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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迴說到公元494年,蕭齊帝國發生巨大政治變動,皇族遠親蕭鸞發動政變,連續廢殺蕭昭業和蕭昭文兩個皇帝,自己以皇帝叔祖的身份榮登大寶。這下可給北魏帝國皇帝元宏找到一個南下討伐蕭齊的最好的借口。


    可是,這個南征的時機對於元宏來說卻不是那麽毫無顧忌,因為元宏剛剛在一年前親自導演了一場“遷都洛陽”的大戲,如今新都洛陽的基礎建設工程還方興未艾,皇帝元宏又馬不停蹄地開始了文化層麵的“漢化運動”,全麵進行改變鮮卑人生活習慣的“浩大工程”,一廂情願的向漢人“靠攏”(參考“遷都洛陽”)。


    可以想見,此時的北魏帝國朝堂上下,必然是一片烏煙瘴氣,朝廷各級官員正處在一種“變動”的狀態中,這種變動不僅是工作、生活、習慣的變動,更加複雜和微妙的心裏變化一定會在帝國官員的心裏麵滋生,擔憂、懷疑、恐懼、憤恨、抱怨,不一而足,而這種不斷滋生的情緒,對於帝國此時對內維穩治理,對外擴張征伐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所以當皇帝元宏緊鑼密鼓地策劃南征的同時,帝國朝堂之上有識之士,忠心為國的股肱大臣們的反對之聲也必然隨之而來,而皇帝元宏的心情在這些外部情緒影響下,也必然是左右為難,無法抉擇。


    而此時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卻打破了這一僵持局麵,公元494年冬,南齊帝國雍州刺史曹虎(州府在襄陽,今天的湖北襄樊,其實雍州應該在今天的陝西境內,但此時關中在北魏控製之下,所以南朝就在南方設置“僑州”“僑郡”,有不低頭認輸的意思,但卻給後人讀史造成巨大麻煩)遣使北魏請求投降。一切好似昨日重現,薛安都獻徐州的橋段再次呈現在北魏帝國麵前(參考“豬王的饋贈”)。


    皇帝元宏聞訊大喜,立即調動國內各項資源,分派4路大軍作為先鋒部隊南下征伐,進而準備禦駕親征,率領數十萬主力作為後繼部隊,跟隨先前派出的先頭部隊南下。


    可朝中重臣,尚書仆射盧淵卻認為曹虎雖然遣使投降,但並未遣送人質,所以一定沒有投降的誠心,建議元宏不要輕易行動。相州刺史高閭也上書皇帝,陳述洛陽剛剛定都,曹虎人心難測,最好不要輕舉妄動的建議。但皇帝一意孤行,並不接受。


    可天不遂人願,就在前線兵馬調動頻繁,4路先鋒軍隊南下之際,曹虎的使節竟然不再出現,一切跡象表明,“曹虎投降”這個機會應該就此胎死腹中,落花流水而去了。但是帝國的戰爭機器已經開動,如果就此戛然而止,皇帝又如何能夠甘心。於是元宏召集三公、部長級官員,召開禦前會議,討論應該軍人複員,取消南征,還是應該繼續南下。


    鎮軍將軍李衝說:“我們遷都時間太短,人們無不盼望稍稍安息,而曹虎那邊是何情形,我們不得而知,所以不應該輕易行動!”


    元宏反駁說:“曹虎投降的真假我們確實不能確定,但就算是假的,我也可以趁機巡視安撫淮河兩岸的百姓,調查民間疾苦,使人民知道君王對他們的關注;如果是真的,我們不把握時機接應,機會一失,就永不再來,使誠心迴歸的人心寒。”


    任城王元澄又繼續勸諫,他不僅和李衝持同樣想法,又從軍事角度分析說:“如今冬季即將過去,春天耕田馬上開始,我們此時驅使民眾走向戰場,可不是很好的時機。如果曹虎真是投降,我們可以讓前鋒部隊前往接收,等拿下樊城,平定漢水之後,皇帝再趁勢出發,也不晚啊!如果現在就輕舉妄動,大舉出兵,一旦空手而歸,恐怕會嚴重損害皇帝威望,不是有益的決策。”


    此時以司空穆亮為首的一些大臣卻支持皇帝繼續南征,紛紛發言,拓跋澄見狀生氣的說:“你們在外麵的時候,都討論說不應該南征,怎麽現在在皇帝麵前,卻說出讚成的話,當麵一套,背後一套,欺騙諂媚,南征如果把帝國帶入危險之境,都是你們的過錯!”


    李衝趁機附和道:“任城王真是忠於國家啊!”


    皇帝元宏卻不以為然,揶揄元澄道:“任城王認為讚成我的都是諂媚,可是,不讚成我的未必一定都是忠心!小忠是大忠之賊,莫非就是如此。”


    元澄見皇帝語氣不善,卻不肯低頭,說到:“微臣我十分愚昧,雖然看起來是‘小忠’,但目的隻是為國家謀福利,不知道什麽才是‘大忠’!”


    從元宏君臣的對話不難看出,孝文帝元宏是一個固持己見的“完美主義者”。連續看這個連載的讀者可能對元宏爺爺的爺爺拓跋燾記憶猶新,當年拓跋燾曾經召開過一個類似的軍事禦前會議,討論是北征柔然還是西征大夏(參考“霸王出世”)的問題,當時群臣建議北征柔然,理由是“就算沒有抓到柔然主力,也可以在陰山狩獵,補充物資”;而拓跋燾最終卻力排眾議,采納崔浩建議,險中求勝,置柔然、劉宋南北兩大帝國於不顧,突擊大夏國首府統萬城,一舉擊垮了大夏國這個肘腋之患,奠定了北魏帝國統一北方的基礎。


    現如今,我們看孝文帝此次南征蕭齊的說辭,和當年拓跋燾手下群臣的建議是多麽相像—“就算曹虎不投降,我們也可以順道安撫淮河兩岸居民,宣揚君王的大義”。


    從表麵看,這種“就算……也可以……”的句式顯示了一種立於不敗之地的氣定神閑,但實際上卻犯了兵家之大忌:從戰術上講,在殘酷的戰爭中,風險和機遇總是並存著,想不擔任何風險,四平八穩的獲得勝利,簡直就是癡人說夢;從戰略上講,這種“就算……也可以……”的思想顯示著決策者的戰略目標並不明確,而這種亦左亦右的思維卻往往是戰略決策的大忌,因為無論是國家間的戰爭,還是現代企業的競爭,戰略方向往往決定著國家或企業有限資源的配置,在資源並不豐富的前提下,由於戰略目標不明確,往往造成“勁兒不能往一塊使”,最終結果往往會演變成資源的浪費和戰略失敗。


    對於元宏此次計劃的南征大戰略,如果分析不應南征,就應該立即休兵止戰,假如實在對曹虎放心不下,不妨就按元澄的建議,派小股部隊試探一下即可;如果分析應該南征,那就應該全力以赴,顯示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氣魄來,才有可能獲得最終勝利。無論如何,南征的決策不應該建立在“曹虎是否投降”這個不確定的因素上。大軍一旦出動,花費巨大,如果最終隻是在淮河兩岸“宣揚君王的大義”,這種思路和行為地下拓跋燾有知,一定會大罵元宏是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敗家玩意兒”!


    這種“戰略上”左右逢源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反過來說,中國兵家經典中多次闡述了如何利用或誘導敵人陷入到這種“雙戰略”的窘境之中,從而獲得戰爭的主動權。最典型的就是圍城戰中的“圍城必缺”的軍事思想:圍城隻圍三麵,給守城敵人留一條退路,表麵看是網開一麵,其實是給敵人兩個選擇,要麽困守城池,要麽棄城逃跑,就是這種人為的“戰略”不確定性,如果守城敵軍主將沒有強大的決策力,往往在手下將領關於“死守”還是“撤退”的討論中左右為難,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資源,最終結果就隻能是城沒守好,跑又沒跑了。


    我們在現代生活中也會遇到類似情況,大學生上到大四時,往往麵臨找工作還是考研的選擇,如果你沒有確定好“自己的戰略”,一心一意地找工作,或者一心一意地考研,而是又想考研,又想找工作,朝三暮四,三心二意,最終結果一定就是工作沒找好,研也沒考上。這種自己把自己陷入“圍城必缺”窘境的教訓也實在是慘痛!


    好了,再說迴我們的孝文帝元宏,他就是一個有著“完美主義”情結的帝王,事事追求完美,不願承擔風險,於是每次戰術上的完美,積累到一起,卻演變為戰略上的徹底失敗。


    如果元宏想要發動全麵戰爭,我在“新隆中對”中曾經跟大家分析過:北方騎兵強悍,善於野戰陸戰,而南方水軍強大,善於利用南方縱橫的水道和北方抗衡。而中國季風性氣候就決定了我們這個國家秋冬天幹旱少雨,而春夏季溫暖多雨。所以北方大規模南征最好的時機應該選擇在夏末秋初季節,這樣就會有充足的時間供大軍南下攻戰,並且在下一年春汛到來、河水暴漲、南方水軍切斷北軍退路之前,攻占南方重要據點城市,並立即投入防禦作戰的準備當中。而元宏得到“曹虎將要投降”的這個並不確定的消息時,已經是深冬季節的12月份,請注意,史書的日期可都是“農曆”,初春的1月份就要到來,北魏騎兵此時南下,又怎麽能討的了便宜?!


    可是公元494年冬天的孝文帝元宏已經利令智昏,元澄、李衝、高閭、盧淵等人的建議都被他拋於腦後,一場不期而遇的全麵戰爭在元宏的推動下轟轟烈烈的展開了。


    這場戰爭的經過和結果如何,我們下迴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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