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陸續編訓了四個師，南京隻有一個師。
北京四個師編訓時，對北京勳戚、世襲武官嚴防死守，新軍與北京勳戚不存在親密關係；南京一個師，卻從勳戚、南京衛所武官家族中選拔合適的兵員，這是本質的區別。
南京勳戚、武官家族有人丁在新軍服役，而北京勳戚則沒有。
這樣的待遇差距，南京勳戚該不該滿足？
滿足的話，就該有滿足的表現；不滿足的話，那中樞就有別的應對辦法。
徐夢麟一席話語，即是提醒，也是警告，同時也是督促。
督促南京勳戚珍惜機會，趕緊表態；不要等到馬士英就任南直隸巡撫，也不要等到年後北京派一個師南下。
到那步田地，南京勳戚就沒選擇的機會了。
南京勳戚該怎麽表態？勸進？還是別的？比如發揮姻親影響力，瓦解沐啟元掀起的叛亂。
南京勳戚需要時間布置，今年的秋闈鄉試也拉開大幕，一係列的相關問題擺到呂維麵前。
各地的學官都已被替換，考試的題目朝野也有默契的會圍繞一個‘新’字展開。
其實不存在需要重新操作的問題，這個新問題是呂維自己引發的。
首先是朝鮮，也會進行鄉試，由袁可立主持朝鮮鄉試，選拔朝鮮籍貫的舉人；究竟要給多少名額？
呂維給了朝鮮每年三百舉人，每科三十的進士名額……由此引發了朝中關於各省舉人、進士選拔限額的討論。
大明自南向北統一天下，南方大開發後文風鼎盛士民殷富，所以南方文人是官場主力軍。
可朝野普遍認為是漢末得道的仙人……那麽漢末時，南方荒蕪，關中、河南、河北、山東、巴蜀、荊楚地區才是精華之地，那麽仙人對這些地方的認同感會更高，出身這些地方的可能遠遠高於吳越、閩粵地區。
圍繞呂維不可捉摸的‘出身籍貫’，朝野北方籍貫的官員普遍有一種心理優勢。在鄉試這種關係當今、未來的十字路口，北方籍貫的官員借口朝鮮舉人、進士名額限定一事做文章，主張對各省的科考選士工作一視同仁。
眾所周知，北京籍貫在科考時很占便宜的。
這年頭也是這樣的，北直隸地區的鄉試，選士名額就遠遠高於各省；其他地方是一百個秀才才能中一個舉人，北直隸可能是五十個秀才裏中一個。冒籍北直隸參考，中舉的可能性大增，增加兩三倍。
對江西這樣的地獄考場的考生來說，擁有北直隸籍貫就像作弊器一樣。
再說黨爭始終爭鬥個沒完沒了，就是科考大省出來的官員前仆後繼、抱團爭搶最緊缺的資源……官位資源的一場無底線鬥爭。你幹掉這一批官員，每次科舉對方依舊有新鮮血液加入，受迫於嚴峻形勢，新進士抱團戰鬥的趨勢也會越來越嚴重，越來越沒有底線。
所以從科舉源頭上打壓數量優勢的南方士人，從根源上掐住‘東林黨’補血的血管，就能很好的遏製黨爭現象，避免一家獨大。
可怎麽限製名額？
總得有個讓各處心服口服的標準來，北方官員見呂維最關心稅務、戶口、軍隊，就圍繞稅務展開討論，認為納稅多的地方就該多一些名額，納稅少、不納稅的地方，名額就該少。展開討論……偷稅漏稅的地方，就該取消當年的名額，以示懲戒。
原來他們是不敢這麽討論的，鬆江府、蘇州府兩個府上繳的稅，比河南一個省還要高……真這麽討論，河南士人得急的跳腳。
鬆江府、蘇州府是支持東吳王張士誠的老根據地，西吳王朱元璋贏了，自然要狠狠懲戒支持張士誠的東吳地區。所以這兩個府施行的是重稅，每年稅收高於河南。
並不是說兩個府的稅收總量超過河南，是起運部分超過河南；河南這麽大一個省要供養藩王，要維修河道，所以每年稅收的大頭是存留，是花在了地方度支。
對中樞、對戶部來說，地方存留多少與戶部有啥關係？
戶部、中樞看的是地方起運的稅收，這才是中樞能控製的財政，所以蘇滬地區起運的稅收高於河南，就顯得蘇滬地區很重要。
洪武時期一年收兩千八百九十萬多萬石，浙江一省二百七十五萬石，蘇州府就有二百八十一萬石，鬆江府有一百二十一萬石，常州府有五十萬石。
朝廷也知稅賦過重，江南士人當政後，陸續采用折銀這種辦法，將東吳地區的稅賦壓了下來。
現在呂維重新厘清田稅，按著田畝數量起稅，河南一省有田七十四萬頃，鬆江府、常州府、蘇州府加在一起才二十萬頃。
革除藩王後，按照現在的稅製，河南一省田稅幾乎是鬆江三府的四倍，那麽河南取士的名額就得按比例來算，理應比三府多三倍半！
將稅收與取士名額、比例綁定，也有激勵地方積極納稅的好處……特別是江南士民、官員積極反對南京設立新軍第五師的情況下，北方士民、官員提倡的取士名額與納稅數額綁定的說法……讓呂維好感大增，也沒深想這道政策的改變會引發多大的動蕩。
他這裏都同意了，張嫣更不會阻撓，朝中公卿奉承呂維還來不及，有幾個敢阻撓、違背？
剛入閣的禮部尚書溫體仁是浙江人，可他是個異類，將這條政策詳細化。
根據每個縣的稅收，規定了每個縣每年可以考中的童生名額，和童生總額；根據每個府的稅收規定了每年可以考中的秀才名額和其總額度；省一級的賦稅比例決定了每年各省錄取舉人的名額，舉人是不限額的。
每年錄取多少舉人，多少進士，由中樞調控數量，確定數量後，再根據每個省的稅收占總稅的比例，分攤指標。
為保證京城的優越性，北京額外增加一倍指標；南京額外增加五成指標。
為保證雲南、貴州、廣西這三個窮省、不納稅省的基本利益，也分別給與最低保障名額。
也為了保證這一屆鄉試的平穩過度，今年舉人名額比往年的平均名額會多出五成……也沒辦法，按照南榜、北榜的考察製度，官員數量必然吃緊，以後出現秀才級別的內閣、尚書，也將是有可能的事情。
再說生員優免的待遇……早在遼餉不足時，就被戶部列入雜項給砍掉了，每年四十多萬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增加舉人數量，並不會增加免稅群體，不會造成實際的減稅情況。
舉人錄取數量提高五成；江南、東吳東區保證錄取數量小幅度降低，避免劇烈反差，根據納稅額度，大幅度提升河南、山東、湖廣的名額。
尤其是湖廣的名額，比原來直接多了四倍！
因為呂維相信、采納了萬曆六年張居正執政檢地時的湖廣田畝數據，那個二百二十一萬頃的湖廣，不是萬曆三十六年砍的隻剩下七八十萬頃的湖廣。
湖廣的士人如果願意繳納二百二十一萬頃的田稅，那就享受四倍於以往的舉人、進士名額！
如果不願意，那就算了……
湖廣已是產糧重省，江南地區每年還需要從湖廣采購、運輸糧食。
北京四個師編訓時，對北京勳戚、世襲武官嚴防死守，新軍與北京勳戚不存在親密關係；南京一個師，卻從勳戚、南京衛所武官家族中選拔合適的兵員，這是本質的區別。
南京勳戚、武官家族有人丁在新軍服役，而北京勳戚則沒有。
這樣的待遇差距，南京勳戚該不該滿足？
滿足的話，就該有滿足的表現；不滿足的話，那中樞就有別的應對辦法。
徐夢麟一席話語，即是提醒，也是警告，同時也是督促。
督促南京勳戚珍惜機會，趕緊表態；不要等到馬士英就任南直隸巡撫，也不要等到年後北京派一個師南下。
到那步田地，南京勳戚就沒選擇的機會了。
南京勳戚該怎麽表態？勸進？還是別的？比如發揮姻親影響力，瓦解沐啟元掀起的叛亂。
南京勳戚需要時間布置，今年的秋闈鄉試也拉開大幕，一係列的相關問題擺到呂維麵前。
各地的學官都已被替換，考試的題目朝野也有默契的會圍繞一個‘新’字展開。
其實不存在需要重新操作的問題，這個新問題是呂維自己引發的。
首先是朝鮮，也會進行鄉試，由袁可立主持朝鮮鄉試，選拔朝鮮籍貫的舉人；究竟要給多少名額？
呂維給了朝鮮每年三百舉人，每科三十的進士名額……由此引發了朝中關於各省舉人、進士選拔限額的討論。
大明自南向北統一天下，南方大開發後文風鼎盛士民殷富，所以南方文人是官場主力軍。
可朝野普遍認為是漢末得道的仙人……那麽漢末時，南方荒蕪，關中、河南、河北、山東、巴蜀、荊楚地區才是精華之地，那麽仙人對這些地方的認同感會更高，出身這些地方的可能遠遠高於吳越、閩粵地區。
圍繞呂維不可捉摸的‘出身籍貫’，朝野北方籍貫的官員普遍有一種心理優勢。在鄉試這種關係當今、未來的十字路口，北方籍貫的官員借口朝鮮舉人、進士名額限定一事做文章，主張對各省的科考選士工作一視同仁。
眾所周知，北京籍貫在科考時很占便宜的。
這年頭也是這樣的，北直隸地區的鄉試，選士名額就遠遠高於各省；其他地方是一百個秀才才能中一個舉人，北直隸可能是五十個秀才裏中一個。冒籍北直隸參考，中舉的可能性大增，增加兩三倍。
對江西這樣的地獄考場的考生來說，擁有北直隸籍貫就像作弊器一樣。
再說黨爭始終爭鬥個沒完沒了，就是科考大省出來的官員前仆後繼、抱團爭搶最緊缺的資源……官位資源的一場無底線鬥爭。你幹掉這一批官員，每次科舉對方依舊有新鮮血液加入，受迫於嚴峻形勢，新進士抱團戰鬥的趨勢也會越來越嚴重，越來越沒有底線。
所以從科舉源頭上打壓數量優勢的南方士人，從根源上掐住‘東林黨’補血的血管，就能很好的遏製黨爭現象，避免一家獨大。
可怎麽限製名額？
總得有個讓各處心服口服的標準來，北方官員見呂維最關心稅務、戶口、軍隊，就圍繞稅務展開討論，認為納稅多的地方就該多一些名額，納稅少、不納稅的地方，名額就該少。展開討論……偷稅漏稅的地方，就該取消當年的名額，以示懲戒。
原來他們是不敢這麽討論的，鬆江府、蘇州府兩個府上繳的稅，比河南一個省還要高……真這麽討論，河南士人得急的跳腳。
鬆江府、蘇州府是支持東吳王張士誠的老根據地，西吳王朱元璋贏了，自然要狠狠懲戒支持張士誠的東吳地區。所以這兩個府施行的是重稅，每年稅收高於河南。
並不是說兩個府的稅收總量超過河南，是起運部分超過河南；河南這麽大一個省要供養藩王，要維修河道，所以每年稅收的大頭是存留，是花在了地方度支。
對中樞、對戶部來說，地方存留多少與戶部有啥關係？
戶部、中樞看的是地方起運的稅收，這才是中樞能控製的財政，所以蘇滬地區起運的稅收高於河南，就顯得蘇滬地區很重要。
洪武時期一年收兩千八百九十萬多萬石，浙江一省二百七十五萬石，蘇州府就有二百八十一萬石，鬆江府有一百二十一萬石，常州府有五十萬石。
朝廷也知稅賦過重，江南士人當政後，陸續采用折銀這種辦法，將東吳地區的稅賦壓了下來。
現在呂維重新厘清田稅，按著田畝數量起稅，河南一省有田七十四萬頃，鬆江府、常州府、蘇州府加在一起才二十萬頃。
革除藩王後，按照現在的稅製，河南一省田稅幾乎是鬆江三府的四倍，那麽河南取士的名額就得按比例來算，理應比三府多三倍半！
將稅收與取士名額、比例綁定，也有激勵地方積極納稅的好處……特別是江南士民、官員積極反對南京設立新軍第五師的情況下，北方士民、官員提倡的取士名額與納稅數額綁定的說法……讓呂維好感大增，也沒深想這道政策的改變會引發多大的動蕩。
他這裏都同意了，張嫣更不會阻撓，朝中公卿奉承呂維還來不及，有幾個敢阻撓、違背？
剛入閣的禮部尚書溫體仁是浙江人，可他是個異類，將這條政策詳細化。
根據每個縣的稅收，規定了每個縣每年可以考中的童生名額，和童生總額；根據每個府的稅收規定了每年可以考中的秀才名額和其總額度；省一級的賦稅比例決定了每年各省錄取舉人的名額，舉人是不限額的。
每年錄取多少舉人，多少進士，由中樞調控數量，確定數量後，再根據每個省的稅收占總稅的比例，分攤指標。
為保證京城的優越性，北京額外增加一倍指標；南京額外增加五成指標。
為保證雲南、貴州、廣西這三個窮省、不納稅省的基本利益，也分別給與最低保障名額。
也為了保證這一屆鄉試的平穩過度，今年舉人名額比往年的平均名額會多出五成……也沒辦法，按照南榜、北榜的考察製度，官員數量必然吃緊，以後出現秀才級別的內閣、尚書，也將是有可能的事情。
再說生員優免的待遇……早在遼餉不足時，就被戶部列入雜項給砍掉了，每年四十多萬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增加舉人數量，並不會增加免稅群體，不會造成實際的減稅情況。
舉人錄取數量提高五成；江南、東吳東區保證錄取數量小幅度降低，避免劇烈反差，根據納稅額度，大幅度提升河南、山東、湖廣的名額。
尤其是湖廣的名額，比原來直接多了四倍！
因為呂維相信、采納了萬曆六年張居正執政檢地時的湖廣田畝數據，那個二百二十一萬頃的湖廣，不是萬曆三十六年砍的隻剩下七八十萬頃的湖廣。
湖廣的士人如果願意繳納二百二十一萬頃的田稅，那就享受四倍於以往的舉人、進士名額！
如果不願意，那就算了……
湖廣已是產糧重省，江南地區每年還需要從湖廣采購、運輸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