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一晃便進入了1877年。
萌總裁7歲了。
西南戰爭是發生於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間的一場戰爭。
是明治維新期間平定鹿兒島士族反政府叛亂的一次著名戰役。
因為鹿兒島地處日本西南，故稱之為“西南戰爭”。
明治初年，日本雖然成立了以天皇為最高權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權體製，從舊代延續下來的274個藩仍然保持著獨立的軍隊、財政和領國內的統治權，明治政府對國內的控製力極為薄弱。當時的明治政府麵臨著三方麵的壓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並無直轄武裝力量，僅僅靠薩摩藩、長州藩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薩、長聯盟與明治政府的利益點不合，政府將無兵可依，勢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財政上僅能征收和調配全國資源的30-40，卻要負擔作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見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時日本仍在歐美列強的幹涉和不平等條約壓迫下，明治政府繼承了幕府的對外債務和各項賠款，無疑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
第三，維新之後，日本整體政治氣氛仍然停留於幕府時期，隻不過效忠對象由幕府轉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維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爭權奪利。
政府中以木戶孝允為首的開明派認識到：欲在內消除割據分裂的隱患，對外擺脫列強壓迫的危機，必須構建與幕府時代不同，能“與萬國相對峙”的新日本。
對於這個新日本的構架，伊藤博文明確指出：必須建立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體製，“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關鍵在於廢除各藩，清除構成“小權”的基礎。
在具體實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還版籍”（即各藩將土地和人民獻給朝廷，不再為自己所私有），最終廢除各藩的漸進式政策。
本來，這些東西，都是萌總裁開始向伊藤博文取經效法的。
萌總裁的華國製度，一方麵來自，英國，德國和現代的一些製度，一方麵也來自於日本。
但是，現在華國明顯在製度方麵走到了日本人的前麵。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達“藩治職令”（統一各藩官製，強化政府對藩的監督控製；不受門第和舊習限製，提拔人才；藩政與藩主的家政分離），接著又在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還版籍”；同時要求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貢獻兵力，設立禦親兵；後又實施“廢藩置縣”。在這一係列處理過程中，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從總體上看，主要矛盾有：
1、開國政策與“攘夷”派之間的矛盾。在倒幕運動時期，維新派以“尊王攘夷”為綱領，斥責幕府的開國行為是違背天皇意誌的悖逆行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維新政策中，第三條明文規定：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來，開國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討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責任。他們采取暗殺來清除政府內的開國派。與此同時，開國與對外貿易，不平等交換造成了貴金屬短缺，而貴金屬短缺又引起物價上漲，使得民眾生活水平下降。這使得從武士、農民到市民，整個社會都蔓延著仇視外國人和開國政策的不滿情緒。在後來的叛亂過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參與。
2、征兵製、秩祿處分與士族生存危機。如果說開國隻是在精神層麵上刺激了士族，那麽征兵製和秩祿處分則從物質方麵使士族的生存發生了嚴重危機。這也是西南戰爭的主因之一。在廢藩置縣後，明治政府即開始兵權歸一、軍務歸一的改革，組建鎮台，重新編製政府常備軍，解散各藩藩兵，完成軍隊國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過程中被迫退伍迴家，從軍士族大大減少，士族的出路越來越窄。以鹿兒島縣（原薩摩藩）為例，原藩常備軍共計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輜重、騎兵）1190人。而取代舊藩兵的熊本鎮台鹿兒島分營，共計常備軍四個大隊，兵員不超過4620人，規模大大縮小。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達的《征兵詔書》和《征兵諭告》剝奪了士族引以為榮的當兵特權，雖然退伍迴鄉軍士可拿到一筆遣散費，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滿，明治六年的福岡士族暴動就是一例。
世代繼承的家祿是士族的根本特權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雖有想法，但由於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計問題不得不謹慎處理。在舊幕府時代，家祿與“奉公”聯係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對領主的封建義務，承擔一定的工作，而家祿則是領主對此給予的權利，兩者互相依存。家祿世代繼承，工作職務也世代繼承。但在廢藩置縣後，舊的藩政不複存在，士族們自然喪失了奉公的對象，而此時就形成了單方麵領取家祿卻不承擔義務的局麵。另外，雖然士族的俸祿已被削減，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萬日元，而家祿支出達1804萬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塊，使政府運轉明顯不靈。政府內部對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萬日元的家祿意見極大，從四民平等和改善財政的角度要求處分家祿。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斷然實行“金祿公債”製度，徹底廢除士族家祿。雖然士族們得到了一筆抵償金，但大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士族，都因不善經營而破產，最終淪為勞動力市場上待價而沽的赤貧者。士族們喪失了一切物質上的特權，他們急需維持生計的出路，而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與平民為伍出賣勞動力，那麽剩下的途徑隻有將危機向海外轉移，加強軍備，進行軍事擴張，將士族們的憤懣和不滿引向海外。
“征韓論”在日本由來已久，早在江戶時期，部分日本學者就開始歪曲曆史，聲稱朝鮮曆來是臣服於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奪。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獲得與列強對峙的資本，而朝鮮自然而然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而在政府內部，形成了以西鄉隆盛（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為首的征韓派和以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為首的內治派，其實對於征韓問題，兩派並不二致，都認為必須對朝鮮發動戰爭。而不同點在於：西鄉派要求立刻遣使，以獲得開戰的借口；而大久保認為遣使就是立即開戰，而日本實力尚且虛弱，維新成果還未鞏固，當下不是開戰的時機。西鄉派其主要著眼於當前的士族問題，要利用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矛盾；而大久保派則從長遠考慮，謀求漸進式擴張，避免第三國幹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書形式宣布采納代理太政大臣岩倉具視的意見，推翻了西鄉征韓一事。同日，以西鄉為首的“征韓五參議”下野。
明治政府逐步廢除士族特權，本就引發了士族的不滿，而對外戰爭暫時被否決，向海外轉嫁危機的途徑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滿的途徑就剩下反對明治政府一條路了。而西鄉和近衛軍官們的下野，使不滿的士族們有了精神領袖和實戰指揮官，讓不平士族們的基層和高層得以結合，時局發展到這一步，西南戰爭已是不可避免了。
萌總裁在北京密切關注著日本人的局勢。
“總裁，出訪的準備已經做好，華軍第一野戰師隨時可以隨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對萌總裁道。
萌總裁點點頭，拉過卡特莉娜卡芙公主的手，“這段時間，我和潔格格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有點冷落你了。”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嫣然一笑，“沒有，總裁愛和誰在一起都可以，卡特莉娜卡芙不會覺得冷落，再說，我和雨晴能長期在總裁的身邊，比很多女人都好了，朝鮮的泰熙，還沒有這個機會呢。”
萌總裁點點頭，“最近是要去一趟朝鮮了，等到亞洲的局勢徹底穩定，我們整體國際形勢，又將上一個台階，不解決日本和朝鮮的問題，我不敢發動驅逐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南亞戰爭。”
“是的，總裁現在千萬不能再激怒英國人和法國人了，中亞省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局勢也不穩定，加上西伯利亞新三省，隨時要擔心沙俄卷土重來。”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對萌總裁道。
萌總裁笑了笑，“沙俄暫時不用擔心，俄國人沒有這個實力了，他們還在俄土戰爭中疲於奔命呢！”
萌總裁7歲了。
西南戰爭是發生於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間的一場戰爭。
是明治維新期間平定鹿兒島士族反政府叛亂的一次著名戰役。
因為鹿兒島地處日本西南，故稱之為“西南戰爭”。
明治初年，日本雖然成立了以天皇為最高權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權體製，從舊代延續下來的274個藩仍然保持著獨立的軍隊、財政和領國內的統治權，明治政府對國內的控製力極為薄弱。當時的明治政府麵臨著三方麵的壓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並無直轄武裝力量，僅僅靠薩摩藩、長州藩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薩、長聯盟與明治政府的利益點不合，政府將無兵可依，勢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財政上僅能征收和調配全國資源的30-40，卻要負擔作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見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時日本仍在歐美列強的幹涉和不平等條約壓迫下，明治政府繼承了幕府的對外債務和各項賠款，無疑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
第三，維新之後，日本整體政治氣氛仍然停留於幕府時期，隻不過效忠對象由幕府轉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維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爭權奪利。
政府中以木戶孝允為首的開明派認識到：欲在內消除割據分裂的隱患，對外擺脫列強壓迫的危機，必須構建與幕府時代不同，能“與萬國相對峙”的新日本。
對於這個新日本的構架，伊藤博文明確指出：必須建立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體製，“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關鍵在於廢除各藩，清除構成“小權”的基礎。
在具體實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還版籍”（即各藩將土地和人民獻給朝廷，不再為自己所私有），最終廢除各藩的漸進式政策。
本來，這些東西，都是萌總裁開始向伊藤博文取經效法的。
萌總裁的華國製度，一方麵來自，英國，德國和現代的一些製度，一方麵也來自於日本。
但是，現在華國明顯在製度方麵走到了日本人的前麵。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達“藩治職令”（統一各藩官製，強化政府對藩的監督控製；不受門第和舊習限製，提拔人才；藩政與藩主的家政分離），接著又在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還版籍”；同時要求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貢獻兵力，設立禦親兵；後又實施“廢藩置縣”。在這一係列處理過程中，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從總體上看，主要矛盾有：
1、開國政策與“攘夷”派之間的矛盾。在倒幕運動時期，維新派以“尊王攘夷”為綱領，斥責幕府的開國行為是違背天皇意誌的悖逆行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維新政策中，第三條明文規定：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來，開國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討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責任。他們采取暗殺來清除政府內的開國派。與此同時，開國與對外貿易，不平等交換造成了貴金屬短缺，而貴金屬短缺又引起物價上漲，使得民眾生活水平下降。這使得從武士、農民到市民，整個社會都蔓延著仇視外國人和開國政策的不滿情緒。在後來的叛亂過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參與。
2、征兵製、秩祿處分與士族生存危機。如果說開國隻是在精神層麵上刺激了士族，那麽征兵製和秩祿處分則從物質方麵使士族的生存發生了嚴重危機。這也是西南戰爭的主因之一。在廢藩置縣後，明治政府即開始兵權歸一、軍務歸一的改革，組建鎮台，重新編製政府常備軍，解散各藩藩兵，完成軍隊國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過程中被迫退伍迴家，從軍士族大大減少，士族的出路越來越窄。以鹿兒島縣（原薩摩藩）為例，原藩常備軍共計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輜重、騎兵）1190人。而取代舊藩兵的熊本鎮台鹿兒島分營，共計常備軍四個大隊，兵員不超過4620人，規模大大縮小。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達的《征兵詔書》和《征兵諭告》剝奪了士族引以為榮的當兵特權，雖然退伍迴鄉軍士可拿到一筆遣散費，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滿，明治六年的福岡士族暴動就是一例。
世代繼承的家祿是士族的根本特權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雖有想法，但由於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計問題不得不謹慎處理。在舊幕府時代，家祿與“奉公”聯係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對領主的封建義務，承擔一定的工作，而家祿則是領主對此給予的權利，兩者互相依存。家祿世代繼承，工作職務也世代繼承。但在廢藩置縣後，舊的藩政不複存在，士族們自然喪失了奉公的對象，而此時就形成了單方麵領取家祿卻不承擔義務的局麵。另外，雖然士族的俸祿已被削減，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萬日元，而家祿支出達1804萬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塊，使政府運轉明顯不靈。政府內部對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萬日元的家祿意見極大，從四民平等和改善財政的角度要求處分家祿。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斷然實行“金祿公債”製度，徹底廢除士族家祿。雖然士族們得到了一筆抵償金，但大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士族，都因不善經營而破產，最終淪為勞動力市場上待價而沽的赤貧者。士族們喪失了一切物質上的特權，他們急需維持生計的出路，而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與平民為伍出賣勞動力，那麽剩下的途徑隻有將危機向海外轉移，加強軍備，進行軍事擴張，將士族們的憤懣和不滿引向海外。
“征韓論”在日本由來已久，早在江戶時期，部分日本學者就開始歪曲曆史，聲稱朝鮮曆來是臣服於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奪。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獲得與列強對峙的資本，而朝鮮自然而然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而在政府內部，形成了以西鄉隆盛（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為首的征韓派和以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為首的內治派，其實對於征韓問題，兩派並不二致，都認為必須對朝鮮發動戰爭。而不同點在於：西鄉派要求立刻遣使，以獲得開戰的借口；而大久保認為遣使就是立即開戰，而日本實力尚且虛弱，維新成果還未鞏固，當下不是開戰的時機。西鄉派其主要著眼於當前的士族問題，要利用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矛盾；而大久保派則從長遠考慮，謀求漸進式擴張，避免第三國幹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書形式宣布采納代理太政大臣岩倉具視的意見，推翻了西鄉征韓一事。同日，以西鄉為首的“征韓五參議”下野。
明治政府逐步廢除士族特權，本就引發了士族的不滿，而對外戰爭暫時被否決，向海外轉嫁危機的途徑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滿的途徑就剩下反對明治政府一條路了。而西鄉和近衛軍官們的下野，使不滿的士族們有了精神領袖和實戰指揮官，讓不平士族們的基層和高層得以結合，時局發展到這一步，西南戰爭已是不可避免了。
萌總裁在北京密切關注著日本人的局勢。
“總裁，出訪的準備已經做好，華軍第一野戰師隨時可以隨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對萌總裁道。
萌總裁點點頭，拉過卡特莉娜卡芙公主的手，“這段時間，我和潔格格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有點冷落你了。”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嫣然一笑，“沒有，總裁愛和誰在一起都可以，卡特莉娜卡芙不會覺得冷落，再說，我和雨晴能長期在總裁的身邊，比很多女人都好了，朝鮮的泰熙，還沒有這個機會呢。”
萌總裁點點頭，“最近是要去一趟朝鮮了，等到亞洲的局勢徹底穩定，我們整體國際形勢，又將上一個台階，不解決日本和朝鮮的問題，我不敢發動驅逐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南亞戰爭。”
“是的，總裁現在千萬不能再激怒英國人和法國人了，中亞省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局勢也不穩定，加上西伯利亞新三省，隨時要擔心沙俄卷土重來。”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對萌總裁道。
萌總裁笑了笑，“沙俄暫時不用擔心，俄國人沒有這個實力了，他們還在俄土戰爭中疲於奔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