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大明那這麽低的稅率，國庫的錢財應付正常的政府開支是足夠的，但一旦遇到動亂、打仗怎麽辦呢？
明末的大明皇帝自然要想辦法。
有明一代，人丁數最多為1000多萬戶，人丁銀為140萬左右，不管是占正賦2100萬的比例，還是加了三餉4100萬後的比例來看，都隻是一個零頭。
明末最大的負擔來自田賦，而人丁，從洪武之後基本沒漲過，逃稅嚴重，明朝官員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人丁銀聊勝於無。
明末崇禎十四年間，農稅2000多萬兩、工商稅2238萬兩、雜色收入3487萬兩，合計財稅收入26526萬兩，從構成來看，明朝的崇禎年間財政主要依賴農稅，占總收入的784%。
明朝稅收以實物稅為主，雖然萬曆年間張居正實行“一條鞭”稅法。但是到了崇禎十四年間也隻有白銀800多萬兩，其餘為米2000多萬石、麥580多萬石，合計米麥2500多萬石，草1300多萬束/包、絲綿320萬兩、白麻12萬斤、棉花25萬斤、絹25萬匹、棉布18萬匹、鈔6500多萬貫、錢8200多萬文、茶葉20多萬斤、膽礬22萬斤、鐵448萬斤，紙120萬張，木炭2259萬斤、木柴2519萬斤以及其他雜項。
實際運往京城的白銀，才區區二三百萬兩，大明戶部和大明皇帝居然為了這二三百萬兩銀子，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開交。
到了崇禎年間，有北方官員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就告訴崇禎，要重新再加蘇鬆的賦稅。而“蘇鬆重賦”是晚明人們的共識，江南的官員要求大明內閣減免錢糧的正當理由，也使得這一地區成為政府繼續加重田賦的禁區。
一旦崇禎皇帝欲在這一地區增加稅收，“蘇鬆重賦”便成為反對加派的正當理由。更何況，盡管晚明時期朝野黨派林立，但人數眾多、財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員無疑占了上風。從崇禎元年至崇禎十五年，內閣成員共37人，除1人未記載籍貫外，共有33人來自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區，占總人數的702%。同一期間的內閣首輔，幾乎清一色為江南人，中央決策層出現了“一邊倒”的地域構成，導致了江南人掌握決策權、話語權。
崇禎九年，局勢更加惡化，武生李璡提出讓江南大戶捐錢，另一大學士錢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擬旨下刑部提問，並且提出：“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王錫爵、錢士升所說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卻代表著江南士大夫的一貫態度：一旦損害到江南地區經濟利益時，即群起反對。這種態度有利於維護江南地區的經濟利益，卻顯然不顧全局利益。
而大明內閣反過來逼著大明皇帝，在就是正稅之外再征收雜稅。比如和遼東後金打仗，就征遼餉，鎮壓李自成張獻忠，就收剿餉，要練兵，就收練餉。大明內閣的官員們對老百姓講，我沒有隨意提高稅率啊！我隻是為了渡過眼前難關暫時性的多收一點錢罷了，當然，至於“暫時”到什麽時候，那就另說了。當然，大明的皇帝也是捏著鼻子稀裏糊塗的認下了。
遼餉、剿餉和練餉合稱三餉。
明代末期為籌集抵禦後金入侵和鎮壓農民起義軍費，在田賦之上另加三餉，稱三餉加派或額外提編。三餉最早始於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式加派則起於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遼餉加派。規定全國田地每畝加征遼餉5厘，前後三次，每畝計加征9厘。崇禎時又有助餉（每畝田賦銀1兩加征1錢、均輸（每畝田加征1分4厘、剿餉（每畝田加6分，專為鎮壓農民起義用、練餉（每畝田加征銀1分，全國要加足734萬兩。其中以遼餉、剿餉、練餉三項為主要附加。
三餉同時征收時加起來大概有二千一百萬兩白銀。而這兩千一百萬並不全是田賦，屬於田賦的，為遼餉650萬剿餉280萬練餉481萬，合計1400萬田賦。也就是說，加入了三餉後的田賦歲入，為21001400=3500萬兩。
崇禎明白自從加了三餉在賦稅上，現在是，征無可爭，大明朝已經是狼煙四起，官逼民fan了。崇禎十五年初，大明的軍餉欠款已經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隻有幾萬兩，戶部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糧，戶部就買雜糧湊數。
此刻的崇禎皇帝坐在龍椅上，聽著大學士陳演吐出兩個字，“厘金。”崇禎忽然泄氣了。崇禎還以大學士陳演又有什麽驚世駭俗的言論。崇禎皇帝大概，也許，知道“厘金”就好像是，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奏折上寫到的，廣東肇慶的“黃江稅廠“，對過往商船征收賦稅所收起的賦稅，那有多少。
記得，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給他的奏折上，廣東肇慶的“黃江稅廠“，一年才區區的商稅銀37350兩，明麵上才有40000兩不到的銀子，這是最最忠心的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奏折上所奏。“黃江稅廠“是廣東最大的稅廠，崇禎以為指揮使駱養性就算貪一點，“黃江稅廠“，能有個50000兩銀子就差不多了。
實際上，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這次來到廣東，在廣州府上了岸就立即指派精兵強將奔襲肇慶府展開清查行動，很快就把黃江稅廠收稅小吏的不法行為弄得一清二楚。
比如，少報貨量，西江上的商家少交稅，稅廠得迴扣；比如稅廠向商家加收稅款，加收的錢不上報，裝進私人口袋；比如收稅小吏讓商人出錢給自己的上級送規禮，一送就是一千、甚至一萬兩銀子……
接著，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的錦衣衛又調查了黃江稅廠和梧關稅廠，錦衣衛們一共收繳了數額達到近30萬兩銀子。然而，指揮使駱養性寫的奏折裏麵，給崇禎皇帝匯報時卻故意隱瞞這筆收入，就說查無此事。
隻是，“黃江稅廠“，的商稅銀從37350兩，增加到了40000兩不到的銀子，多了2000千來兩銀子。這可算指揮使駱養性稽查有功，迴到京師，崇禎皇帝還要論功行賞了。
為平心而論，在明朝十七個皇帝之中，崇禎不但算不上是最為昏庸的一個，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說：“朕自禦極以來，夙夜焦勞。”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滅亡了，於是乎曆史讓他背上了“亡國之君”的惡名，似乎有點不太公平。人們隻能感歎他生不逢時，進行委婉的解釋。《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那意思是說，明朝滅亡的禍根是萬曆皇帝朱翊鈞一手種下的。
這個時候，大學士陳演發明的新稅種：厘金。（朱浩大少爺跟曹明府講過，要救大明非得用厘金之策才能力挽狂瀾，於是曹明府細心的聽朱浩大少爺講起了厘金之策，他還舉一反三，擴大的厘金的範疇，朱浩大少爺微微笑著看著曹明府，實際上朱浩沒安好心啊！
厘金其實就是大明變種的商業稅。
怎麽個收法呢？
大學士陳演在乾清宮禦書房內打開一幅畫，上麵是曹明府畫的圖例。大學士陳演手舞足蹈得指著畫上圖例對崇禎皇帝和一幫大臣們講。
“比如你謝升要做生意，在甲地收購了一批貨物，剛裝上車，好，就有收厘金稅的來了，這叫“起厘”。你謝升交了起厘錢，運著貨物出發了，我算了一下，各地的厘金局在80裏設一關卡，看你運貨運得多遠，貨物的價值，詳細商人運貨厘金的列表我已經呈報聖上。80裏交官道的過路費。來到目的地，你謝升還要交“落地厘”。當然，各地的厘金局在80裏設一關卡，是我的學生曹雅興計算的出來的。陛下以為如何！“
首輔周延儒聚精會神的聽看大學士陳演的畫上圖例，抬起頭這才現在，崇禎正看著太監王承恩送過去的一本冊子，應該就是曹雅興得“商人運貨的厘金列表”。
崇禎看的入迷，突然大學士陳演沒了聲音，他頭也不抬，就說了一個字，“講。”
大學士陳演就繼續講著第二幅圖例，“以往，我大明兩京十三省二百三十六個稅場，印信較簡單，通常開個條子上麵蓋上印章就可成為‘交’稅的憑證，‘交’稅者則在衙門征稅官的賬冊上的名字下方按手印，由此一來就給那些衙門征稅官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機會。
(未完待續。)。
明末的大明皇帝自然要想辦法。
有明一代，人丁數最多為1000多萬戶，人丁銀為140萬左右，不管是占正賦2100萬的比例，還是加了三餉4100萬後的比例來看，都隻是一個零頭。
明末最大的負擔來自田賦，而人丁，從洪武之後基本沒漲過，逃稅嚴重，明朝官員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人丁銀聊勝於無。
明末崇禎十四年間，農稅2000多萬兩、工商稅2238萬兩、雜色收入3487萬兩，合計財稅收入26526萬兩，從構成來看，明朝的崇禎年間財政主要依賴農稅，占總收入的784%。
明朝稅收以實物稅為主，雖然萬曆年間張居正實行“一條鞭”稅法。但是到了崇禎十四年間也隻有白銀800多萬兩，其餘為米2000多萬石、麥580多萬石，合計米麥2500多萬石，草1300多萬束/包、絲綿320萬兩、白麻12萬斤、棉花25萬斤、絹25萬匹、棉布18萬匹、鈔6500多萬貫、錢8200多萬文、茶葉20多萬斤、膽礬22萬斤、鐵448萬斤，紙120萬張，木炭2259萬斤、木柴2519萬斤以及其他雜項。
實際運往京城的白銀，才區區二三百萬兩，大明戶部和大明皇帝居然為了這二三百萬兩銀子，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開交。
到了崇禎年間，有北方官員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就告訴崇禎，要重新再加蘇鬆的賦稅。而“蘇鬆重賦”是晚明人們的共識，江南的官員要求大明內閣減免錢糧的正當理由，也使得這一地區成為政府繼續加重田賦的禁區。
一旦崇禎皇帝欲在這一地區增加稅收，“蘇鬆重賦”便成為反對加派的正當理由。更何況，盡管晚明時期朝野黨派林立，但人數眾多、財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員無疑占了上風。從崇禎元年至崇禎十五年，內閣成員共37人，除1人未記載籍貫外，共有33人來自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區，占總人數的702%。同一期間的內閣首輔，幾乎清一色為江南人，中央決策層出現了“一邊倒”的地域構成，導致了江南人掌握決策權、話語權。
崇禎九年，局勢更加惡化，武生李璡提出讓江南大戶捐錢，另一大學士錢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擬旨下刑部提問，並且提出：“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王錫爵、錢士升所說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卻代表著江南士大夫的一貫態度：一旦損害到江南地區經濟利益時，即群起反對。這種態度有利於維護江南地區的經濟利益，卻顯然不顧全局利益。
而大明內閣反過來逼著大明皇帝，在就是正稅之外再征收雜稅。比如和遼東後金打仗，就征遼餉，鎮壓李自成張獻忠，就收剿餉，要練兵，就收練餉。大明內閣的官員們對老百姓講，我沒有隨意提高稅率啊！我隻是為了渡過眼前難關暫時性的多收一點錢罷了，當然，至於“暫時”到什麽時候，那就另說了。當然，大明的皇帝也是捏著鼻子稀裏糊塗的認下了。
遼餉、剿餉和練餉合稱三餉。
明代末期為籌集抵禦後金入侵和鎮壓農民起義軍費，在田賦之上另加三餉，稱三餉加派或額外提編。三餉最早始於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式加派則起於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遼餉加派。規定全國田地每畝加征遼餉5厘，前後三次，每畝計加征9厘。崇禎時又有助餉（每畝田賦銀1兩加征1錢、均輸（每畝田加征1分4厘、剿餉（每畝田加6分，專為鎮壓農民起義用、練餉（每畝田加征銀1分，全國要加足734萬兩。其中以遼餉、剿餉、練餉三項為主要附加。
三餉同時征收時加起來大概有二千一百萬兩白銀。而這兩千一百萬並不全是田賦，屬於田賦的，為遼餉650萬剿餉280萬練餉481萬，合計1400萬田賦。也就是說，加入了三餉後的田賦歲入，為21001400=3500萬兩。
崇禎明白自從加了三餉在賦稅上，現在是，征無可爭，大明朝已經是狼煙四起，官逼民fan了。崇禎十五年初，大明的軍餉欠款已經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隻有幾萬兩，戶部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糧，戶部就買雜糧湊數。
此刻的崇禎皇帝坐在龍椅上，聽著大學士陳演吐出兩個字，“厘金。”崇禎忽然泄氣了。崇禎還以大學士陳演又有什麽驚世駭俗的言論。崇禎皇帝大概，也許，知道“厘金”就好像是，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奏折上寫到的，廣東肇慶的“黃江稅廠“，對過往商船征收賦稅所收起的賦稅，那有多少。
記得，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給他的奏折上，廣東肇慶的“黃江稅廠“，一年才區區的商稅銀37350兩，明麵上才有40000兩不到的銀子，這是最最忠心的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奏折上所奏。“黃江稅廠“是廣東最大的稅廠，崇禎以為指揮使駱養性就算貪一點，“黃江稅廠“，能有個50000兩銀子就差不多了。
實際上，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這次來到廣東，在廣州府上了岸就立即指派精兵強將奔襲肇慶府展開清查行動，很快就把黃江稅廠收稅小吏的不法行為弄得一清二楚。
比如，少報貨量，西江上的商家少交稅，稅廠得迴扣；比如稅廠向商家加收稅款，加收的錢不上報，裝進私人口袋；比如收稅小吏讓商人出錢給自己的上級送規禮，一送就是一千、甚至一萬兩銀子……
接著，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的錦衣衛又調查了黃江稅廠和梧關稅廠，錦衣衛們一共收繳了數額達到近30萬兩銀子。然而，指揮使駱養性寫的奏折裏麵，給崇禎皇帝匯報時卻故意隱瞞這筆收入，就說查無此事。
隻是，“黃江稅廠“，的商稅銀從37350兩，增加到了40000兩不到的銀子，多了2000千來兩銀子。這可算指揮使駱養性稽查有功，迴到京師，崇禎皇帝還要論功行賞了。
為平心而論，在明朝十七個皇帝之中，崇禎不但算不上是最為昏庸的一個，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說：“朕自禦極以來，夙夜焦勞。”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滅亡了，於是乎曆史讓他背上了“亡國之君”的惡名，似乎有點不太公平。人們隻能感歎他生不逢時，進行委婉的解釋。《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那意思是說，明朝滅亡的禍根是萬曆皇帝朱翊鈞一手種下的。
這個時候，大學士陳演發明的新稅種：厘金。（朱浩大少爺跟曹明府講過，要救大明非得用厘金之策才能力挽狂瀾，於是曹明府細心的聽朱浩大少爺講起了厘金之策，他還舉一反三，擴大的厘金的範疇，朱浩大少爺微微笑著看著曹明府，實際上朱浩沒安好心啊！
厘金其實就是大明變種的商業稅。
怎麽個收法呢？
大學士陳演在乾清宮禦書房內打開一幅畫，上麵是曹明府畫的圖例。大學士陳演手舞足蹈得指著畫上圖例對崇禎皇帝和一幫大臣們講。
“比如你謝升要做生意，在甲地收購了一批貨物，剛裝上車，好，就有收厘金稅的來了，這叫“起厘”。你謝升交了起厘錢，運著貨物出發了，我算了一下，各地的厘金局在80裏設一關卡，看你運貨運得多遠，貨物的價值，詳細商人運貨厘金的列表我已經呈報聖上。80裏交官道的過路費。來到目的地，你謝升還要交“落地厘”。當然，各地的厘金局在80裏設一關卡，是我的學生曹雅興計算的出來的。陛下以為如何！“
首輔周延儒聚精會神的聽看大學士陳演的畫上圖例，抬起頭這才現在，崇禎正看著太監王承恩送過去的一本冊子，應該就是曹雅興得“商人運貨的厘金列表”。
崇禎看的入迷，突然大學士陳演沒了聲音，他頭也不抬，就說了一個字，“講。”
大學士陳演就繼續講著第二幅圖例，“以往，我大明兩京十三省二百三十六個稅場，印信較簡單，通常開個條子上麵蓋上印章就可成為‘交’稅的憑證，‘交’稅者則在衙門征稅官的賬冊上的名字下方按手印，由此一來就給那些衙門征稅官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機會。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