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一起在房間裏煮茶。
逸晨先生想要喝點濃茶提神，而我想要喝點濃茶醒酒。
看著鐵壺在爐子上水汽嫋嫋，我們聊著最近的那些文字。
逸晨先生說：“從你開始寫專欄起，你的文字就不算是特別陽光的。但，不管怎麽說，還比較正常。”
他說：“現在我越來越覺得，你的心理狀況出了問題。”
“過去你寫的有些東西挺陰森的，但並不冷血。可你現在寫的東西，不唯陰森，而且，特別冰冷。所有的人物看上去都像是一堆冷卻的骨灰在活動。”
我說：“是嗎？”
他說：“是的。你自己可能不覺得。有時候，夜半三更，我一個人待在辦公室讀你的東西，會覺得周圍鬼影幢幢，怨靈充滿，不知不覺全身汗毛倒豎。”
他說：“有時候，看著看著你的文字，我就很想打電話問你：你的溫度！你的溫度呢？你溫暖的體溫究竟跑哪兒去了？閱讀你現在寫的故事，就好像光腳踩入一大堆冬眠的蛇裏。”
我自嘲地笑笑，說：“您太客氣了。是死蛇。光腳踩入一大堆死蛇裏。”
逸晨先生說：“不要讓這些死蛇遊動在人物的血液裏。”
我說：“遊動著什麽比較合適呢？”
他說：“溫熱的血液，血液本來的樣子。你的讀者裏有各種人，可能有瀕臨絕望正想尋死的人，可能有陷於青春煩惱的孩子，可能有不久將死的老者。你要考慮，你的文字施加給他們的，究竟是什麽樣的影響和推動力。”
我說：“我盡量溫熱了。我的內心，比文字更冷。”
逸晨先生說：“你是一個女作者，年輕的女作者。你不應該寫這種東西，不應該寫得鋪天蓋地。這些東西，也許受到市場歡迎，能夠刺激生活平庸乏味的讀者，但是，它對你自己，非常不好。”
他說：“我不會因為讀者喜歡看，就讚同你持續地書寫，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我說：“所有的人物都像骨灰又有什麽？難道，那不是事實真相嗎？當時間流逝過去，那個真相就會顯現出來。”
逸晨先生說：“是的。是真相。但是，有問題的不是真相，而是你對待真相的態度。難道不是應該用泰然從容的心去麵對真相嗎？你捫心自問，泰然嗎？從容嗎？怡然超脫嗎？不。你的內心是灰暗的，因為你抗拒，你不願意麵對這個真相。你明知道真相如此，但你對此不能接受，不能滿意。你不願意順道而為。”
我默然無語。他說的，是對的。我並不高興真相是這樣。我期待其他的結局。
逸晨先生對我說：“心心。生命是可貴的。青春尤其可貴。我們應該讓如此無價的時間，身心都充滿了正確的態度。寫作，不是個人情緒的宣泄，我們不應該把內心的垃圾傾倒在心靈的公共空間。我們應該奉獻給他人美好的東西，溫暖的東西，應該把這些，注入他們的身心。因為我們的文字，要對他們產生正麵的影響。我們寫苦難，不是為了刺激他們的悲傷和恐懼，而是為了鍛煉他們的勇敢和堅強。我們寫幸福，也不是為了增強他們的貪戀和偏執，而是為了提醒他們，有得到就會有失去。在寫作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用手中的筆去舔撫自己的傷口，而應該去照顧所有人的痛苦。這才是正確的寫作。這樣的寫作，才能同時利益自己和別人的身心。”
他說：“不要用文字的刀剜割自己，也令別人流血。”
他說：“心心，你的文字有如鋒利的劍，它可以救人，也可以傷人，它可以護持自己，也可以傷害自己。你手持此劍，要正確地使用。這樣，才叫不辜負才華，才叫不辜負天賦，才叫不辜負人生，也才叫，不辜負你想要追念的那個人。”
他說：“能說一個建議嗎？”
我說：“當然。期待您的建議。”
他說：“你那麽追念那個人，必定不是因為愛戀他身上的陰暗麵，對吧？”
我說：“當然。他身上，鮮少人性的陰暗。他沒有很多人類惡劣低下的情感：虛榮、極度、仇恨、驕傲、愚昧、懶惰、膽怯、冷漠......凡此種種，他都沒有。”
他說：“那你最喜歡他什麽呢？”
我說：“鎮定，透徹，勇敢，仁慈，溫和。”
他說：“那就去寫他。寫他照亮你的這些光明的地方。”
他說：“不要用你的筆去寫那些陰暗的事物，去寫你敬愛的，仰慕的，讓他在你的文字裏重生，讓他的光明，猶如曾經照亮你一樣地，照亮更多的心，照亮更多的人生旅程。”
他說：“用你的筆，用你的故事，把他的明亮之燈，傳承下去。”
他說：“如果你這樣做，你的心，也會再度充滿力量和光明。”
（二）
與逸晨先生的那次茶話之後，我的文字風格略有轉變。
我開始嚐試，寫一個有關勇士的故事。
其實，我心裏想的，是寫你。但我做不到。你的影子在腦海中浮現，我的心就會血流如注。
我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重新去穿越我們那些溫馨的時刻，那些痛徹心扉的時刻。我不能抵擋強烈的悲痛或者思念，在內部淩遲我。
我隻能先“王顧左右而言他”，隻能先寫別人的故事，讓你在我心中留下的影子，投射在別的國度、別的時間、別的人物和別的事件上。
我這一生所有的故事，都隻是在直接或者間接地寫你，寫對你懷念，如此罷了。
（三）
從逸晨先生的這次來訪，我了解到一個事實。
對於一個真誠的、全情投入的寫作者來說，隻要你開始寫，你就不可能阻擋自己的內心從隱蔽處流淌到紙麵上或者屏幕上來。或遲或早，你總會將自己內心最隱秘的部分，也暴露無遺。
那時候，在我們的文字合作中，寫小說，我並不是提筆就寫，寫多少就給逸晨先生看多少的。一般來說，我都是先寫一個“故事毛胚”。在這裏，稱為“大綱”，隻不過，是一個稍微詳細一點的大綱。
從這個毛胚中可以看出故事的整體脈絡、主要戲劇衝突和高潮華彩篇章的風貌。
如今，工業化的模式滲透於一切人類生活，文字創作的領域也概莫例外。
寫作者在整個產業鏈條當中，常常事實上扮演著裝配線工人的那個角色。他通常不是整個產業鏈的價值中心。
在這個生產線上工作多年之後，我認識到，麵向出版和大眾閱讀的寫作，在深刻反映真正的心靈狀態方麵，有著不可彌補的缺陷。
作為大量發行的代價，寫作者常常需要接受很多條沉重的枷鎖，比如大眾品味、投資迴報率、審核製度之類的。
這正是我對此感覺乏味，並且傾向淡出商業寫作的原因。
我不願意因為讀者的快感及出版社的商業利益而犧牲寫作的根本精神。
我一直都很看重“麵向終極，麵向永恆，堅持獨白”的價值所在。
所有的事情都遵從著同樣的道理。寫作亦然。隻有當你心中完全不再考慮讀者口味、審美、出版商、銷量等問題的時候，你才能真正獲得自由。也就是說，當你頭腦裏完全沒有“可讀性”的概念時，你所寫的東西反而可能獲得真正深邃的可讀性。
那時候，我和逸晨先生之間的工作流程通常是這樣的：
他定期根據出版需求，向我提出一些選題方向，然後我從其中選擇自己感興趣並擅長的方向，寫出這種“故事毛胚”，而再從我提供的“毛胚”裏麵選擇他認為合適的，讓我按照字數、體裁等方麵的具體要求形成精細的故事。
那段時間，逸晨先生應該是世界上閱讀我最多最深刻的人，而我也因為經常接觸他的選擇而成為了一個非常了解他的人，我們就是這樣熟悉起來，並逐漸形成了長期的友誼。
一個人很難在寫作中徹底地掩藏自己的內心和自己的生活。與此同理，他也很難在對文字的篩選和修改中做到這一點。
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正是這個工業化的流程，促使我和逸晨先生，在工作中，麵向對方敞開了心扉。
你去世之後的那段時間裏，除了深知前因後果的高雄之外，新結識的人當中，逸晨先生是最了解我心態的人。
他深深地被我心中的那些陰暗和絕望所觸動。
他看到了那些在我心裏蠕動盤踞的毒蛇，他看到了地獄的火焰，他看到了嶙峋的怪石，凍結的冰原，幹枯的沙漠。
他因為自己所看到的景象而感到抑鬱。但他知道自己對產生這種陰暗的原因，所知不祥，他隻能泛泛地安慰和溫言勸阻，他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他想到了高雄。
他想要高雄，來參與幫忙。他確定，高雄必定有著更為有效的、單刀直入的解決辦法。
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當時對高雄隱蔽著的內心狀況，展現給高雄，讓他清楚地看到。
我們一起在房間裏煮茶。
逸晨先生想要喝點濃茶提神，而我想要喝點濃茶醒酒。
看著鐵壺在爐子上水汽嫋嫋，我們聊著最近的那些文字。
逸晨先生說：“從你開始寫專欄起，你的文字就不算是特別陽光的。但，不管怎麽說，還比較正常。”
他說：“現在我越來越覺得，你的心理狀況出了問題。”
“過去你寫的有些東西挺陰森的，但並不冷血。可你現在寫的東西，不唯陰森，而且，特別冰冷。所有的人物看上去都像是一堆冷卻的骨灰在活動。”
我說：“是嗎？”
他說：“是的。你自己可能不覺得。有時候，夜半三更，我一個人待在辦公室讀你的東西，會覺得周圍鬼影幢幢，怨靈充滿，不知不覺全身汗毛倒豎。”
他說：“有時候，看著看著你的文字，我就很想打電話問你：你的溫度！你的溫度呢？你溫暖的體溫究竟跑哪兒去了？閱讀你現在寫的故事，就好像光腳踩入一大堆冬眠的蛇裏。”
我自嘲地笑笑，說：“您太客氣了。是死蛇。光腳踩入一大堆死蛇裏。”
逸晨先生說：“不要讓這些死蛇遊動在人物的血液裏。”
我說：“遊動著什麽比較合適呢？”
他說：“溫熱的血液，血液本來的樣子。你的讀者裏有各種人，可能有瀕臨絕望正想尋死的人，可能有陷於青春煩惱的孩子，可能有不久將死的老者。你要考慮，你的文字施加給他們的，究竟是什麽樣的影響和推動力。”
我說：“我盡量溫熱了。我的內心，比文字更冷。”
逸晨先生說：“你是一個女作者，年輕的女作者。你不應該寫這種東西，不應該寫得鋪天蓋地。這些東西，也許受到市場歡迎，能夠刺激生活平庸乏味的讀者，但是，它對你自己，非常不好。”
他說：“我不會因為讀者喜歡看，就讚同你持續地書寫，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我說：“所有的人物都像骨灰又有什麽？難道，那不是事實真相嗎？當時間流逝過去，那個真相就會顯現出來。”
逸晨先生說：“是的。是真相。但是，有問題的不是真相，而是你對待真相的態度。難道不是應該用泰然從容的心去麵對真相嗎？你捫心自問，泰然嗎？從容嗎？怡然超脫嗎？不。你的內心是灰暗的，因為你抗拒，你不願意麵對這個真相。你明知道真相如此，但你對此不能接受，不能滿意。你不願意順道而為。”
我默然無語。他說的，是對的。我並不高興真相是這樣。我期待其他的結局。
逸晨先生對我說：“心心。生命是可貴的。青春尤其可貴。我們應該讓如此無價的時間，身心都充滿了正確的態度。寫作，不是個人情緒的宣泄，我們不應該把內心的垃圾傾倒在心靈的公共空間。我們應該奉獻給他人美好的東西，溫暖的東西，應該把這些，注入他們的身心。因為我們的文字，要對他們產生正麵的影響。我們寫苦難，不是為了刺激他們的悲傷和恐懼，而是為了鍛煉他們的勇敢和堅強。我們寫幸福，也不是為了增強他們的貪戀和偏執，而是為了提醒他們，有得到就會有失去。在寫作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用手中的筆去舔撫自己的傷口，而應該去照顧所有人的痛苦。這才是正確的寫作。這樣的寫作，才能同時利益自己和別人的身心。”
他說：“不要用文字的刀剜割自己，也令別人流血。”
他說：“心心，你的文字有如鋒利的劍，它可以救人，也可以傷人，它可以護持自己，也可以傷害自己。你手持此劍，要正確地使用。這樣，才叫不辜負才華，才叫不辜負天賦，才叫不辜負人生，也才叫，不辜負你想要追念的那個人。”
他說：“能說一個建議嗎？”
我說：“當然。期待您的建議。”
他說：“你那麽追念那個人，必定不是因為愛戀他身上的陰暗麵，對吧？”
我說：“當然。他身上，鮮少人性的陰暗。他沒有很多人類惡劣低下的情感：虛榮、極度、仇恨、驕傲、愚昧、懶惰、膽怯、冷漠......凡此種種，他都沒有。”
他說：“那你最喜歡他什麽呢？”
我說：“鎮定，透徹，勇敢，仁慈，溫和。”
他說：“那就去寫他。寫他照亮你的這些光明的地方。”
他說：“不要用你的筆去寫那些陰暗的事物，去寫你敬愛的，仰慕的，讓他在你的文字裏重生，讓他的光明，猶如曾經照亮你一樣地，照亮更多的心，照亮更多的人生旅程。”
他說：“用你的筆，用你的故事，把他的明亮之燈，傳承下去。”
他說：“如果你這樣做，你的心，也會再度充滿力量和光明。”
（二）
與逸晨先生的那次茶話之後，我的文字風格略有轉變。
我開始嚐試，寫一個有關勇士的故事。
其實，我心裏想的，是寫你。但我做不到。你的影子在腦海中浮現，我的心就會血流如注。
我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重新去穿越我們那些溫馨的時刻，那些痛徹心扉的時刻。我不能抵擋強烈的悲痛或者思念，在內部淩遲我。
我隻能先“王顧左右而言他”，隻能先寫別人的故事，讓你在我心中留下的影子，投射在別的國度、別的時間、別的人物和別的事件上。
我這一生所有的故事，都隻是在直接或者間接地寫你，寫對你懷念，如此罷了。
（三）
從逸晨先生的這次來訪，我了解到一個事實。
對於一個真誠的、全情投入的寫作者來說，隻要你開始寫，你就不可能阻擋自己的內心從隱蔽處流淌到紙麵上或者屏幕上來。或遲或早，你總會將自己內心最隱秘的部分，也暴露無遺。
那時候，在我們的文字合作中，寫小說，我並不是提筆就寫，寫多少就給逸晨先生看多少的。一般來說，我都是先寫一個“故事毛胚”。在這裏，稱為“大綱”，隻不過，是一個稍微詳細一點的大綱。
從這個毛胚中可以看出故事的整體脈絡、主要戲劇衝突和高潮華彩篇章的風貌。
如今，工業化的模式滲透於一切人類生活，文字創作的領域也概莫例外。
寫作者在整個產業鏈條當中，常常事實上扮演著裝配線工人的那個角色。他通常不是整個產業鏈的價值中心。
在這個生產線上工作多年之後，我認識到，麵向出版和大眾閱讀的寫作，在深刻反映真正的心靈狀態方麵，有著不可彌補的缺陷。
作為大量發行的代價，寫作者常常需要接受很多條沉重的枷鎖，比如大眾品味、投資迴報率、審核製度之類的。
這正是我對此感覺乏味，並且傾向淡出商業寫作的原因。
我不願意因為讀者的快感及出版社的商業利益而犧牲寫作的根本精神。
我一直都很看重“麵向終極，麵向永恆，堅持獨白”的價值所在。
所有的事情都遵從著同樣的道理。寫作亦然。隻有當你心中完全不再考慮讀者口味、審美、出版商、銷量等問題的時候，你才能真正獲得自由。也就是說，當你頭腦裏完全沒有“可讀性”的概念時，你所寫的東西反而可能獲得真正深邃的可讀性。
那時候，我和逸晨先生之間的工作流程通常是這樣的：
他定期根據出版需求，向我提出一些選題方向，然後我從其中選擇自己感興趣並擅長的方向，寫出這種“故事毛胚”，而再從我提供的“毛胚”裏麵選擇他認為合適的，讓我按照字數、體裁等方麵的具體要求形成精細的故事。
那段時間，逸晨先生應該是世界上閱讀我最多最深刻的人，而我也因為經常接觸他的選擇而成為了一個非常了解他的人，我們就是這樣熟悉起來，並逐漸形成了長期的友誼。
一個人很難在寫作中徹底地掩藏自己的內心和自己的生活。與此同理，他也很難在對文字的篩選和修改中做到這一點。
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正是這個工業化的流程，促使我和逸晨先生，在工作中，麵向對方敞開了心扉。
你去世之後的那段時間裏，除了深知前因後果的高雄之外，新結識的人當中，逸晨先生是最了解我心態的人。
他深深地被我心中的那些陰暗和絕望所觸動。
他看到了那些在我心裏蠕動盤踞的毒蛇，他看到了地獄的火焰，他看到了嶙峋的怪石，凍結的冰原，幹枯的沙漠。
他因為自己所看到的景象而感到抑鬱。但他知道自己對產生這種陰暗的原因，所知不祥，他隻能泛泛地安慰和溫言勸阻，他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他想到了高雄。
他想要高雄，來參與幫忙。他確定，高雄必定有著更為有效的、單刀直入的解決辦法。
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當時對高雄隱蔽著的內心狀況，展現給高雄，讓他清楚地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