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上海最早的記憶，源自三個女人：雪英、雪蓮、雪萍。
當年，這三姊妹號稱橋邊鎮三朵金花，打扮妖豔，穿著大紅大紫，總是以高人一等的姿勢，打鎮上翩翩而過。
不管是街邊吃麵的阿婆還是理發的大爺，都會不約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工作，目送他們消失在視野中。
那會兒我們還自然也是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們看。
這道理差不多，動物園裏看鱷魚的人往往最多，不是因為鱷魚長得漂亮，而是屬於審醜的一種範疇。
這仨不僅打扮前衛，脾氣更怪。看到我們這些小屁孩盯著她們看，她們揮動著手裏五顏六色的手帕，頤指氣使地嚷嚷：“看啥子看，有啥子好看的，再看甩你們到河裏去！”
我們依然盯著她們看，她們依然嚷嚷，但從來沒有付諸實踐，把我們甩河裏去。
按照年齡，雪英大於雪蓮大於雪萍。
那個時代，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對於小鎮女青年來說，簡直與天堂無二。走路上能被錢砸死，河沙裏都是錢，不少人在河沙裏找錢最後整成了億萬富翁。
這是雪英去上海打工後迴來帶給我們的信息，盡管像科幻故事，但令鎮上的青年羨慕不已。
雪英從上海迴來時，鎮上的人都跑她家裏去聽她講“十裏洋場”有多氣派，帥哥美女有多妖豔，有多少人在河沙裏找錢致富。
當時我思考，怎麽她就沒能在河沙裏找錢致富呢？
大部分人用崇拜的眼光來“朝聖”雪英，雪英樂意與沒有見過世麵的父老鄉親分享大上海的新世界。
她拿出照片給我們看，每張都是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大紅大紫的雪英做著各種稀奇古怪的動作和剪刀手勢。
那次，雪英把雪蓮帶去了上海。
一年後，雪蓮迴到鎮上，給我們秀她的照片，每張都是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大紅大紫的雪蓮做著各種稀奇古怪的動作和剪刀手勢。
那次，雪蓮把雪萍帶去了上海。
一年後，雪萍迴到鎮上，給我們秀她的照片，每張都是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大紅大紫的雪蓮做著各種稀奇古怪的動作和剪刀手勢。
以後，幾乎所有去過上海的人，迴來秀照片，都是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做著各種稀奇古怪的動作和剪刀手勢。
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已然成為去過上海的人的標配，撐起了一個個渴望闖蕩世界的春夢。
於是，我腦子裏形成了定式，上海就是電視塔，電視塔就是上海。
而且，那是一個時尚得不行的地方，隻有雪英、雪蓮、雪萍這種時尚大咖才配得上去那地兒。
再後來了解到，她們隻是在電子廠焊接電線，每天晚上住幾百號人的集體宿舍。她們的時尚，也隻是下班後在弄堂深處的街邊店吃一個生煎包配一碗陽春麵。
上海，就是這樣一個神奇的地方，電視上一播放到中國如何牛逼如何現代化雲雲，鏡頭必定是掃過陸家嘴那片高樓大廈。
中國人對時尚、前衛、繁華的所有遐想，都固定在了陸家嘴那一掃而過的鏡頭。
真正的上海，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總而言之，一個電視塔，隻是那個時代對於信息閉塞的諷刺和縮影。
弄堂裏，正演繹著如下圖景：說著吳儂軟語的大媽一邊打著蒲扇催房租一邊盼著拆遷隊進來，與所有的中國特大城市一樣，在這廉租屋裏，蝸居著希望、理想、憂傷、憤怒和精.液。
北京和上海，本質上並無什麽不同。
它們包容著生命的同時，又默默地旁觀這些生命上演的尷尬。悲喜離合、功成名就，一直都在這裏密集出現，消亡，又出現，又消亡。
這兩個地方的土壤豐富，生命力實在太旺盛，旺盛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在這五彩斑斕的世界，每個人的時間都精打細算，無暇顧及“沉舟”和“病樹”。
在車上，要不是溫潤的空氣和視野盡頭越來越近的東方明珠提醒我，我還以為自己尚身在北京。
小韓是上海本地人，給我講著上海這幾年的發展太快，有點刹不住，抱怨說人太多了，表示自己倒不是嫌棄外地人，主要是沒有必要把上海的資源搞得這麽集中。
我有一句沒一句地應答著，心裏正揣度主編究竟是什麽樣的人。
小韓將我送到下榻的酒店後，叮囑我先洗洗，自己在樓下等。
我簡單洗漱了一番，換了套正式的西服，穿上了鋥亮的皮鞋。
平時穿便裝，一時感覺不習慣，像被五花大綁捆著一樣難受。這是規則和禮儀，有時得去適應。
校服和西服是我最厭惡的衣著。
高中時期，於越經常因為不穿校服而被記過。
他長篇大論，告訴我，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國家即暴力的壟斷者，所謂學校，即國家的版本。校服是對自由的最大諷刺，穿著校服參與的集體活動，更是對自由的殘酷摧殘。校服之於“孝服”的諧音，正如為人性中最古舊敗壞的“亡靈”披麻戴孝，是強製性要求生者對死者表達做作的集體主義痛苦。學校在讓學生強製**錢的過程中，完成了對學生家庭的經濟掠奪。校服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學校依靠校服維護的整齊劃一，在抹殺學生的個性和創造力上發揮了無形的力量，它是一種兵不血刃的道具。
我聽完，一臉懵逼，隻覺此人思想天馬行空，他.媽的一破校服而已，居然能扯出這麽多哲理出來。
高中時有一個叫雷二的同學，崇拜毛.澤.東，一年四季穿校服，且常年不洗，把校服滋潤成了一件藝術品。上麵土壤肥沃，可以種玉米。坐在他身邊，常能聞到陣陣惡臭，估計能熏死蒼蠅，導致沒有人願意跟他同桌。
與雷二相反，我極端討厭校服。僅僅是因為校服隻有規定的幾個碼號，要求衣著者的身體去適應校服，而不是反之。校服拿到手，不是長了就是短了，不是寬了就是窄了。被選擇成為了唯一的選擇，這違背了衣著的自然法規則。
西裝是繼校服之後排在第二我最不喜歡的服裝。西裝限製了自由運動的可能。
自由最先必然建立在**上，**不自由，精神能自由的人，可謂莊子所言的得“道”之人。但老莊哲學談的是境界，而不是實體。
我乃一俗人，生活中向往形而下的自由。不喜歡穿皮鞋和西服，因為它們表征儀式與交際，是官商場合的不由自主，是公司企業的日常律令。
在雜誌社，編輯記者一個二個吊兒郎當，夏天有的穿著拖鞋背心大褲衩就來了，甚至有人掛空擋。
如果有人穿西裝，絕對被圍觀調侃成一傻.逼。約會？結婚？都不是？那你他.媽的穿這麽正式搞毛啊！這便是我等的絲自以為是的邏輯。
走出酒店房間之前，我在門口的大鏡子前站立片刻，在西服的襯托下，鏡中人更為挺拔成熟，我得意地微微一笑。
到樓下，小韓迎上來：“小宇哥，一表人才，才貌雙全，怪不得我們主編沒事沒事，我們走吧，他們已經到了。”
本想追問一番，但想想馬上便要揭開主編的廬山真麵目了，便不再為難小韓。
當年，這三姊妹號稱橋邊鎮三朵金花，打扮妖豔，穿著大紅大紫，總是以高人一等的姿勢，打鎮上翩翩而過。
不管是街邊吃麵的阿婆還是理發的大爺，都會不約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工作，目送他們消失在視野中。
那會兒我們還自然也是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們看。
這道理差不多，動物園裏看鱷魚的人往往最多，不是因為鱷魚長得漂亮，而是屬於審醜的一種範疇。
這仨不僅打扮前衛，脾氣更怪。看到我們這些小屁孩盯著她們看，她們揮動著手裏五顏六色的手帕，頤指氣使地嚷嚷：“看啥子看，有啥子好看的，再看甩你們到河裏去！”
我們依然盯著她們看，她們依然嚷嚷，但從來沒有付諸實踐，把我們甩河裏去。
按照年齡，雪英大於雪蓮大於雪萍。
那個時代，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對於小鎮女青年來說，簡直與天堂無二。走路上能被錢砸死，河沙裏都是錢，不少人在河沙裏找錢最後整成了億萬富翁。
這是雪英去上海打工後迴來帶給我們的信息，盡管像科幻故事，但令鎮上的青年羨慕不已。
雪英從上海迴來時，鎮上的人都跑她家裏去聽她講“十裏洋場”有多氣派，帥哥美女有多妖豔，有多少人在河沙裏找錢致富。
當時我思考，怎麽她就沒能在河沙裏找錢致富呢？
大部分人用崇拜的眼光來“朝聖”雪英，雪英樂意與沒有見過世麵的父老鄉親分享大上海的新世界。
她拿出照片給我們看，每張都是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大紅大紫的雪英做著各種稀奇古怪的動作和剪刀手勢。
那次，雪英把雪蓮帶去了上海。
一年後，雪蓮迴到鎮上，給我們秀她的照片，每張都是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大紅大紫的雪蓮做著各種稀奇古怪的動作和剪刀手勢。
那次，雪蓮把雪萍帶去了上海。
一年後，雪萍迴到鎮上，給我們秀她的照片，每張都是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大紅大紫的雪蓮做著各種稀奇古怪的動作和剪刀手勢。
以後，幾乎所有去過上海的人，迴來秀照片，都是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做著各種稀奇古怪的動作和剪刀手勢。
東方明珠電視塔的背景，已然成為去過上海的人的標配，撐起了一個個渴望闖蕩世界的春夢。
於是，我腦子裏形成了定式，上海就是電視塔，電視塔就是上海。
而且，那是一個時尚得不行的地方，隻有雪英、雪蓮、雪萍這種時尚大咖才配得上去那地兒。
再後來了解到，她們隻是在電子廠焊接電線，每天晚上住幾百號人的集體宿舍。她們的時尚，也隻是下班後在弄堂深處的街邊店吃一個生煎包配一碗陽春麵。
上海，就是這樣一個神奇的地方，電視上一播放到中國如何牛逼如何現代化雲雲，鏡頭必定是掃過陸家嘴那片高樓大廈。
中國人對時尚、前衛、繁華的所有遐想，都固定在了陸家嘴那一掃而過的鏡頭。
真正的上海，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總而言之，一個電視塔，隻是那個時代對於信息閉塞的諷刺和縮影。
弄堂裏，正演繹著如下圖景：說著吳儂軟語的大媽一邊打著蒲扇催房租一邊盼著拆遷隊進來，與所有的中國特大城市一樣，在這廉租屋裏，蝸居著希望、理想、憂傷、憤怒和精.液。
北京和上海，本質上並無什麽不同。
它們包容著生命的同時，又默默地旁觀這些生命上演的尷尬。悲喜離合、功成名就，一直都在這裏密集出現，消亡，又出現，又消亡。
這兩個地方的土壤豐富，生命力實在太旺盛，旺盛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在這五彩斑斕的世界，每個人的時間都精打細算，無暇顧及“沉舟”和“病樹”。
在車上，要不是溫潤的空氣和視野盡頭越來越近的東方明珠提醒我，我還以為自己尚身在北京。
小韓是上海本地人，給我講著上海這幾年的發展太快，有點刹不住，抱怨說人太多了，表示自己倒不是嫌棄外地人，主要是沒有必要把上海的資源搞得這麽集中。
我有一句沒一句地應答著，心裏正揣度主編究竟是什麽樣的人。
小韓將我送到下榻的酒店後，叮囑我先洗洗，自己在樓下等。
我簡單洗漱了一番，換了套正式的西服，穿上了鋥亮的皮鞋。
平時穿便裝，一時感覺不習慣，像被五花大綁捆著一樣難受。這是規則和禮儀，有時得去適應。
校服和西服是我最厭惡的衣著。
高中時期，於越經常因為不穿校服而被記過。
他長篇大論，告訴我，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國家即暴力的壟斷者，所謂學校，即國家的版本。校服是對自由的最大諷刺，穿著校服參與的集體活動，更是對自由的殘酷摧殘。校服之於“孝服”的諧音，正如為人性中最古舊敗壞的“亡靈”披麻戴孝，是強製性要求生者對死者表達做作的集體主義痛苦。學校在讓學生強製**錢的過程中，完成了對學生家庭的經濟掠奪。校服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學校依靠校服維護的整齊劃一，在抹殺學生的個性和創造力上發揮了無形的力量，它是一種兵不血刃的道具。
我聽完，一臉懵逼，隻覺此人思想天馬行空，他.媽的一破校服而已，居然能扯出這麽多哲理出來。
高中時有一個叫雷二的同學，崇拜毛.澤.東，一年四季穿校服，且常年不洗，把校服滋潤成了一件藝術品。上麵土壤肥沃，可以種玉米。坐在他身邊，常能聞到陣陣惡臭，估計能熏死蒼蠅，導致沒有人願意跟他同桌。
與雷二相反，我極端討厭校服。僅僅是因為校服隻有規定的幾個碼號，要求衣著者的身體去適應校服，而不是反之。校服拿到手，不是長了就是短了，不是寬了就是窄了。被選擇成為了唯一的選擇，這違背了衣著的自然法規則。
西裝是繼校服之後排在第二我最不喜歡的服裝。西裝限製了自由運動的可能。
自由最先必然建立在**上，**不自由，精神能自由的人，可謂莊子所言的得“道”之人。但老莊哲學談的是境界，而不是實體。
我乃一俗人，生活中向往形而下的自由。不喜歡穿皮鞋和西服，因為它們表征儀式與交際，是官商場合的不由自主，是公司企業的日常律令。
在雜誌社，編輯記者一個二個吊兒郎當，夏天有的穿著拖鞋背心大褲衩就來了，甚至有人掛空擋。
如果有人穿西裝，絕對被圍觀調侃成一傻.逼。約會？結婚？都不是？那你他.媽的穿這麽正式搞毛啊！這便是我等的絲自以為是的邏輯。
走出酒店房間之前，我在門口的大鏡子前站立片刻，在西服的襯托下，鏡中人更為挺拔成熟，我得意地微微一笑。
到樓下，小韓迎上來：“小宇哥，一表人才，才貌雙全，怪不得我們主編沒事沒事，我們走吧，他們已經到了。”
本想追問一番，但想想馬上便要揭開主編的廬山真麵目了，便不再為難小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