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其他人還在酣睡,我打車迴到了學校。想到昨晚驚心動魄的經曆,忍不住想找付文心聊聊天壓壓驚。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付文心,說昨晚自己差點被一熟婦誘奸**。
她倒異常開心,說我賣藝不賣身,冰清玉潔,值得表揚。
我歎了口氣,說:“我嘴笨不說還不願意賣身,這樣寫下去,也許文章永遠躺抽屜裏見不到光了。”
“那你也要堅持寫,因為你在做你喜歡的事情,在做有益於這個世界的事情,雖然這些益處不能立竿見影,但總會從更深刻的維度去影響外界。寫作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當年《紅與黑》也才賣出去幾本,巴爾紮克這樣的大文豪一樣窮得叮當響,餓得實在不行了逼得沒辦法去當槍手,知道我想對你說什麽嗎?”付文心一本正經地看著我。
“想說什麽?”我饒有興趣地盯著她。
“有的文字像火炮,爆了就沒有了,留下一點雲煙和碎屑。而有的文字,要飛很久很久,飛到空中很遠的地方爆出美麗的煙花,觀看的人要懂得等待才能看到它的美麗。”她用手在空中劃了一道飛行的弧線,“有的文字,猶如曇花一現;有的文字,猶如鬆柏千古。”
“那我的文字屬於前者還是後者?”我故意賤賤地問。
“呸!”她故意不理我。
那時,我想感激地摟她一下,像一個朋友那樣,可我隻輕描淡寫地說了聲“謝謝你的鼓勵”。
付文心的話讓我重新燃起來了戰鬥的**,我繼續寫,上課寫,下課寫,有時半夜起床想到好的詞句怕忘了爬起來寫在紙上,我這是在追夢。
偶爾在圖書館廢寢忘食,她會陪我,幫我查閱資料。
王翌買來咖啡和午飯,我跟付文心在就餐區邊吃飯邊開心地聊天,吃完才發現王翌像雕塑般木訥地立在旁邊,他等我們吃完後來收拾飯盒。
我說我們自己來吧,但硬不過他,他非得幫我們收拾飯盒不可。看他柔軟的指尖細致地把飯盒疊得整整齊齊的樣子,感覺占了他的便宜。
等他去扔飯盒時我惋惜地對付文心說:“哎,多好一暖男,可惜啊!我吃了人家的飯,喝了人家的咖啡,心裏過意不去,怎麽辦?”
付文心說:“少來,你有什麽過意不去,你是占我的便宜好不好。”
有天晚上,王翌在圖書館和我單獨聊,向我吐露心聲:“看到文心跟你在一起那麽開心,我已心滿意足了。我隻想想天天看著她笑的樣子,不是想故意擋在你們中間,請原諒我。”
“你沒有什麽需要原諒,你人這麽好,我們可以成為朋友。”
“好啊,希望能跟你們永遠做朋友。”他投來一個大男孩的陽光微笑,我心想這孩子是夠單純的。
其實,我想告訴他擋在他們中間的人應該是我。不管是王翌還是袁正,他們為付文心付出了很多,袁正甚至從頭到尾變了一個人。
為了一個人改變自己,堅持一兩天容易,一個月兩個月還行,但在多情多欲、躁動不安的青春歲月,能忍受這樣的孤寂幾年,很難很難。
文科大學的美女資源在bj出了名的優質,不像廣播學院那般廉價,也不像電影學院那般輕佻。本校美女屬於才貌氣質兼優的類型,憑借袁正和王翌的條件,隻要他們想,不知道多少美女願意倒貼成為其胯下之物。
他們卻為了付文心“為伊消得人憔悴”,有溫庭筠所說的那種意境,“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相思能入骨,化作萬年悲情,至少他們倆能明目張膽地表達愛意,去追求,化解這入骨之痛,而我,無可救藥地在無數個深夜讓相思之毒啃噬自己的骨頭,疼不欲生。
袁正說要為付文心守一輩子寡。
我說,你這不叫守寡,應該叫守鰥。
他問我我們攻心也攻了,樂隊也搞了這麽久了,也不見文心姑娘迴心轉意啊,肯定哪裏出了問題。
我說,可能是攻得還不夠,《西廂記》裏張生為了泡崔鶯鶯人家可是天天晚上上晚自習複習功課,隻為考取功名抱得美人歸。
袁正說,我想一定是文心嫌棄我以前太濫情,嫌我髒,肯定是這樣。他問我怎麽才能洗幹淨自己。
我說,有的事情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你拉倒吧。
袁正不語,癡癡地望著天空。
到大三快結束時,終於,我的火炮要升空了。
那天我在睡午覺,一個陌生電話把我吵醒,我怨氣衝天地接起電話,對方聽起來是個中年人,說話中氣十足。
他說他叫賀飛,是個出版商,莊教授的朋友,看過我寫的文章,很棒,想約我談談。
我一聽賀飛這個名字,精神抖擻,噌地一下像根彈簧從床上立了起來。
說起上個世紀末的“冰點文叢”,出版界無人不知。賀飛當年在bj搭起“草原部落”的旗號,自稱“酋長”,主編了一大批深受青年學生熱愛的圖書。
那些書是我高中時期的精神食糧和啟蒙讀物,正值觀形成的時候,雪與火般的文字讓我大開眼界,漢語言還能這樣書寫,讓我讚歎不已。“胡適”、
“魯迅”、“林昭”、“五四之魂”……太多太多主題詞,像青春的花朵盛開在我周圍。
那時,別人都在看《知音》《讀者》這些小人書,我跟付文心卻鍾情於“酋長”賀飛編的書,每本必買,看完交流心得。
在無數個漆黑的夜裏,黑暗無邊,我跟隨“酋長”的導語進入一個異端的光明世界,他們開啟了我少年時代的啟蒙之門。那些尖銳、偏執,甚至可以說是粗糙的思想,引導我進入了另一個維度。
我唿吸到的空氣不再乏味單調,有了很多神交的知己,不再在人群中感到莫名的孤寂。
沒有賀飛先生在90年代傳遞思想的薪火,出版界將會黯淡無光。賀飛在極其困難的語境中挖掘草根的言說、新銳的思想,讓9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續上了“80年代”爭鳴的文化血脈。
他推介給讀者的作者都是年輕人,他說他喜歡跟年輕人打交道,讓更多年輕人的聲音被讀者聽到。
我們約定在廣播學院旁邊的一個書吧見麵,書吧的名字叫字裏行間。
掛斷電話,難掩亢奮,在宿舍手舞足蹈,袁正和楊塵君疑惑地問我你今天怎麽短路了。
我告訴他們,我最崇拜的出版人要約我見麵。
他們都恭喜我,說終於寫出來了。
我打電話給付文心,請她吃飯,謝謝她的鼓勵,因為當初我快要放棄時,是她讓我堅持寫下去。
那天晚上我要了一碗又一碗米飯,也說了很多,我興奮地給她講著,以前自己怎麽喜歡讀賀飛主編的文叢,怎麽把那些書放在枕頭下麵,多麽喜歡書裏的文章和力量。她溫柔地看著我,附和著,像動畫片裏雞媽媽看著眉飛色舞的小雞說話。
現在想起,我不是因為出書而興奮,而是因為能跟她分享這份喜悅而興奮。
第二天我跟賀飛在書吧見麵了,怎麽也無法將他與文化人聯係在一起,像剛從工地上出來的小包工頭。
此人乃典型的蒙古漢子,聲音低沉沙啞,背著大挎包,穿著灰土色的衣服,詮釋著蒙古利亞那草原與厚土的樸質。說起話來激情四溢,不知道疲倦,我們一見如故
,諸多觀點不謀而合。
我把我所有的文章打印出來訂成一本樣書,雙手呈遞給他。他看了一會兒,大讚文筆犀利,寫得好,馬上從包裏翻出一份合同要馬上跟我簽約。
我一個字兒也沒看,揮筆在合同上寫下了大名。
那段時間,賀飛帶我去見以前久仰的學者和藝術家,跟他們交談中,有的前輩言之有物,我深受啟發,有的則聞名不如見麵,不過爾爾。
賀飛告訴我,搞文化隻能在bj,這個地方雖三教九流魚龍混雜,但有氣氛有空間讓你談理想,到小地方天天柴米油鹽對牛彈琴,在bj我們臭味相同的至少可以抱團兒取暖。
很難定義賀飛的職業,他是書商,也是學者,當然也是文化人。他跟別的文化人不同,別人看來他是矛盾體,文人加商人的身份已能製造話題,如果他安分地做一個附風庸雅的儒商,能過上體麵富足的生活。
但他拒絕扮演喜鵲,拒絕成為黑暗中的啞鼓。這個來自nmg的漢子,以特立獨行的方式成為文壇的一隻烏鴉,報憂不報喜;他認為這個野蠻的物質時代,學者應該成為精神領袖;他要用理性的精神來打破蒙昧。
他給我講他的發家史,鼓勵我年輕時要激情滿滿地追夢,如果沒有夢,人與行屍走肉有何區別。
賀飛自稱農民的兒子,一落地父母一看這屁孩黑黑的,肯定是農民的命,一輩子肩挑背磨,給他起名叫賀土,希望他終身像爺輩和父輩那樣在土地上耕作,生是土地人,死是土地鬼。
這他媽的是我聽過的最土的名字。但這孩子懷揣一顆想飛的心靈,土地困不住他,長大後他把名兒改成了賀飛。
小時候家裏窮,他做過很多的小生意,賣鐮刀、賣草帽、賣冰棍甚至賣狗皮膏藥,從幼兒園到大學一直勤工儉學。
1987年他考上bj經濟學院,大學時代,喜歡到圖書館翻書看雜誌,寫寫詩,並策劃出版了40餘本書,當時請了學校8個老師給他做編委,還付給他們稿費,所以他上學時從來不擔心掛科,老師跟他很熟,怎麽著也得給61分。
1991年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政府部門工作。以前,他的世界充滿了詩歌、思想和情懷,瞬間被冗長的公文、囉嗦的會議和貧嘴大媽包圍,生活了無生趣,看不到理想和希望,再待下去人要憋出內傷了。
於是,他不顧家人反對,拒絕了縣長千金的婚約。當時家人都安排好了,隻等他們結婚,結果新婚前夜新郎逃婚了。
他跑到gd經商,做水餃和餛飩生意,慢慢有了積蓄,開始做自己喜歡的文化產業。
我問他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麽。
他說當年還沒跟那縣長千金洞房就跑了,真他媽的可惜,該睡完她再跑的。說完哈哈大笑,端起滿杯的蒙古酒一飲而盡,辣得臉彤紅,一臉的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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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說什麽?”我饒有興趣地盯著她。
“有的文字像火炮,爆了就沒有了,留下一點雲煙和碎屑。而有的文字,要飛很久很久,飛到空中很遠的地方爆出美麗的煙花,觀看的人要懂得等待才能看到它的美麗。”她用手在空中劃了一道飛行的弧線,“有的文字,猶如曇花一現;有的文字,猶如鬆柏千古。”
“那我的文字屬於前者還是後者?”我故意賤賤地問。
“呸!”她故意不理我。
那時,我想感激地摟她一下,像一個朋友那樣,可我隻輕描淡寫地說了聲“謝謝你的鼓勵”。
付文心的話讓我重新燃起來了戰鬥的**,我繼續寫,上課寫,下課寫,有時半夜起床想到好的詞句怕忘了爬起來寫在紙上,我這是在追夢。
偶爾在圖書館廢寢忘食,她會陪我,幫我查閱資料。
王翌買來咖啡和午飯,我跟付文心在就餐區邊吃飯邊開心地聊天,吃完才發現王翌像雕塑般木訥地立在旁邊,他等我們吃完後來收拾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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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去扔飯盒時我惋惜地對付文心說:“哎,多好一暖男,可惜啊!我吃了人家的飯,喝了人家的咖啡,心裏過意不去,怎麽辦?”
付文心說:“少來,你有什麽過意不去,你是占我的便宜好不好。”
有天晚上,王翌在圖書館和我單獨聊,向我吐露心聲:“看到文心跟你在一起那麽開心,我已心滿意足了。我隻想想天天看著她笑的樣子,不是想故意擋在你們中間,請原諒我。”
“你沒有什麽需要原諒,你人這麽好,我們可以成為朋友。”
“好啊,希望能跟你們永遠做朋友。”他投來一個大男孩的陽光微笑,我心想這孩子是夠單純的。
其實,我想告訴他擋在他們中間的人應該是我。不管是王翌還是袁正,他們為付文心付出了很多,袁正甚至從頭到尾變了一個人。
為了一個人改變自己,堅持一兩天容易,一個月兩個月還行,但在多情多欲、躁動不安的青春歲月,能忍受這樣的孤寂幾年,很難很難。
文科大學的美女資源在bj出了名的優質,不像廣播學院那般廉價,也不像電影學院那般輕佻。本校美女屬於才貌氣質兼優的類型,憑借袁正和王翌的條件,隻要他們想,不知道多少美女願意倒貼成為其胯下之物。
他們卻為了付文心“為伊消得人憔悴”,有溫庭筠所說的那種意境,“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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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正說要為付文心守一輩子寡。
我說,你這不叫守寡,應該叫守鰥。
他問我我們攻心也攻了,樂隊也搞了這麽久了,也不見文心姑娘迴心轉意啊,肯定哪裏出了問題。
我說,可能是攻得還不夠,《西廂記》裏張生為了泡崔鶯鶯人家可是天天晚上上晚自習複習功課,隻為考取功名抱得美人歸。
袁正說,我想一定是文心嫌棄我以前太濫情,嫌我髒,肯定是這樣。他問我怎麽才能洗幹淨自己。
我說,有的事情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你拉倒吧。
袁正不語,癡癡地望著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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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聽賀飛這個名字,精神抖擻,噌地一下像根彈簧從床上立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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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數個漆黑的夜裏,黑暗無邊,我跟隨“酋長”的導語進入一個異端的光明世界,他們開啟了我少年時代的啟蒙之門。那些尖銳、偏執,甚至可以說是粗糙的思想,引導我進入了另一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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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賀飛先生在90年代傳遞思想的薪火,出版界將會黯淡無光。賀飛在極其困難的語境中挖掘草根的言說、新銳的思想,讓9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續上了“80年代”爭鳴的文化血脈。
他推介給讀者的作者都是年輕人,他說他喜歡跟年輕人打交道,讓更多年輕人的聲音被讀者聽到。
我們約定在廣播學院旁邊的一個書吧見麵,書吧的名字叫字裏行間。
掛斷電話,難掩亢奮,在宿舍手舞足蹈,袁正和楊塵君疑惑地問我你今天怎麽短路了。
我告訴他們,我最崇拜的出版人要約我見麵。
他們都恭喜我,說終於寫出來了。
我打電話給付文心,請她吃飯,謝謝她的鼓勵,因為當初我快要放棄時,是她讓我堅持寫下去。
那天晚上我要了一碗又一碗米飯,也說了很多,我興奮地給她講著,以前自己怎麽喜歡讀賀飛主編的文叢,怎麽把那些書放在枕頭下麵,多麽喜歡書裏的文章和力量。她溫柔地看著我,附和著,像動畫片裏雞媽媽看著眉飛色舞的小雞說話。
現在想起,我不是因為出書而興奮,而是因為能跟她分享這份喜悅而興奮。
第二天我跟賀飛在書吧見麵了,怎麽也無法將他與文化人聯係在一起,像剛從工地上出來的小包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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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定義賀飛的職業,他是書商,也是學者,當然也是文化人。他跟別的文化人不同,別人看來他是矛盾體,文人加商人的身份已能製造話題,如果他安分地做一個附風庸雅的儒商,能過上體麵富足的生活。
但他拒絕扮演喜鵲,拒絕成為黑暗中的啞鼓。這個來自nmg的漢子,以特立獨行的方式成為文壇的一隻烏鴉,報憂不報喜;他認為這個野蠻的物質時代,學者應該成為精神領袖;他要用理性的精神來打破蒙昧。
他給我講他的發家史,鼓勵我年輕時要激情滿滿地追夢,如果沒有夢,人與行屍走肉有何區別。
賀飛自稱農民的兒子,一落地父母一看這屁孩黑黑的,肯定是農民的命,一輩子肩挑背磨,給他起名叫賀土,希望他終身像爺輩和父輩那樣在土地上耕作,生是土地人,死是土地鬼。
這他媽的是我聽過的最土的名字。但這孩子懷揣一顆想飛的心靈,土地困不住他,長大後他把名兒改成了賀飛。
小時候家裏窮,他做過很多的小生意,賣鐮刀、賣草帽、賣冰棍甚至賣狗皮膏藥,從幼兒園到大學一直勤工儉學。
1987年他考上bj經濟學院,大學時代,喜歡到圖書館翻書看雜誌,寫寫詩,並策劃出版了40餘本書,當時請了學校8個老師給他做編委,還付給他們稿費,所以他上學時從來不擔心掛科,老師跟他很熟,怎麽著也得給61分。
1991年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政府部門工作。以前,他的世界充滿了詩歌、思想和情懷,瞬間被冗長的公文、囉嗦的會議和貧嘴大媽包圍,生活了無生趣,看不到理想和希望,再待下去人要憋出內傷了。
於是,他不顧家人反對,拒絕了縣長千金的婚約。當時家人都安排好了,隻等他們結婚,結果新婚前夜新郎逃婚了。
他跑到gd經商,做水餃和餛飩生意,慢慢有了積蓄,開始做自己喜歡的文化產業。
我問他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麽。
他說當年還沒跟那縣長千金洞房就跑了,真他媽的可惜,該睡完她再跑的。說完哈哈大笑,端起滿杯的蒙古酒一飲而盡,辣得臉彤紅,一臉的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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