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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啊，我打算在那一天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裏，赫斯曼壓低了聲音，用極其嚴肅的語氣對庫爾特.馮.施萊徹爾上校說。
“什麽？什麽？第，第二次世界大戰！？”施萊徹爾猛地跳了起來，眼睛圓睜著，抬起右手指著赫斯曼。“你，你，你是認真的？”
赫斯曼認真地點點頭，“上校，我當然是認真的。我們打輸了一次世界大戰，現在應該考慮報仇雪恨，準備新的世界大戰了！而我個人認為比較合適發動戰爭的時間是1939年！”
在另一個時空，德**方在希特勒上台後才開始計劃發動戰爭，時間則定在1944年到1945年。也就是說，德國是在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投入戰爭的。
“可是，為什麽是1939年？”
“上校，我是1892年出生的，而您是1882年出生的。到1939年時，我48歲，您是58歲，都不算太老。到時候我可以指揮幾個集團軍去掃蕩波蘭和法國，而您則能擔任總參謀長居中調度。如果再拖延下去，我們就老了，就沒有足夠的體力和腦力去領導德**隊贏得戰爭了。我們既然在準備戰爭，那就有責任去領導德**隊取得勝利！”
這也算理由？施萊徹爾當然想過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沒有赫斯曼的時空中，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領導德國悄悄備戰的人就是他！推動德國和蘇聯合作的人也是他！
但是他多半沒有想過在他的有生之年就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現在已經是20年11月了，隻有不到19年時間……”
“上校，這不取決於我們！”赫斯曼皺起了眉頭，“這取決於德意誌人民的意誌！當德國人民需要戰爭一雪前恥的時候，作為軍人我們不能退縮！”
“人民需要戰爭？”施萊徹爾懷疑的搖搖頭。他的思維還是第二帝國式的，雖然在威廉二世宣布戰爭的時候，德國人民也在為他歡唿。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還是皇帝和容克貴族要打，底層人民對戰爭的擁護程度是不能和二戰中的德國人相比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正好相反，中下層人民對戰爭的支持程度遠遠超過上層——不必替德國勞動人民辯護，納粹黨就是他們用選票推上台的。而榮譽軍官團當中卻有不少人是反對納粹，比如在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藍色馬克斯勳章的福爾貝克和盧克納爾伯爵（用海鷹號帆船打破交戰的那位）還有戰前擔任過總參謀長的路德維希.貝克上將等人。
“當人民吃夠戰敗之苦後，他們就會需要戰爭了！”
赫斯曼振振有詞地道：“割地和巨額的賠款給德國人民帶去的不僅僅是屈辱，還有未來悲慘絕望的生活。有史以來，任何一場社會經濟危機，主要都是由身處中下層的民眾來承擔的。因為德國戰敗而產生的痛苦，會讓中下層民眾備受煎熬。
特別感到痛苦的，將是我們這一代德國人和我們的孩子那一代人……我們曾經生活在輝煌鼎盛的帝國當中，曾經擁有無比美好的生活。但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毀掉了一切！而我們的孩子那代人，有些人會記得童年的美好，有些人則會從他們的父輩口中知道德國曾經是怎樣的國家。麵對慘淡的人生，絕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坦然的。他們會憎恨給他們帶來苦難的敵人，他們會夢想迴到過去，會夢想一場讓德國重新站起來的戰爭，他們的夢想，最終會化為德國的政治路線！
而且，也隻有戰爭政策才有可能拯救德國，拯救兩代德國人的人生。麵對《凡爾賽條約》至少我看不到任何和平的前途，所以德國正在一步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不可逆轉的。而我們這些軍人的責任就是為德國去贏得新的世界大戰。”
曆史上，希特勒拯救德國經濟的辦法就是準備打仗的戰時體製：撕毀《凡爾賽條約》，賴掉魏瑪共和國的欠賬，實行外匯和貿易管製，增發貨幣用於擴軍備戰和創造需求。
雖然希特勒實行的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羅斯福新政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這種政策在德國可以推行的原因就是準備打仗（真的準備打）——不準備打仗就不能撕毀《凡爾賽條約》，也不能賴掉債務。而不毀條約不賴帳，德國政府刷出來的馬克就是廢紙，根本不能用來刺激需求。
“上校！”赫斯曼看著施萊徹爾，他知道施萊徹爾的能力，也知道這個軍人政治家的悲劇下場。“根據可靠情報，最終的賠款將會高達2000多億金馬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如果我們賠不了，他們就會來占領魯爾區！德國的前途慘淡，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將會麵臨長期的貧困和屈辱。戰爭將是唯一的出路，這是曆史的趨勢，隻能順應不能抗拒！”
施萊徹爾摸著自己的大光頭，看著眼前這個本來該是他小弟的中校。腦海中卻浮現出了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形象——在未來，他會是又一個興登堡，而赫斯曼會是另一個魯登道夫嗎？可是誰當威廉二世呢？
“誰來領導德國發動戰爭？”施萊徹爾突然發問。“會有另外一位皇帝嗎？”
“或許會有，”赫斯曼說，“但是在我們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會複辟王朝，因為中下層在戰爭勝利前不會信任我們。”
身為一個容克精英，保皇黨的立場是不能動搖的！
“不會信任我們？”施萊徹爾問，“那麽誰來領導？”
“當然是一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了。”赫斯曼帶著苦笑說，“你我在11月革命的時候都要穿上士兵的衣服去占領王城官邸和國會大廈不就說明問題了？中下層人民不信任我們，他們有自己的意誌，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
“難道我們要去當那些民選政客的奴仆？”
“當然不是了，”赫斯曼說，“我們應該扶植他們，監視他們，同他們合作，和他們分庭抗禮。”
“路德維希，你已經有人選了？”
“已經有了一個，”赫斯曼說，“他是史塔西的合作通報者，代號‘下士’，目前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宣傳部長。”
“代號下士？他是什麽人？”
“是個奧地利人，戰爭期間在德軍服役，最高軍銜是下士，得到過一級鐵十字勳章和二級鐵十字勳章。”
“一個下士，還是奧地利人！赫斯曼中校，你在開什麽玩笑？”
我是在開玩笑嗎？赫斯曼發出一聲歎息。“上校，他是個搞煽動的天才，比列寧還厲害！如果您有時間，我們一塊兒去慕尼黑見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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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啊，我打算在那一天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裏，赫斯曼壓低了聲音，用極其嚴肅的語氣對庫爾特.馮.施萊徹爾上校說。
“什麽？什麽？第，第二次世界大戰！？”施萊徹爾猛地跳了起來，眼睛圓睜著，抬起右手指著赫斯曼。“你，你，你是認真的？”
赫斯曼認真地點點頭，“上校，我當然是認真的。我們打輸了一次世界大戰，現在應該考慮報仇雪恨，準備新的世界大戰了！而我個人認為比較合適發動戰爭的時間是1939年！”
在另一個時空，德**方在希特勒上台後才開始計劃發動戰爭，時間則定在1944年到1945年。也就是說，德國是在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投入戰爭的。
“可是，為什麽是1939年？”
“上校，我是1892年出生的，而您是1882年出生的。到1939年時，我48歲，您是58歲，都不算太老。到時候我可以指揮幾個集團軍去掃蕩波蘭和法國，而您則能擔任總參謀長居中調度。如果再拖延下去，我們就老了，就沒有足夠的體力和腦力去領導德**隊贏得戰爭了。我們既然在準備戰爭，那就有責任去領導德**隊取得勝利！”
這也算理由？施萊徹爾當然想過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沒有赫斯曼的時空中，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領導德國悄悄備戰的人就是他！推動德國和蘇聯合作的人也是他！
但是他多半沒有想過在他的有生之年就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現在已經是20年11月了，隻有不到19年時間……”
“上校，這不取決於我們！”赫斯曼皺起了眉頭，“這取決於德意誌人民的意誌！當德國人民需要戰爭一雪前恥的時候，作為軍人我們不能退縮！”
“人民需要戰爭？”施萊徹爾懷疑的搖搖頭。他的思維還是第二帝國式的，雖然在威廉二世宣布戰爭的時候，德國人民也在為他歡唿。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還是皇帝和容克貴族要打，底層人民對戰爭的擁護程度是不能和二戰中的德國人相比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正好相反，中下層人民對戰爭的支持程度遠遠超過上層——不必替德國勞動人民辯護，納粹黨就是他們用選票推上台的。而榮譽軍官團當中卻有不少人是反對納粹，比如在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藍色馬克斯勳章的福爾貝克和盧克納爾伯爵（用海鷹號帆船打破交戰的那位）還有戰前擔任過總參謀長的路德維希.貝克上將等人。
“當人民吃夠戰敗之苦後，他們就會需要戰爭了！”
赫斯曼振振有詞地道：“割地和巨額的賠款給德國人民帶去的不僅僅是屈辱，還有未來悲慘絕望的生活。有史以來，任何一場社會經濟危機，主要都是由身處中下層的民眾來承擔的。因為德國戰敗而產生的痛苦，會讓中下層民眾備受煎熬。
特別感到痛苦的，將是我們這一代德國人和我們的孩子那一代人……我們曾經生活在輝煌鼎盛的帝國當中，曾經擁有無比美好的生活。但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毀掉了一切！而我們的孩子那代人，有些人會記得童年的美好，有些人則會從他們的父輩口中知道德國曾經是怎樣的國家。麵對慘淡的人生，絕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坦然的。他們會憎恨給他們帶來苦難的敵人，他們會夢想迴到過去，會夢想一場讓德國重新站起來的戰爭，他們的夢想，最終會化為德國的政治路線！
而且，也隻有戰爭政策才有可能拯救德國，拯救兩代德國人的人生。麵對《凡爾賽條約》至少我看不到任何和平的前途，所以德國正在一步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不可逆轉的。而我們這些軍人的責任就是為德國去贏得新的世界大戰。”
曆史上，希特勒拯救德國經濟的辦法就是準備打仗的戰時體製：撕毀《凡爾賽條約》，賴掉魏瑪共和國的欠賬，實行外匯和貿易管製，增發貨幣用於擴軍備戰和創造需求。
雖然希特勒實行的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羅斯福新政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這種政策在德國可以推行的原因就是準備打仗（真的準備打）——不準備打仗就不能撕毀《凡爾賽條約》，也不能賴掉債務。而不毀條約不賴帳，德國政府刷出來的馬克就是廢紙，根本不能用來刺激需求。
“上校！”赫斯曼看著施萊徹爾，他知道施萊徹爾的能力，也知道這個軍人政治家的悲劇下場。“根據可靠情報，最終的賠款將會高達2000多億金馬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如果我們賠不了，他們就會來占領魯爾區！德國的前途慘淡，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將會麵臨長期的貧困和屈辱。戰爭將是唯一的出路，這是曆史的趨勢，隻能順應不能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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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信任我們？”施萊徹爾問，“那麽誰來領導？”
“當然是一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了。”赫斯曼帶著苦笑說，“你我在11月革命的時候都要穿上士兵的衣服去占領王城官邸和國會大廈不就說明問題了？中下層人民不信任我們，他們有自己的意誌，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
“難道我們要去當那些民選政客的奴仆？”
“當然不是了，”赫斯曼說，“我們應該扶植他們，監視他們，同他們合作，和他們分庭抗禮。”
“路德維希，你已經有人選了？”
“已經有了一個，”赫斯曼說，“他是史塔西的合作通報者，代號‘下士’，目前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宣傳部長。”
“代號下士？他是什麽人？”
“是個奧地利人，戰爭期間在德軍服役，最高軍銜是下士，得到過一級鐵十字勳章和二級鐵十字勳章。”
“一個下士，還是奧地利人！赫斯曼中校，你在開什麽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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