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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67年春正月，隨著北魏鎮南大將軍尉元在彭城近郊擊敗了劉宋的主力中央軍，薛安都以及常珍奇獻上的彭城以及懸瓠城就被北魏牢牢把控在手中。看過前麵篇章“新隆中對”的朋友應該了解，彭城以及懸瓠城是劉宋帝國在東線以及中線插進北魏帝國的兩把尖刀，尤其是彭城，進可攻退可守，劉宋帝國的北伐，每每都是以彭城作為攻擊出發地，是北魏帝國的心頭大患。北魏帝國數次南下作戰，都是因為無法攻克彭城，繼而隻能對淮北地區進行破壞性擄掠後，铩羽而歸。可如今形勢不同了，北魏反客為主，通過控製彭城以及懸瓠這樣的地區中心樞紐城市，從而在這一地區取得了優於劉宋帝國的控製主導權。這一地位的變化，必將導致北魏帝國對待這一地區的態度的轉變。
而我們的鎮南大將軍尉元，早已敏銳的感覺到了這一點，當他在彭城站穩腳跟之時，立即上書朝廷，建議到：“彭城兵荒馬亂之後，無論是官府還是民間，財力全部枯竭，特向朝廷請求撥發冀、湘、濟、兗四州的庫存糧食，用張永拋棄的九百艘船隻，運輸到徐州地區，賑濟新並入版圖的居民。”馮太後對於尉元的建議當然讚同，北魏政府立即調動人力物力支援徐州地區。
與此同時，拓跋石領銜接收的汝南地區（懸瓠周邊地區）的百姓大多不願歸附北魏，村與村聯合向南奔逃（拓跋石可沒有尉元的謀略，還停留在“燒殺搶”的初級階段，南朝百姓的奔逃在所難免）。於是北魏政府派建安王陸馛（陸俟的長子，陸麗的大哥）來到這一地區進行安撫工作，百姓中有被軍隊擄掠當仆從婢女的，陸馛下令全部釋放，於是這些新歸附地區的百姓才歡欣鼓舞，安定下來。
從北魏帝國在上述新占領區的一係列動作，無論是籌糧賑濟難民，還是釋放擄掠人口來邀買人心，無不顯示著北魏帝國此時勢要吞並這一地區的“主人”心態。這種心態很好理解，當北魏帝國自己估量尚不能有效控製這個區域時，這個地區的所有資源都是被貼上“敵人的”這樣的標簽，如果帶不走的話，就燒光、殺光、搶光，我得不到也不讓敵人得到；而當形勢出現逆轉，北魏帝國自己估量可以有效控製這個區域時，這個地區的所有資源都一下子變成了“自己的”，於是賑濟災民，釋放奴婢，一切都變得順理成章了。
如果把這個現象反過來看一看，當一個政治勢力由於受到打擊，不得不放棄一個原來屬於自己的地區時，它又會做什麽呢？我們有個很好聽的詞匯叫“堅壁清野”，其實這就是換湯不換藥的燒光、殺光、搶光。其實在這個時間點上，這個即將丟掉的區域馬上將被敵人占領，而這個地區所有資源、人民，也即將撤下“自己的”標簽，而貼上“敵人的”標簽，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這個政治勢力的首腦，你對這些即將“異化”為“敵人的”土地、資源、人民、等等，還會有半分憐憫之心嗎？其實最可憐的還是在這個地區祖祖輩輩生活的人民，他們在被原政府從心裏層麵已經“拋棄”的同時，還要為“愛國”而“堅壁清野”，去“犧牲”，去奉獻。用大白話說就是被別人賣了還幫著別人數錢。這還不算，如果這個地區是兩個勢力反複爭奪的地區，那這裏的老百姓就要被反複蹂躪，這種痛苦，不是我們現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輕易能夠體會的。
在網上曾經讀過劉震雲的《溫顧1942》，其中在網友中爭議最大的就是文章描寫到：當大饑荒來臨時，河南餓殍滿地，但國民黨政府居然扣著糧食不發放給民眾，反而日本軍隊用軍糧賑濟災民，最終災民投桃報李，幫助日軍繳了國軍的械。劉震雲總結到：“是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我們選擇了後者。這是我溫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後結論。”
我在百科裏輸入“河南大饑荒”，搜到的定義是：河南大饑荒發生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遇蝗災。饑荒遍及全省110個縣。據估計，3000餘萬眾的河南省，有300餘萬人餓死，另有300餘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
真是人間慘劇啊！其實這個定義還少了個國民黨政府在1938年為了阻止日軍南下而扒開的“花園口黃河大堤”的注腳。這次大饑荒和人為造成的黃河泛濫也是息息相關的。
我在這裏並不想考證劉震雲所說的1942是否句句屬實，但劉震雲所描寫的日軍在1942年的“賑濟災民”的舉動倒是和發生在1500年前的北魏賑濟徐州難民的舉動頗為相似。而國民黨政府炸開黃河大堤、拒不賑濟災民的舉動，倒是和我上文所講的“堅壁清野”不謀而合。用曆史對比的方法來看的話，如果劉震雲所言為真，那麽在1942年，至少日軍對於河南地區還是秉持著“積極建設”的“主人心態”；而國民黨政府在那時，對於河南地區已經悄悄地把“自己的”標簽換成了“敵人的”標簽，於是國民黨政府對於河南地區人民的態度不用說在悄然進行著質的改變。
總而言之，在政治家，尤其是成功的政治家的眼中，所有資源或者說利益都是可以利用的，都是可以轉化的，都是可以犧牲的，都是可以交換的。北魏帝國在公元450年的“瓜步之役”中可以把淮河流域殺得血流成河，赤地千裏；也可以在公元467年的徐州戰役後賑濟難民。這並不是說明北魏軍“棄惡從善”了，而是形勢的轉變使其然也！
隨著北魏軍反客為主，在徐州地區不斷做大，劉宋帝國的青州地區漸漸變為一塊“飛地”，這是皇帝劉彧完全不能接受的結果，劉宋北魏兩大帝國還要圍繞徐州、青州進行殘酷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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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67年春正月，隨著北魏鎮南大將軍尉元在彭城近郊擊敗了劉宋的主力中央軍，薛安都以及常珍奇獻上的彭城以及懸瓠城就被北魏牢牢把控在手中。看過前麵篇章“新隆中對”的朋友應該了解，彭城以及懸瓠城是劉宋帝國在東線以及中線插進北魏帝國的兩把尖刀，尤其是彭城，進可攻退可守，劉宋帝國的北伐，每每都是以彭城作為攻擊出發地，是北魏帝國的心頭大患。北魏帝國數次南下作戰，都是因為無法攻克彭城，繼而隻能對淮北地區進行破壞性擄掠後，铩羽而歸。可如今形勢不同了，北魏反客為主，通過控製彭城以及懸瓠這樣的地區中心樞紐城市，從而在這一地區取得了優於劉宋帝國的控製主導權。這一地位的變化，必將導致北魏帝國對待這一地區的態度的轉變。
而我們的鎮南大將軍尉元，早已敏銳的感覺到了這一點，當他在彭城站穩腳跟之時，立即上書朝廷，建議到：“彭城兵荒馬亂之後，無論是官府還是民間，財力全部枯竭，特向朝廷請求撥發冀、湘、濟、兗四州的庫存糧食，用張永拋棄的九百艘船隻，運輸到徐州地區，賑濟新並入版圖的居民。”馮太後對於尉元的建議當然讚同，北魏政府立即調動人力物力支援徐州地區。
與此同時，拓跋石領銜接收的汝南地區（懸瓠周邊地區）的百姓大多不願歸附北魏，村與村聯合向南奔逃（拓跋石可沒有尉元的謀略，還停留在“燒殺搶”的初級階段，南朝百姓的奔逃在所難免）。於是北魏政府派建安王陸馛（陸俟的長子，陸麗的大哥）來到這一地區進行安撫工作，百姓中有被軍隊擄掠當仆從婢女的，陸馛下令全部釋放，於是這些新歸附地區的百姓才歡欣鼓舞，安定下來。
從北魏帝國在上述新占領區的一係列動作，無論是籌糧賑濟難民，還是釋放擄掠人口來邀買人心，無不顯示著北魏帝國此時勢要吞並這一地區的“主人”心態。這種心態很好理解，當北魏帝國自己估量尚不能有效控製這個區域時，這個地區的所有資源都是被貼上“敵人的”這樣的標簽，如果帶不走的話，就燒光、殺光、搶光，我得不到也不讓敵人得到；而當形勢出現逆轉，北魏帝國自己估量可以有效控製這個區域時，這個地區的所有資源都一下子變成了“自己的”，於是賑濟災民，釋放奴婢，一切都變得順理成章了。
如果把這個現象反過來看一看，當一個政治勢力由於受到打擊，不得不放棄一個原來屬於自己的地區時，它又會做什麽呢？我們有個很好聽的詞匯叫“堅壁清野”，其實這就是換湯不換藥的燒光、殺光、搶光。其實在這個時間點上，這個即將丟掉的區域馬上將被敵人占領，而這個地區所有資源、人民，也即將撤下“自己的”標簽，而貼上“敵人的”標簽，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這個政治勢力的首腦，你對這些即將“異化”為“敵人的”土地、資源、人民、等等，還會有半分憐憫之心嗎？其實最可憐的還是在這個地區祖祖輩輩生活的人民，他們在被原政府從心裏層麵已經“拋棄”的同時，還要為“愛國”而“堅壁清野”，去“犧牲”，去奉獻。用大白話說就是被別人賣了還幫著別人數錢。這還不算，如果這個地區是兩個勢力反複爭奪的地區，那這裏的老百姓就要被反複蹂躪，這種痛苦，不是我們現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輕易能夠體會的。
在網上曾經讀過劉震雲的《溫顧1942》，其中在網友中爭議最大的就是文章描寫到：當大饑荒來臨時，河南餓殍滿地，但國民黨政府居然扣著糧食不發放給民眾，反而日本軍隊用軍糧賑濟災民，最終災民投桃報李，幫助日軍繳了國軍的械。劉震雲總結到：“是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我們選擇了後者。這是我溫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後結論。”
我在百科裏輸入“河南大饑荒”，搜到的定義是：河南大饑荒發生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遇蝗災。饑荒遍及全省110個縣。據估計，3000餘萬眾的河南省，有300餘萬人餓死，另有300餘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
真是人間慘劇啊！其實這個定義還少了個國民黨政府在1938年為了阻止日軍南下而扒開的“花園口黃河大堤”的注腳。這次大饑荒和人為造成的黃河泛濫也是息息相關的。
我在這裏並不想考證劉震雲所說的1942是否句句屬實，但劉震雲所描寫的日軍在1942年的“賑濟災民”的舉動倒是和發生在1500年前的北魏賑濟徐州難民的舉動頗為相似。而國民黨政府炸開黃河大堤、拒不賑濟災民的舉動，倒是和我上文所講的“堅壁清野”不謀而合。用曆史對比的方法來看的話，如果劉震雲所言為真，那麽在1942年，至少日軍對於河南地區還是秉持著“積極建設”的“主人心態”；而國民黨政府在那時，對於河南地區已經悄悄地把“自己的”標簽換成了“敵人的”標簽，於是國民黨政府對於河南地區人民的態度不用說在悄然進行著質的改變。
總而言之，在政治家，尤其是成功的政治家的眼中，所有資源或者說利益都是可以利用的，都是可以轉化的，都是可以犧牲的，都是可以交換的。北魏帝國在公元450年的“瓜步之役”中可以把淮河流域殺得血流成河，赤地千裏；也可以在公元467年的徐州戰役後賑濟難民。這並不是說明北魏軍“棄惡從善”了，而是形勢的轉變使其然也！
隨著北魏軍反客為主，在徐州地區不斷做大，劉宋帝國的青州地區漸漸變為一塊“飛地”，這是皇帝劉彧完全不能接受的結果，劉宋北魏兩大帝國還要圍繞徐州、青州進行殘酷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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