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
“是的，是哈薩克馬匪！他們熟悉地形，來無影去無蹤，時常打我們的伏擊，對我們的威脅最大！這幾個月下來，我們的購糧分隊頻頻被他們襲擊，到現在已經損失兩千多人了！”張壽增沮喪道。
劉慶斌心中清楚，讓張壽增管理民政他是一把好手，可若讓他指揮打仗就勉為其難了。
攻擊雄鷹軍的俄軍是沙俄阿斯特拉罕省的軍隊，共五個團，六千餘人。其中，兩個是步兵團，三個是哥薩克騎兵團。因為是省軍，相對武器裝備比較落後，人數處於劣勢，再加上俄軍主要是以陣地進攻為主。所以對雄鷹軍的威脅並不大。
真正讓張壽增頭疼的是阿列克匪幫。
阿列克原本是托海莫勒部落的普通牧民，早年在哈薩克和羅斯托夫間販運牲畜。
五年前，阿列克因不滿沙俄的苛捐雜稅，帶領40餘名同部落牧民在阿斯特拉罕做了馬匪。此後阿列克在該地晝伏夜出，四處搶掠。阿斯特拉罕省派遣一隊騎兵前來討伐，卻被阿列克擊敗，阿列克名聲大噪，一些不堪受欺壓的牧民開始自覺投奔他。
到這年深秋，他的手下增加到200人，他們到處殺人越貨，行蹤詭秘，當地駐軍追捕多次，不得要領。
第二年，哈拉斯部落牧民殺死追捕的警察，攜槍械投奔阿列克，此後。阿列克的勢力大增。他給予自己的部下在草原上有搶劫、殺人的權利，靠這樣既打阿斯特拉罕省軍，又搶劫牧民的手段日益壯大起來。
前年春天，阿斯特拉罕省集中了幾乎全省的部隊，對阿列克大舉進行軍事進剿，雙方激戰竟日。損失都很慘重。嚴冬剛過。阿列克部迅速恢複了戰鬥力，阿列克部即重新開始活躍起來。
去年3月，阿列克率部隊數千之眾攻打阿斯特拉罕省首府阿斯特拉罕市，阿斯特拉罕市駐有俄軍三個團。阿列克部 3000餘眾向阿斯特拉罕市猛撲。省軍3個團損失慘重，阿斯特拉罕市商民紛紛逃往羅斯托夫避難。
張壽增他們來到阿克套時，阿列克匪幫已經達到了5000人，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
“阿列克匪幫與阿斯特拉罕省的軍隊不是死敵嗎？怎麽會共同進攻你們呢？”劉慶斌奇怪道。
“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若不是這樣，我們也不會如此狼狽！”張壽增無奈道。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他們之間已經相互勾結起來了！”劉慶斌思忖道。
……
3月10日，劉慶斌趕到阿克套雄鷹軍駐地。
當劉慶斌進入營地的時候，他被眼前的情景震憾了：無數雄鷹軍排成兩路前來迎接他。他們衣衫襤褸，形同乞丐，破爛的軍裝已分不清原來的顏色。滿臉的胡須像久居深山的野人。深陷的眼眶猶如地獄的餓殍。其中還有一些攙著的，扶著的，拄著拐棍的。
這是一支什麽樣的部隊，這是一群什麽樣的人？他們風餐露宿，行進了上萬公裏路程，來到了異國他鄉。他們到處被圍追堵截四處流竄。已經陷入瀕臨窮途末路。但是，他們沒有潰散或者被消滅。他們還保持著高昂的鬥誌。
劉慶斌眼睛濕潤了，他心中萬分自責，自己應該早些來，自己應該多關心一些他們。
與此同時，劉慶斌也在心中暗自下了決心：一定要向俄國人和那群土匪複仇。
……
到達了阿克套，劉慶斌還沒來得及和劉道真、劉八他們細談，便將注意力轉移到了一封剛剛收到電報上。電報是袁世凱發來的，他遇到了天大的難題。
原來，日軍攻下青島後，民國政府正式照會日本公使，提出撤兵要求。日本方麵不但不予置理，反增添大軍，進占濰縣，沿鐵路進逼濟南，占領了膠濟鐵路全線和沿線各礦山，所有路礦辦事之中國員工悉數被驅，全體改用日本人辦理。並假此大發雷霆，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
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當麵投遞了一個文件，他說：“日本政府向大總統表示誠意，希望中日懸案能夠早日解決。同時如果中國方麵有誠意，也表示是大總統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個良好機會，中日懸案解決，則日本政府願給大總統更多和更大的幫忙。日本政府鄭重希望大總統一點，就是在這次商談中，請貴國嚴守秘密。”
一個國家的公使，要求和駐在國進行外交談判，隻能通過駐在國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駐在國的皇帝或總統，是極不合理、極沒有禮貌的事。日本竟命令駐華公使當麵向袁世凱遞交秘密條件的文書，這是國際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舉動。
袁世凱把條文略略翻了一翻，就說：“請貴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談”。
可是，日置益堅持請袁世凱先親閱一下。
待日使辭出後，袁世凱翻開文書一看，大為震動。袁世凱作為一國總統，對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條款是很激憤的。當晚，袁召集緊急會議，次日至21日，又連續開會三天，詳議對策。大家對於這個棘手而嚴重的問題，反複談商，結果認為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條件；二是利用談判和日方討價還價。當然還有第三條路是拒絕，可是拒絕就等於決裂，民國政府是無法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
袁世凱聽了大家的意見後，最後決定讓孫寶琦、曹汝霖和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談判。誰知，談到現在日本人都不做絲毫的讓步。無奈之下，袁世凱隻好給劉慶斌發電報求援。
在後世，袁世凱因與日簽定了“二十一條”而備受詬責，甚至被視同“賣國”，但這一評價顯然是不客觀的。民國初期，中國在對外關係上處於多個列強共同控製的局麵之下，不僅國力虛弱，邊疆危機等外交難題迭起，作為中國新統治者的袁世凱，既背負著晚清舊外交的沉重包袱，又承擔著開創民國新外交的曆史責任，要求袁世凱在重大對外交涉中都能取得保全國家權益的重大成果也是勉為其難的。
劉慶斌深深能夠理解袁世凱的困境，他靜下心來給袁世凱發了一封長長的電報。
“是的，是哈薩克馬匪！他們熟悉地形，來無影去無蹤，時常打我們的伏擊，對我們的威脅最大！這幾個月下來，我們的購糧分隊頻頻被他們襲擊，到現在已經損失兩千多人了！”張壽增沮喪道。
劉慶斌心中清楚，讓張壽增管理民政他是一把好手，可若讓他指揮打仗就勉為其難了。
攻擊雄鷹軍的俄軍是沙俄阿斯特拉罕省的軍隊，共五個團，六千餘人。其中，兩個是步兵團，三個是哥薩克騎兵團。因為是省軍，相對武器裝備比較落後，人數處於劣勢，再加上俄軍主要是以陣地進攻為主。所以對雄鷹軍的威脅並不大。
真正讓張壽增頭疼的是阿列克匪幫。
阿列克原本是托海莫勒部落的普通牧民，早年在哈薩克和羅斯托夫間販運牲畜。
五年前，阿列克因不滿沙俄的苛捐雜稅，帶領40餘名同部落牧民在阿斯特拉罕做了馬匪。此後阿列克在該地晝伏夜出，四處搶掠。阿斯特拉罕省派遣一隊騎兵前來討伐，卻被阿列克擊敗，阿列克名聲大噪，一些不堪受欺壓的牧民開始自覺投奔他。
到這年深秋，他的手下增加到200人，他們到處殺人越貨，行蹤詭秘，當地駐軍追捕多次，不得要領。
第二年，哈拉斯部落牧民殺死追捕的警察，攜槍械投奔阿列克，此後。阿列克的勢力大增。他給予自己的部下在草原上有搶劫、殺人的權利，靠這樣既打阿斯特拉罕省軍，又搶劫牧民的手段日益壯大起來。
前年春天，阿斯特拉罕省集中了幾乎全省的部隊，對阿列克大舉進行軍事進剿，雙方激戰竟日。損失都很慘重。嚴冬剛過。阿列克部迅速恢複了戰鬥力，阿列克部即重新開始活躍起來。
去年3月，阿列克率部隊數千之眾攻打阿斯特拉罕省首府阿斯特拉罕市，阿斯特拉罕市駐有俄軍三個團。阿列克部 3000餘眾向阿斯特拉罕市猛撲。省軍3個團損失慘重，阿斯特拉罕市商民紛紛逃往羅斯托夫避難。
張壽增他們來到阿克套時，阿列克匪幫已經達到了5000人，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
“阿列克匪幫與阿斯特拉罕省的軍隊不是死敵嗎？怎麽會共同進攻你們呢？”劉慶斌奇怪道。
“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若不是這樣，我們也不會如此狼狽！”張壽增無奈道。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他們之間已經相互勾結起來了！”劉慶斌思忖道。
……
3月10日，劉慶斌趕到阿克套雄鷹軍駐地。
當劉慶斌進入營地的時候，他被眼前的情景震憾了：無數雄鷹軍排成兩路前來迎接他。他們衣衫襤褸，形同乞丐，破爛的軍裝已分不清原來的顏色。滿臉的胡須像久居深山的野人。深陷的眼眶猶如地獄的餓殍。其中還有一些攙著的，扶著的，拄著拐棍的。
這是一支什麽樣的部隊，這是一群什麽樣的人？他們風餐露宿，行進了上萬公裏路程，來到了異國他鄉。他們到處被圍追堵截四處流竄。已經陷入瀕臨窮途末路。但是，他們沒有潰散或者被消滅。他們還保持著高昂的鬥誌。
劉慶斌眼睛濕潤了，他心中萬分自責，自己應該早些來，自己應該多關心一些他們。
與此同時，劉慶斌也在心中暗自下了決心：一定要向俄國人和那群土匪複仇。
……
到達了阿克套，劉慶斌還沒來得及和劉道真、劉八他們細談，便將注意力轉移到了一封剛剛收到電報上。電報是袁世凱發來的，他遇到了天大的難題。
原來，日軍攻下青島後，民國政府正式照會日本公使，提出撤兵要求。日本方麵不但不予置理，反增添大軍，進占濰縣，沿鐵路進逼濟南，占領了膠濟鐵路全線和沿線各礦山，所有路礦辦事之中國員工悉數被驅，全體改用日本人辦理。並假此大發雷霆，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
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當麵投遞了一個文件，他說：“日本政府向大總統表示誠意，希望中日懸案能夠早日解決。同時如果中國方麵有誠意，也表示是大總統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個良好機會，中日懸案解決，則日本政府願給大總統更多和更大的幫忙。日本政府鄭重希望大總統一點，就是在這次商談中，請貴國嚴守秘密。”
一個國家的公使，要求和駐在國進行外交談判，隻能通過駐在國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駐在國的皇帝或總統，是極不合理、極沒有禮貌的事。日本竟命令駐華公使當麵向袁世凱遞交秘密條件的文書，這是國際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舉動。
袁世凱把條文略略翻了一翻，就說：“請貴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談”。
可是，日置益堅持請袁世凱先親閱一下。
待日使辭出後，袁世凱翻開文書一看，大為震動。袁世凱作為一國總統，對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條款是很激憤的。當晚，袁召集緊急會議，次日至21日，又連續開會三天，詳議對策。大家對於這個棘手而嚴重的問題，反複談商，結果認為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條件；二是利用談判和日方討價還價。當然還有第三條路是拒絕，可是拒絕就等於決裂，民國政府是無法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
袁世凱聽了大家的意見後，最後決定讓孫寶琦、曹汝霖和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談判。誰知，談到現在日本人都不做絲毫的讓步。無奈之下，袁世凱隻好給劉慶斌發電報求援。
在後世，袁世凱因與日簽定了“二十一條”而備受詬責，甚至被視同“賣國”，但這一評價顯然是不客觀的。民國初期，中國在對外關係上處於多個列強共同控製的局麵之下，不僅國力虛弱，邊疆危機等外交難題迭起，作為中國新統治者的袁世凱，既背負著晚清舊外交的沉重包袱，又承擔著開創民國新外交的曆史責任，要求袁世凱在重大對外交涉中都能取得保全國家權益的重大成果也是勉為其難的。
劉慶斌深深能夠理解袁世凱的困境，他靜下心來給袁世凱發了一封長長的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