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當時整個歐洲都沒想到法國巴黎的革命會如此輕易地爆發並取得成功，英國、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西班牙等國當局，在革命發生後一個星期內，都向國王、皇帝或沙皇吹噓，說我國的警察部門已知悉了巴黎發生的一切，可君主們心裏都清楚：“（我國）的警察都是群廢物，連鄉下報紙都報道了來自巴黎的消息，他們居然還好意思邀功？事前他們對革命風暴是一無所知，即便有懵懂的了解，也和法國警察一樣，不會有任何反製措施。”
菲利克斯.高丹運用巴黎街區和無套褲漢組織，布局了網狀化的秘密運動，從動員到起事，再到劫持軍火，攻打巴士底獄，如此一氣嗬成的“新暴動模式”讓其他各國的統治者和當權者惶惶不安：他們意識到平日裏威風八麵的自己，實際卻處在何等脆弱的狀態裏。他們想借此加強警察的力量，但就拿英國倫敦來說，治安體係非常古舊，沿用的還是差不多四十年前的約翰.菲爾丁爵士的模式，他1748年就任倫敦的治安官，吸納退休警察，發給他們薪水，組建了一支150人的隊伍，還有八百多誌願者協助他們，但這支警察部隊在1780年的“戈登暴動”事件裏被證明不堪一擊：暴徒在倫敦肆意縱火襲擊，打開監獄，警察卻束手無策，火災和屠殺持續了好幾天，最後還是軍隊進駐鎮壓，數百人死亡，小半個城市毀滅，其損失直到二十世紀的倫敦大轟炸才被超越（狄更斯的小說<巴拉比.拉奇>即取材於此）。故而戈登暴動五年後，英國政府希望建立起一支常規警察力量，可卻被議會駁迴，英國議員們固執地認為，治安就該由當地的治安官來處理，若是由政府警察管理，那便是對英式自由的褻瀆。5
但很快，歐洲各國就會認識到法國大革命帶來的衝擊，它可不單單是一場因稅務或什麽特權存廢而引起的暴亂，它是革命，是百年啟蒙運動所結出的果，也是所鍛造出來的劍！革命最可怕的是，它會像病毒那樣迅速擴散傳播，在人的頭腦裏生根發芽，無形無相，昨日還溫順無比的臣民、奴仆，可能在接觸到革命意識後，就會突然兇相畢露，拿起武器來，眼都不眨地將君王給驅逐，乃至處死。如何反革命，如何製止革命思潮的蔓延，將成為歐洲國家即將麵臨的重大難題。5
在巴黎，攻陷巴士底獄短短兩日後，原來忠於王室的警察總監克羅斯納中將，很爽快地就遞交了辭呈，躲去了鄉下，治安任務轉給了拉法耶特侯爵麾下的國民自衛軍，也即是城市布爾喬亞的民兵。
可拉法耶特侯爵隻會將兵打仗，用民兵去處理治安問題，那就超越了他知識的範圍，況且巴黎現在的局勢非常複雜，在法國人的心目裏，自由等於權力——天文學家巴依來當新市長後，他的基本盤其實是當初巴黎選舉三級會議代表的“大選舉院”，但等到巴黎民眾起義時，六十個街區都組建了委員會，又選出了暴動委員還有街區自衛武裝的“上尉”們，這些街區都不服巴依的管轄，委員會們各行其是，根本不把市政廳和大選舉院擺在眼裏，像丹東、馬拉、德穆蘭這樣的更是囂張跋扈，比起巴依和拉法耶特侯爵，他們更親近菲利克斯.高丹。2
恰好此刻，在羅伯斯庇爾等國民議會議員的奔走唿告下，有個“叛國罪法案”甚至沒被國王批準，就在巴黎自主通過了。
叛國罪，就是背叛新法國主權的罪行，以前在歐洲是見不到這樣的罪的，所以它也為歐洲政治文化注入了新內容：國民政府取代了舊製度的君王，成為國家和主權的化身，同時享受主權延伸出來的超自然特征，任何對政府的攻擊和批判，理論上就能構成叛國罪，而為了摧毀這些潛伏在黑暗之中的密謀，就成為了政府的神聖職責——“政府可以通過任何手段，比如組建警察，比如通過法律，又比如監控信件，來履行這樣的職責”，這是羅伯斯庇爾等議員所讚同的，也代表了盧梭主義裏，對公民及社會道德實施“強力壓製”、“密切監督”的鼓吹。5
菲利克斯.高丹的巴黎郵政總署，就承擔了搜查“叛國罪”的組織任務。6
不過對外隻是說，法蘭西公民的通信是不被侵犯的，我們國民會議的郵政司隻是重點關照兩類郵件：外國大使館的，以及流亡和可能參與陰謀的貴族的。1
瓦倫丁納旅館後麵的那棟樓房間，索性被菲利克斯全都租賃下來，一層的大廳就作為海峽俱樂部的聚會場所，旁側的房間全是郵政事務辦公室，二層有菲利克斯自己的辦公室，但其餘的小房間是“做活”的：菲利克斯將一批父子相繼的郵遞員重新雇傭了起來，甚至很多職員從祖父乃至曾祖父輩就開始從事這職業了，他們大多懂數學，因法蘭西的數學水平是冠蓋全球的（英國人不太研究數學，他們在物理、機械、礦物學和植物學等方麵更擅勝場），也能處理外國語信件，還會識別方言、俚語和簡寫方式，他們其實就是審查官、密探，隻不過菲利克斯給他們安排的頭銜都是郵政機構的，從表麵上看沒任何異樣。1
每日他們都來到郵件分揀的倉庫，憑借職業的敏銳，在成捆成捆堆積如山的郵件裏挑選出“感興趣”的東西，然後穿過一些小門，來到改造過的暗室
，他們通常稱其為“實驗室”，在那裏拆封包裹，檢查內容，迅速抄錄複製，然後重新密封，都是瞬間完成的動作，這些包裹被重新送迴去，發送不會有任何延誤。
“監控信件其實是種很仁慈的手段，隻要設計得恰如其分，這手段是在保護廣大的公民，比隨意拘捕羈押他們要好得多，我們都是講證據的。另外從成本上來說，監控信件，維持個郵政總署，每年花費也不過幾十萬法郎（其後法郎貨幣取代了舊的裏弗爾），可要是到處讓警察抓人關押，浪費的資源何止幾百萬？除了會造成恐慌，和情報紛雜錯亂外，也不會有任何益處。”一些年後，菲利克斯對這工作的評價，可謂精準又精當。4
今天，幾封信件就擺在了菲利克斯的案頭。
有一封就是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讓一名麾下的騎士主持，和邊境梅斯要塞司令官布耶侯爵的密信。
王後用了隱形墨水，用了飛魚指環，也用了從書籍裏的密碼文字，但這在菲利克斯領導下的郵政司眼底，就和紙糊的堡壘差不多。
這封信，那位騎士投遞時已很小心，他繞開巴黎城內的郵局，步行攜帶信件，走到了巴黎東麵的郊區，找到個鎮子上的郵政馬車，才把信件投寄出去。
但還是被截獲、複製了。
“宮廷有逃離凡爾賽的跡象。”菲利克斯很容易就判斷出來。
另外，潛伏在流亡貴族大軍裏的比利時銀行家普雷文納爾也送來了密信，告訴菲利克斯說：“我已經成功取得孔代親王和孔蒂親王，還有阿爾圖瓦伯爵的信任，他們現在的財物金錢大部分都交給我來打理，我在尼德蘭各個銀行的人脈很熟悉，買賣交易交給我又快又好，阿爾圖瓦伯爵已離不開我了。流亡貴族已有了千餘人規模，他們聚集在尼德蘭，處處恢複了排場和花銷，最近孔代親王和凡爾賽宮廷及梅斯要塞軍團有金錢上的密切往來，我覺得他們要做些大事。”
很好，普雷文納爾的大事，和王後密信內容高度吻合。
“時機，就在佛蘭德斯軍團來凡爾賽後！”3
菲利克斯.高丹運用巴黎街區和無套褲漢組織，布局了網狀化的秘密運動，從動員到起事，再到劫持軍火，攻打巴士底獄，如此一氣嗬成的“新暴動模式”讓其他各國的統治者和當權者惶惶不安：他們意識到平日裏威風八麵的自己，實際卻處在何等脆弱的狀態裏。他們想借此加強警察的力量，但就拿英國倫敦來說，治安體係非常古舊，沿用的還是差不多四十年前的約翰.菲爾丁爵士的模式，他1748年就任倫敦的治安官，吸納退休警察，發給他們薪水，組建了一支150人的隊伍，還有八百多誌願者協助他們，但這支警察部隊在1780年的“戈登暴動”事件裏被證明不堪一擊：暴徒在倫敦肆意縱火襲擊，打開監獄，警察卻束手無策，火災和屠殺持續了好幾天，最後還是軍隊進駐鎮壓，數百人死亡，小半個城市毀滅，其損失直到二十世紀的倫敦大轟炸才被超越（狄更斯的小說<巴拉比.拉奇>即取材於此）。故而戈登暴動五年後，英國政府希望建立起一支常規警察力量，可卻被議會駁迴，英國議員們固執地認為，治安就該由當地的治安官來處理，若是由政府警察管理，那便是對英式自由的褻瀆。5
但很快，歐洲各國就會認識到法國大革命帶來的衝擊，它可不單單是一場因稅務或什麽特權存廢而引起的暴亂，它是革命，是百年啟蒙運動所結出的果，也是所鍛造出來的劍！革命最可怕的是，它會像病毒那樣迅速擴散傳播，在人的頭腦裏生根發芽，無形無相，昨日還溫順無比的臣民、奴仆，可能在接觸到革命意識後，就會突然兇相畢露，拿起武器來，眼都不眨地將君王給驅逐，乃至處死。如何反革命，如何製止革命思潮的蔓延，將成為歐洲國家即將麵臨的重大難題。5
在巴黎，攻陷巴士底獄短短兩日後，原來忠於王室的警察總監克羅斯納中將，很爽快地就遞交了辭呈，躲去了鄉下，治安任務轉給了拉法耶特侯爵麾下的國民自衛軍，也即是城市布爾喬亞的民兵。
可拉法耶特侯爵隻會將兵打仗，用民兵去處理治安問題，那就超越了他知識的範圍，況且巴黎現在的局勢非常複雜，在法國人的心目裏，自由等於權力——天文學家巴依來當新市長後，他的基本盤其實是當初巴黎選舉三級會議代表的“大選舉院”，但等到巴黎民眾起義時，六十個街區都組建了委員會，又選出了暴動委員還有街區自衛武裝的“上尉”們，這些街區都不服巴依的管轄，委員會們各行其是，根本不把市政廳和大選舉院擺在眼裏，像丹東、馬拉、德穆蘭這樣的更是囂張跋扈，比起巴依和拉法耶特侯爵，他們更親近菲利克斯.高丹。2
恰好此刻，在羅伯斯庇爾等國民議會議員的奔走唿告下，有個“叛國罪法案”甚至沒被國王批準，就在巴黎自主通過了。
叛國罪，就是背叛新法國主權的罪行，以前在歐洲是見不到這樣的罪的，所以它也為歐洲政治文化注入了新內容：國民政府取代了舊製度的君王，成為國家和主權的化身，同時享受主權延伸出來的超自然特征，任何對政府的攻擊和批判，理論上就能構成叛國罪，而為了摧毀這些潛伏在黑暗之中的密謀，就成為了政府的神聖職責——“政府可以通過任何手段，比如組建警察，比如通過法律，又比如監控信件，來履行這樣的職責”，這是羅伯斯庇爾等議員所讚同的，也代表了盧梭主義裏，對公民及社會道德實施“強力壓製”、“密切監督”的鼓吹。5
菲利克斯.高丹的巴黎郵政總署，就承擔了搜查“叛國罪”的組織任務。6
不過對外隻是說，法蘭西公民的通信是不被侵犯的，我們國民會議的郵政司隻是重點關照兩類郵件：外國大使館的，以及流亡和可能參與陰謀的貴族的。1
瓦倫丁納旅館後麵的那棟樓房間，索性被菲利克斯全都租賃下來，一層的大廳就作為海峽俱樂部的聚會場所，旁側的房間全是郵政事務辦公室，二層有菲利克斯自己的辦公室，但其餘的小房間是“做活”的：菲利克斯將一批父子相繼的郵遞員重新雇傭了起來，甚至很多職員從祖父乃至曾祖父輩就開始從事這職業了，他們大多懂數學，因法蘭西的數學水平是冠蓋全球的（英國人不太研究數學，他們在物理、機械、礦物學和植物學等方麵更擅勝場），也能處理外國語信件，還會識別方言、俚語和簡寫方式，他們其實就是審查官、密探，隻不過菲利克斯給他們安排的頭銜都是郵政機構的，從表麵上看沒任何異樣。1
每日他們都來到郵件分揀的倉庫，憑借職業的敏銳，在成捆成捆堆積如山的郵件裏挑選出“感興趣”的東西，然後穿過一些小門，來到改造過的暗室
，他們通常稱其為“實驗室”，在那裏拆封包裹，檢查內容，迅速抄錄複製，然後重新密封，都是瞬間完成的動作，這些包裹被重新送迴去，發送不會有任何延誤。
“監控信件其實是種很仁慈的手段，隻要設計得恰如其分，這手段是在保護廣大的公民，比隨意拘捕羈押他們要好得多，我們都是講證據的。另外從成本上來說，監控信件，維持個郵政總署，每年花費也不過幾十萬法郎（其後法郎貨幣取代了舊的裏弗爾），可要是到處讓警察抓人關押，浪費的資源何止幾百萬？除了會造成恐慌，和情報紛雜錯亂外，也不會有任何益處。”一些年後，菲利克斯對這工作的評價，可謂精準又精當。4
今天，幾封信件就擺在了菲利克斯的案頭。
有一封就是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讓一名麾下的騎士主持，和邊境梅斯要塞司令官布耶侯爵的密信。
王後用了隱形墨水，用了飛魚指環，也用了從書籍裏的密碼文字，但這在菲利克斯領導下的郵政司眼底，就和紙糊的堡壘差不多。
這封信，那位騎士投遞時已很小心，他繞開巴黎城內的郵局，步行攜帶信件，走到了巴黎東麵的郊區，找到個鎮子上的郵政馬車，才把信件投寄出去。
但還是被截獲、複製了。
“宮廷有逃離凡爾賽的跡象。”菲利克斯很容易就判斷出來。
另外，潛伏在流亡貴族大軍裏的比利時銀行家普雷文納爾也送來了密信，告訴菲利克斯說：“我已經成功取得孔代親王和孔蒂親王，還有阿爾圖瓦伯爵的信任，他們現在的財物金錢大部分都交給我來打理，我在尼德蘭各個銀行的人脈很熟悉，買賣交易交給我又快又好，阿爾圖瓦伯爵已離不開我了。流亡貴族已有了千餘人規模，他們聚集在尼德蘭，處處恢複了排場和花銷，最近孔代親王和凡爾賽宮廷及梅斯要塞軍團有金錢上的密切往來，我覺得他們要做些大事。”
很好，普雷文納爾的大事，和王後密信內容高度吻合。
“時機，就在佛蘭德斯軍團來凡爾賽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