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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一種滲透於中國人血脈的精神。聞一多曾說“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裏，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這個土匪就是“俠”。
從遠古的執劍之族，到先秦的“國士”，“遊俠”，俠義之道始生，遊俠之立身揚名，靠的是結私交，講義氣，重然諾，輕生死，言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赴士之扼困”（《史記·遊俠列傳》），而至兩漢的豪俠，“權行州域，力折公侯”俠開始真正左右了中國的曆史。然而隨之而來的是漢魏皇權對豪俠勢力的摧殘，俠義的發展可謂步履艱難。
說到三國的俠客，可以說，他是中國俠客曆史的一個樞紐。
其導致的長達三個半世紀的亂世，猶如當年的戰國時代，充斥著宮體與清談，陰謀與屠殺，侵略與叛逆，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專製社會居然奇跡般地存活了下來，並且萌生了新的活力。
三國的俠客存在方式，呈現出一個複雜的過度型形態。有早期武俠的迴光返照，也有新形態的出現，有民間俠的重新活躍，也有豪強勢力的沉渣泛起。
說說三國時代的俠客（1）——民間俠
兩漢是豪俠的時代，他們“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然而經過西漢三次對豪俠勢力的大規模清洗，豪俠在他的曆史舞台上已然開始走下坡路了。而經過東漢百餘年的崇文厭武的文化氛圍的壓抑，到了唯晉時期，豪俠已無向時聲勢，而春秋之後闊別數百年的民間俠卻又重新活躍起來。
三國中的魏國是有記載的民間俠最活躍的地方。魏的名將典韋早先就是陳留郡夷吾縣的一名俠客。史書上說他“形貌魁梧，臂力過人，有誌節任俠。”他為了替好友複仇，身藏匕首，隻身闖入官吏李永家中，當場刺死李永夫婦，然後徐徐走出，追者百人，居然無人敢近。典韋“由是為豪傑所識”名重一時。
有類似俠行的三國名將還有太史慈等人。太史慈早年為小吏，曾因“懷刀截書”而“遁還通郡章”。“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連當時的北海相孔融都“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並致餉遺。”
後來孔融為黃巾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嚐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
其為酬君子而單騎突圍搬取救兵，端的是史遷筆下的遊俠本色。
其餘還有張邈，“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夏侯諄“曾殺辱師者複仇”；徐庶為友“借軀交報仇”殺人後白灰塗麵，披發而走……
正是在這樣一批任俠之士的推動下，俠風又逐漸在社會上蔓延。
其中，最著名的民間俠即為所謂的“漢唯間四大名俠”。
三國時期曹魏的《魏略》，被稱為“巨細畢載”。書中特辟《勇俠傳》，就記下了這四位俠客——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
他們之所以聞名遐邇，是因為其言其行全麵恢複了昔日的俠義傳統，有古遊俠之風。孫賓碩曾在急難中冒死援救遭宦官迫害隱姓埋名的逃犯趙岐；鮑出尚節義，在土匪劫掠時，不但隻身救出老母，還奮不顧身地解救鄰居老嫗；楊阿若曾單騎突圍，搬兵誅殺豪強大姓——黃昂，震驚一時；祝公道更加，曾蹈險牢獄，解救出素昧平生的魏國名臣賈逵，不語而去，為一時所頌。
此四人的事跡在《三國誌。魏書》中的《閻溫傳》有引魏略的詳細介紹。
說說三國時代的俠客（2）——豪俠
三國時期，是個風雲激蕩的時代，不但春秋之後闊別數百年的民間俠重新活躍起來，兩漢保受摧殘的豪俠勢力也如沉渣泛起，又得到了新的發展。
然而，因為其處於一種過度形態，新舊交替，雜然並存，故遠比兩漢豪俠的形態來得繁複。其間，有施愛尚義，有醇厚之風的誌士，也有放縱末流，豪暴淩弱的惡霸。
而其中最為相通的一點，就是他們往往都是棄文就武的世家子弟。而其習武任俠又大多懷有政治野心，希望以此取得一定的政治資本。
東漢末年，亂象已現，對此有先見的上層社會成員開始重新對自己進行自我設計。其中，有曹操，張邈，袁紹，袁術等最為著名，他們結交豪俠，並非隻圖自保於亂世，而是棄文習武，好為俠行，以求在風雲際會時有所作為。據說曹操“少機警，有權術，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曾私自進入權臣中常侍張讓的室內，被發覺後手舞短戟越牆而出，追兵對他也無可奈何。
梢後，四海不寧，幹戈紛擾，上流社會人物習武任俠更為普遍，三國中的吳將魯肅，本是富家子弟，見天下大亂，便學擊劍騎射，並招聚百名輕俠少年，成為一名豪俠首領。平時，借上山打獵的名義，暗中在深山進行軍事訓練，並加以嚴密的組織，形同軍隊。後來，便利用這之力量，保護族人移居江東。
曹操的族弟曹仁與此相類而更勝之，後來將手下的近千輕俠少年拉入了曹操的起事大軍。
也有另一部分豪俠群體，因宗族關係舉族築堡聚居，豪俠頭目即為塢堡的軍事首領。許楮便是一例，他“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他曾將塢堡中的男女老少按軍事方式嚴格組織起來，打退了萬餘土匪的攻擊，“聞者皆畏憚之”。
而當時上流人物的習武任俠，則大都懷有政治野心。戰亂和混亂的政局使得習武比飽學通經更易出人頭地，因此他們的任俠，不過是實現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和途徑。由於他們的大量湧入，極大地改變了武俠世界的結構和成分。
不得不說，他們才是三國時代“俠”的主角。
一、漢末遊俠特點和興起背景
1。複仇
“俠”的複仇之義古來有之，但其真正的彰顯卻是自漢代開始。
東漢時期標榜“孝道”，屢頒赦令，更是在社會道德與法令條例上都助長了這種為了實踐“孝道”而複仇的風氣。漢章帝時官修的《白虎通義》就有如此記載，“子得為父報仇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其中將“孝子”與“忠臣”直接畫上等號，等於從法律上認可了這種“俠”義式的複仇。有了道德上的認可和法律上的保障，是而一時間“俠”風大盛。
而複仇風氣的普遍直接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為了複仇養客殺人，二是因“複仇”而揚名天下，進而轉變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強。這種情況一直保留到漢末仍然存在，如武威張繡，為上司報仇，“閑伺殺（曲）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三國誌·魏誌·張繡傳》)，這種因“義”或“孝”而引起的複仇方式，最容易得到人們的認可和支持，從而進一步獲取在亂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
3。漢末“俠”開始出於豪強之家而非平民
較之於先前的“私劍”或是“任俠”，漢末遊俠的組成和概念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繼為俠，如董卓、袁術、袁紹、曹操、孫堅等人都是以貴胄公子而為俠的；二是在地方各擁部曲，形成俠客集團化的豪強，如濟南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三國誌·魏誌·司馬芝傳》），揚州“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三國誌·魏誌·劉曄傳》），臨淮魯肅，“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3（《三國誌·吳誌·魯肅傳》）等，都具有相當的規模，雖不至擁兵自重，亦可稱為勢力廣大，成為地方豪強，名噪一時。
而“俠”的概念也不僅僅流於刺客殺手或是豪俠，則是逐漸成為拉聚結交眾人的一種方式，漢末著名的政論家荀悅曾經有過對這一時期遊俠的表述，他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又說：“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前漢紀》卷一零）。由此可以看出，遊俠階層的本質在漢末已有異於前代，不再依附於人，而是“立強於世”，不再單獨行動，而是“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麽“俠”在漢末開始脫離平民而出於豪強之家。
。
二、漢末及三國時期遊俠
1。群雄之俠
東漢末年，皇室昏庸吏治腐敗，天下割據群雄並立。遊俠之風作為自我立強的手段，在桓、靈二帝時，達到高潮。
有武威段潁，“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後漢書·卷六十五·段潁列傳》），後官至太尉；有隴西董卓，“少好俠，嚐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三國誌·魏誌六·董卓傳》）、“以健俠知名”(《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有汝南袁紹，“公族豪俠”（《後漢書·卷六十八·許邵傳》）、“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後漢書·卷七十四·袁紹列傳》注引《英雄記》）；其弟袁術也“以俠氣聞”（《三國誌·魏誌六·袁術傳》）。群雄中的遊俠者，不乏這些世家貴胄，公族子弟。
而後天下大亂之時，遊俠中也不乏名者。東平張邈，“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三國誌·魏誌七·張邈傳》）；泰山王匡“輕財好施，以任俠聞”（《三國誌·魏誌一·武帝紀》注引《英雄記》）。此二人皆為當時遊俠中的佼佼，“振窮救急”“輕財好施”，更是彰顯了當世遊俠“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的特點。
而開三國基業的曹操、劉備、孫堅三人，亦與遊俠關聯頗深，詳見後文，此處不再贅述。
由此可見不論是位極人臣的段潁、董卓，抑或聲明顯赫的張邈、王匡，再如雄踞一方的二袁及三國開國之祖，都與遊俠頗有關聯，充分說明了在當時，任俠少年已經普遍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處世手段和號召方式，甚至成為在亂世中立足的奠基和根本。
2。曹魏之俠
曹魏繼承漢統，雄踞中原，曆代多有俠風，加之魏武帝曹操本人在年少時，“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三國誌·魏誌一·武帝紀》），是而俠風甚重。
曹魏集團內著名“俠士”列舉如下：
江夏李通，“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之。”（《三國誌·魏誌·李通傳》）。
譙國許褚，“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4（《三國誌·魏誌·許褚傳》）。
陳留典韋，“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誌節任俠。”（《三國誌·魏誌·典韋傳》）。
沛國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三國誌·魏誌·夏侯惇傳》注引《魏書》）。
太祖從弟曹仁，“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旅淮、泗之間。”（《三國誌·魏誌·曹仁傳》）。
而在天下初定之後，又有譙郡嵇康，“尚奇任俠”5（《三國誌·魏誌·王粲傳》）；琅邪諸葛誕“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三國誌·魏誌·諸葛誕傳》）。
由此可見，自立國之初至其將近滅亡，曹魏集團中始終能找到“俠”的蹤跡，雖然其間意義不盡相同，但曹魏遊俠的發展卻在沉澱中漸漸明晰。
或許較之漢末“任俠”而處世結交，在魏國的發展中，“俠”的含義又積澱了新的內涵。它更多的開始指向一種對功業理想的追求或是瀟灑處世的態度，從而漸漸轉變為一種文化符號。曹植《白馬篇》有言，“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憧憬的是沙場建功，保家衛國的理想，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無畏精神；而曹丕《善哉行》中所說，“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則多少體現了一種逍遙世外的縱情態度，放曠於世，瀟灑自然。
文人雅士以“俠”為自己精神追求的目標，借以抒發理想和弘揚人性，“俠”的意義開始和當時的文壇氣度建安風骨緊密相連。
3。蜀漢之俠
蜀地偏徑，遠離中原，少經動蕩，是而俠風不興，故蜀漢出名的遊俠極少。但與曹魏相同的是，其開國之祖劉備，卻是“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三國誌·蜀誌·先主傳》）。
所以盡管蜀漢遊俠極罕，卻終究還是能多少窺得幾位“俠者”的影子。
《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有載，潁川徐庶，“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嚐為人報仇，白堊突麵，被發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廛，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列疏巾單衣，折節學問”。這段記載了徐庶年少時為俠的文字，其間還真頗有點戰國遊俠的風骨氣節。這恐怕是漢末三國時代最接近最初“遊俠”意義的存在。
另一個有跡可循的人是吳班，他是吳壹的族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吳）壹相亞。”（《季漢輔臣讚·讚吳子遠》）。雖然這裏的“豪俠”和我們所謂的“遊俠”還是存在一定的差別，在此卻不妨錄入，以免蜀漢俠士過為尷尬。
蜀漢因地處偏僻，與中原文化相交甚少，是以俠風不興，但先主立國卻仍舊與遊俠階層息息相關。
4。東吳之俠
三國曆史相似的驚人，曹操劉備兩位當世豪傑年少時都曾任俠輕狂，身為東吳開國之祖的孫堅想來也不例外，“曆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裏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三國誌·吳誌·孫破虜討逆傳》注引《江表傳》），而正是這些俠義少年，後來成為了孫堅起家最初的基本力量。
東吳遊俠不少，風格卻與中原遊俠略有不同，多以仁義好施為中心，如魯肅著名的指斛相贈，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後來魯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三國誌·吳誌·魯肅傳》），同行的除了老弱，更有“輕俠少年”百餘人。由此便可見得江南俠風之盛。
當然除卻那些富貴人家的“好施之俠”，東吳也不乏更接近傳統意義上的俠士，如巴郡甘寧，“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駑，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三國誌·吳誌·甘年傳》）。直至成為東吳大將，甘寧好俠之氣不改，“雖粗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三國誌·吳誌·甘寧傳》）。想來當年甘興霸百騎劫營之時，用的便是這群“健兒”，是以能以百餘人退卻曹魏數萬大軍6。
有意思的是，那位被甘寧一箭射殺的東吳猛將淩操，也是有名的俠士，《三國誌·吳誌·淩統傳》記載“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而其子淩統，亦“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三國誌·吳誌·淩統傳》）。
東吳為古山越之地，雖也地處偏僻，但較之於蜀地，民風剽悍，是以俠風盛於西蜀，然東吳之俠，多處於前期孫堅、孫策開疆拓土之時，所謂少年江東，便匯聚各種少年輕俠。而至孫權建國，俠少漸少，直至之後天下歸晉，東吳政權內都再鮮有遊俠蹤跡。
二、漢末及三國遊俠發展小議
縱觀漢末三國，遊俠逐漸向豪強化靠攏，成為區域集團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隨著魏晉門閥觀念的加深而不斷發展；而縱觀魏蜀吳三國，東吳遊俠之風盛於西蜀，曹魏又盛於東吳，曹魏遊俠發展的導向則直接引導了後世遊俠發展進程，使得傳統遊俠的含義，在漢末三國時期有了極大的發展和改觀，趨於基本定型。從傳統的“刺客之俠”“複仇之俠”或是“豪強之俠”開始轉變為一種文化符號，用以寄托理想抒發壯誌，而這一轉變直至隋唐時期才得以完成。是以就算在盛唐之下的輕俠之風，亦會有著建安風骨的剪影。建安風骨漸而成為後世“俠義”的重要組分。
漢末三國時期，作為中國古代遊俠發展的重要曆史階段，有著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而在這段數百年的紛繁曆史中，遊俠的身影也處處可見，他們創造甚至導向了曆史，在整個漢末三國的曆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非原創）
俠——一種滲透於中國人血脈的精神。聞一多曾說“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裏，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這個土匪就是“俠”。
從遠古的執劍之族，到先秦的“國士”，“遊俠”，俠義之道始生，遊俠之立身揚名，靠的是結私交，講義氣，重然諾，輕生死，言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赴士之扼困”（《史記·遊俠列傳》），而至兩漢的豪俠，“權行州域，力折公侯”俠開始真正左右了中國的曆史。然而隨之而來的是漢魏皇權對豪俠勢力的摧殘，俠義的發展可謂步履艱難。
說到三國的俠客，可以說，他是中國俠客曆史的一個樞紐。
其導致的長達三個半世紀的亂世，猶如當年的戰國時代，充斥著宮體與清談，陰謀與屠殺，侵略與叛逆，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專製社會居然奇跡般地存活了下來，並且萌生了新的活力。
三國的俠客存在方式，呈現出一個複雜的過度型形態。有早期武俠的迴光返照，也有新形態的出現，有民間俠的重新活躍，也有豪強勢力的沉渣泛起。
說說三國時代的俠客（1）——民間俠
兩漢是豪俠的時代，他們“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然而經過西漢三次對豪俠勢力的大規模清洗，豪俠在他的曆史舞台上已然開始走下坡路了。而經過東漢百餘年的崇文厭武的文化氛圍的壓抑，到了唯晉時期，豪俠已無向時聲勢，而春秋之後闊別數百年的民間俠卻又重新活躍起來。
三國中的魏國是有記載的民間俠最活躍的地方。魏的名將典韋早先就是陳留郡夷吾縣的一名俠客。史書上說他“形貌魁梧，臂力過人，有誌節任俠。”他為了替好友複仇，身藏匕首，隻身闖入官吏李永家中，當場刺死李永夫婦，然後徐徐走出，追者百人，居然無人敢近。典韋“由是為豪傑所識”名重一時。
有類似俠行的三國名將還有太史慈等人。太史慈早年為小吏，曾因“懷刀截書”而“遁還通郡章”。“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連當時的北海相孔融都“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並致餉遺。”
後來孔融為黃巾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嚐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
其為酬君子而單騎突圍搬取救兵，端的是史遷筆下的遊俠本色。
其餘還有張邈，“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夏侯諄“曾殺辱師者複仇”；徐庶為友“借軀交報仇”殺人後白灰塗麵，披發而走……
正是在這樣一批任俠之士的推動下，俠風又逐漸在社會上蔓延。
其中，最著名的民間俠即為所謂的“漢唯間四大名俠”。
三國時期曹魏的《魏略》，被稱為“巨細畢載”。書中特辟《勇俠傳》，就記下了這四位俠客——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
他們之所以聞名遐邇，是因為其言其行全麵恢複了昔日的俠義傳統，有古遊俠之風。孫賓碩曾在急難中冒死援救遭宦官迫害隱姓埋名的逃犯趙岐；鮑出尚節義，在土匪劫掠時，不但隻身救出老母，還奮不顧身地解救鄰居老嫗；楊阿若曾單騎突圍，搬兵誅殺豪強大姓——黃昂，震驚一時；祝公道更加，曾蹈險牢獄，解救出素昧平生的魏國名臣賈逵，不語而去，為一時所頌。
此四人的事跡在《三國誌。魏書》中的《閻溫傳》有引魏略的詳細介紹。
說說三國時代的俠客（2）——豪俠
三國時期，是個風雲激蕩的時代，不但春秋之後闊別數百年的民間俠重新活躍起來，兩漢保受摧殘的豪俠勢力也如沉渣泛起，又得到了新的發展。
然而，因為其處於一種過度形態，新舊交替，雜然並存，故遠比兩漢豪俠的形態來得繁複。其間，有施愛尚義，有醇厚之風的誌士，也有放縱末流，豪暴淩弱的惡霸。
而其中最為相通的一點，就是他們往往都是棄文就武的世家子弟。而其習武任俠又大多懷有政治野心，希望以此取得一定的政治資本。
東漢末年，亂象已現，對此有先見的上層社會成員開始重新對自己進行自我設計。其中，有曹操，張邈，袁紹，袁術等最為著名，他們結交豪俠，並非隻圖自保於亂世，而是棄文習武，好為俠行，以求在風雲際會時有所作為。據說曹操“少機警，有權術，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曾私自進入權臣中常侍張讓的室內，被發覺後手舞短戟越牆而出，追兵對他也無可奈何。
梢後，四海不寧，幹戈紛擾，上流社會人物習武任俠更為普遍，三國中的吳將魯肅，本是富家子弟，見天下大亂，便學擊劍騎射，並招聚百名輕俠少年，成為一名豪俠首領。平時，借上山打獵的名義，暗中在深山進行軍事訓練，並加以嚴密的組織，形同軍隊。後來，便利用這之力量，保護族人移居江東。
曹操的族弟曹仁與此相類而更勝之，後來將手下的近千輕俠少年拉入了曹操的起事大軍。
也有另一部分豪俠群體，因宗族關係舉族築堡聚居，豪俠頭目即為塢堡的軍事首領。許楮便是一例，他“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他曾將塢堡中的男女老少按軍事方式嚴格組織起來，打退了萬餘土匪的攻擊，“聞者皆畏憚之”。
而當時上流人物的習武任俠，則大都懷有政治野心。戰亂和混亂的政局使得習武比飽學通經更易出人頭地，因此他們的任俠，不過是實現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和途徑。由於他們的大量湧入，極大地改變了武俠世界的結構和成分。
不得不說，他們才是三國時代“俠”的主角。
一、漢末遊俠特點和興起背景
1。複仇
“俠”的複仇之義古來有之，但其真正的彰顯卻是自漢代開始。
東漢時期標榜“孝道”，屢頒赦令，更是在社會道德與法令條例上都助長了這種為了實踐“孝道”而複仇的風氣。漢章帝時官修的《白虎通義》就有如此記載，“子得為父報仇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其中將“孝子”與“忠臣”直接畫上等號，等於從法律上認可了這種“俠”義式的複仇。有了道德上的認可和法律上的保障，是而一時間“俠”風大盛。
而複仇風氣的普遍直接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為了複仇養客殺人，二是因“複仇”而揚名天下，進而轉變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強。這種情況一直保留到漢末仍然存在，如武威張繡，為上司報仇，“閑伺殺（曲）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三國誌·魏誌·張繡傳》)，這種因“義”或“孝”而引起的複仇方式，最容易得到人們的認可和支持，從而進一步獲取在亂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
3。漢末“俠”開始出於豪強之家而非平民
較之於先前的“私劍”或是“任俠”，漢末遊俠的組成和概念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繼為俠，如董卓、袁術、袁紹、曹操、孫堅等人都是以貴胄公子而為俠的；二是在地方各擁部曲，形成俠客集團化的豪強，如濟南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三國誌·魏誌·司馬芝傳》），揚州“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三國誌·魏誌·劉曄傳》），臨淮魯肅，“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3（《三國誌·吳誌·魯肅傳》）等，都具有相當的規模，雖不至擁兵自重，亦可稱為勢力廣大，成為地方豪強，名噪一時。
而“俠”的概念也不僅僅流於刺客殺手或是豪俠，則是逐漸成為拉聚結交眾人的一種方式，漢末著名的政論家荀悅曾經有過對這一時期遊俠的表述，他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又說：“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前漢紀》卷一零）。由此可以看出，遊俠階層的本質在漢末已有異於前代，不再依附於人，而是“立強於世”，不再單獨行動，而是“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麽“俠”在漢末開始脫離平民而出於豪強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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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末及三國時期遊俠
1。群雄之俠
東漢末年，皇室昏庸吏治腐敗，天下割據群雄並立。遊俠之風作為自我立強的手段，在桓、靈二帝時，達到高潮。
有武威段潁，“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後漢書·卷六十五·段潁列傳》），後官至太尉；有隴西董卓，“少好俠，嚐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三國誌·魏誌六·董卓傳》）、“以健俠知名”(《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有汝南袁紹，“公族豪俠”（《後漢書·卷六十八·許邵傳》）、“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後漢書·卷七十四·袁紹列傳》注引《英雄記》）；其弟袁術也“以俠氣聞”（《三國誌·魏誌六·袁術傳》）。群雄中的遊俠者，不乏這些世家貴胄，公族子弟。
而後天下大亂之時，遊俠中也不乏名者。東平張邈，“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三國誌·魏誌七·張邈傳》）；泰山王匡“輕財好施，以任俠聞”（《三國誌·魏誌一·武帝紀》注引《英雄記》）。此二人皆為當時遊俠中的佼佼，“振窮救急”“輕財好施”，更是彰顯了當世遊俠“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的特點。
而開三國基業的曹操、劉備、孫堅三人，亦與遊俠關聯頗深，詳見後文，此處不再贅述。
由此可見不論是位極人臣的段潁、董卓，抑或聲明顯赫的張邈、王匡，再如雄踞一方的二袁及三國開國之祖，都與遊俠頗有關聯，充分說明了在當時，任俠少年已經普遍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處世手段和號召方式，甚至成為在亂世中立足的奠基和根本。
2。曹魏之俠
曹魏繼承漢統，雄踞中原，曆代多有俠風，加之魏武帝曹操本人在年少時，“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三國誌·魏誌一·武帝紀》），是而俠風甚重。
曹魏集團內著名“俠士”列舉如下：
江夏李通，“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之。”（《三國誌·魏誌·李通傳》）。
譙國許褚，“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4（《三國誌·魏誌·許褚傳》）。
陳留典韋，“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誌節任俠。”（《三國誌·魏誌·典韋傳》）。
沛國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三國誌·魏誌·夏侯惇傳》注引《魏書》）。
太祖從弟曹仁，“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旅淮、泗之間。”（《三國誌·魏誌·曹仁傳》）。
而在天下初定之後，又有譙郡嵇康，“尚奇任俠”5（《三國誌·魏誌·王粲傳》）；琅邪諸葛誕“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三國誌·魏誌·諸葛誕傳》）。
由此可見，自立國之初至其將近滅亡，曹魏集團中始終能找到“俠”的蹤跡，雖然其間意義不盡相同，但曹魏遊俠的發展卻在沉澱中漸漸明晰。
或許較之漢末“任俠”而處世結交，在魏國的發展中，“俠”的含義又積澱了新的內涵。它更多的開始指向一種對功業理想的追求或是瀟灑處世的態度，從而漸漸轉變為一種文化符號。曹植《白馬篇》有言，“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憧憬的是沙場建功，保家衛國的理想，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無畏精神；而曹丕《善哉行》中所說，“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則多少體現了一種逍遙世外的縱情態度，放曠於世，瀟灑自然。
文人雅士以“俠”為自己精神追求的目標，借以抒發理想和弘揚人性，“俠”的意義開始和當時的文壇氣度建安風骨緊密相連。
3。蜀漢之俠
蜀地偏徑，遠離中原，少經動蕩，是而俠風不興，故蜀漢出名的遊俠極少。但與曹魏相同的是，其開國之祖劉備，卻是“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三國誌·蜀誌·先主傳》）。
所以盡管蜀漢遊俠極罕，卻終究還是能多少窺得幾位“俠者”的影子。
《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有載，潁川徐庶，“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嚐為人報仇，白堊突麵，被發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廛，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列疏巾單衣，折節學問”。這段記載了徐庶年少時為俠的文字，其間還真頗有點戰國遊俠的風骨氣節。這恐怕是漢末三國時代最接近最初“遊俠”意義的存在。
另一個有跡可循的人是吳班，他是吳壹的族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吳）壹相亞。”（《季漢輔臣讚·讚吳子遠》）。雖然這裏的“豪俠”和我們所謂的“遊俠”還是存在一定的差別，在此卻不妨錄入，以免蜀漢俠士過為尷尬。
蜀漢因地處偏僻，與中原文化相交甚少，是以俠風不興，但先主立國卻仍舊與遊俠階層息息相關。
4。東吳之俠
三國曆史相似的驚人，曹操劉備兩位當世豪傑年少時都曾任俠輕狂，身為東吳開國之祖的孫堅想來也不例外，“曆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裏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三國誌·吳誌·孫破虜討逆傳》注引《江表傳》），而正是這些俠義少年，後來成為了孫堅起家最初的基本力量。
東吳遊俠不少，風格卻與中原遊俠略有不同，多以仁義好施為中心，如魯肅著名的指斛相贈，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後來魯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三國誌·吳誌·魯肅傳》），同行的除了老弱，更有“輕俠少年”百餘人。由此便可見得江南俠風之盛。
當然除卻那些富貴人家的“好施之俠”，東吳也不乏更接近傳統意義上的俠士，如巴郡甘寧，“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駑，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三國誌·吳誌·甘年傳》）。直至成為東吳大將，甘寧好俠之氣不改，“雖粗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三國誌·吳誌·甘寧傳》）。想來當年甘興霸百騎劫營之時，用的便是這群“健兒”，是以能以百餘人退卻曹魏數萬大軍6。
有意思的是，那位被甘寧一箭射殺的東吳猛將淩操，也是有名的俠士，《三國誌·吳誌·淩統傳》記載“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而其子淩統，亦“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三國誌·吳誌·淩統傳》）。
東吳為古山越之地，雖也地處偏僻，但較之於蜀地，民風剽悍，是以俠風盛於西蜀，然東吳之俠，多處於前期孫堅、孫策開疆拓土之時，所謂少年江東，便匯聚各種少年輕俠。而至孫權建國，俠少漸少，直至之後天下歸晉，東吳政權內都再鮮有遊俠蹤跡。
二、漢末及三國遊俠發展小議
縱觀漢末三國，遊俠逐漸向豪強化靠攏，成為區域集團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隨著魏晉門閥觀念的加深而不斷發展；而縱觀魏蜀吳三國，東吳遊俠之風盛於西蜀，曹魏又盛於東吳，曹魏遊俠發展的導向則直接引導了後世遊俠發展進程，使得傳統遊俠的含義，在漢末三國時期有了極大的發展和改觀，趨於基本定型。從傳統的“刺客之俠”“複仇之俠”或是“豪強之俠”開始轉變為一種文化符號，用以寄托理想抒發壯誌，而這一轉變直至隋唐時期才得以完成。是以就算在盛唐之下的輕俠之風，亦會有著建安風骨的剪影。建安風骨漸而成為後世“俠義”的重要組分。
漢末三國時期，作為中國古代遊俠發展的重要曆史階段，有著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而在這段數百年的紛繁曆史中，遊俠的身影也處處可見，他們創造甚至導向了曆史，在整個漢末三國的曆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非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