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這裏，我個人認為，老朱有資格進入曆史帝王總排行榜的前三名，朱元璋一直是我崇拜的人。”華皇肯定的迴答道，“但是我並不能代表天下人，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曆史觀，這隻是我個人的觀點，這點不強求，華國是言論自由的國家。我也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宣揚過朱元璋的業績，華國現在的教材中，也沒有特別美化朱元璋的部分。”
華國的所有教材，華皇都參與了編訂，尤其是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的這7年份教材。
華國仍然使用的322教育製度，什麽叫322？就是小學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所有人都必須接受小學三年的教育，這是義務教育，如果有發現荒廢學齡兒童學業的情況，家長和地方官要問罪的。
華國的小學教材中就已經有兩篇語文課文是談曆史的了，小孩需要把所有的朝代背出來，需要對每個朝代重要的幾個皇帝有所了解，這是華皇要求的。
到了初中，更是有專門的曆史課程。
凱瑟琳點點頭，“朱元璋經過多年艱苦卓絕的征戰，削平群雄，結束了蒙元的統治，統一了全國，建立了嶄新而強大的國家，恢複了漢民族在傳統中國疆域內喪失已久的政權。恢複乃至極大地增強了漢族，也包括同被壓迫的同為炎黃子孫的許多其他民族的民族地位和民族自信心，修複並光大了已經大傷元氣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朱元璋以強力手段進行了政治製度的改進與創新，這種改進一方麵固然是為了進一步加強皇權和穩定政治權力格局，但在主觀和客觀上也在一定乃至相當的程度上完善了封建製度，促進了政治製度的進步，乃至為其質的現代性飛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借鑒漢初經驗，實行輕稅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為天下百姓的利益精心謀劃與勤奮工作，使生活在明初的平民百姓在生靈塗炭的戰火之後過上了幸福安康的好日子。朱元璋大力整治官場，打擊和處死了一大批貪官汙吏，其反腐反貪的堅強決心和鐵血手段既矯正、震懾了洪武一朝和有明一代，也為後世書寫了官員應該怎樣為官的準則。我跟陛下想的一樣，我也覺得朱元璋應該有資格進入前三名，我最喜歡看朱元璋懲治貪官的故事。”
華皇微笑著對凱瑟琳點了一下頭，以示讚許。
朱元璋晚年為了整頓官僚隊伍清除腐敗現象，而在全國範圍內興起的一場官民大學習和群眾大造反運動。朱元璋學“大誥”運動的構想正是基於明王朝建立初期腐敗的迅速蔓延。
朱元璋采取了中國曆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朱元璋對貪汙之官，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
雖然懲貪措施如此嚴厲，腐敗卻從來沒有絕跡。大的腐敗案消失了，小的腐敗卻仍然層出不窮。
監察官員和錦衣衛報上來的貪汙案件，每天都堆了滿滿一桌子。對於官員如此閔不畏死，甘蹈法網，朱元璋在震驚之餘，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把原因歸結於舊朝代思想的汙染。
為此，他親自作了《大誥》這一千古奇文，作為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
所謂《大誥》，簡要捷說，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匯編，類似現在的廉政案例匯編。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以大量的囉裏囉唆老生常談的說教。由於是朱元璋親筆所作，所以這本書文辭鄙俗，體例雜亂，多語句不通之處。因為以威脅恐嚇官員百姓為目的，所以他選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殘忍令人發指者。
就是這樣一套雜蕪的文件匯編，成了全國人民必須學習的精神財富。
為了徹底消滅腐敗現象，建設一支純而又純的官員隊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於廣大人民群眾。
洪武中葉，大明帝國裏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
一開始，皇帝賦予百姓的是監督權。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並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衝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賦予卑賤的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這一號召再一次證明這個通過農民起義登上皇位的皇帝對農民理想的某種忠誠。對於這場全帝國範圍內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朱元璋抱以極大的希望。詔書發布下去了，天下卻沒有出現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響應”的局麵。畢竟，自有國家以來，中國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員腳下。麵對皇帝的“造反”號召，他們一時不知所措。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辦法。洪武十九年，他嚴厲懲罰了鎮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們沒有按他的要求，積極捉拿貪官韋棟，而聽任他在鎮江胡作非為，直到這個貪官被皇帝親自發現。
這就是朱元璋的動員方式。在這動員加恐嚇之下，朱元璋興起的捉貪運動終於在各地興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綁捉拿官員，這有中國以來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現象終於出現了。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與百姓密切配合，嚴厲打擊貪汙腐化。
那個時候，幾乎無日不殺人。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太多，沒有人辦公，朱元璋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徒流辦事”“戴斬、絞、徒、流刑在職”的辦法，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著鐐銬迴到公堂辦公。在洪武時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在這種恐怖氣氛中，不論大官小官，個個膽戰心驚，不知什麽時候就大禍臨頭。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迴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原來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有的家裏有好學之子，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反而叫他們休學種地。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征出仕，甚至自殘肢體。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裏有許多無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汙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這樣一個在別的皇朝沒能實現的人間奇跡，而不是什麽公平正義。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多少人冤死，朱元璋都是無所顧惜的。
在朱元璋的時代，想在官場全身而退幾乎就不可能，有些人認為反正動輒得咎，不如趁早撈一把算了。連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產了。因為有了權力，可以處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敗起來。他們毫不自重，以權謀私，甚至貪圖酒食賄賂，“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妄張威福，顛倒是非”。至於擒拿犯法吏員一舉，負麵作用也很快反映出來。
群眾運動的火候是最難掌握的。
華皇對於老朱作為一個皇帝，願意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的胸懷是讚賞的，但是對於老朱同誌的手腕確實不敢苟同，估計是老朱的性格原因造成的，加上年紀大了，有時候會做出一些偏激且幼稚的事情，要是年輕時候的老朱，不會這麽‘猛’。
不久，就有許多地方的地方官為了政治利益，威脅利誘百姓們保舉自己，打擊他人，更有許多地方群眾為了抗稅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稅收官員捉拿到京。
這類事情遠比真正捉到的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個勁地發火。皇帝晚年，對自己的暴力懲貪曾經有過困惑和動搖。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對刑部官員說：“愚民犯法，如啖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益眾，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在一定程度上朱元璋曾承認了自己通過恐怖和教化方式淨化臣民思想的失敗。然而，他始終認為自己親手寫訂的《大誥》是一部“寶書”，不忍舍棄。在臨死前一年，朱元璋再次在《禦製大明律序》中說：“作《大誥》以昭示民間，使知所趨避又有年矣。然而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如今我特命有司，將《大誥》內的條目，揀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內。”從而使《大誥》部分條目和《大明律》一樣，成為永久性的法律。
朱元璋希望子孫後代世世代代“依《律》與《大誥》擬罪”。雖然朱元璋屢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還是改變不了他曾經希望世世代代指導人民的《大誥》很快被棄如敝屣的現實。
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個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詔》中宣布：“今後官民有犯法者，執法機關一律隻按《大明律》斷，不許深文周納。”這個“深文”顯然就是指《大誥》。
雖然沒有哪個後世皇帝敢明確宣布廢除《大誥》，但在朱元璋死後直到明亡，《大誥》再也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雖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賞，他的子孫們卻羞於提到太祖皇帝這本文字粗鄙內容血腥的著作。
到明代中葉，《大誥》已經鮮為人知。弘治朝的大臣陸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法律條文說執《大誥》者減罪一等，可是現在百姓連見都沒見過《大誥》，何談講讀！”
曾經發行數千萬冊的這本寶書，到明末在民間幾乎一本也沒有了。
沒有流傳下來，就已經足以說明全天下都對老朱的做法不感冒，尤其是老朱自己的子孫。
這也許是朱元璋從來沒有想到的。更讓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雖然他在世時，通過他堂吉訶德式的努力，貪汙腐化現象得到了一時的抑製，然而卻積蓄了巨大的反彈能量。
在朱元璋死後，腐敗又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後期，腐敗現象在各級官吏爭先恐後的瘋狂和無恥狀態中，向政治肌體的一切環節蔓延擴散並最終積聚成為洶湧的惡濤，吞沒了整個王朝。大明最終以中國曆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被載入史冊。
華皇這段時間準備發動一場配合戰爭的運動，主要針對的方向，是官員，是貪腐，也是整個社會群體中的人心方向，所以，凱瑟琳提出來的這個問題，華皇特別的上心。
“私有製下反腐是無解的，大道理就不說了，在一個全民向錢看的社會，必然是笑貧不笑娼的，人家不管你錢是哪來的，隻看你有錢無錢，有錢你就是成功人士，無錢那麽你什麽都不是。不管白貓還是黑貓，抓到老鼠才是好貓。既然社會如此，官場又豈能例外？國家對官員難道不是通過錢來激勵的麽？政績好，做事勤勉，獎金就多，給你升職漲工資。如果一個官員不愛錢，那麽他必然對獎金和漲薪反應麻木，那麽他還會是個做事勤勉的好官？要知道一個人從事一種職業，包括當官，不都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麽？如果不是為了錢，那麽何必找工作？何況哪種工作都很不容易。”華皇沉思著道。
凱瑟琳聽的似懂非懂，看著華皇的目光，透出無限溫情，華皇的外表雖然還很稚嫩，但是華皇的內在，讓凱瑟琳如此著迷，凱瑟琳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很愛看華皇說話的神態。
皇帝本來就是一個很讓人崇敬的職業，更何況是大國的皇帝，還是一個能力強大，帶著華國超速崛起的皇帝。
華國的所有教材，華皇都參與了編訂，尤其是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的這7年份教材。
華國仍然使用的322教育製度，什麽叫322？就是小學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所有人都必須接受小學三年的教育，這是義務教育，如果有發現荒廢學齡兒童學業的情況，家長和地方官要問罪的。
華國的小學教材中就已經有兩篇語文課文是談曆史的了，小孩需要把所有的朝代背出來，需要對每個朝代重要的幾個皇帝有所了解，這是華皇要求的。
到了初中，更是有專門的曆史課程。
凱瑟琳點點頭，“朱元璋經過多年艱苦卓絕的征戰，削平群雄，結束了蒙元的統治，統一了全國，建立了嶄新而強大的國家，恢複了漢民族在傳統中國疆域內喪失已久的政權。恢複乃至極大地增強了漢族，也包括同被壓迫的同為炎黃子孫的許多其他民族的民族地位和民族自信心，修複並光大了已經大傷元氣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朱元璋以強力手段進行了政治製度的改進與創新，這種改進一方麵固然是為了進一步加強皇權和穩定政治權力格局，但在主觀和客觀上也在一定乃至相當的程度上完善了封建製度，促進了政治製度的進步，乃至為其質的現代性飛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借鑒漢初經驗，實行輕稅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為天下百姓的利益精心謀劃與勤奮工作，使生活在明初的平民百姓在生靈塗炭的戰火之後過上了幸福安康的好日子。朱元璋大力整治官場，打擊和處死了一大批貪官汙吏，其反腐反貪的堅強決心和鐵血手段既矯正、震懾了洪武一朝和有明一代，也為後世書寫了官員應該怎樣為官的準則。我跟陛下想的一樣，我也覺得朱元璋應該有資格進入前三名，我最喜歡看朱元璋懲治貪官的故事。”
華皇微笑著對凱瑟琳點了一下頭，以示讚許。
朱元璋晚年為了整頓官僚隊伍清除腐敗現象，而在全國範圍內興起的一場官民大學習和群眾大造反運動。朱元璋學“大誥”運動的構想正是基於明王朝建立初期腐敗的迅速蔓延。
朱元璋采取了中國曆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朱元璋對貪汙之官，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
雖然懲貪措施如此嚴厲，腐敗卻從來沒有絕跡。大的腐敗案消失了，小的腐敗卻仍然層出不窮。
監察官員和錦衣衛報上來的貪汙案件，每天都堆了滿滿一桌子。對於官員如此閔不畏死，甘蹈法網，朱元璋在震驚之餘，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把原因歸結於舊朝代思想的汙染。
為此，他親自作了《大誥》這一千古奇文，作為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
所謂《大誥》，簡要捷說，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匯編，類似現在的廉政案例匯編。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以大量的囉裏囉唆老生常談的說教。由於是朱元璋親筆所作，所以這本書文辭鄙俗，體例雜亂，多語句不通之處。因為以威脅恐嚇官員百姓為目的，所以他選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殘忍令人發指者。
就是這樣一套雜蕪的文件匯編，成了全國人民必須學習的精神財富。
為了徹底消滅腐敗現象，建設一支純而又純的官員隊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於廣大人民群眾。
洪武中葉，大明帝國裏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
一開始，皇帝賦予百姓的是監督權。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並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衝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賦予卑賤的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這一號召再一次證明這個通過農民起義登上皇位的皇帝對農民理想的某種忠誠。對於這場全帝國範圍內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朱元璋抱以極大的希望。詔書發布下去了，天下卻沒有出現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響應”的局麵。畢竟，自有國家以來，中國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員腳下。麵對皇帝的“造反”號召，他們一時不知所措。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辦法。洪武十九年，他嚴厲懲罰了鎮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們沒有按他的要求，積極捉拿貪官韋棟，而聽任他在鎮江胡作非為，直到這個貪官被皇帝親自發現。
這就是朱元璋的動員方式。在這動員加恐嚇之下，朱元璋興起的捉貪運動終於在各地興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綁捉拿官員，這有中國以來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現象終於出現了。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與百姓密切配合，嚴厲打擊貪汙腐化。
那個時候，幾乎無日不殺人。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太多，沒有人辦公，朱元璋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徒流辦事”“戴斬、絞、徒、流刑在職”的辦法，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著鐐銬迴到公堂辦公。在洪武時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在這種恐怖氣氛中，不論大官小官，個個膽戰心驚，不知什麽時候就大禍臨頭。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迴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原來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有的家裏有好學之子，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反而叫他們休學種地。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征出仕，甚至自殘肢體。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裏有許多無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汙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這樣一個在別的皇朝沒能實現的人間奇跡，而不是什麽公平正義。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多少人冤死，朱元璋都是無所顧惜的。
在朱元璋的時代，想在官場全身而退幾乎就不可能，有些人認為反正動輒得咎，不如趁早撈一把算了。連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產了。因為有了權力，可以處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敗起來。他們毫不自重，以權謀私，甚至貪圖酒食賄賂，“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妄張威福，顛倒是非”。至於擒拿犯法吏員一舉，負麵作用也很快反映出來。
群眾運動的火候是最難掌握的。
華皇對於老朱作為一個皇帝，願意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的胸懷是讚賞的，但是對於老朱同誌的手腕確實不敢苟同，估計是老朱的性格原因造成的，加上年紀大了，有時候會做出一些偏激且幼稚的事情，要是年輕時候的老朱，不會這麽‘猛’。
不久，就有許多地方的地方官為了政治利益，威脅利誘百姓們保舉自己，打擊他人，更有許多地方群眾為了抗稅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稅收官員捉拿到京。
這類事情遠比真正捉到的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個勁地發火。皇帝晚年，對自己的暴力懲貪曾經有過困惑和動搖。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對刑部官員說：“愚民犯法，如啖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益眾，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在一定程度上朱元璋曾承認了自己通過恐怖和教化方式淨化臣民思想的失敗。然而，他始終認為自己親手寫訂的《大誥》是一部“寶書”，不忍舍棄。在臨死前一年，朱元璋再次在《禦製大明律序》中說：“作《大誥》以昭示民間，使知所趨避又有年矣。然而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如今我特命有司，將《大誥》內的條目，揀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內。”從而使《大誥》部分條目和《大明律》一樣，成為永久性的法律。
朱元璋希望子孫後代世世代代“依《律》與《大誥》擬罪”。雖然朱元璋屢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還是改變不了他曾經希望世世代代指導人民的《大誥》很快被棄如敝屣的現實。
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個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詔》中宣布：“今後官民有犯法者，執法機關一律隻按《大明律》斷，不許深文周納。”這個“深文”顯然就是指《大誥》。
雖然沒有哪個後世皇帝敢明確宣布廢除《大誥》，但在朱元璋死後直到明亡，《大誥》再也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雖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賞，他的子孫們卻羞於提到太祖皇帝這本文字粗鄙內容血腥的著作。
到明代中葉，《大誥》已經鮮為人知。弘治朝的大臣陸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法律條文說執《大誥》者減罪一等，可是現在百姓連見都沒見過《大誥》，何談講讀！”
曾經發行數千萬冊的這本寶書，到明末在民間幾乎一本也沒有了。
沒有流傳下來，就已經足以說明全天下都對老朱的做法不感冒，尤其是老朱自己的子孫。
這也許是朱元璋從來沒有想到的。更讓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雖然他在世時，通過他堂吉訶德式的努力，貪汙腐化現象得到了一時的抑製，然而卻積蓄了巨大的反彈能量。
在朱元璋死後，腐敗又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後期，腐敗現象在各級官吏爭先恐後的瘋狂和無恥狀態中，向政治肌體的一切環節蔓延擴散並最終積聚成為洶湧的惡濤，吞沒了整個王朝。大明最終以中國曆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被載入史冊。
華皇這段時間準備發動一場配合戰爭的運動，主要針對的方向，是官員，是貪腐，也是整個社會群體中的人心方向，所以，凱瑟琳提出來的這個問題，華皇特別的上心。
“私有製下反腐是無解的，大道理就不說了，在一個全民向錢看的社會，必然是笑貧不笑娼的，人家不管你錢是哪來的，隻看你有錢無錢，有錢你就是成功人士，無錢那麽你什麽都不是。不管白貓還是黑貓，抓到老鼠才是好貓。既然社會如此，官場又豈能例外？國家對官員難道不是通過錢來激勵的麽？政績好，做事勤勉，獎金就多，給你升職漲工資。如果一個官員不愛錢，那麽他必然對獎金和漲薪反應麻木，那麽他還會是個做事勤勉的好官？要知道一個人從事一種職業，包括當官，不都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麽？如果不是為了錢，那麽何必找工作？何況哪種工作都很不容易。”華皇沉思著道。
凱瑟琳聽的似懂非懂，看著華皇的目光，透出無限溫情，華皇的外表雖然還很稚嫩，但是華皇的內在，讓凱瑟琳如此著迷，凱瑟琳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很愛看華皇說話的神態。
皇帝本來就是一個很讓人崇敬的職業，更何況是大國的皇帝，還是一個能力強大，帶著華國超速崛起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