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例能夠說明一切問題，在經驗科學中，它們最有說服力。特別在軍事藝術中更是這樣。香霍斯特將軍寫了一本手冊，對真正的戰爭作了最好的描述。他在手冊中，認為史例在軍事藝術中是極為重要的，而且他運用了史例，令人欽佩。如果他不死於那次戰爭的話，就能將《炮兵手冊》第四部分修改完畢，給我們提供一個更為出色的證明，說明他是以什麽樣的研究精神從經驗中吸取教訓的。
但是，一般的理論著作家很少能這樣運用史例，他們運用史例大多非但不能幫助讀者，反而會妨礙讀者對問題的理解。所以，我們認為注意防止濫用史例和正確地運用史例是十分重要的。
作為軍事藝術基礎的各種知識，無疑都屬於經驗科學。因為，雖然這些知識大多是通過對事物的性質的認識而獲得的，但這些事物的性質多半隻有通過經驗才能認識。並且，這些知識的運用方式在各種具體情況下是有變化的，因此隻根據手段的性質，根本不可能完全認識其作用。
火yao，這種現代軍事活動的巨大的動力，它的作用是通過經驗才認識到的，並且人們現在還在不斷地通過試驗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彈丸由於有了火yao，其速度能達到每秒一千，它可以殺傷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這是不言而喻的，是不必再通過經驗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可是更精確地決定這種作用的還有很多的其他條件，其中有些條件隻有根據經驗才能認識。並且，物質作用並不是我們唯一應該注意的問題，我們也應探討精神作用，而要認識精神作用並給予評價，除了根據經驗以外，沒有其他方法。在中世紀，當火器才發明時，由於構造不夠完善，它的物質作用比現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卻比現在大得多。要打算了解一支在危險中久經鍛煉。通過多次勝利而對自己有最高要求的軍隊能夠做點什麽，就必須看到拿破侖在東征西殺時所培養和指揮的那些軍隊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現出來的頑強性。人們單靠想象是決不會相信這些的。另一方麵，經驗還告訴我們：在歐洲軍隊中現在還有一些幾發炮彈就能打散的軍隊，如韃靼人。克羅地亞人和哥薩克人的軍隊就是如此。但是任何一種經驗科學，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總有史例作證，因此軍事藝術的理論也是這樣。這一方麵是因為每一個真理都用史例作證時過於煩瑣，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麵是由於用單個的現象也難以論證經驗。要是在戰爭中發現某種手段很有效，那麽這種手段就會被經常使用。由於此行彼效，這種手段就有可能流行一時。這樣，這種手段就通過經驗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並在理論中占據了地位，在這種場合，理論隻是一般地引用經驗說明手段的由來，並沒加以論證。
但是，如果打算引用經驗來指出值得懷疑的手段，否定某種常用的手段，或者介紹一種新的手段，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時必須從曆史中舉出實例來作證明。
如果我們進一步考察一下史例的運用，那麽非常容易發現運用史例有四個著眼點：
第一。用史例可以單純說明某種思想。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不為人們所理解或者根本就讓人誤解，如果作者擔心發生這種情況，就能引用史例來說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證讀者能正確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可幫助說明某種思想的運用，因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細小問題的處理情況，而在一般地敘述一種思想時不能將這些情況完全包括進去。這也正是理論和經驗之間的不同。上述兩種情況是純粹的舉例，下麵兩種情況用作證明。
第三。用史實可證明自己的論點。如果隻是想證明某種結果或現象的可能性，那麽使用這種方法就夠了。
第四。通過詳細敘述列舉若幹史實，某一史實能吸取某種教訓，這時，史實本身就為吸取教訓提供了真正的證明。
作第一種使用時，大都隻要簡單地列舉事例就夠了，因為人們隻是使用事例的一個方麵。在這裏，甚至事例的曆史真實性都是次要的，舉一個虛構的例子也是可以的。隻是史例總是具有優點的，它比較實際，能讓它所說明的思想更接近實際生活。
作第二種使用時，必須較詳盡地敘述事例，不過正確性在這裏也是次要的，但我們也要作同前一場合相同的說明。
作第三種使用時，大都隻要舉出確鑿無疑的事實就夠了。如果有人提出一個觀點，認為築壘陣地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麽隻要舉出崩策耳維次陣地這個例子就能證明這個論點了。但如果敘述某種曆史事實是要證明某種一般的真理，那麽就必須而詳盡準確地闡述同這個論點有關的一切方麵，必須將史實毫無遺漏地展示在讀者的眼前。這一點做得越差，證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過很多事實來彌補一個事實證明力不足的缺點，因為人們相信，無法敘述一個事實的詳細情況時，可引用一定數量的事實來補救。
如果打算用經驗證明騎兵配置在步兵後麵比配置在翼側為好，那麽隻舉幾次騎兵配置在步兵後麵獲得勝利的會戰和騎兵配置在翼側遭到失敗的會戰是不夠的。如果欲要證明在沒有掌握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無論在會戰區內還是在戰中，也就是說，無論是戰略上還是在戰述上，分幾路縱隊深遠地包圍敵人都是十分危險的，那麽隻舉利佛裏會戰或瓦格拉木會戰的例子，或者隻舉1796年年法軍向德意誌戰區的進攻或者同奧軍向意大利戰區的進攻的例子是不夠的。為了證明這些，還必須敘述當時的具體過程和一切情況，說明上述配置形式和進攻形式是怎樣嚴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結局。這樣，就可以看出這些形式應該否定到什麽程度，這一點必須明確，因為全部加以否定無論如何是有損真理的。
上麵我們說過，當不可能詳盡述一個事實時，可以用若幹實例來彌補，但是不能否認，這是一個常常會被人濫用的危險的辦法。有些人不去詳細地敘述一個事實，隻滿足於簡單地提出三。四個事例，這就造成了一個仿佛很有證明力的假象。要知道，對有些經常反複出現的事情舉出很多實例也證明不了什麽，因為別人同樣也能很容易地舉出許多結果相反的實例來反駁。如果有人給我們舉出很多路進攻遭到失敗的戰例，那麽我們也能給他舉出很多用同樣打法獲得勝利的戰例。可見，這樣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結論。
如果考慮到上述各種不同的情況，那麽就可以知道濫用實例的現象是多麽易出現。
如果不是從各個方麵詳細地敘述一個事件，而僅僅簡單地提示一下，那麽這個事件就好象是從遠處看到的東西，各個部分都辯別不清，從各方麵來看，它的外部形狀都是相同的。這樣的實例，事實上對相互對立的兩方麵意見都能證明。對道恩指揮的幾次戰爭，有些人認為是謹慎周到。深謀遠慮的例子，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躊躇不前。優柔寡斷的例子。1797年拿破侖越過諾裏施阿爾卑斯山的進軍，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斷的表現，也能看成是真正魯莽的行為；1812年拿破侖在戰略上的失敗，可以說作是過於勇猛的結果，也可以說成是勇猛不足的結果。這些不同的意見確實出現過，人們也十分容易理解，這些不同意見是由於人們對事物間的聯係持有不同的看法而產生的。但是這些相互對立的意見不可能都是正確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麵意見是錯誤的。
我們很感謝傑出的弗基埃爾在他的迴憶錄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史例，因為他不僅給我們保留下了許多可能湮沒了的曆史材料，並且他第一個通過這些材料使理論觀念（即抽象的觀念）同實際生活有了非常有益的接近，他所舉的史例可看成是對論點的進一步說明和解釋。雖然如此，在沒有成見的現代讀者的麵前，他也達到了他所追求的目的：用曆史事實證明理論上的真理。因為，雖然他對事件有時敘述得比較詳細，可是還遠遠不能說明，他得出的結論都是從事件的內在聯係中必然產生的。
隻簡單地提示一下史實還有另外一個不足：如果有些讀者對這個史實不完全記得，或者不十分熟悉，那麽就不能從中體會作者的思想。在這種情形下，讀者除了盲目地讚歎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不能有別的了。
但是，為了用史實證明自己的論點而把曆史事件展示或者再現在讀者麵前，當然是很困難的，因為作者這樣做太多要受到材料的限製，就象受到篇幅和時間的限製一樣。隻是我們認為，要想論證一個新的見解或是明確一種值得懷疑的見解，詳細地敘述一個事件要比簡單地提示十個事件更為有用。粗淺地引用史實的主要弊端，倒不在於作者錯誤地想靠這種方法證明某些論點，而在於作者從來沒有認真地了解過這些曆史事件，在於這樣輕率而膚淺地對待曆史將產生數以百計的錯誤見解和杜撰的理論。如果作者意識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曆史證明的一切，都應是從各種事物的緊密聯係中很自然地產生出來的，那就不會出現這些錯誤見解和杜撰的理論了。
如果人們認識到運用史例的上述困難，認識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麽也就會以為，最近的戰史，如果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經過研究的，就一直是選擇史例的最好的來源。
由於較遠的年代的條件不一樣，作戰方法也所不同，因而對我們來說較遠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義和實際意義都比較小。不光如此，戰史象其他曆史一樣，許多在最初還清楚的細小情節和特征自然會逐漸湮沒，它也跟圖畫一樣，原來的生動的形象和彩色會逐漸消失，變得模糊不清，色彩暗淡最後隻有偶然遺存的一些線條和一塊塊顏色，這些線條和顏色卻因而受到了過分的重視。
如果考察一下現代作戰的情況，我們一定會說，同現代戰爭很相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麵很相似的，主要是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以來的戰爭，盡管從那個時期起，戰爭的每個方麵都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這些戰爭還是同現代的戰爭很近似的，我們仍可從中吸取教訓。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就全然不同了，當時火器還不太完善，主要兵種還是騎兵。年代越遠，戰史內容就越貧乏，記載就越不詳細，用處就越小，至於古代各民族的曆史，肯定是用處最小。記載最不詳細的曆史。
自然，這些史實並不是絕對不能利用的，隻是在必須詳細說明情況的場合，或者在必須詳細說明促使作戰方法改變的條件的場合，它們才是不適用的。不論我們對勃艮第人和法國人。瑞士人反對奧地利人的戰爭過程了解得多麽少，我們仍然能夠看出，在這些會戰中良好的步兵頭一次明顯地表現出比最好的騎兵還要有優越。隻要我們粗略地看一看傭兵隊長時代，就能知道，作戰的各方麵是如何取決於人們所使用的工具，因為在別的任何時代中，用於戰爭的軍隊都不象這個時代那樣脫離國家和人民的別的生活，都不象這個時代那樣帶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質。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當漢尼拔在意大利還沒被擊敗時，羅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進攻迦太基人，這種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個十分能提供教訓的考察對象，因為作為這種間接抵抗基礎的當時國家和軍隊的普通情況，大家是相當熟悉的。
但是事情越涉及到細節，越不是一般的情況，我們就越不能從遙遠的年代中尋找典型史例和經驗，因為我們既不能對有關事件作恰當的評價，也不能拿它們來說明現代已經完全改變了的手段。
遺憾的是，各個時代的著作家都有援引古代史例的癖好。我們不想講欺騙成分和虛榮心在這裏麵占多大的比重，隻是在這裏也看不到任何說服別人和幫助別人的誠懇願望和熱誠努力。因此我們隻能將這樣援引的史例看作是掩蓋錯誤和缺點的裝飾品。
如果能象弗基埃爾想做的那樣，完全用史例教別人學習戰爭，那確實是個巨大的功績。然而，如果考慮到，必須先有長期的作戰經驗才能做到這一點，那麽就會明白，這是需要花費一生精力的事業。
如果有誰甘願從事這樣的事業，那麽，但願他如到遠方朝聖一樣，為這一虔誠的計劃做好準備，但願他不吝惜時間，不畏權貴，不怕困苦，克服自己的自卑心和虛榮心，象法國法典上所說的那樣：講真理，隻講真理，完全講真理。
但是，一般的理論著作家很少能這樣運用史例，他們運用史例大多非但不能幫助讀者，反而會妨礙讀者對問題的理解。所以，我們認為注意防止濫用史例和正確地運用史例是十分重要的。
作為軍事藝術基礎的各種知識，無疑都屬於經驗科學。因為，雖然這些知識大多是通過對事物的性質的認識而獲得的，但這些事物的性質多半隻有通過經驗才能認識。並且，這些知識的運用方式在各種具體情況下是有變化的，因此隻根據手段的性質，根本不可能完全認識其作用。
火yao，這種現代軍事活動的巨大的動力，它的作用是通過經驗才認識到的，並且人們現在還在不斷地通過試驗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彈丸由於有了火yao，其速度能達到每秒一千，它可以殺傷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這是不言而喻的，是不必再通過經驗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可是更精確地決定這種作用的還有很多的其他條件，其中有些條件隻有根據經驗才能認識。並且，物質作用並不是我們唯一應該注意的問題，我們也應探討精神作用，而要認識精神作用並給予評價，除了根據經驗以外，沒有其他方法。在中世紀，當火器才發明時，由於構造不夠完善，它的物質作用比現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卻比現在大得多。要打算了解一支在危險中久經鍛煉。通過多次勝利而對自己有最高要求的軍隊能夠做點什麽，就必須看到拿破侖在東征西殺時所培養和指揮的那些軍隊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現出來的頑強性。人們單靠想象是決不會相信這些的。另一方麵，經驗還告訴我們：在歐洲軍隊中現在還有一些幾發炮彈就能打散的軍隊，如韃靼人。克羅地亞人和哥薩克人的軍隊就是如此。但是任何一種經驗科學，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總有史例作證，因此軍事藝術的理論也是這樣。這一方麵是因為每一個真理都用史例作證時過於煩瑣，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麵是由於用單個的現象也難以論證經驗。要是在戰爭中發現某種手段很有效，那麽這種手段就會被經常使用。由於此行彼效，這種手段就有可能流行一時。這樣，這種手段就通過經驗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並在理論中占據了地位，在這種場合，理論隻是一般地引用經驗說明手段的由來，並沒加以論證。
但是，如果打算引用經驗來指出值得懷疑的手段，否定某種常用的手段，或者介紹一種新的手段，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時必須從曆史中舉出實例來作證明。
如果我們進一步考察一下史例的運用，那麽非常容易發現運用史例有四個著眼點：
第一。用史例可以單純說明某種思想。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不為人們所理解或者根本就讓人誤解，如果作者擔心發生這種情況，就能引用史例來說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證讀者能正確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可幫助說明某種思想的運用，因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細小問題的處理情況，而在一般地敘述一種思想時不能將這些情況完全包括進去。這也正是理論和經驗之間的不同。上述兩種情況是純粹的舉例，下麵兩種情況用作證明。
第三。用史實可證明自己的論點。如果隻是想證明某種結果或現象的可能性，那麽使用這種方法就夠了。
第四。通過詳細敘述列舉若幹史實，某一史實能吸取某種教訓，這時，史實本身就為吸取教訓提供了真正的證明。
作第一種使用時，大都隻要簡單地列舉事例就夠了，因為人們隻是使用事例的一個方麵。在這裏，甚至事例的曆史真實性都是次要的，舉一個虛構的例子也是可以的。隻是史例總是具有優點的，它比較實際，能讓它所說明的思想更接近實際生活。
作第二種使用時，必須較詳盡地敘述事例，不過正確性在這裏也是次要的，但我們也要作同前一場合相同的說明。
作第三種使用時，大都隻要舉出確鑿無疑的事實就夠了。如果有人提出一個觀點，認為築壘陣地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麽隻要舉出崩策耳維次陣地這個例子就能證明這個論點了。但如果敘述某種曆史事實是要證明某種一般的真理，那麽就必須而詳盡準確地闡述同這個論點有關的一切方麵，必須將史實毫無遺漏地展示在讀者的眼前。這一點做得越差，證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過很多事實來彌補一個事實證明力不足的缺點，因為人們相信，無法敘述一個事實的詳細情況時，可引用一定數量的事實來補救。
如果打算用經驗證明騎兵配置在步兵後麵比配置在翼側為好，那麽隻舉幾次騎兵配置在步兵後麵獲得勝利的會戰和騎兵配置在翼側遭到失敗的會戰是不夠的。如果欲要證明在沒有掌握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無論在會戰區內還是在戰中，也就是說，無論是戰略上還是在戰述上，分幾路縱隊深遠地包圍敵人都是十分危險的，那麽隻舉利佛裏會戰或瓦格拉木會戰的例子，或者隻舉1796年年法軍向德意誌戰區的進攻或者同奧軍向意大利戰區的進攻的例子是不夠的。為了證明這些，還必須敘述當時的具體過程和一切情況，說明上述配置形式和進攻形式是怎樣嚴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結局。這樣，就可以看出這些形式應該否定到什麽程度，這一點必須明確，因為全部加以否定無論如何是有損真理的。
上麵我們說過，當不可能詳盡述一個事實時，可以用若幹實例來彌補，但是不能否認，這是一個常常會被人濫用的危險的辦法。有些人不去詳細地敘述一個事實，隻滿足於簡單地提出三。四個事例，這就造成了一個仿佛很有證明力的假象。要知道，對有些經常反複出現的事情舉出很多實例也證明不了什麽，因為別人同樣也能很容易地舉出許多結果相反的實例來反駁。如果有人給我們舉出很多路進攻遭到失敗的戰例，那麽我們也能給他舉出很多用同樣打法獲得勝利的戰例。可見，這樣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結論。
如果考慮到上述各種不同的情況，那麽就可以知道濫用實例的現象是多麽易出現。
如果不是從各個方麵詳細地敘述一個事件，而僅僅簡單地提示一下，那麽這個事件就好象是從遠處看到的東西，各個部分都辯別不清，從各方麵來看，它的外部形狀都是相同的。這樣的實例，事實上對相互對立的兩方麵意見都能證明。對道恩指揮的幾次戰爭，有些人認為是謹慎周到。深謀遠慮的例子，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躊躇不前。優柔寡斷的例子。1797年拿破侖越過諾裏施阿爾卑斯山的進軍，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斷的表現，也能看成是真正魯莽的行為；1812年拿破侖在戰略上的失敗，可以說作是過於勇猛的結果，也可以說成是勇猛不足的結果。這些不同的意見確實出現過，人們也十分容易理解，這些不同意見是由於人們對事物間的聯係持有不同的看法而產生的。但是這些相互對立的意見不可能都是正確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麵意見是錯誤的。
我們很感謝傑出的弗基埃爾在他的迴憶錄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史例，因為他不僅給我們保留下了許多可能湮沒了的曆史材料，並且他第一個通過這些材料使理論觀念（即抽象的觀念）同實際生活有了非常有益的接近，他所舉的史例可看成是對論點的進一步說明和解釋。雖然如此，在沒有成見的現代讀者的麵前，他也達到了他所追求的目的：用曆史事實證明理論上的真理。因為，雖然他對事件有時敘述得比較詳細，可是還遠遠不能說明，他得出的結論都是從事件的內在聯係中必然產生的。
隻簡單地提示一下史實還有另外一個不足：如果有些讀者對這個史實不完全記得，或者不十分熟悉，那麽就不能從中體會作者的思想。在這種情形下，讀者除了盲目地讚歎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不能有別的了。
但是，為了用史實證明自己的論點而把曆史事件展示或者再現在讀者麵前，當然是很困難的，因為作者這樣做太多要受到材料的限製，就象受到篇幅和時間的限製一樣。隻是我們認為，要想論證一個新的見解或是明確一種值得懷疑的見解，詳細地敘述一個事件要比簡單地提示十個事件更為有用。粗淺地引用史實的主要弊端，倒不在於作者錯誤地想靠這種方法證明某些論點，而在於作者從來沒有認真地了解過這些曆史事件，在於這樣輕率而膚淺地對待曆史將產生數以百計的錯誤見解和杜撰的理論。如果作者意識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曆史證明的一切，都應是從各種事物的緊密聯係中很自然地產生出來的，那就不會出現這些錯誤見解和杜撰的理論了。
如果人們認識到運用史例的上述困難，認識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麽也就會以為，最近的戰史，如果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經過研究的，就一直是選擇史例的最好的來源。
由於較遠的年代的條件不一樣，作戰方法也所不同，因而對我們來說較遠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義和實際意義都比較小。不光如此，戰史象其他曆史一樣，許多在最初還清楚的細小情節和特征自然會逐漸湮沒，它也跟圖畫一樣，原來的生動的形象和彩色會逐漸消失，變得模糊不清，色彩暗淡最後隻有偶然遺存的一些線條和一塊塊顏色，這些線條和顏色卻因而受到了過分的重視。
如果考察一下現代作戰的情況，我們一定會說，同現代戰爭很相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麵很相似的，主要是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以來的戰爭，盡管從那個時期起，戰爭的每個方麵都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這些戰爭還是同現代的戰爭很近似的，我們仍可從中吸取教訓。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就全然不同了，當時火器還不太完善，主要兵種還是騎兵。年代越遠，戰史內容就越貧乏，記載就越不詳細，用處就越小，至於古代各民族的曆史，肯定是用處最小。記載最不詳細的曆史。
自然，這些史實並不是絕對不能利用的，隻是在必須詳細說明情況的場合，或者在必須詳細說明促使作戰方法改變的條件的場合，它們才是不適用的。不論我們對勃艮第人和法國人。瑞士人反對奧地利人的戰爭過程了解得多麽少，我們仍然能夠看出，在這些會戰中良好的步兵頭一次明顯地表現出比最好的騎兵還要有優越。隻要我們粗略地看一看傭兵隊長時代，就能知道，作戰的各方麵是如何取決於人們所使用的工具，因為在別的任何時代中，用於戰爭的軍隊都不象這個時代那樣脫離國家和人民的別的生活，都不象這個時代那樣帶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質。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當漢尼拔在意大利還沒被擊敗時，羅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進攻迦太基人，這種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個十分能提供教訓的考察對象，因為作為這種間接抵抗基礎的當時國家和軍隊的普通情況，大家是相當熟悉的。
但是事情越涉及到細節，越不是一般的情況，我們就越不能從遙遠的年代中尋找典型史例和經驗，因為我們既不能對有關事件作恰當的評價，也不能拿它們來說明現代已經完全改變了的手段。
遺憾的是，各個時代的著作家都有援引古代史例的癖好。我們不想講欺騙成分和虛榮心在這裏麵占多大的比重，隻是在這裏也看不到任何說服別人和幫助別人的誠懇願望和熱誠努力。因此我們隻能將這樣援引的史例看作是掩蓋錯誤和缺點的裝飾品。
如果能象弗基埃爾想做的那樣，完全用史例教別人學習戰爭，那確實是個巨大的功績。然而，如果考慮到，必須先有長期的作戰經驗才能做到這一點，那麽就會明白，這是需要花費一生精力的事業。
如果有誰甘願從事這樣的事業，那麽，但願他如到遠方朝聖一樣，為這一虔誠的計劃做好準備，但願他不吝惜時間，不畏權貴，不怕困苦，克服自己的自卑心和虛榮心，象法國法典上所說的那樣：講真理，隻講真理，完全講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