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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曼結束訪英，迴到柏林的時候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樹葉正在變綠。和同樣被大蕭條蹂躪的倫敦相比，這個城市的情況看起來要好一些，市麵上的商店裏多少有一點顧客，飯店和咖啡館裏麵也不是空空如也。不過這座城市中彌漫的火藥味也比倫敦要多，到處都是穿軍服的人。德國國防軍的擴充似乎緩和了德國的失業，從一月份到現在，有超過50萬德國青年應征入伍，他們大多都是失業者國防軍的這次擴充也是減少失業的一個手段，所以優先招募失業者。
不過柏林街頭這些穿軍服的人並不都是國防軍，還有許多是納粹衝鋒隊的成員。他們是根據希特勒和赫斯曼達成的《國家社會主義武裝黨衛隊計劃》，被從分散於各地的人民衝鋒隊中挑選出來的骨幹精銳。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和另外一些國防軍新兵一起，被集中到了波茨坦軍營和措森軍營，由國防軍派出的軍官進行訓練。在休假的日子裏，則成群結隊到柏林城內來遊覽。花掉一些薪水，給柏林城內蕭條的零售業和餐飲業帶來些生意。
50萬國防軍新兵和10萬武裝黨衛隊戰士加在一塊兒，大約減少了60萬失業者，讓德國的失業大軍人數驟然降低至200萬左右。
但是這60萬新兵需要開支的軍餉，卻是剛剛上台的納粹黨-祖國人民黨聯合政府需要麵對的第一個難題。
在1930年，德國的財政收入大約是96億馬克，比曆史上當然好得太多。但是因為《凱恩斯計劃》給德國政府帶來的債務太多，德國政府實際上的財務狀況比曆史上強得有限。
《凱恩斯計劃》到1930年還沒有完全停止，德國仍然再向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和意大利支付煤炭、鋼鐵、飛機、汽車、機器等賠償品讓政府承擔了龐大的利息支持。德國政府為了購買《凱恩斯計劃》所規定的賠償品，發行了一百多億麵值的長期債券，到1930年雖然還不需要還本，但是卻必須每年付息，僅在1930年度就支付了近10億馬克的利息。
同時，德**隊的規模。哪怕在重整軍備之前，也比曆史上要多至少一倍，每年的軍費開支自然也多了將近5億馬克。
而德國的許多秘密戰備項目是放在波羅的共和國境內進行的。這就使得波羅的防衛軍的開支極大，是波羅的共和國無法負擔的。因此德國政府自1925年起。就每年向波羅的共和國提供至少5億馬克的援助。
從19年就開始正式施行的“戰略物資儲備計劃”，漸漸也變成了個開銷很大的項目從1928年蘇聯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蘇德合作的規模就進一步擴大。
每年輸往蘇聯的技術和設備的價值都超過十五億馬克，由於采取了易貨貿易的形勢，從蘇聯輸入德國的原材料（主要是石油、農作物、木材、錳礦砂、銅礦砂、鉛鋅礦、毛皮等）同樣價值十幾億馬克由於大量的蘇德合作項目合同都是在1928年（蘇聯一五起步之年）簽訂的。雙方易貨的結算價也在大蕭條前敲定。
因此大蕭條對蘇德合作的影響並不大，德國的技術和機器設備仍然以大蕭條前的“高價”賣給蘇聯，而蘇聯用來付賬的各種資源也是按照大蕭條前的定價。理論上兩邊都不吃虧，可是德國政府卻成了“冤大頭”。
原來蘇聯支付給德國原材料都是先交付給經濟促進公司，然後一部分由經濟促進公司根據長期銷售合同交付給德國國內的公司，剩餘部分不論多少，都由德國政府按照事先確定的合同價格兜底，作為“國家戰略儲備”儲存起來。
可是大蕭條發生後，德國國內的原材料消費一年比一年少，許多和經濟促進公司簽訂采購合同的公司無力執行合同。出現了大量的違約。德國政府隻能硬著頭皮出來兜底，將大量的蘇聯原料儲存，為此不僅要向經濟促進公司支付大量資金，還要另外掏錢修建倉庫。
另外，用易貨貿易的方法輸出機器設備和武器並不隻存在於蘇德之間。德國和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國和暹羅等國間，同樣存在著數量不等的易貨合作。同樣產生了許多讓政府兜底的“壞賬”。
而以上這些“額外”的開支加到一起，在1930年居然高達25億馬克，結果就讓德國的財政情況比曆史上的1930年代初好不了多少了。
現在突然多了60萬新兵，每年光是“人事費”起碼就要開銷六七億馬克。如果考慮到裝備、訓練和重建海軍、空軍的巨額開銷，德國政府的財政恐怕砸鍋賣鐵都應付不了。
所以在希特勒上台後的這些日子裏麵。各種壓縮開支特別軍費開支的唿聲在議會和報紙上變得多見起來了。
布爾什維克黨和社會民主黨現在納粹黨雖然上台快滿兩個月了，可是卻遲遲沒有對這兩個“十一月罪人”下手。因此現在的德國基本上還是個民主國家更是活躍異常，不僅在國會中提出了裁軍議案，而且還在組織了幾次反法西斯遊行。要求軍方的法西斯頭子施萊徹爾和赫斯曼立即辭職！
而納粹黨卻仿佛對“排猶”之外的事情沒有什麽興趣。隻是全力以赴在和猶太金融寡頭鬥爭，強迫許多德國的猶太豪門退出了銀行業和不少德國的大公司，將股份轉讓給了和納粹黨關係密切的資本家。
此時德國的形勢，顯得有些讓赫斯曼這個“穿越客”都有些看不明白了。
他一迴到夏洛騰堡區自己的住宅，那個希特勒內閣的不管部部長（其實就是什麽事情都要管，類似副總理的存在）赫爾曼戈林馬上拖著肥胖的身材跑了來。還帶來了一瓶亨克爾香檳，邀請赫斯曼夫婦一起喝一杯，同時談起了“艱難推進”中的新政。
在用《限製猶太人法》打擊了德國的猶太人在銀行業中的勢力之後，納粹黨和祖國人民黨又開始著手修訂《銀行法》，規定：取消帝國銀行董事會的獨立性，帝國銀行行長及董事會成員的任命權轉歸國家元首（就是總統，不過提名權則歸總理）；賦予帝國銀行執行公開市場政策的權力；帝國銀行可以對“創造就業匯票”進行貼現，以便新政府為創造就業提供資金。
這個“創造就業匯票”是希特勒所信任的經濟學家費德爾提出的，又名“費德爾貨幣”，主要是用來支付特殊的技術工程項目，以便用工程建設創造就業實際上就是印鈔票開工程，和後世最常用的經濟刺激手段相差無幾。
不過在1931年卻沒有普遍被人接受，所以遭到了不少反對意見，連希特勒的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也提出了異議他倒不是反對“創造就業匯票”，而是擔心帝國銀行失去獨立性後重演20年代初濫發紙幣的覆轍。
所以在野的幾個政黨，準備聯手在國會裏麵否決修訂《銀行法》。布爾什維克黨還威脅組織抗爭一旦《銀行法》被修訂，他們就要將“真相”告訴工人，號召他們用總罷工來反對。
由於20年代初的大通脹給人們留下了過於深刻的印象，因此布爾什維克黨的抗爭很有可能會得手。即使抗爭被鎮壓，人民還是會知道政府又要開動印鈔機大刷馬克了。
而一旦人民再次對馬克喪失信心，那麽希特勒的新政將有可能會遭遇失敗！
“中將，您比我更懂經濟，肯定知道紙幣的基礎根本不是黃金，而是人們的信心！”因為發胖而顯得笨拙的戈林，一邊大口喝酒，一邊用討好地語氣遊說赫斯曼。
“如果讓布爾什維克黨把真相說出去，那我們就完了。”他又語氣沉重地說，“然後整個德國也完了，因為沒有人會再相信馬克了……1922年、19年的噩夢就要重演了。”
“創造就業匯票”就是把刷馬克這個事實精心包裝了一下，但是本質沒有變化，還是印鈔票！
但是現在印票子和1918年到19年的印票子是大不一樣的。現在全世界都在通縮，德國也不例外，紙幣變成了“稀缺資源”說白了就是產品的供應遠遠多於紙幣的數量，所以多刷點馬克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德國現在差不多已經擺脫《凡爾賽條約》了，那四十來億英鎊的賠款，完全可以賴掉不付，英法拿現在的德國毫無辦法。馬克的“保證金”，理論上也不是個負數了。
可是德國畢竟有一個麵包賣幾個億的“犯罪前科”，因此持有馬克現金的人都比較心虛，一旦出現“政府大刷馬克濫發紙幣”的信息，很有可能引起一場大崩潰。(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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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曼結束訪英，迴到柏林的時候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樹葉正在變綠。和同樣被大蕭條蹂躪的倫敦相比，這個城市的情況看起來要好一些，市麵上的商店裏多少有一點顧客，飯店和咖啡館裏麵也不是空空如也。不過這座城市中彌漫的火藥味也比倫敦要多，到處都是穿軍服的人。德國國防軍的擴充似乎緩和了德國的失業，從一月份到現在，有超過50萬德國青年應征入伍，他們大多都是失業者國防軍的這次擴充也是減少失業的一個手段，所以優先招募失業者。
不過柏林街頭這些穿軍服的人並不都是國防軍，還有許多是納粹衝鋒隊的成員。他們是根據希特勒和赫斯曼達成的《國家社會主義武裝黨衛隊計劃》，被從分散於各地的人民衝鋒隊中挑選出來的骨幹精銳。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和另外一些國防軍新兵一起，被集中到了波茨坦軍營和措森軍營，由國防軍派出的軍官進行訓練。在休假的日子裏，則成群結隊到柏林城內來遊覽。花掉一些薪水，給柏林城內蕭條的零售業和餐飲業帶來些生意。
50萬國防軍新兵和10萬武裝黨衛隊戰士加在一塊兒，大約減少了60萬失業者，讓德國的失業大軍人數驟然降低至200萬左右。
但是這60萬新兵需要開支的軍餉，卻是剛剛上台的納粹黨-祖國人民黨聯合政府需要麵對的第一個難題。
在1930年，德國的財政收入大約是96億馬克，比曆史上當然好得太多。但是因為《凱恩斯計劃》給德國政府帶來的債務太多，德國政府實際上的財務狀況比曆史上強得有限。
《凱恩斯計劃》到1930年還沒有完全停止，德國仍然再向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和意大利支付煤炭、鋼鐵、飛機、汽車、機器等賠償品讓政府承擔了龐大的利息支持。德國政府為了購買《凱恩斯計劃》所規定的賠償品，發行了一百多億麵值的長期債券，到1930年雖然還不需要還本，但是卻必須每年付息，僅在1930年度就支付了近10億馬克的利息。
同時，德**隊的規模。哪怕在重整軍備之前，也比曆史上要多至少一倍，每年的軍費開支自然也多了將近5億馬克。
而德國的許多秘密戰備項目是放在波羅的共和國境內進行的。這就使得波羅的防衛軍的開支極大，是波羅的共和國無法負擔的。因此德國政府自1925年起。就每年向波羅的共和國提供至少5億馬克的援助。
從19年就開始正式施行的“戰略物資儲備計劃”，漸漸也變成了個開銷很大的項目從1928年蘇聯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蘇德合作的規模就進一步擴大。
每年輸往蘇聯的技術和設備的價值都超過十五億馬克，由於采取了易貨貿易的形勢，從蘇聯輸入德國的原材料（主要是石油、農作物、木材、錳礦砂、銅礦砂、鉛鋅礦、毛皮等）同樣價值十幾億馬克由於大量的蘇德合作項目合同都是在1928年（蘇聯一五起步之年）簽訂的。雙方易貨的結算價也在大蕭條前敲定。
因此大蕭條對蘇德合作的影響並不大，德國的技術和機器設備仍然以大蕭條前的“高價”賣給蘇聯，而蘇聯用來付賬的各種資源也是按照大蕭條前的定價。理論上兩邊都不吃虧，可是德國政府卻成了“冤大頭”。
原來蘇聯支付給德國原材料都是先交付給經濟促進公司，然後一部分由經濟促進公司根據長期銷售合同交付給德國國內的公司，剩餘部分不論多少，都由德國政府按照事先確定的合同價格兜底，作為“國家戰略儲備”儲存起來。
可是大蕭條發生後，德國國內的原材料消費一年比一年少，許多和經濟促進公司簽訂采購合同的公司無力執行合同。出現了大量的違約。德國政府隻能硬著頭皮出來兜底，將大量的蘇聯原料儲存，為此不僅要向經濟促進公司支付大量資金，還要另外掏錢修建倉庫。
另外，用易貨貿易的方法輸出機器設備和武器並不隻存在於蘇德之間。德國和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國和暹羅等國間，同樣存在著數量不等的易貨合作。同樣產生了許多讓政府兜底的“壞賬”。
而以上這些“額外”的開支加到一起，在1930年居然高達25億馬克，結果就讓德國的財政情況比曆史上的1930年代初好不了多少了。
現在突然多了60萬新兵，每年光是“人事費”起碼就要開銷六七億馬克。如果考慮到裝備、訓練和重建海軍、空軍的巨額開銷，德國政府的財政恐怕砸鍋賣鐵都應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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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什維克黨和社會民主黨現在納粹黨雖然上台快滿兩個月了，可是卻遲遲沒有對這兩個“十一月罪人”下手。因此現在的德國基本上還是個民主國家更是活躍異常，不僅在國會中提出了裁軍議案，而且還在組織了幾次反法西斯遊行。要求軍方的法西斯頭子施萊徹爾和赫斯曼立即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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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德國的形勢，顯得有些讓赫斯曼這個“穿越客”都有些看不明白了。
他一迴到夏洛騰堡區自己的住宅，那個希特勒內閣的不管部部長（其實就是什麽事情都要管，類似副總理的存在）赫爾曼戈林馬上拖著肥胖的身材跑了來。還帶來了一瓶亨克爾香檳，邀請赫斯曼夫婦一起喝一杯，同時談起了“艱難推進”中的新政。
在用《限製猶太人法》打擊了德國的猶太人在銀行業中的勢力之後，納粹黨和祖國人民黨又開始著手修訂《銀行法》，規定：取消帝國銀行董事會的獨立性，帝國銀行行長及董事會成員的任命權轉歸國家元首（就是總統，不過提名權則歸總理）；賦予帝國銀行執行公開市場政策的權力；帝國銀行可以對“創造就業匯票”進行貼現，以便新政府為創造就業提供資金。
這個“創造就業匯票”是希特勒所信任的經濟學家費德爾提出的，又名“費德爾貨幣”，主要是用來支付特殊的技術工程項目，以便用工程建設創造就業實際上就是印鈔票開工程，和後世最常用的經濟刺激手段相差無幾。
不過在1931年卻沒有普遍被人接受，所以遭到了不少反對意見，連希特勒的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也提出了異議他倒不是反對“創造就業匯票”，而是擔心帝國銀行失去獨立性後重演20年代初濫發紙幣的覆轍。
所以在野的幾個政黨，準備聯手在國會裏麵否決修訂《銀行法》。布爾什維克黨還威脅組織抗爭一旦《銀行法》被修訂，他們就要將“真相”告訴工人，號召他們用總罷工來反對。
由於20年代初的大通脹給人們留下了過於深刻的印象，因此布爾什維克黨的抗爭很有可能會得手。即使抗爭被鎮壓，人民還是會知道政府又要開動印鈔機大刷馬克了。
而一旦人民再次對馬克喪失信心，那麽希特勒的新政將有可能會遭遇失敗！
“中將，您比我更懂經濟，肯定知道紙幣的基礎根本不是黃金，而是人們的信心！”因為發胖而顯得笨拙的戈林，一邊大口喝酒，一邊用討好地語氣遊說赫斯曼。
“如果讓布爾什維克黨把真相說出去，那我們就完了。”他又語氣沉重地說，“然後整個德國也完了，因為沒有人會再相信馬克了……1922年、19年的噩夢就要重演了。”
“創造就業匯票”就是把刷馬克這個事實精心包裝了一下，但是本質沒有變化，還是印鈔票！
但是現在印票子和1918年到19年的印票子是大不一樣的。現在全世界都在通縮，德國也不例外，紙幣變成了“稀缺資源”說白了就是產品的供應遠遠多於紙幣的數量，所以多刷點馬克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德國現在差不多已經擺脫《凡爾賽條約》了，那四十來億英鎊的賠款，完全可以賴掉不付，英法拿現在的德國毫無辦法。馬克的“保證金”，理論上也不是個負數了。
可是德國畢竟有一個麵包賣幾個億的“犯罪前科”，因此持有馬克現金的人都比較心虛，一旦出現“政府大刷馬克濫發紙幣”的信息，很有可能引起一場大崩潰。(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