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一般人根本無法理解目前時不凡的想法，目前時不凡感覺自己在做一個非常刺激的事情，簡直是一個令人感覺瘋狂無比的事情，因為他要再造一個“天”。古人說形容善惡，一般都是用所謂的“逆天而行”或者是“順天而行”作為評定善惡的標準。而這個天，是人類把所謂的天理作為了標準，甚至很多君王把起義軍和一些革命者稱之為“逆天而行”，然後這個逆天而行成為了很多古人抨擊政治敵人和那些學術敵人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而這個“天”，不論是順天還是逆天，都不可避免的把這個“天”當做了高於人的一種存在。把這個天弄成高於人，不管是順天還是逆天，都是高於人，所以人必須要在這個“天”之下才算是合理的。這個固然有古代的封建迷信，還有古代的科學不發達的原因，可是這樣其實“天理”是一種道德。在時不凡眼裏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麽天理，天理不過是人心一種共同的道德。
既然是道德，那也就會因為時代不同而造成不同的改變。時不凡雖然偏向於學習唯心思想，可是他卻不會否認物質條件會影響人心的道德觀的改變。物質的改變會造成人心的道德觀的改變，而道德觀改變也都會造成法律的改變。法律其實也是一種道德，隻不過法律是道德的底線。
而古人利用所謂的天來作為依據，神化這個天，一切也都是以天命作為思考和依據。可是時不凡現在要把那個“天”拉下神壇，然後把這個“天”變成人，把人放置於“天”更高層次，也就是人大過天。
當然人大過天並非是認為是對於所謂“天理”的不敬畏，而是把這個對於“天理”的敬畏變成了對道德的敬畏。古人給這種道德加上了“天理”的說法，加強了他所謂的權威性。不過現在時不凡要做的也就是把這個“天”變成“人”，把這個天理變成人的“心理”。
這樣幾乎是重新再造了一個“天”，這個天並不存在，隻是存在於人類的思想當中，是一種哲學思想。哪怕當年孔子，也都不敢有這種瘋狂的想法。孔子也都說“五十知天命”，孔子還是非常相信“天命”的。不過時不凡卻根本沒有任何“天命”的思想，這個來源於他在後世的科學觀念，他雖然不專修科學，可是後世科學的觀念卻嚴重的影響了他。科學和哲學，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並不是絕對的對立麵，他們是互相促進也都互相影響的。科學的發展足以影響時不凡這個略微偏向唯心主義的人，可是他卻不會排斥唯物主義。
科學告訴時不凡，所謂的天地歸根究底不過是一個物質，而物質雖然是存在的，可是真正賦予他用途的還是人心，人類用意識來決定了這個物質的屬性。物質本來沒有名稱，可是是人類給他起名。物質不會說話，而是人類賦予了他“話語權”。所以天地不過是人心道德觀和人格意識的體現，而天理是一種人所公認的“道德”，並不是真正的上天的“理”。
既然“天”是人心裏麵的認識，那如果改變了人心對於“天”的認識，那意味著也就是重新再造了一個“天”。這樣的做法非常瘋狂，哪怕孔子甚至古代人都不敢這麽想。他們一直是把天當做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甚至提倡順天，而反對逆天。不過時不凡卻要在人心裏麵重新塑造一個天，這樣足以讓古代的那些學者都崩潰。古人不敢這樣，可是不代表時不凡這穿越者不敢這樣。因為他不光是學習唯心的，也學過唯物和科學觀點的，自然不會如此的迂腐。
他敢想古人之不敢想，所以他才敢如此提出自己的理論，提出了天理其實是人類的心理，天理是人心道德良知的體現。而天理並非是某個人可以利用的東西，天理屬於天下任何人，不是屬於某一個人。
“董仲舒所言，當年隻有陳勝吳廣造反獲得了天下公認，認為是天人感應。可是後人如何斷章取義，如何斷章取義的把那些所謂的電閃雷鳴或者是火警等等事情都歸咎於天人感應，實乃大錯特錯了。董仲舒並沒有真正提出此等說法，反之他所提出的無非是陳勝吳廣造反那是上天的警告。而陳勝吳廣是畏懼與暴秦的酷法，所以這才起來造反。所以暴秦所對抗的天理，是建立在人心當中的底線道德。由此我認為人心的底線道德，也就是真正的天人感應。可是後人卻牽強附會，認為上天會降下電閃雷鳴地動之類的行為作為警告君王，這個不是南轅北轍了嗎？我以為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其實其實是我所提倡的心學是一樣的。作為個人，要體會自己內心的良知，然後真正的知道自己需要什麽，真正知道良知裏麵的善惡，然後可以按照自己的天良來行事。”
“作為一國之君，作為朝廷大員，應該體會天下萬民的所需所想，真正的為天下萬民所需所想，為維護天下萬民的心理做準備。而這樣，也都是可以真正的順天而行。所謂順天，無非是順應了天下萬民之心。天存在於天下萬民心中，而順應天下萬民之心，那也就是在順從天意，順從天理。”
時不凡給那些孔穎達的學生講解了這些，而包括孔穎達在內，也都有很多人陷入了沉思。因為這個天到底是什麽東西，大家也都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理解。當年宇宙產生的時候還沒有人類，所以沒有人能真正的認識到這個天到底是怎麽形成的。無數人也都是通過假設來創造了天，不同學派都是有著不同的理解，這個“天”到底是什麽東西一直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時不凡接著加了一把火，說：“先秦之時，百家爭鳴，不同的學派都有不同的理解，對於這個天有不同的理解。而甚至儒家學派裏麵也多有不同的理解，這樣是為何？我以為這個恰恰證明了天是有人心所塑造，而天其實是在人心當中，是在人心當中的認知和改變。這個天並不是一層不變的，天會隨著時代不同，而在人心中改變。所以我認為人心為本位，人心是天的本位，而天是人心的具現。先賢們其實都沒有錯，隻是孔聖人的時代，和董仲舒的時代產生了變化，所以這才讓不同之人對於‘天’有著不同的想法。他們都是代表了當時的時代的人心，這樣代表了人心，人心的改變自然也就改變了天。”
“善！”孔穎達最後說了一句，然後說：“我自以為對祖宗之學問所學頗深，可是卻無法能夠真正的學會。聖人所言和後來之儒者會有不同的見解，我一直以為追尋祖先的真諦，這樣才能真正的複古。可是聽了小友所言，單純追尋複古，不外乎是南轅北轍。為政者應該體會萬民之心，而體會萬民之心也就是體會了天理。不同的時代的‘天’是不同的，而天理自然也就是不同的。天理，其實是人心的心理，看來我們都走錯了路了。複古並無太多意義，我們隻要能夠真正的追尋天下萬民的心理，那也就可以有了真正的天理。”
時不凡點頭，這個孔穎達並不算是太過於迂腐。這個唐朝時期還沒有南宋以後那種儒者的迂腐，反而思想非常的開明。對於各種學術理念也都可以有了更多的包容性，所以時不凡這個所謂的“心學”都能獲得孔穎達的接受了。
不過時不凡知道這個心學其實是有一個坑的，時不凡提出的這個心學，他所提倡的是“心”，而非“天”和“理”。在時不凡這裏天理其實是建立在人心的基礎之上的，而真正體會人心其實也就是體會天理。可是時不凡卻提出了這個人心並不是一層不變的，人心其實是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的，不能用古代的道德來衡量這個時代的道德，這個也就是“心”的變化。
而時不凡提出了這個“心學”，其實在時不凡眼裏麵有助於以後政治思想和經濟的變革，因為他提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心”上麵，而這個“心”是天下萬民的“心”，天理也就是天下萬民心裏的所思所想所需，這樣為政者必須要順應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這樣才是順應“天理”。而時不凡認為這個“心”並不是一層不變，而是隨著時代改變了。這樣等於是給以後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鋪平了道路，而不至於和過去那種認為“天理”一層不變，任何人都必須要順應“天理”。
在時不凡的“心學”裏麵，隻要人心變了，那天理自然會隨著改變。這樣等於是時不凡在篡奪所謂的天理，把天理變成了人心，把所謂一層不變高高在上的天理，變成了低於人類的道德思想。本來應該是“人順天”，可是現在變成了“人造天”，這樣的關係等於是顛倒了過去的關係。這樣的關係無異於是在顛倒了父子的關係，本來是天生人，現在反過來變成天是人心所造，反而是天要順應人心，而順應天理也就是順應人心。
古代的改革家在改革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體製的時候，最大的阻力也就是被人用“天命”作為抨擊。古代人思想有太多的局限性，比起後人思想局現象太大了，麵對天命思想他們無法跳出來這個天命思想。所以麵對這些既得利益者，甚至麵對他們的皇帝也都無法同樣用天命拉反駁。尤其是君主自稱是上天授予，一旦對方祭出了天命理論，那這樣任何改革家也都不敢反駁，因為一旦反駁了那也就是在反駁皇帝，反駁皇帝的權力，那個時候皇帝肯定不會容許他改革了。
在這種家天下時代，君主任何改革其實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家族的統治，並非是真正為了百姓好。所以一旦改革會影響到了他的權力，那這樣他們會中斷改革。而時不凡認為如果自己這個天理等於人心的理論得到了推廣，那這樣對於未來肯定有無比重大的好處的。
一旦天命等於了人心，那這樣以後改革到時候可以堂而皇之的以百姓民意所需求作為理由，然後利用人心也就是等同於天裏作為理由反駁。而造成了天理等於人心，那這樣等於是可以繼續進一步的發展，這樣按照時不凡推測說不定可以逐步進化成為所謂的民權和民主。當然，這個是屬於中國特色的民主和民權。因為一旦天理等於人心，那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有代表天理的資格。一旦所有人都加起來萬民一起決定“投票”，這樣百姓有資格代表了“天命”，而皇帝不是自稱天命嗎？一旦所有百姓人心所向代表了“天命”，那這樣皇帝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君權民授。
時不凡這個是在篡權，篡奪的還不是一般的政權，而是在篡奪蒼天的權力。等於是把虛無縹緲的天變成了人心，而天下萬民加在一起也就是天理和天命。這樣以後如果君王不能為處理好政務，這樣百姓也都可以“天命”作為理由重新反叛，然後重新選擇出一個符合萬民利益，這樣讓他獲得這個人心所鑄就的“天命”。這樣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選舉”，可以為以後的選舉製鋪設一條思想理論上的道路，是中國特色的思想理論。
當然，目前唐朝初期的那些學者並不知道這時不凡的“心學”有這麽一個大坑在裏麵。後人的思維古人很那理解，可是後人對於古人雖然也都難以理解，可是後人對於古人的了解，卻永遠比古人更了解後人。古代人無法預知未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世界，可是時不凡這個穿越者卻可以輕而易舉的在自己的這個“心學”裏麵挖了一個坑，專門為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等體製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
當然，這個理論依據還是建立在中國傳統儒家哲學為根基的，等於是利用了各種儒家先賢的理論來為自己“正名”。儒家講究“正名”，自己反而利用儒家先賢作為“正名”，不得不說是一個諷刺。
“哼，本來也就是一個節操不足的流派，那些統治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歪曲解釋斷章取義。既然他們能如此，那我為什麽不能夠如此呢？他們能夠用，我為什麽用不得？和尚摸得，我為什麽摸不得呢？”時不凡陰險的想道。
時不凡不認為自己篡奪所謂的“天”是錯的，因為這個世界還是要以人為主，而人不能被那個虛無縹緲的“天”給束縛了。如果真的有一天，這個人類已經不需要這個“天”了，那就讓他去死吧！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麽“天理”，天理隻是人心的具現化罷了，而不同時代的人心有不同的想法，人類不能被數百上千年之前的古人給束縛了，這個何等悲哀啊！
所以時不凡認為自己可以再造一個“天”，也就是再造人類的人身觀、世界觀還有價值觀，人類的“三觀”才是真正的“天”。
而這個“天”，不論是順天還是逆天，都不可避免的把這個“天”當做了高於人的一種存在。把這個天弄成高於人，不管是順天還是逆天，都是高於人，所以人必須要在這個“天”之下才算是合理的。這個固然有古代的封建迷信，還有古代的科學不發達的原因，可是這樣其實“天理”是一種道德。在時不凡眼裏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麽天理，天理不過是人心一種共同的道德。
既然是道德，那也就會因為時代不同而造成不同的改變。時不凡雖然偏向於學習唯心思想，可是他卻不會否認物質條件會影響人心的道德觀的改變。物質的改變會造成人心的道德觀的改變，而道德觀改變也都會造成法律的改變。法律其實也是一種道德，隻不過法律是道德的底線。
而古人利用所謂的天來作為依據，神化這個天，一切也都是以天命作為思考和依據。可是時不凡現在要把那個“天”拉下神壇，然後把這個“天”變成人，把人放置於“天”更高層次，也就是人大過天。
當然人大過天並非是認為是對於所謂“天理”的不敬畏，而是把這個對於“天理”的敬畏變成了對道德的敬畏。古人給這種道德加上了“天理”的說法，加強了他所謂的權威性。不過現在時不凡要做的也就是把這個“天”變成“人”，把這個天理變成人的“心理”。
這樣幾乎是重新再造了一個“天”，這個天並不存在，隻是存在於人類的思想當中，是一種哲學思想。哪怕當年孔子，也都不敢有這種瘋狂的想法。孔子也都說“五十知天命”，孔子還是非常相信“天命”的。不過時不凡卻根本沒有任何“天命”的思想，這個來源於他在後世的科學觀念，他雖然不專修科學，可是後世科學的觀念卻嚴重的影響了他。科學和哲學，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並不是絕對的對立麵，他們是互相促進也都互相影響的。科學的發展足以影響時不凡這個略微偏向唯心主義的人，可是他卻不會排斥唯物主義。
科學告訴時不凡，所謂的天地歸根究底不過是一個物質，而物質雖然是存在的，可是真正賦予他用途的還是人心，人類用意識來決定了這個物質的屬性。物質本來沒有名稱，可是是人類給他起名。物質不會說話，而是人類賦予了他“話語權”。所以天地不過是人心道德觀和人格意識的體現，而天理是一種人所公認的“道德”，並不是真正的上天的“理”。
既然“天”是人心裏麵的認識，那如果改變了人心對於“天”的認識，那意味著也就是重新再造了一個“天”。這樣的做法非常瘋狂，哪怕孔子甚至古代人都不敢這麽想。他們一直是把天當做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甚至提倡順天，而反對逆天。不過時不凡卻要在人心裏麵重新塑造一個天，這樣足以讓古代的那些學者都崩潰。古人不敢這樣，可是不代表時不凡這穿越者不敢這樣。因為他不光是學習唯心的，也學過唯物和科學觀點的，自然不會如此的迂腐。
他敢想古人之不敢想，所以他才敢如此提出自己的理論，提出了天理其實是人類的心理，天理是人心道德良知的體現。而天理並非是某個人可以利用的東西，天理屬於天下任何人，不是屬於某一個人。
“董仲舒所言，當年隻有陳勝吳廣造反獲得了天下公認，認為是天人感應。可是後人如何斷章取義，如何斷章取義的把那些所謂的電閃雷鳴或者是火警等等事情都歸咎於天人感應，實乃大錯特錯了。董仲舒並沒有真正提出此等說法，反之他所提出的無非是陳勝吳廣造反那是上天的警告。而陳勝吳廣是畏懼與暴秦的酷法，所以這才起來造反。所以暴秦所對抗的天理，是建立在人心當中的底線道德。由此我認為人心的底線道德，也就是真正的天人感應。可是後人卻牽強附會，認為上天會降下電閃雷鳴地動之類的行為作為警告君王，這個不是南轅北轍了嗎？我以為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其實其實是我所提倡的心學是一樣的。作為個人，要體會自己內心的良知，然後真正的知道自己需要什麽，真正知道良知裏麵的善惡，然後可以按照自己的天良來行事。”
“作為一國之君，作為朝廷大員，應該體會天下萬民的所需所想，真正的為天下萬民所需所想，為維護天下萬民的心理做準備。而這樣，也都是可以真正的順天而行。所謂順天，無非是順應了天下萬民之心。天存在於天下萬民心中，而順應天下萬民之心，那也就是在順從天意，順從天理。”
時不凡給那些孔穎達的學生講解了這些，而包括孔穎達在內，也都有很多人陷入了沉思。因為這個天到底是什麽東西，大家也都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理解。當年宇宙產生的時候還沒有人類，所以沒有人能真正的認識到這個天到底是怎麽形成的。無數人也都是通過假設來創造了天，不同學派都是有著不同的理解，這個“天”到底是什麽東西一直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時不凡接著加了一把火，說：“先秦之時，百家爭鳴，不同的學派都有不同的理解，對於這個天有不同的理解。而甚至儒家學派裏麵也多有不同的理解，這樣是為何？我以為這個恰恰證明了天是有人心所塑造，而天其實是在人心當中，是在人心當中的認知和改變。這個天並不是一層不變的，天會隨著時代不同，而在人心中改變。所以我認為人心為本位，人心是天的本位，而天是人心的具現。先賢們其實都沒有錯，隻是孔聖人的時代，和董仲舒的時代產生了變化，所以這才讓不同之人對於‘天’有著不同的想法。他們都是代表了當時的時代的人心，這樣代表了人心，人心的改變自然也就改變了天。”
“善！”孔穎達最後說了一句，然後說：“我自以為對祖宗之學問所學頗深，可是卻無法能夠真正的學會。聖人所言和後來之儒者會有不同的見解，我一直以為追尋祖先的真諦，這樣才能真正的複古。可是聽了小友所言，單純追尋複古，不外乎是南轅北轍。為政者應該體會萬民之心，而體會萬民之心也就是體會了天理。不同的時代的‘天’是不同的，而天理自然也就是不同的。天理，其實是人心的心理，看來我們都走錯了路了。複古並無太多意義，我們隻要能夠真正的追尋天下萬民的心理，那也就可以有了真正的天理。”
時不凡點頭，這個孔穎達並不算是太過於迂腐。這個唐朝時期還沒有南宋以後那種儒者的迂腐，反而思想非常的開明。對於各種學術理念也都可以有了更多的包容性，所以時不凡這個所謂的“心學”都能獲得孔穎達的接受了。
不過時不凡知道這個心學其實是有一個坑的，時不凡提出的這個心學，他所提倡的是“心”，而非“天”和“理”。在時不凡這裏天理其實是建立在人心的基礎之上的，而真正體會人心其實也就是體會天理。可是時不凡卻提出了這個人心並不是一層不變的，人心其實是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的，不能用古代的道德來衡量這個時代的道德，這個也就是“心”的變化。
而時不凡提出了這個“心學”，其實在時不凡眼裏麵有助於以後政治思想和經濟的變革，因為他提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心”上麵，而這個“心”是天下萬民的“心”，天理也就是天下萬民心裏的所思所想所需，這樣為政者必須要順應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這樣才是順應“天理”。而時不凡認為這個“心”並不是一層不變，而是隨著時代改變了。這樣等於是給以後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鋪平了道路，而不至於和過去那種認為“天理”一層不變，任何人都必須要順應“天理”。
在時不凡的“心學”裏麵，隻要人心變了，那天理自然會隨著改變。這樣等於是時不凡在篡奪所謂的天理，把天理變成了人心，把所謂一層不變高高在上的天理，變成了低於人類的道德思想。本來應該是“人順天”，可是現在變成了“人造天”，這樣的關係等於是顛倒了過去的關係。這樣的關係無異於是在顛倒了父子的關係，本來是天生人，現在反過來變成天是人心所造，反而是天要順應人心，而順應天理也就是順應人心。
古代的改革家在改革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體製的時候，最大的阻力也就是被人用“天命”作為抨擊。古代人思想有太多的局限性，比起後人思想局現象太大了，麵對天命思想他們無法跳出來這個天命思想。所以麵對這些既得利益者，甚至麵對他們的皇帝也都無法同樣用天命拉反駁。尤其是君主自稱是上天授予，一旦對方祭出了天命理論，那這樣任何改革家也都不敢反駁，因為一旦反駁了那也就是在反駁皇帝，反駁皇帝的權力，那個時候皇帝肯定不會容許他改革了。
在這種家天下時代，君主任何改革其實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家族的統治，並非是真正為了百姓好。所以一旦改革會影響到了他的權力，那這樣他們會中斷改革。而時不凡認為如果自己這個天理等於人心的理論得到了推廣，那這樣對於未來肯定有無比重大的好處的。
一旦天命等於了人心，那這樣以後改革到時候可以堂而皇之的以百姓民意所需求作為理由，然後利用人心也就是等同於天裏作為理由反駁。而造成了天理等於人心，那這樣等於是可以繼續進一步的發展，這樣按照時不凡推測說不定可以逐步進化成為所謂的民權和民主。當然，這個是屬於中國特色的民主和民權。因為一旦天理等於人心，那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有代表天理的資格。一旦所有人都加起來萬民一起決定“投票”，這樣百姓有資格代表了“天命”，而皇帝不是自稱天命嗎？一旦所有百姓人心所向代表了“天命”，那這樣皇帝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君權民授。
時不凡這個是在篡權，篡奪的還不是一般的政權，而是在篡奪蒼天的權力。等於是把虛無縹緲的天變成了人心，而天下萬民加在一起也就是天理和天命。這樣以後如果君王不能為處理好政務，這樣百姓也都可以“天命”作為理由重新反叛，然後重新選擇出一個符合萬民利益，這樣讓他獲得這個人心所鑄就的“天命”。這樣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選舉”，可以為以後的選舉製鋪設一條思想理論上的道路，是中國特色的思想理論。
當然，目前唐朝初期的那些學者並不知道這時不凡的“心學”有這麽一個大坑在裏麵。後人的思維古人很那理解，可是後人對於古人雖然也都難以理解，可是後人對於古人的了解，卻永遠比古人更了解後人。古代人無法預知未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世界，可是時不凡這個穿越者卻可以輕而易舉的在自己的這個“心學”裏麵挖了一個坑，專門為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等體製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
當然，這個理論依據還是建立在中國傳統儒家哲學為根基的，等於是利用了各種儒家先賢的理論來為自己“正名”。儒家講究“正名”，自己反而利用儒家先賢作為“正名”，不得不說是一個諷刺。
“哼，本來也就是一個節操不足的流派，那些統治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歪曲解釋斷章取義。既然他們能如此，那我為什麽不能夠如此呢？他們能夠用，我為什麽用不得？和尚摸得，我為什麽摸不得呢？”時不凡陰險的想道。
時不凡不認為自己篡奪所謂的“天”是錯的，因為這個世界還是要以人為主，而人不能被那個虛無縹緲的“天”給束縛了。如果真的有一天，這個人類已經不需要這個“天”了，那就讓他去死吧！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麽“天理”，天理隻是人心的具現化罷了，而不同時代的人心有不同的想法，人類不能被數百上千年之前的古人給束縛了，這個何等悲哀啊！
所以時不凡認為自己可以再造一個“天”，也就是再造人類的人身觀、世界觀還有價值觀，人類的“三觀”才是真正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