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
“《大雅·蕩》：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行宮裏，充做大殿的大帳內，天子及朝臣正在聽學者講經論史，主講的學者，為經學名家劉炫、劉焯，此刻，兩位不是朝堂高官，而是以飽學大儒身份，用儒學經典為工具，為天子解惑。
天子的困惑，來自《梁書》，來自於梁武帝的不得善終，對此，必須要弄個明白，以免重蹈覆轍。
對此，劉炫、劉焯分別以《大雅·板》、《大雅·蕩》進行解釋。
《大雅·板》，是周大夫凡伯諷刺周厲王無道之作；《大雅·蕩》，是假借周文王之口，感慨殷商紂王無道，以此諷刺周厲王之作，二劉今日提及《板》、《蕩》，當然不是暗諷當今的周天子。
《板》、《蕩》是《詩經·大雅》的詩篇，後世多以板蕩連用代指政局混亂或者社會動蕩，梁國太清年間的太清之難（侯景之亂），就稱得上“板蕩”。
以《板》、《蕩》來解釋“板蕩”，正好合適。
《大雅·蕩》中，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是什麽意思呢？
劉焯對此作出解釋：這段話，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陳述一個事實：世間之事（人）沒有不能善始的，可惜很少有能善終的。
第二層意思，是作者“勸”世人（實際是勸諫周王）善始善終。
劉焯以此為例，對梁武帝不得善終一事進行評價：梁武帝蕭衍善始，不得善終，和佛教的因果報應無關，純粹就是因為身為一國之君，沒能把國家治理好所致。
他這麽一說，在場大臣們不由側目：這算是為梁時佛教說情了？
大家都知道，劉炫、劉焯是宇文溫的潛邸舊人，這兩位經學名家的辯術高超，是天子在學問方麵的馬前卒，所以，大家都認為二劉會在今日對佛教“宣戰”，結果....
把梁武帝的不得善終，歸於“身為國君卻不務正業”？
劉焯又說：“陛下，《道德經》雲：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梁帝身為南朝社稷主，本該受國之垢，卻沉迷拜佛誦經，甚至多次出家，該承擔的君王職責不承擔，做不到善始善終理所當然，以至於為人所趁，導致江山傾覆，連累百姓受苦。”
宇文溫聞言點頭：“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朕，當引以為戒。”
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兩位是一唱一和，但文武百官，無論立場是崇佛還是反佛，都無法心生鄙夷：天子可是擺開堂堂之陣，對梁武帝之得失進行分析。
並不是一味地將責任推到崇佛上，而是從一個國君的“本份”切入。
一國之君，可以有自己的愛好，崇佛也好，崇道也罷，隻要以文武治國，不荒廢政務，其實都沒關係。
但是，若不務正業，成日裏想著出家，大規模興建佛寺、剃度僧尼，以至於影響國力，那就是不務正業，搞出禍事又有什麽奇怪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亂世中君王都活活餓死了，尋常百姓的日子又能好到哪裏去？
按照二劉以《板》、《蕩》為例的解釋，梁武帝不得善終、梁國百姓家破人亡，最大的原因，是梁武帝身為君王卻“不務正業”。
至於佞佛，確實削弱了梁國國力，但不是直接原因。
二劉的說法倒也簡單：佛教不是治國之道，也配挨罵？
為何梁國會有太清之難？
一，因為臣不忠。
都督京師諸軍事的蕭正德，打開建康城門引狼入室；勤王軍主帥柳仲禮，坐擁數十萬兵馬，卻在建康外圍按兵不動，眼睜睜看著叛軍圍台城，無動於衷。
又有大量梁國文武投靠侯景，是助紂為虐。
二，因為子孫不孝。
父親、祖父被困台城，梁國皇子、皇孫們表現各異，有人想要勤王救駕，但更多的人卻擁兵不動，想要漁翁得利：借叛軍之手害死父親（祖父）、太子，自己好有機會繼承大統。
三，因為兄弟不悌。
國難當頭，梁國宗室不思禦敵，反倒兄弟鬩牆，相互攻伐，視手足如寇仇。
以上三條，但凡梁國宗室、官員做好一條，縱然佞佛導致國力衰退，又能有侯景什麽事？
蕭正德不開建康城門，侯景叛軍急切間攻不破建康，就隻能流竄別處，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柳仲禮若不是作壁上觀，侯景叛軍又如何能夠從容圍困台城數月，以至於最後得手？
若梁國宗室齊心協力，果斷合兵馳援建康，心中有鬼的柳仲禮麵對宗室諸王，敢對建康作壁上觀？
勤王兵馬四麵合圍，侯景叛軍不要說圍城，就連自保都難。
臣不忠、子孫不孝、兄弟不悌，太清之難的發生，和佞不佞佛有什麽直接關係？
實際上，梁武帝的“失”，在《板》、《蕩》二文裏就能找到“影子”。
二劉的總結，讓大帳內氣氛為之一變，數月來為“護教”多方奔走的蕭瑀，對兩位授業恩師的“仗義執言”幾乎要喜極而泣。
然而就在這時，那個令他厭惡至極的身影又跳出來了。
太史丞傅奕作為史官，當然有資格在此時參與講經論史，此刻，針對二劉的總結，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
他認為，梁國君臣、宗室在太清之難的表現是臣不忠、子孫不孝、兄弟不悌，就是因為大家沉迷佛教，隻顧著修來世，無所謂今世的忠、孝、悌，故而行事肆無忌憚。
蕭瑀立刻出列反駁，說佛教未興之前，自先秦以來，中原就有許多不忠的亂臣賊子，趙惠文王餓殺父親趙主父（趙武靈王）於沙丘宮，就是子弑父，大不孝。
司馬晉的八王之亂，宗室相殘，此為不悌，這都是佛教大興之前就發生過的事，可見不忠不孝不悌之輩什麽時候都有，怎麽能怪到佛教頭上？
蕭瑀認為，若按照這種邏輯，後漢時張角利用太平道起事、晉時盧循利用天師道起事，莫非就可以認為，道教罪大惡極麽？
眼見著便宜小舅子果然自己往圈套裏跳，宇文溫不由得揚了揚眉毛，心中念叨：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折騰了數月，話題再炒下去就要糊了，所以他今天設了個圈套，讓崇佛的官員不由自主往裏跳。
跳進去，再想出來的話，嗬嗬...
宇文溫如是想，看向傅奕，卻聽傅奕高聲說：“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傅奕不迴避蕭瑀對道教當年“汙點”的質疑，隨後話鋒一轉，將道家“知錯就改”後的成果，大概說了一遍。
道教有煉丹術，是修仙的“必修技能”，而現在，煉丹術早已經演變為“化學之道”、“物理之道”，無數煉丹道士作為實驗員，在五莊觀及許多新式道觀裏，日以繼夜進行化學、物理實驗。
許多道士，在各種實驗事故中致傷、致殘甚至喪命，但即便如此，其他人依舊前仆後繼，冒著生命危險繼續探索未知領域。
不事生產的道士們，用生命和歲月為代價，摸索出了猛炸藥，摸索出了“三酸”、“兩堿”，摸索出了許多化學製品、機械裝置、技術工藝。
發明新式電報機的袁天罡，也是道家弟子。
這都是利國利民的好東西，可以說，道士們用碩果累累的發明、發現，向皇朝貢獻了自己的綿薄之力，竭盡所能為受國不祥的天下主分憂。
傅奕總結，說道教數百年前犯過錯，如今已改過自新，是為亡羊補牢。
隨後他反問蕭瑀：那麽，佛教能做什麽？
僧尼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不似農、工那般從事生產，不如商賈能夠貨殖升利，不繳納租稅，不服勞役，又不能如道教那樣研究實用技術報效國家。
眼下，除了不畏艱辛在南中教化百姓的白蓮宗，佛門子弟好像無法為天子分憂。
傅奕認為，佛教於國於民沒有多少功勞，卻要求皇朝優待，當年在梁國，僧尼拿人錢財時笑眯眯，出大事了就賴梁帝誤解佛義，一副死不認錯的無賴嘴臉，現在又想來占便宜！
“不知迴報、反省，隻知索取、狡辯，吾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
麵對傅奕的嘲諷，蕭瑀氣得兩眼發黑，胸口發堵，好歹意識到自己身處禦前，而姊夫又疑似有越來越強的滅佛傾向，所以他壓製心中怒火，為了“護教”挺身而出：
“陛下！僧尼亦可為國效命！為君分憂！”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
“《大雅·蕩》：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行宮裏，充做大殿的大帳內，天子及朝臣正在聽學者講經論史，主講的學者，為經學名家劉炫、劉焯，此刻，兩位不是朝堂高官，而是以飽學大儒身份，用儒學經典為工具，為天子解惑。
天子的困惑，來自《梁書》，來自於梁武帝的不得善終，對此，必須要弄個明白，以免重蹈覆轍。
對此，劉炫、劉焯分別以《大雅·板》、《大雅·蕩》進行解釋。
《大雅·板》，是周大夫凡伯諷刺周厲王無道之作；《大雅·蕩》，是假借周文王之口，感慨殷商紂王無道，以此諷刺周厲王之作，二劉今日提及《板》、《蕩》，當然不是暗諷當今的周天子。
《板》、《蕩》是《詩經·大雅》的詩篇，後世多以板蕩連用代指政局混亂或者社會動蕩，梁國太清年間的太清之難（侯景之亂），就稱得上“板蕩”。
以《板》、《蕩》來解釋“板蕩”，正好合適。
《大雅·蕩》中，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是什麽意思呢？
劉焯對此作出解釋：這段話，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陳述一個事實：世間之事（人）沒有不能善始的，可惜很少有能善終的。
第二層意思，是作者“勸”世人（實際是勸諫周王）善始善終。
劉焯以此為例，對梁武帝不得善終一事進行評價：梁武帝蕭衍善始，不得善終，和佛教的因果報應無關，純粹就是因為身為一國之君，沒能把國家治理好所致。
他這麽一說，在場大臣們不由側目：這算是為梁時佛教說情了？
大家都知道，劉炫、劉焯是宇文溫的潛邸舊人，這兩位經學名家的辯術高超，是天子在學問方麵的馬前卒，所以，大家都認為二劉會在今日對佛教“宣戰”，結果....
把梁武帝的不得善終，歸於“身為國君卻不務正業”？
劉焯又說：“陛下，《道德經》雲：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梁帝身為南朝社稷主，本該受國之垢，卻沉迷拜佛誦經，甚至多次出家，該承擔的君王職責不承擔，做不到善始善終理所當然，以至於為人所趁，導致江山傾覆，連累百姓受苦。”
宇文溫聞言點頭：“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朕，當引以為戒。”
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兩位是一唱一和，但文武百官，無論立場是崇佛還是反佛，都無法心生鄙夷：天子可是擺開堂堂之陣，對梁武帝之得失進行分析。
並不是一味地將責任推到崇佛上，而是從一個國君的“本份”切入。
一國之君，可以有自己的愛好，崇佛也好，崇道也罷，隻要以文武治國，不荒廢政務，其實都沒關係。
但是，若不務正業，成日裏想著出家，大規模興建佛寺、剃度僧尼，以至於影響國力，那就是不務正業，搞出禍事又有什麽奇怪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亂世中君王都活活餓死了，尋常百姓的日子又能好到哪裏去？
按照二劉以《板》、《蕩》為例的解釋，梁武帝不得善終、梁國百姓家破人亡，最大的原因，是梁武帝身為君王卻“不務正業”。
至於佞佛，確實削弱了梁國國力，但不是直接原因。
二劉的說法倒也簡單：佛教不是治國之道，也配挨罵？
為何梁國會有太清之難？
一，因為臣不忠。
都督京師諸軍事的蕭正德，打開建康城門引狼入室；勤王軍主帥柳仲禮，坐擁數十萬兵馬，卻在建康外圍按兵不動，眼睜睜看著叛軍圍台城，無動於衷。
又有大量梁國文武投靠侯景，是助紂為虐。
二，因為子孫不孝。
父親、祖父被困台城，梁國皇子、皇孫們表現各異，有人想要勤王救駕，但更多的人卻擁兵不動，想要漁翁得利：借叛軍之手害死父親（祖父）、太子，自己好有機會繼承大統。
三，因為兄弟不悌。
國難當頭，梁國宗室不思禦敵，反倒兄弟鬩牆，相互攻伐，視手足如寇仇。
以上三條，但凡梁國宗室、官員做好一條，縱然佞佛導致國力衰退，又能有侯景什麽事？
蕭正德不開建康城門，侯景叛軍急切間攻不破建康，就隻能流竄別處，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柳仲禮若不是作壁上觀，侯景叛軍又如何能夠從容圍困台城數月，以至於最後得手？
若梁國宗室齊心協力，果斷合兵馳援建康，心中有鬼的柳仲禮麵對宗室諸王，敢對建康作壁上觀？
勤王兵馬四麵合圍，侯景叛軍不要說圍城，就連自保都難。
臣不忠、子孫不孝、兄弟不悌，太清之難的發生，和佞不佞佛有什麽直接關係？
實際上，梁武帝的“失”，在《板》、《蕩》二文裏就能找到“影子”。
二劉的總結，讓大帳內氣氛為之一變，數月來為“護教”多方奔走的蕭瑀，對兩位授業恩師的“仗義執言”幾乎要喜極而泣。
然而就在這時，那個令他厭惡至極的身影又跳出來了。
太史丞傅奕作為史官，當然有資格在此時參與講經論史，此刻，針對二劉的總結，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
他認為，梁國君臣、宗室在太清之難的表現是臣不忠、子孫不孝、兄弟不悌，就是因為大家沉迷佛教，隻顧著修來世，無所謂今世的忠、孝、悌，故而行事肆無忌憚。
蕭瑀立刻出列反駁，說佛教未興之前，自先秦以來，中原就有許多不忠的亂臣賊子，趙惠文王餓殺父親趙主父（趙武靈王）於沙丘宮，就是子弑父，大不孝。
司馬晉的八王之亂，宗室相殘，此為不悌，這都是佛教大興之前就發生過的事，可見不忠不孝不悌之輩什麽時候都有，怎麽能怪到佛教頭上？
蕭瑀認為，若按照這種邏輯，後漢時張角利用太平道起事、晉時盧循利用天師道起事，莫非就可以認為，道教罪大惡極麽？
眼見著便宜小舅子果然自己往圈套裏跳，宇文溫不由得揚了揚眉毛，心中念叨：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折騰了數月，話題再炒下去就要糊了，所以他今天設了個圈套，讓崇佛的官員不由自主往裏跳。
跳進去，再想出來的話，嗬嗬...
宇文溫如是想，看向傅奕，卻聽傅奕高聲說：“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傅奕不迴避蕭瑀對道教當年“汙點”的質疑，隨後話鋒一轉，將道家“知錯就改”後的成果，大概說了一遍。
道教有煉丹術，是修仙的“必修技能”，而現在，煉丹術早已經演變為“化學之道”、“物理之道”，無數煉丹道士作為實驗員，在五莊觀及許多新式道觀裏，日以繼夜進行化學、物理實驗。
許多道士，在各種實驗事故中致傷、致殘甚至喪命，但即便如此，其他人依舊前仆後繼，冒著生命危險繼續探索未知領域。
不事生產的道士們，用生命和歲月為代價，摸索出了猛炸藥，摸索出了“三酸”、“兩堿”，摸索出了許多化學製品、機械裝置、技術工藝。
發明新式電報機的袁天罡，也是道家弟子。
這都是利國利民的好東西，可以說，道士們用碩果累累的發明、發現，向皇朝貢獻了自己的綿薄之力，竭盡所能為受國不祥的天下主分憂。
傅奕總結，說道教數百年前犯過錯，如今已改過自新，是為亡羊補牢。
隨後他反問蕭瑀：那麽，佛教能做什麽？
僧尼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不似農、工那般從事生產，不如商賈能夠貨殖升利，不繳納租稅，不服勞役，又不能如道教那樣研究實用技術報效國家。
眼下，除了不畏艱辛在南中教化百姓的白蓮宗，佛門子弟好像無法為天子分憂。
傅奕認為，佛教於國於民沒有多少功勞，卻要求皇朝優待，當年在梁國，僧尼拿人錢財時笑眯眯，出大事了就賴梁帝誤解佛義，一副死不認錯的無賴嘴臉，現在又想來占便宜！
“不知迴報、反省，隻知索取、狡辯，吾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
麵對傅奕的嘲諷，蕭瑀氣得兩眼發黑，胸口發堵，好歹意識到自己身處禦前，而姊夫又疑似有越來越強的滅佛傾向，所以他壓製心中怒火，為了“護教”挺身而出：
“陛下！僧尼亦可為國效命！為君分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