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爸讓我猜謎語，問什麽東西最不怕冷。
我想了半天指著河裏的鴨子說，它們不怕冷，因為這麽冷它們還在水裏撒丫子歡叫。
我爸說，鼻涕不怕冷，越冷它越想出來。
冬天的北京幹冷，不像南方的冬天那樣冷得人流鼻涕。北京的冬天可以蜷縮到屋裏吸暖氣，而南方的冬天鑽進屋裏還是被凍得流鼻涕。
北京的冷直接、生硬，南方的冷委婉、靈動。
南方沒有暖氣，錐心刺骨的冷讓人無處可逃，一到冬天不愛活動的小孩子的腳上長滿了紅彤彤的凍瘡，像水蜜桃一樣，鞋子都穿不上。
鎮上有個老人晚上睡覺加被子太多最後被被子活活壓死了，聽上去邪門兒。
又一個冬天來臨，生活波瀾不驚。出版社的工作比較清閑，周末下班後走出辦公樓，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冷風把臉被吹得失去了知覺，偶爾走過一對相擁的情侶，冰冷的街道便不再那麽孤寂。
離愛這麽近又那麽遠，讓我想到了老狼的一首歌叫《北京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嘴唇變得幹裂的時候
有人開始憂愁想念著過去的朋友
北風吹進來的那一天
候鳥已經飛了很遠
我們的愛變成無休的期待
此情此情，這歌於我太應景。
迴住處的路上看到楊塵君在熟食店買豬蹄，我想這家夥跟前女友複合後是要破戒開葷嗎。便走上去問：“你這是什麽情況？”
他說：“咦？你怎麽這麽晚迴來？”
“加班了，有本書急著要出版。”
“吃飯沒，給你多買一份。”
“吃飽喝足後迴來的。”
“哦，那好吧。”他把豬蹄夾在腋下，一邊掏錢結賬，一邊說，“在路上遇到一個人，大冬天的睡在路邊瑟瑟發抖。”
“然後你菩薩心腸犯了，把他帶迴家裏了？”我幫他拿起夾在腋下的豬蹄問。
“對，收留一下人家吧，他挺可憐的。”
“那你這豬蹄是給他買的？”
“嗯。”
我們迴到住處，見一個蓬頭垢麵的長頭發年輕人坐在家裏的沙發上，用陌生的眼光四處打望。
平時這家袁正不經常迴來，偶爾迴來一次便拉著我倆出去吃喝。多數時間隻有我和楊塵君在，我們每天把房子打掃得幹幹淨淨，這髒哥們兒在我們這屋裏一坐，頓時有大姥姥進大觀園的即視感。
楊塵君介紹我說：“室友曾小宇。”
他站起來伸手過來跟我握手，說：“我的筆名叫蘭亭子，遊吟詩人。”
曆來對“在路上”的人比較感興趣，比如高中時的於越，他們不僅能想而且膽大，敢做。我這種人滿腦子的浪漫花絮和天馬行空，卻不敢付諸實踐，隻能天天做浪跡天涯的白日夢，純屬意淫的主。
中世紀，人們總是把流浪的觀念和身為麻風病患、社會及道德上的賤民這些可怕的事聯想到一起，那個時候，愛自由的人都要被麻風病，逮到了就被弄死。
流浪者迴應的不是慣常的邏輯，而是大膽無畏，代表著改變、前進，而不是故步自封。
在我看來，流浪的人都患“麻風病”，這“麻風病”就是對現實生活的不滿，還有浪漫情懷和理想主義。
詩人頭發花白，臉憂鬱，臉上不知道是長的雀斑還是汙垢，髒髒的。
顴骨很高，不服從地從臉龐上凸起，似乎抗議著世俗教條，又有幾分玩世不恭。一說話一嘴被煙熏得發黑的牙齒暴露無遺，乍一看像野生梁朝偉。
野生梁朝偉抱怨說現在沒有詩了，寫詩的人應該去西藏。
詩人問我喜歡讀詩嗎，我說：“隻喜歡讀古詩詞，現代詩在五四時候出現本來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麵它起到了抗議舊文化的作用，一方麵卻急功急利地誇大了社會功能，把詩歌的藝術性抹殺了，所以現在見人都能當詩人，隨便說句口水話多打幾個狗屁逗號就是詩了，既沒有韻律與格式，也沒有思想和情懷。”
詩人“哈哈”大笑，過來跟我熱情地擁抱，老子差點沒喘過氣快憋死了才放開。他自嘲地說：“那我就自作多情一迴吧。”
詩人從他的破背囊中拿出了一本詩集，叫《朝聖》：“這是我自費出版的詩集，見笑了。”
我接過詩集說：“謝謝，一定會好好拜讀。”
我翻看著他的詩集，他此時已餓瘋了，拿過楊塵君買的豬蹄毫無芥蒂地狂啃起來。
啃完之後也不擦手，從口袋裏摸出軟裝的廉價大前門煙盒，手指伸進煙盒探了探，發現空空如也，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楊塵君說：“你等一下，我去幫你買煙。”
詩人連忙拒絕說：“楊兄不必客氣，這天寒地凍的，我等在這屋裏聊天已是機緣巧合，不吸煙也罷。”
我們跟蘭亭子兄聊高興了，談到了拜倫、雪萊、普希金、泰戈爾，談到了郭路生，又談到了北島。
詩人四處流浪，知己難覓，遇到我們不能自已，真情觸動，深情地說：“在一個物質生活相對豐富而精神生活相對貧弱的時代，在人們躲避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會裏，詩人使我們卑劣與渺小。詩人的孤獨、絕望、反抗是社會的良知，北島他們可以驕傲地稱自己為詩人。”
楊塵君在旁邊聽得入神，撐著個腦袋說：“那個年代還有理想和信仰，我們現在信什麽？想想這代人相當悲劇，雖然吃喝不愁，但精神饑渴難當，有理想的人反而被視為怪物，這個社會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我們隻喜歡娛樂和嘲諷，不喜歡崇高和偉大。”
“羅曼·羅蘭說，偉大的心魂猶如崇山峻嶺，不是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們應上去頂禮。在那裏，他們可以變換一下肺中的唿吸，與脈管中的血流。在那裏，他們將感到更迫近永恆。以後，他們再迴到人生的廣原，心中充滿了日常戰鬥的勇氣。對於我們的時代，這是金石之言。”詩人的普通話極不標準，卻灌滿了土地的氣息。
我被詩人的樸素感動了，看到了他的認真，這種認真像沙漠中稀薄的綠色，試著蔓延。
他說有時能看到死掉的人，以各種形式複活，隻有赤子之眼才能看到他們，漂浮在暗夜的空氣中。
由於第二天不上班，聊到淩晨兩點，大家才意猶未盡地洗刷入睡。
詩人用了淋浴後羨慕之極，說：“你們能做學問，還能享受熱水澡，羨煞我也。我每天餓了便去討點吃的，累了便睡，天為被，地為床，逍遙是逍遙，但也有身心俱疲的時候。”
這時，詩人的形象在我們眼中特別高大，高到宇宙裏去了。
他洗完熱水澡便躺在沙發上睡著了，打起鼾來。那聲音富有節奏，像拖拉機的馬達聲。偶爾說夢話不知道在嘮叨什麽，好像是在叫他老娘別離開他。
不知道什麽時候睡著了，迷迷糊糊中夢到小時候那個姓黃的老頭兒給我理發，理得坑坑窪窪，鮮血淋漓，疼不欲生，我欲哭無淚。原來袁正迴來了，正扯著老子的頭發幹嚎。
那時差不多五六點，天已大白。我揉著惺忪睡眼從被窩裏探出頭，隻見袁正提著行李箱，狂吼：“你們兩頭豬，睡得比豬還要熟，家裏被搜刮成這樣你們還在睡，趕快起床！”
我連滾帶爬地跳下床，看到了心驚肉跳而令人記憶深刻的畫麵：櫃子抽屜全敞開著，所有值錢的東西，電視、筆記本電腦、手機、錢包、衣服、鞋襪全******不翼而飛。
連我那本心愛的絕版《紅樓夢》也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本書可是我們家族的傳家之寶啊。
楊塵君這廝穿著睡衣跑到客廳，一看眼前景象，傻眼了。
沙發上的詩人，早已蒸發。
我們把留宿詩人的事情告訴了袁正，袁正痛心疾首地說：“你們這是引狼入室啊！”
最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他那從法國進口的避孕套和買來準備本命年穿的紅內褲也被偷走了。
袁正想想說：“這是天意啊，老天爺都不要我幹壞事了，反正避孕套也用不上了。”
家裏被洗劫一空，我們一直沒想清楚這貨怎麽樣辦到了，那麽短的時間薅走那麽多東西，難道還有幫手？
還有一個問題我也沒弄醒豁，這廝究竟是詩人裝扮成的賊人，還是賊人裝扮成的詩人。不管怎樣，他給我們上了關於人性的生動一課。
我們約定俗成，以後不是朋友親戚，絕對不能帶迴家裏，不然哪天哥仨死在屋裏被砸死爛成了骨架都沒人知道。
袁正說沒必要報警，說到底這是自找的，過了就過了吧，財物倒是小事，你們倆要是出點事，你說我怎麽辦。
至少我跟楊塵君沒有橫屍屋裏引發血案，保住了狗頭已經算幸運至極。
我把這件事告訴陳菲，她樂得直不起腰，特別是我講到袁正的避孕套和紅內褲也被偷了的時候，她說：“這什麽年代了，‘詩人’這兩個字用來罵人還差不多，你們這些書呆子太理想主義。”
我想了半天指著河裏的鴨子說，它們不怕冷，因為這麽冷它們還在水裏撒丫子歡叫。
我爸說，鼻涕不怕冷，越冷它越想出來。
冬天的北京幹冷，不像南方的冬天那樣冷得人流鼻涕。北京的冬天可以蜷縮到屋裏吸暖氣，而南方的冬天鑽進屋裏還是被凍得流鼻涕。
北京的冷直接、生硬，南方的冷委婉、靈動。
南方沒有暖氣，錐心刺骨的冷讓人無處可逃，一到冬天不愛活動的小孩子的腳上長滿了紅彤彤的凍瘡，像水蜜桃一樣，鞋子都穿不上。
鎮上有個老人晚上睡覺加被子太多最後被被子活活壓死了，聽上去邪門兒。
又一個冬天來臨，生活波瀾不驚。出版社的工作比較清閑，周末下班後走出辦公樓，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冷風把臉被吹得失去了知覺，偶爾走過一對相擁的情侶，冰冷的街道便不再那麽孤寂。
離愛這麽近又那麽遠，讓我想到了老狼的一首歌叫《北京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嘴唇變得幹裂的時候
有人開始憂愁想念著過去的朋友
北風吹進來的那一天
候鳥已經飛了很遠
我們的愛變成無休的期待
此情此情，這歌於我太應景。
迴住處的路上看到楊塵君在熟食店買豬蹄，我想這家夥跟前女友複合後是要破戒開葷嗎。便走上去問：“你這是什麽情況？”
他說：“咦？你怎麽這麽晚迴來？”
“加班了，有本書急著要出版。”
“吃飯沒，給你多買一份。”
“吃飽喝足後迴來的。”
“哦，那好吧。”他把豬蹄夾在腋下，一邊掏錢結賬，一邊說，“在路上遇到一個人，大冬天的睡在路邊瑟瑟發抖。”
“然後你菩薩心腸犯了，把他帶迴家裏了？”我幫他拿起夾在腋下的豬蹄問。
“對，收留一下人家吧，他挺可憐的。”
“那你這豬蹄是給他買的？”
“嗯。”
我們迴到住處，見一個蓬頭垢麵的長頭發年輕人坐在家裏的沙發上，用陌生的眼光四處打望。
平時這家袁正不經常迴來，偶爾迴來一次便拉著我倆出去吃喝。多數時間隻有我和楊塵君在，我們每天把房子打掃得幹幹淨淨，這髒哥們兒在我們這屋裏一坐，頓時有大姥姥進大觀園的即視感。
楊塵君介紹我說：“室友曾小宇。”
他站起來伸手過來跟我握手，說：“我的筆名叫蘭亭子，遊吟詩人。”
曆來對“在路上”的人比較感興趣，比如高中時的於越，他們不僅能想而且膽大，敢做。我這種人滿腦子的浪漫花絮和天馬行空，卻不敢付諸實踐，隻能天天做浪跡天涯的白日夢，純屬意淫的主。
中世紀，人們總是把流浪的觀念和身為麻風病患、社會及道德上的賤民這些可怕的事聯想到一起，那個時候，愛自由的人都要被麻風病，逮到了就被弄死。
流浪者迴應的不是慣常的邏輯，而是大膽無畏，代表著改變、前進，而不是故步自封。
在我看來，流浪的人都患“麻風病”，這“麻風病”就是對現實生活的不滿，還有浪漫情懷和理想主義。
詩人頭發花白，臉憂鬱，臉上不知道是長的雀斑還是汙垢，髒髒的。
顴骨很高，不服從地從臉龐上凸起，似乎抗議著世俗教條，又有幾分玩世不恭。一說話一嘴被煙熏得發黑的牙齒暴露無遺，乍一看像野生梁朝偉。
野生梁朝偉抱怨說現在沒有詩了，寫詩的人應該去西藏。
詩人問我喜歡讀詩嗎，我說：“隻喜歡讀古詩詞，現代詩在五四時候出現本來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麵它起到了抗議舊文化的作用，一方麵卻急功急利地誇大了社會功能，把詩歌的藝術性抹殺了，所以現在見人都能當詩人，隨便說句口水話多打幾個狗屁逗號就是詩了，既沒有韻律與格式，也沒有思想和情懷。”
詩人“哈哈”大笑，過來跟我熱情地擁抱，老子差點沒喘過氣快憋死了才放開。他自嘲地說：“那我就自作多情一迴吧。”
詩人從他的破背囊中拿出了一本詩集，叫《朝聖》：“這是我自費出版的詩集，見笑了。”
我接過詩集說：“謝謝，一定會好好拜讀。”
我翻看著他的詩集，他此時已餓瘋了，拿過楊塵君買的豬蹄毫無芥蒂地狂啃起來。
啃完之後也不擦手，從口袋裏摸出軟裝的廉價大前門煙盒，手指伸進煙盒探了探，發現空空如也，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楊塵君說：“你等一下，我去幫你買煙。”
詩人連忙拒絕說：“楊兄不必客氣，這天寒地凍的，我等在這屋裏聊天已是機緣巧合，不吸煙也罷。”
我們跟蘭亭子兄聊高興了，談到了拜倫、雪萊、普希金、泰戈爾，談到了郭路生，又談到了北島。
詩人四處流浪，知己難覓，遇到我們不能自已，真情觸動，深情地說：“在一個物質生活相對豐富而精神生活相對貧弱的時代，在人們躲避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會裏，詩人使我們卑劣與渺小。詩人的孤獨、絕望、反抗是社會的良知，北島他們可以驕傲地稱自己為詩人。”
楊塵君在旁邊聽得入神，撐著個腦袋說：“那個年代還有理想和信仰，我們現在信什麽？想想這代人相當悲劇，雖然吃喝不愁，但精神饑渴難當，有理想的人反而被視為怪物，這個社會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我們隻喜歡娛樂和嘲諷，不喜歡崇高和偉大。”
“羅曼·羅蘭說，偉大的心魂猶如崇山峻嶺，不是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們應上去頂禮。在那裏，他們可以變換一下肺中的唿吸，與脈管中的血流。在那裏，他們將感到更迫近永恆。以後，他們再迴到人生的廣原，心中充滿了日常戰鬥的勇氣。對於我們的時代，這是金石之言。”詩人的普通話極不標準，卻灌滿了土地的氣息。
我被詩人的樸素感動了，看到了他的認真，這種認真像沙漠中稀薄的綠色，試著蔓延。
他說有時能看到死掉的人，以各種形式複活，隻有赤子之眼才能看到他們，漂浮在暗夜的空氣中。
由於第二天不上班，聊到淩晨兩點，大家才意猶未盡地洗刷入睡。
詩人用了淋浴後羨慕之極，說：“你們能做學問，還能享受熱水澡，羨煞我也。我每天餓了便去討點吃的，累了便睡，天為被，地為床，逍遙是逍遙，但也有身心俱疲的時候。”
這時，詩人的形象在我們眼中特別高大，高到宇宙裏去了。
他洗完熱水澡便躺在沙發上睡著了，打起鼾來。那聲音富有節奏，像拖拉機的馬達聲。偶爾說夢話不知道在嘮叨什麽，好像是在叫他老娘別離開他。
不知道什麽時候睡著了，迷迷糊糊中夢到小時候那個姓黃的老頭兒給我理發，理得坑坑窪窪，鮮血淋漓，疼不欲生，我欲哭無淚。原來袁正迴來了，正扯著老子的頭發幹嚎。
那時差不多五六點，天已大白。我揉著惺忪睡眼從被窩裏探出頭，隻見袁正提著行李箱，狂吼：“你們兩頭豬，睡得比豬還要熟，家裏被搜刮成這樣你們還在睡，趕快起床！”
我連滾帶爬地跳下床，看到了心驚肉跳而令人記憶深刻的畫麵：櫃子抽屜全敞開著，所有值錢的東西，電視、筆記本電腦、手機、錢包、衣服、鞋襪全******不翼而飛。
連我那本心愛的絕版《紅樓夢》也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本書可是我們家族的傳家之寶啊。
楊塵君這廝穿著睡衣跑到客廳，一看眼前景象，傻眼了。
沙發上的詩人，早已蒸發。
我們把留宿詩人的事情告訴了袁正，袁正痛心疾首地說：“你們這是引狼入室啊！”
最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他那從法國進口的避孕套和買來準備本命年穿的紅內褲也被偷走了。
袁正想想說：“這是天意啊，老天爺都不要我幹壞事了，反正避孕套也用不上了。”
家裏被洗劫一空，我們一直沒想清楚這貨怎麽樣辦到了，那麽短的時間薅走那麽多東西，難道還有幫手？
還有一個問題我也沒弄醒豁，這廝究竟是詩人裝扮成的賊人，還是賊人裝扮成的詩人。不管怎樣，他給我們上了關於人性的生動一課。
我們約定俗成，以後不是朋友親戚，絕對不能帶迴家裏，不然哪天哥仨死在屋裏被砸死爛成了骨架都沒人知道。
袁正說沒必要報警，說到底這是自找的，過了就過了吧，財物倒是小事，你們倆要是出點事，你說我怎麽辦。
至少我跟楊塵君沒有橫屍屋裏引發血案，保住了狗頭已經算幸運至極。
我把這件事告訴陳菲，她樂得直不起腰，特別是我講到袁正的避孕套和紅內褲也被偷了的時候，她說：“這什麽年代了，‘詩人’這兩個字用來罵人還差不多，你們這些書呆子太理想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