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論_反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百家爭鳴，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就相異。
隻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實客觀的結論。
【經文】
[議曰：“反經”、“是非”、“適變”三篇，雖博辯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無所歸。故作“正論”以質之。]
【譯文】
[“反經”、“是非”、“適變”三篇論文雖然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廣泛論證，陳述了各家各派學說的利弊，然而不足之處是對某些問題元暇顧及，有的闡述也比較散漫，使人有無所適從之感。因此作這篇“正論”作為補充，以使論述進一步充實完善。]
【經文】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司馬談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理人也。”]
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也。
[子夏曰：“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晉時王政陵遲，南陽魯褒著《錢神論》，吳郡蔡洪作《孤憤》。前史以為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謂也。]
【譯文】
孔子說：“《禮記》、《詩經》、《樂經》、《尚書》、《周易》和《春秋》這六種文史著作雖然內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講求政治的目的卻是一致的。《禮》可以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可以培養平和純潔的心誌，《書》用來指導為人處事，《詩》用來表達情意，《易》用來預測神奇的變化，《春秋》用來明辨道義。”
[司馬談說：“《周易》是闡明天地、陰陽、四時與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變化見長；《禮記》是闡述倫理道德的，所以注重於行為；《尚書》記敘的是堯舜禹三代的事跡，故以政治見長；《詩經》記載山川、溪穀、禽獸、草木、雌雄，故長於風土民情；《樂經》論述音樂，因而以和諧為主題；《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說理明心見長。”]
所以說，到了一個國家，很容易感覺出這個國家是用什麽來教化民眾的。
如果民風純樸敦厚，這是《詩》教的結果；民眾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是《書》教的結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樂》教的結果；心誌純潔，見識精微，是《易》教的結果；恭敬儉樸，謙遜莊重，是《禮》教的結果；善於言辭，言簡義賅，是《春秋》教化的結果。因此，失去《詩》教，人則愚昧；失去《書》教，則多誣陷不實之言；失去《樂》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眾則狡猾邪惡；失去《禮》教，社會風氣則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導，朝野秩序混亂。民風溫和敦厚而不愚昧，這是由於深受《詩經》薰陶教育的結果。
[子夏說：“不同的聲調藝術化之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倫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沒有比《詩》更切近了。”
太史公說：“《詩·大雅》說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卻在於用德性來教化百姓，《詩·小雅》是通過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內在含義影響上層統治者。它們所說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它們合乎仁德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晉時王政衰微，南陽的魯褒寫了《錢神論》，吳郡的蔡洪寫了《孤憤》。從前的史書認為‘亂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這些著作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經文】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也《書》著帝王之道，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也]。
廣博易良而不奢，財深於《樂》也。
［《樂》書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其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心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不亂，則無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音皆亂則誣佚相陵，謂之慢。如此，國滅亡無日矣。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以動蕩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班固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靜；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yin亂。先王恥其亂也，故製《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製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呂氏春秋》曰：“亡國戮人，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範曄曰：“夫鍾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存器而亡本，樂之失也。調氣而和聲，樂之盛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養，孝之大也。”
議曰：東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禮；中央宮主信；西方商主義；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為：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則以徵主智，羽主禮，與舊例乖殊。故非未學所能詳也。]
【譯文】
民眾如果既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誠實正直，這是對《書》教深切領會的結果[《書》闡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謨、訓誥、誓命之類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義]。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驕奢淫逸，這是對《樂》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樂經》說：“大凡樂音都是由於人心有所感而發。感情萌動於內心，就表現為聲音，聲音組成一定的曲調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愴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音樂往往和政治的興衰有著很密切的聯係。五音中的宮調低沉穩建，就象統領天下的君王；商調比較剛正堅實，就象分管政務的文武百官；角調柔和適中，就象人民大眾；徵調細膩輕揚，就象紛繁的事務；羽調輕鬆高昂，就象宇宙萬物。如果這五種音調諧和統一，就沒有滯澀雜亂的音調出現。如果宮音散亂，則流於荒漫，說明國君驕縱；商音散亂，則流於邪僻，說明臣子敗壞；角音混亂，則流於抑鬱，說明民眾怨忿；徵音散亂，則流於哀怨，說明人民過分勤苦；羽音散亂，則流於危亡，說明財物匱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亂失調，相互幹擾抵觸，這叫輕漫，那麽國家的滅亡大概就沒有幾天了。上古聖明的國君提倡音樂的本意，並不是為使自己賞心快意，滿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蕩血脈，振奮精神，從而和諧調整人心。五音與人的情xing氣息相通。宮音與脾與信，宮音與肺與義，角音與肝與仁，徵音與心與禮，羽音與腎與智一一對應，當五音發起時，會與其相應的五髒發生感應，並對信、義、仁、禮、智發生作用，從而對人的思想情緒給予調和與淨化。所以聽到宮音，會使人心情溫柔舒暢，胸襟開闊；聽到商音，會使人剛正不阿，向往正義；聽到角音，會使人惻隱憐憫，待人溫和；聽到徵音，會使人樂善好施，寬厚愛人；聽到羽音，會使人莊yan穆，彬彬有禮。禮是對外在行為的約束，進而深入心裏去調和情誌；音樂則是由於內心情誌的感應，進而向外擴展來影響人的行為舉止。所以聖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聽雅正和頌讚的音樂，目睹莊yan肅穆的禮儀，走路儀表恭敬，言談不離仁義。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講話，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遠沒有機會汙染他的心靈。”
班固說：“音樂，是聖人所喜歡的。音樂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氣心智的情性，可是哀樂喜怒卻沒有常規。人受到音樂的感染，心有所動，就要通過情感流露出來。因此，當輕柔傷感的音樂發起時，聽眾就會悲傷憂愁；當平和舒緩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感到安樂康泰；當粗獷猛烈的音樂響時，聽眾就會有剛強堅毅的反應；當率真坦誠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向莊yan肅穆；當寬裕祥和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顯出慈愛的情態；當放縱邪辟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受到yin蕩騷亂的誘惑。古代的君王為yin蕩的音樂而感到恥辱，所以製作了雅正、讚頌的音樂讓人聽。他們依據人的情性，遵循節律，以禮儀為其內容，注入蓬勃的生氣，以倫理綱常的內涵來引導聽眾，不使陽剛之氣任性發泄，不使陰柔之氣鬱積不散，使陰陽剛柔和暢而交融而後再用中正平和的樂音表現出來。這樣，就能感召激發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們的心靈。這就是先王創立音樂的根本出發點。”
《呂氏春秋》說：“國家滅亡或是行刑殺人，並不是沒有音樂，然而這種音樂不會使人快樂。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會發出笑聲；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發狂的人，也會舞蹈。亂世的音樂，和這三種人的歌舞很有點相似之處。”範曄說：“鍾鼓不是音樂的本質，但是樂器離不了鍾鼓；豬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東西，然而瞻養雙親卻不能沒有它們。隻看重樂器的重要性而忘記了音樂的根本目的，音樂就失去了意義。用和諧的韻律來協調內心的氣質，這才是音樂的盛事。因為崇尚瞻養老人而傷害了雙親，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確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撫養老人，這才是最大的孝。”
東方、角音與仁、南方、徵音與禮，中央、宮音與信，西方、商音與義，北方、羽音與智——各各相應，這是樂理之常識。司馬遷卻認為徵音與心、智相應，羽音與腎、禮相應。這與舊例不符。這不是未流學者所能參詳的。]
【經文】
潔淨精徵而不賤，則深於《易》也[《易》之精徵，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相害之]。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也。
[太史公曰：“餘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製禮，依人性而作儀。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人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雲‘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阻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必正名，於衛所居不合。
豈不哀哉！”
班固曰：“人涵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製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製婚姻之禮；有接長幼之序，為製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製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製朝覲之禮。哀有哭踴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鬥之猶煩；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淩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譯文】
心誌純潔，見識精微而不邪惡，這是對《周易》深刻領會的結果[《周易》奧妙精微，愛與惡此進彼退，從遙遠與近身的天地萬物都有所吸取，不讓人過於親近以致互相傷害]。
恭敬儉樸，謙遜莊重而不浮躁，這是對《禮》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太史公說：“我曾到過秦代掌管禮儀的大行官署，在那裏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禮製的相沿變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來依據人情製定禮法，必須依照人性規定各種行為規範。人情道理千頭萬緒，要把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規矩貫穿於其中的各個方麵，用仁義道德誘導人們上進向善，用刑罰規範約束邪惡行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貴，使爵祿厚重者蒙受恩寵。用這些手段來統一天下，治理萬民。人們的身體既然喜歡乘坐車馬，那就在車身和車轅上塗繪金色紋飾；既然眼睛喜歡繽紛的五色，就在衣服上製作了各種不同的圖案和花紋來美化儀容；既然耳朵喜歡美妙動聽的聲音，就調和金石絲竹來振奮人的精神；口舌喜歡品嚐多種美味，就製作了形形se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歡珍奇美物，於是就打磨圭璧玉器來滿足人們好奇的心理。古代賢王祭天所用的大車，隻鋪一塊不收邊的席子；上朝的服飾也不過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質料的衣裳；欣賞音樂，樂器也不過是朱紅絲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隻是沒有調料的肉湯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於防止淫佚奢侈，補救由於過分奢華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貴賤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節製，這就是禮教維係社會秩序的功效。自從周王室衰微之後，禮樂製度都被廢棄破壞，君臣上下，無不超越了自身應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貴可與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規蹈矩，堅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華腐敗、僭越禮製的卻被認為是顯貴榮耀。拿子夏來說，他是孔子最優秀的弟子，尚且還說‘當我在外麵看到社會上的繁華瑰麗時，心裏很喜歡，可當我迴來聽了先生的教導，心裏也很高興，這兩種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裏交戰，可又往往無法取舍判斷。’子夏尚且如此，何況那些中等品質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響，能不被腐化的社會風氣征服嗎？孔子說：
‘必須端正名分。’可是他在衛國與當權者的主張格格不入。豈不令人悲痛！”
班固說：“人吸收了天地間的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節製，聖人能找到辦法加以節製，可是聖人不能滅絕人性。效法自然規律製定禮樂製度，目的就是為了通神明，立人倫，修正人的情性，節製人事使之恰當適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來的妒嫉，因而製定婚姻的禮儀來規範它；有交接之道和長幼之序，因而製訂宴飲的禮儀；有哀悼死者、思念遠方親人的人之常情，因而製訂喪禮和祭祀；有尊重長者、效忠國君之心，因而製定朝拜覲見的禮製。悲痛時有哭泣頓足的節奏，高興時有載歌載舞的舉動，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實，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說，婚姻的禮法廢棄了，夫婦關係就有苦難，犯yin亂罪的人就會增加；宴飲的禮儀廢棄了，長幼之序就會混亂，爭鬥的事件就會頻繁；喪禮、祭祀的禮儀廢棄了，骨肉之情就會淡薄，不熱愛生活的人就會大量出現；朝拜禮聘的規矩廢棄了，君臣的地位就會顛倒，犯上作亂的事件就會發生。所以孔子說：‘安定朝綱，治理天下，沒有比禮製更好的了；移風易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所謂以謙恭禮讓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禮樂啊！’”]
【經文】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也。
[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餘聞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代，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代反之正道，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保其社稷者，不曠守職，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獨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掌其官，廢明聖，罪莫大焉。餘所謂述，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譯文】
善於言辭，言簡義賅而秩序不亂，這是對《春秋》體會深刻的結果。
[上大夫壺遂問司馬遷：“當初孔子為什麽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迴答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說：‘周朝的王道衰微時，孔子正作魯國的司寇，想振興王道。可是諸侯陷害他，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再說也沒有用處，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不會被采納。於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貶寓於作《春秋》所記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之中，作為天下的準則。他貶斥僭禮的諸侯，聲討犯上的大夫，隻不過是為了實行上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用空洞的說教去教育別人，還不如記載具體曆史事件，因事見義，更為深切顯明。’《春秋》一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倫理綱常，判別嫌疑，明辨是非，論定猶豫難決之事，表彰善良，貶斥邪惡，尊重賢能，蔑視不肖。保存亡國的史跡，接續斷絕的世係，彌補殘缺，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的要點。撥亂反正，沒有比《春秋》更適用的了。在《春秋》中，記載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國事件，至於諸候流亡國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計其數。考察其原因，都是因為喪失了禮義為一為君治國的根本。”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代，上無賢明的君主，下麵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議論，以便判斷禮義，作為統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賢明的天子，當官任職，上下各得其所，先生還要著書立說，想要闡明什麽呢？”
太史公說：“啊啊！不不！我聽父親說：‘伏羲最為淳厚，他作了《易經》的八卦。堯舜的盛德，記載在《尚書》裏，禮樂由此而興。商湯、周武王功業興隆，受到詩人的歌頌。《春秋》揚善抑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不僅僅是諷刺而已。’漢朝開國以來，到現在的聖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滿肅穆清和的氣氛，天子的思澤滋潤無邊，文武百官大力頌揚天子的盛德，總覺得不能表達自己的全部心意。況且天下有賢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國君的恥辱；如果主上聖明而其恩德得不到傳揚，則是主管官員的過錯。何況我專管史籍，如果不去記載明君的功德，這是莫大的罪過。我隻不過是記述曆史，並不是什麽著作呀，而你卻拿它與《春秋》相比，這就不對了。”?
【經文】
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矣。
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崇師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寵，此僻儒之患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千萬，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敘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勿能易也。”
範曄曰：“夫遊庠序，服儒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朝綱日陵，國隙屢啟，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剛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民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移矣，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禮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者，斯豈非學者之效乎？故先師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譯文】
自從孔丘去世後，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論就斷絕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後，儒家的要旨就乖亂不堪了。戰國時形勢縱橫交錯，造成真偽分爭的局麵，諸子百家的學說紛然雜亂。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輔佐君主，和順陰陽，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讀六部經典，注重仁義道德品質的修養之際，師法堯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為宗師，這是儒家的高明之處。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經失去了儒學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統的人又隨時代的變遷加以貶低或抬高，從而背離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學說曄眾取寵獨樹一幟的。
這都是淺薄的儒士所帶來的禍患。
[司馬談說：“儒家學說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難以照辦。但是他們製定的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妻長幼之間的區別，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藝’作為準則，《六經》除經文本身外，加上以後的傳注和說解文字不下千萬，就是祖孫三代世守一經，也無法精通它的學說，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製。所以說儒學‘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別君臣父子之間的禮數，區別夫婦長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範曄說：“身著儒衣，遊學求教，經常談論的內容不離仁義，先生所傳授的，都是聖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學習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綱常，家家都知道改邪歸正的方法。自漢桓帝和漢靈帝以來，朝綱逐漸被破壞，國內的矛盾頻頻暴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沒有不知道國家所以分崩離析之原因的，然而剛正不阿的大臣也隻能做到識破心懷不軌的奸賊的陰謀罷了。胸懷大誌的英雄豪傑，屈從於卑鄙淺薄之儒生的謬論，而人民隻會複述開國之君的教導，身處鄉野，隻能屈從反動的潮流，苟且偷生。至於張溫、皇甫嵩之流，也隻是使國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聲卻遠播四海，俯仰顧盼之間，天下又風雲變幻，功業風流雲散。即便國家處在這樣一種亂世英雄起四方的動蕩時局中，全國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維護著昏君的政體，處境尬尷地奉行君命，收集殘兵敗將，遵守各路豪傑的討賊盟約，毫無悔恨，這難道不是儒學的功效在起作用嗎？
由此可見，前輩尊師們鼓舞激勵後世學生們的功勞，實在是太忠誠不渝了！”
【經文】
道家者，蓋出於史官，曆紀成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麵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日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君臣並至，使自明也。”]
【譯文】
道家大都是從史官中分離出來的，他們經曆、記載了曆代的成敗、存亡、禍福的經驗教訓，懂得執政的要點和根本，清靜無為，善守本性，堅持卑下柔弱，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麵目。他們把這一原則作為君臨天下、治國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與堯的克已謙讓、《周易》的謙恭十分吻合，這是道家的長處。等到後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拋棄了禮樂製度的束縛，同時拋棄了仁義的原則，說隻要清靜虛無，就能治理天下。這是道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談舉止都要合乎無形的‘道’，認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們的學說，源本於陰陽四時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長處，名家和法家的精華，隨著時代的推移、人事的變遷來待人處事，這樣做則無處不適。道家學說旨趣簡明而又易於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揚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是很容易實行的，但是他們所講的話，一般人卻不易理解。他們的學術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踐原則，既沒有一成不變的勢態，也沒有常居不動的形狀，所以能徹底明白萬物的實際情況。應付萬物，既不搶先，也不居後，所以能夠主宰萬物。
法則的有無，順應時勢來確定；製度的興廢，根據事物的變化來決定。所以他們說：‘聖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為能牢牢把握住因時通變這個原則。’虛無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執政的綱領，君臣各盡其才，使他們各自都有自知之明，這才是統治天下的最高藝術。”]
隻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實客觀的結論。
【經文】
[議曰：“反經”、“是非”、“適變”三篇，雖博辯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無所歸。故作“正論”以質之。]
【譯文】
[“反經”、“是非”、“適變”三篇論文雖然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廣泛論證，陳述了各家各派學說的利弊，然而不足之處是對某些問題元暇顧及，有的闡述也比較散漫，使人有無所適從之感。因此作這篇“正論”作為補充，以使論述進一步充實完善。]
【經文】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司馬談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理人也。”]
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也。
[子夏曰：“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晉時王政陵遲，南陽魯褒著《錢神論》，吳郡蔡洪作《孤憤》。前史以為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謂也。]
【譯文】
孔子說：“《禮記》、《詩經》、《樂經》、《尚書》、《周易》和《春秋》這六種文史著作雖然內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講求政治的目的卻是一致的。《禮》可以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可以培養平和純潔的心誌，《書》用來指導為人處事，《詩》用來表達情意，《易》用來預測神奇的變化，《春秋》用來明辨道義。”
[司馬談說：“《周易》是闡明天地、陰陽、四時與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變化見長；《禮記》是闡述倫理道德的，所以注重於行為；《尚書》記敘的是堯舜禹三代的事跡，故以政治見長；《詩經》記載山川、溪穀、禽獸、草木、雌雄，故長於風土民情；《樂經》論述音樂，因而以和諧為主題；《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說理明心見長。”]
所以說，到了一個國家，很容易感覺出這個國家是用什麽來教化民眾的。
如果民風純樸敦厚，這是《詩》教的結果；民眾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是《書》教的結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樂》教的結果；心誌純潔，見識精微，是《易》教的結果；恭敬儉樸，謙遜莊重，是《禮》教的結果；善於言辭，言簡義賅，是《春秋》教化的結果。因此，失去《詩》教，人則愚昧；失去《書》教，則多誣陷不實之言；失去《樂》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眾則狡猾邪惡；失去《禮》教，社會風氣則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導，朝野秩序混亂。民風溫和敦厚而不愚昧，這是由於深受《詩經》薰陶教育的結果。
[子夏說：“不同的聲調藝術化之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倫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沒有比《詩》更切近了。”
太史公說：“《詩·大雅》說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卻在於用德性來教化百姓，《詩·小雅》是通過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內在含義影響上層統治者。它們所說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它們合乎仁德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晉時王政衰微，南陽的魯褒寫了《錢神論》，吳郡的蔡洪寫了《孤憤》。從前的史書認為‘亂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這些著作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經文】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也《書》著帝王之道，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也]。
廣博易良而不奢，財深於《樂》也。
［《樂》書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其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心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不亂，則無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音皆亂則誣佚相陵，謂之慢。如此，國滅亡無日矣。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以動蕩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班固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靜；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yin亂。先王恥其亂也，故製《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製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呂氏春秋》曰：“亡國戮人，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範曄曰：“夫鍾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存器而亡本，樂之失也。調氣而和聲，樂之盛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養，孝之大也。”
議曰：東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禮；中央宮主信；西方商主義；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為：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則以徵主智，羽主禮，與舊例乖殊。故非未學所能詳也。]
【譯文】
民眾如果既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誠實正直，這是對《書》教深切領會的結果[《書》闡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謨、訓誥、誓命之類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義]。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驕奢淫逸，這是對《樂》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樂經》說：“大凡樂音都是由於人心有所感而發。感情萌動於內心，就表現為聲音，聲音組成一定的曲調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愴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音樂往往和政治的興衰有著很密切的聯係。五音中的宮調低沉穩建，就象統領天下的君王；商調比較剛正堅實，就象分管政務的文武百官；角調柔和適中，就象人民大眾；徵調細膩輕揚，就象紛繁的事務；羽調輕鬆高昂，就象宇宙萬物。如果這五種音調諧和統一，就沒有滯澀雜亂的音調出現。如果宮音散亂，則流於荒漫，說明國君驕縱；商音散亂，則流於邪僻，說明臣子敗壞；角音混亂，則流於抑鬱，說明民眾怨忿；徵音散亂，則流於哀怨，說明人民過分勤苦；羽音散亂，則流於危亡，說明財物匱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亂失調，相互幹擾抵觸，這叫輕漫，那麽國家的滅亡大概就沒有幾天了。上古聖明的國君提倡音樂的本意，並不是為使自己賞心快意，滿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蕩血脈，振奮精神，從而和諧調整人心。五音與人的情xing氣息相通。宮音與脾與信，宮音與肺與義，角音與肝與仁，徵音與心與禮，羽音與腎與智一一對應，當五音發起時，會與其相應的五髒發生感應，並對信、義、仁、禮、智發生作用，從而對人的思想情緒給予調和與淨化。所以聽到宮音，會使人心情溫柔舒暢，胸襟開闊；聽到商音，會使人剛正不阿，向往正義；聽到角音，會使人惻隱憐憫，待人溫和；聽到徵音，會使人樂善好施，寬厚愛人；聽到羽音，會使人莊yan穆，彬彬有禮。禮是對外在行為的約束，進而深入心裏去調和情誌；音樂則是由於內心情誌的感應，進而向外擴展來影響人的行為舉止。所以聖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聽雅正和頌讚的音樂，目睹莊yan肅穆的禮儀，走路儀表恭敬，言談不離仁義。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講話，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遠沒有機會汙染他的心靈。”
班固說：“音樂，是聖人所喜歡的。音樂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氣心智的情性，可是哀樂喜怒卻沒有常規。人受到音樂的感染，心有所動，就要通過情感流露出來。因此，當輕柔傷感的音樂發起時，聽眾就會悲傷憂愁；當平和舒緩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感到安樂康泰；當粗獷猛烈的音樂響時，聽眾就會有剛強堅毅的反應；當率真坦誠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向莊yan肅穆；當寬裕祥和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顯出慈愛的情態；當放縱邪辟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受到yin蕩騷亂的誘惑。古代的君王為yin蕩的音樂而感到恥辱，所以製作了雅正、讚頌的音樂讓人聽。他們依據人的情性，遵循節律，以禮儀為其內容，注入蓬勃的生氣，以倫理綱常的內涵來引導聽眾，不使陽剛之氣任性發泄，不使陰柔之氣鬱積不散，使陰陽剛柔和暢而交融而後再用中正平和的樂音表現出來。這樣，就能感召激發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們的心靈。這就是先王創立音樂的根本出發點。”
《呂氏春秋》說：“國家滅亡或是行刑殺人，並不是沒有音樂，然而這種音樂不會使人快樂。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會發出笑聲；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發狂的人，也會舞蹈。亂世的音樂，和這三種人的歌舞很有點相似之處。”範曄說：“鍾鼓不是音樂的本質，但是樂器離不了鍾鼓；豬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東西，然而瞻養雙親卻不能沒有它們。隻看重樂器的重要性而忘記了音樂的根本目的，音樂就失去了意義。用和諧的韻律來協調內心的氣質，這才是音樂的盛事。因為崇尚瞻養老人而傷害了雙親，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確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撫養老人，這才是最大的孝。”
東方、角音與仁、南方、徵音與禮，中央、宮音與信，西方、商音與義，北方、羽音與智——各各相應，這是樂理之常識。司馬遷卻認為徵音與心、智相應，羽音與腎、禮相應。這與舊例不符。這不是未流學者所能參詳的。]
【經文】
潔淨精徵而不賤，則深於《易》也[《易》之精徵，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相害之]。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也。
[太史公曰：“餘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製禮，依人性而作儀。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人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雲‘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阻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必正名，於衛所居不合。
豈不哀哉！”
班固曰：“人涵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製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製婚姻之禮；有接長幼之序，為製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製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製朝覲之禮。哀有哭踴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鬥之猶煩；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淩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譯文】
心誌純潔，見識精微而不邪惡，這是對《周易》深刻領會的結果[《周易》奧妙精微，愛與惡此進彼退，從遙遠與近身的天地萬物都有所吸取，不讓人過於親近以致互相傷害]。
恭敬儉樸，謙遜莊重而不浮躁，這是對《禮》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太史公說：“我曾到過秦代掌管禮儀的大行官署，在那裏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禮製的相沿變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來依據人情製定禮法，必須依照人性規定各種行為規範。人情道理千頭萬緒，要把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規矩貫穿於其中的各個方麵，用仁義道德誘導人們上進向善，用刑罰規範約束邪惡行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貴，使爵祿厚重者蒙受恩寵。用這些手段來統一天下，治理萬民。人們的身體既然喜歡乘坐車馬，那就在車身和車轅上塗繪金色紋飾；既然眼睛喜歡繽紛的五色，就在衣服上製作了各種不同的圖案和花紋來美化儀容；既然耳朵喜歡美妙動聽的聲音，就調和金石絲竹來振奮人的精神；口舌喜歡品嚐多種美味，就製作了形形se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歡珍奇美物，於是就打磨圭璧玉器來滿足人們好奇的心理。古代賢王祭天所用的大車，隻鋪一塊不收邊的席子；上朝的服飾也不過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質料的衣裳；欣賞音樂，樂器也不過是朱紅絲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隻是沒有調料的肉湯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於防止淫佚奢侈，補救由於過分奢華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貴賤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節製，這就是禮教維係社會秩序的功效。自從周王室衰微之後，禮樂製度都被廢棄破壞，君臣上下，無不超越了自身應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貴可與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規蹈矩，堅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華腐敗、僭越禮製的卻被認為是顯貴榮耀。拿子夏來說，他是孔子最優秀的弟子，尚且還說‘當我在外麵看到社會上的繁華瑰麗時，心裏很喜歡，可當我迴來聽了先生的教導，心裏也很高興，這兩種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裏交戰，可又往往無法取舍判斷。’子夏尚且如此，何況那些中等品質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響，能不被腐化的社會風氣征服嗎？孔子說：
‘必須端正名分。’可是他在衛國與當權者的主張格格不入。豈不令人悲痛！”
班固說：“人吸收了天地間的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節製，聖人能找到辦法加以節製，可是聖人不能滅絕人性。效法自然規律製定禮樂製度，目的就是為了通神明，立人倫，修正人的情性，節製人事使之恰當適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來的妒嫉，因而製定婚姻的禮儀來規範它；有交接之道和長幼之序，因而製訂宴飲的禮儀；有哀悼死者、思念遠方親人的人之常情，因而製訂喪禮和祭祀；有尊重長者、效忠國君之心，因而製定朝拜覲見的禮製。悲痛時有哭泣頓足的節奏，高興時有載歌載舞的舉動，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實，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說，婚姻的禮法廢棄了，夫婦關係就有苦難，犯yin亂罪的人就會增加；宴飲的禮儀廢棄了，長幼之序就會混亂，爭鬥的事件就會頻繁；喪禮、祭祀的禮儀廢棄了，骨肉之情就會淡薄，不熱愛生活的人就會大量出現；朝拜禮聘的規矩廢棄了，君臣的地位就會顛倒，犯上作亂的事件就會發生。所以孔子說：‘安定朝綱，治理天下，沒有比禮製更好的了；移風易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所謂以謙恭禮讓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禮樂啊！’”]
【經文】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也。
[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餘聞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代，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代反之正道，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保其社稷者，不曠守職，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獨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掌其官，廢明聖，罪莫大焉。餘所謂述，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譯文】
善於言辭，言簡義賅而秩序不亂，這是對《春秋》體會深刻的結果。
[上大夫壺遂問司馬遷：“當初孔子為什麽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迴答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說：‘周朝的王道衰微時，孔子正作魯國的司寇，想振興王道。可是諸侯陷害他，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再說也沒有用處，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不會被采納。於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貶寓於作《春秋》所記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之中，作為天下的準則。他貶斥僭禮的諸侯，聲討犯上的大夫，隻不過是為了實行上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用空洞的說教去教育別人，還不如記載具體曆史事件，因事見義，更為深切顯明。’《春秋》一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倫理綱常，判別嫌疑，明辨是非，論定猶豫難決之事，表彰善良，貶斥邪惡，尊重賢能，蔑視不肖。保存亡國的史跡，接續斷絕的世係，彌補殘缺，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的要點。撥亂反正，沒有比《春秋》更適用的了。在《春秋》中，記載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國事件，至於諸候流亡國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計其數。考察其原因，都是因為喪失了禮義為一為君治國的根本。”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代，上無賢明的君主，下麵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議論，以便判斷禮義，作為統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賢明的天子，當官任職，上下各得其所，先生還要著書立說，想要闡明什麽呢？”
太史公說：“啊啊！不不！我聽父親說：‘伏羲最為淳厚，他作了《易經》的八卦。堯舜的盛德，記載在《尚書》裏，禮樂由此而興。商湯、周武王功業興隆，受到詩人的歌頌。《春秋》揚善抑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不僅僅是諷刺而已。’漢朝開國以來，到現在的聖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滿肅穆清和的氣氛，天子的思澤滋潤無邊，文武百官大力頌揚天子的盛德，總覺得不能表達自己的全部心意。況且天下有賢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國君的恥辱；如果主上聖明而其恩德得不到傳揚，則是主管官員的過錯。何況我專管史籍，如果不去記載明君的功德，這是莫大的罪過。我隻不過是記述曆史，並不是什麽著作呀，而你卻拿它與《春秋》相比，這就不對了。”?
【經文】
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矣。
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崇師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寵，此僻儒之患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千萬，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敘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勿能易也。”
範曄曰：“夫遊庠序，服儒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朝綱日陵，國隙屢啟，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剛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民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移矣，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禮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者，斯豈非學者之效乎？故先師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譯文】
自從孔丘去世後，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論就斷絕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後，儒家的要旨就乖亂不堪了。戰國時形勢縱橫交錯，造成真偽分爭的局麵，諸子百家的學說紛然雜亂。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輔佐君主，和順陰陽，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讀六部經典，注重仁義道德品質的修養之際，師法堯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為宗師，這是儒家的高明之處。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經失去了儒學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統的人又隨時代的變遷加以貶低或抬高，從而背離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學說曄眾取寵獨樹一幟的。
這都是淺薄的儒士所帶來的禍患。
[司馬談說：“儒家學說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難以照辦。但是他們製定的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妻長幼之間的區別，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藝’作為準則，《六經》除經文本身外，加上以後的傳注和說解文字不下千萬，就是祖孫三代世守一經，也無法精通它的學說，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製。所以說儒學‘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別君臣父子之間的禮數，區別夫婦長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範曄說：“身著儒衣，遊學求教，經常談論的內容不離仁義，先生所傳授的，都是聖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學習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綱常，家家都知道改邪歸正的方法。自漢桓帝和漢靈帝以來，朝綱逐漸被破壞，國內的矛盾頻頻暴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沒有不知道國家所以分崩離析之原因的，然而剛正不阿的大臣也隻能做到識破心懷不軌的奸賊的陰謀罷了。胸懷大誌的英雄豪傑，屈從於卑鄙淺薄之儒生的謬論，而人民隻會複述開國之君的教導，身處鄉野，隻能屈從反動的潮流，苟且偷生。至於張溫、皇甫嵩之流，也隻是使國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聲卻遠播四海，俯仰顧盼之間，天下又風雲變幻，功業風流雲散。即便國家處在這樣一種亂世英雄起四方的動蕩時局中，全國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維護著昏君的政體，處境尬尷地奉行君命，收集殘兵敗將，遵守各路豪傑的討賊盟約，毫無悔恨，這難道不是儒學的功效在起作用嗎？
由此可見，前輩尊師們鼓舞激勵後世學生們的功勞，實在是太忠誠不渝了！”
【經文】
道家者，蓋出於史官，曆紀成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麵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日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君臣並至，使自明也。”]
【譯文】
道家大都是從史官中分離出來的，他們經曆、記載了曆代的成敗、存亡、禍福的經驗教訓，懂得執政的要點和根本，清靜無為，善守本性，堅持卑下柔弱，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麵目。他們把這一原則作為君臨天下、治國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與堯的克已謙讓、《周易》的謙恭十分吻合，這是道家的長處。等到後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拋棄了禮樂製度的束縛，同時拋棄了仁義的原則，說隻要清靜虛無，就能治理天下。這是道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談舉止都要合乎無形的‘道’，認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們的學說，源本於陰陽四時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長處，名家和法家的精華，隨著時代的推移、人事的變遷來待人處事，這樣做則無處不適。道家學說旨趣簡明而又易於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揚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是很容易實行的，但是他們所講的話，一般人卻不易理解。他們的學術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踐原則，既沒有一成不變的勢態，也沒有常居不動的形狀，所以能徹底明白萬物的實際情況。應付萬物，既不搶先，也不居後，所以能夠主宰萬物。
法則的有無，順應時勢來確定；製度的興廢，根據事物的變化來決定。所以他們說：‘聖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為能牢牢把握住因時通變這個原則。’虛無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執政的綱領，君臣各盡其才，使他們各自都有自知之明，這才是統治天下的最高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