點點晶瑩，儼然內、外功已趨化境；另一名男子，二十歲左右，圓臉，一副朝氣蓬勃的樣子，與一旁前凸後翹、滿是婦人韻味的圓臉女人，很是相似，一看便是一對母子的模樣……
這三人，正是王九、任罄帶著早已結束工部實習期滿、已分配至刑部、是刑部雲南司主事的王守仁來到鄭和衣冠塚處為鄭和祭奠……
王守仁看著自己的父親王九，問道：“父親大人，您真的確定要辭去錦衣衛指揮使之職？”
“守仁，你已長大。應知朝堂之上，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東廠勢壓錦衣衛一頭，雖然如今父親尚在，他們東揖事廠亦自錦衣衛中調了大量人手，雖然暫時還不夠看，但可以想得到，假若父親知趣而退，或許有個圓滿收場；但若不知進退，下場可想而知。”王九不置可否地答道。
“兒子，你父親以後對你的幫助應該不會太多。如今你父親的錦衣衛指揮使已然交接。當然，在交址的‘明月王’一職，暫且還會擔著。如若你有何事，還可通過各地‘明月樓’傳訊。”任罄看著已然高過自己一頭的兒子，憐愛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