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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我微信公眾號“獵戶星座”可以免費收到手機推送的曆史故事哦。）
上迴我們說到劉宋帝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及汝南太守常珍奇雙雙遣使北魏，要求投降，並獻出土地，要求北魏出兵接應。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是什麽呢？他們投降是真是假呢？
這就要從劉彧平定劉子勳的“叛亂”說起了。在“昏君輩出”那一章裏，我跟大家介紹了劉宋前廢帝劉子業荒唐**的事跡，而劉子業的十一叔“豬王”劉彧是被作踐的最慘的一個，可野百合也有春天，劉彧逆襲發動政變殺掉劉子業，可劉宋帝國因此動蕩起來，一些別有用心的大臣們擁立遠在江州的劉子業的三弟，年僅11歲的劉子勳稱帝，和劉彧的建康政權分庭抗禮。
按照儒家的“父死子繼”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禮法，其實劉彧應該被扣上“亂臣賊子”的帽子才對，而當時的形式也卻是如此，駐守各地的州長刺史們大都響應劉子勳的號召，跟劉彧劃清了界線，這些人裏就包括了薛安都和常珍奇。不過和其他響應劉子勳的將領一樣，薛安都和常珍奇並未出動邊防軍主力和劉彧的中央軍作戰，這種首鼠兩端的軍閥心態其實非常正常：第一、就算盡心盡力幫助劉子勳打贏內戰，自己也不是江州幫的核心成員，在新政府中未必能謀得好的職位；第二、萬一中央軍獲勝，自己也不至於和劉彧結怨太深，到時也給自己留個退路和迴旋的餘地；第三、自己畢竟是邊防大將，為帝國守土保疆也是自己份內的事情，這點職業操守還是有的。
於是，在“薛安都思維”的影響下，大多數邊疆將領雖然聲援劉子勳，但都是觀望居多，劉宋帝國發生在公元466年的內戰其實演變為江州幫和中央軍的火並。雖然劉子勳占領了“道德高地”，但是以“北府兵”為班底的劉彧中央軍的實力還是技高一籌，最終劉子勳落敗，被劉彧砍了腦袋。此時，以薛安都為代表的聲援劉子勳的邊疆將領們見大勢已去，全部上書劉彧，要求歸降。
故事發生到這裏，其實劉彧如果順其自然，派一介文臣，手持一紙詔書就可以安撫邊疆所有將領。如果劉彧實在心裏上過不去這個坎，受不了這些將領曾經的“背叛”，也可以學學自己的老爸劉義隆當年的韜光養晦，誅殺權臣的統禦之術，緩緩圖之的話，那曆史也許就此被改寫。
但我們的“豬王”皇帝劉彧同誌顯然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計劃向淮河以北的叛軍炫耀武力，命令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率領五萬精銳北上“迎接”薛安都。其實就是武力脅迫，讓薛安都等人乖乖就範的意思。不過劉彧手下還是有明白人，尚書左仆射蔡興宗說：“現在我們用重兵迎接薛安都，他一定會驚疑憂慮，甚至會招引北方的胡虜。何況薛安都在外，據守的是北戰場的一個重要據點，緊接邊境，地勢險要，兵力強大，無論包圍還是攻擊，都難以奏效。為了國家利益，尤其應該使用和平手段安撫。一旦他叛投北魏，那是後患無窮啊！”征北司馬蕭道成（後來篡位建立南齊的那位開國皇帝）和蔡興宗意見一致，也同樣不建議劉彧用強。
可惜劉彧剛愎自用，自我感覺實在良好，根本聽不進去這些反對意見，一意孤行，於是大軍在張永和沈攸之帶領下北上徐州。此時的薛安都和常珍奇早就得到消息，自知已經不容於劉宋帝國，為了保命，他們立即遣使北魏帝國，計劃叛投敵國，為了表示誠意，薛安都還特地獻上自己的一個兒子作為人質。
“豬王”劉彧送來大禮包，北魏馮太後當然樂得笑納。帝國鎮南將軍尉元在得到皇帝充分授權之後，揮兵南下，直取薛安都所在的徐州州府所在地彭城（即現在的江蘇徐州市）。不過“受降如同打仗”真是一點不假，尉元前去徐州的路途上可謂兇險無比，因為當時劉宋的將領們可不是都和薛安都一樣鐵了心要投降北魏，其實就算薛安都本人也是猶猶豫豫，首鼠兩端。
尉元的大軍渡過黃河，首先來到無鹽城（山東東平縣，西門慶潘金蓮的陽穀縣在當時就歸東平轄製），此時駐守在無鹽城的是劉宋帝國兗州刺史申纂，申纂可不願意隨薛安都叛國，不僅如此，申纂還將計就計，派人前去尉元的軍營商量投降事宜，企圖通過詐降來突襲北魏南下的軍隊。
尉元何等人也，深知受降行動的兇險，《資治通鑒》記載尉元表麵接受投降，暗地嚴密戒備，但史書並未交代尉元是如何“嚴密戒備”的。不過料想尉元應該就是要求申纂交人質、交城防鑰匙、軍隊出城接受整編等等措施，從而使申纂無機可乘，於是申纂撕下偽裝，緊閉無鹽城門，登城固守。尉元也沒有為難申纂，因為他知道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徐州首府彭城，於是尉元派少量部隊監視無鹽城，而自己率領兵團主力繼續南下。
公元466年11月29日，尉元大軍抵達瑕丘（山東兗州市），瑕丘守將畢眾敬本是反對薛安都投敵的，在薛安都遣使北魏時，畢眾敬卻派人到健康請求投降，劉彧大喜，任命畢眾敬為兗州刺史。
可曆史就是這麽巧合和充滿戲劇性。畢眾敬的兒子畢元賓曾在健康獲罪，如今逃亡藏在畢眾敬處，此時畢眾敬趁投降政府之際懇求政府赦免畢元賓，可惜劉彧不知道是不是腦袋被驢踢了，居然不赦免小畢的罪過。老畢得到消息，不由得怒氣衝天，拔出佩刀猛砍庭柱，說到：“我白發蒼蒼，就這麽一個兒子，卻不能保全，我怎麽還能一個人活著！”事情就此出現180度的轉折，畢眾敬直接投降了尉元。
尉元大喜，派軍接管了瑕丘，從而以瑕丘為基地前去彭城受降就使尉元更加增添了幾分底氣。
不要小看畢眾敬的投降，對於尉元來說，如果大軍南下途徑的各個城池守將都像申纂一樣不合作，那麽隨著北魏軍隊的深入，危險係數就會大大升高，而魏軍就不得不為這種“危險係數”承擔各種不必要的防備和支出。更加兇險的是，這種“危險係數”必然會大大減少尉元的受降談判籌碼，進而影響到他的心裏底線。而像薛安都、申纂、畢眾敬這些處於“叛與不叛”邊緣的人來說，如果在和尉元的接觸中察覺到他的一絲“猶豫和恐慌”的話，在劉彧朝廷大軍北上的壓力下，薛安都這些“降將們”臨陣再次反水，反咬尉元一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事情如此發展的話，深入宋境的魏軍就成了一隻孤軍，四麵被圍，立時陷入死地。
而尉元的運氣確實不錯，畢眾敬的臨陣反水，致使尉元手裏有了一個堅實的城池瑕丘作為穩固後方，就算彭城受降出現意外，尉元也可以退守瑕丘，等待援軍，有了這樣的底氣，尉元意氣風發，魏軍長驅直入，直向彭城而去。薛安都的投降會一番風順嗎？我們下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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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迴我們說到劉宋帝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及汝南太守常珍奇雙雙遣使北魏，要求投降，並獻出土地，要求北魏出兵接應。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是什麽呢？他們投降是真是假呢？
這就要從劉彧平定劉子勳的“叛亂”說起了。在“昏君輩出”那一章裏，我跟大家介紹了劉宋前廢帝劉子業荒唐**的事跡，而劉子業的十一叔“豬王”劉彧是被作踐的最慘的一個，可野百合也有春天，劉彧逆襲發動政變殺掉劉子業，可劉宋帝國因此動蕩起來，一些別有用心的大臣們擁立遠在江州的劉子業的三弟，年僅11歲的劉子勳稱帝，和劉彧的建康政權分庭抗禮。
按照儒家的“父死子繼”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禮法，其實劉彧應該被扣上“亂臣賊子”的帽子才對，而當時的形式也卻是如此，駐守各地的州長刺史們大都響應劉子勳的號召，跟劉彧劃清了界線，這些人裏就包括了薛安都和常珍奇。不過和其他響應劉子勳的將領一樣，薛安都和常珍奇並未出動邊防軍主力和劉彧的中央軍作戰，這種首鼠兩端的軍閥心態其實非常正常：第一、就算盡心盡力幫助劉子勳打贏內戰，自己也不是江州幫的核心成員，在新政府中未必能謀得好的職位；第二、萬一中央軍獲勝，自己也不至於和劉彧結怨太深，到時也給自己留個退路和迴旋的餘地；第三、自己畢竟是邊防大將，為帝國守土保疆也是自己份內的事情，這點職業操守還是有的。
於是，在“薛安都思維”的影響下，大多數邊疆將領雖然聲援劉子勳，但都是觀望居多，劉宋帝國發生在公元466年的內戰其實演變為江州幫和中央軍的火並。雖然劉子勳占領了“道德高地”，但是以“北府兵”為班底的劉彧中央軍的實力還是技高一籌，最終劉子勳落敗，被劉彧砍了腦袋。此時，以薛安都為代表的聲援劉子勳的邊疆將領們見大勢已去，全部上書劉彧，要求歸降。
故事發生到這裏，其實劉彧如果順其自然，派一介文臣，手持一紙詔書就可以安撫邊疆所有將領。如果劉彧實在心裏上過不去這個坎，受不了這些將領曾經的“背叛”，也可以學學自己的老爸劉義隆當年的韜光養晦，誅殺權臣的統禦之術，緩緩圖之的話，那曆史也許就此被改寫。
但我們的“豬王”皇帝劉彧同誌顯然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計劃向淮河以北的叛軍炫耀武力，命令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率領五萬精銳北上“迎接”薛安都。其實就是武力脅迫，讓薛安都等人乖乖就範的意思。不過劉彧手下還是有明白人，尚書左仆射蔡興宗說：“現在我們用重兵迎接薛安都，他一定會驚疑憂慮，甚至會招引北方的胡虜。何況薛安都在外，據守的是北戰場的一個重要據點，緊接邊境，地勢險要，兵力強大，無論包圍還是攻擊，都難以奏效。為了國家利益，尤其應該使用和平手段安撫。一旦他叛投北魏，那是後患無窮啊！”征北司馬蕭道成（後來篡位建立南齊的那位開國皇帝）和蔡興宗意見一致，也同樣不建議劉彧用強。
可惜劉彧剛愎自用，自我感覺實在良好，根本聽不進去這些反對意見，一意孤行，於是大軍在張永和沈攸之帶領下北上徐州。此時的薛安都和常珍奇早就得到消息，自知已經不容於劉宋帝國，為了保命，他們立即遣使北魏帝國，計劃叛投敵國，為了表示誠意，薛安都還特地獻上自己的一個兒子作為人質。
“豬王”劉彧送來大禮包，北魏馮太後當然樂得笑納。帝國鎮南將軍尉元在得到皇帝充分授權之後，揮兵南下，直取薛安都所在的徐州州府所在地彭城（即現在的江蘇徐州市）。不過“受降如同打仗”真是一點不假，尉元前去徐州的路途上可謂兇險無比，因為當時劉宋的將領們可不是都和薛安都一樣鐵了心要投降北魏，其實就算薛安都本人也是猶猶豫豫，首鼠兩端。
尉元的大軍渡過黃河，首先來到無鹽城（山東東平縣，西門慶潘金蓮的陽穀縣在當時就歸東平轄製），此時駐守在無鹽城的是劉宋帝國兗州刺史申纂，申纂可不願意隨薛安都叛國，不僅如此，申纂還將計就計，派人前去尉元的軍營商量投降事宜，企圖通過詐降來突襲北魏南下的軍隊。
尉元何等人也，深知受降行動的兇險，《資治通鑒》記載尉元表麵接受投降，暗地嚴密戒備，但史書並未交代尉元是如何“嚴密戒備”的。不過料想尉元應該就是要求申纂交人質、交城防鑰匙、軍隊出城接受整編等等措施，從而使申纂無機可乘，於是申纂撕下偽裝，緊閉無鹽城門，登城固守。尉元也沒有為難申纂，因為他知道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徐州首府彭城，於是尉元派少量部隊監視無鹽城，而自己率領兵團主力繼續南下。
公元466年11月29日，尉元大軍抵達瑕丘（山東兗州市），瑕丘守將畢眾敬本是反對薛安都投敵的，在薛安都遣使北魏時，畢眾敬卻派人到健康請求投降，劉彧大喜，任命畢眾敬為兗州刺史。
可曆史就是這麽巧合和充滿戲劇性。畢眾敬的兒子畢元賓曾在健康獲罪，如今逃亡藏在畢眾敬處，此時畢眾敬趁投降政府之際懇求政府赦免畢元賓，可惜劉彧不知道是不是腦袋被驢踢了，居然不赦免小畢的罪過。老畢得到消息，不由得怒氣衝天，拔出佩刀猛砍庭柱，說到：“我白發蒼蒼，就這麽一個兒子，卻不能保全，我怎麽還能一個人活著！”事情就此出現180度的轉折，畢眾敬直接投降了尉元。
尉元大喜，派軍接管了瑕丘，從而以瑕丘為基地前去彭城受降就使尉元更加增添了幾分底氣。
不要小看畢眾敬的投降，對於尉元來說，如果大軍南下途徑的各個城池守將都像申纂一樣不合作，那麽隨著北魏軍隊的深入，危險係數就會大大升高，而魏軍就不得不為這種“危險係數”承擔各種不必要的防備和支出。更加兇險的是，這種“危險係數”必然會大大減少尉元的受降談判籌碼，進而影響到他的心裏底線。而像薛安都、申纂、畢眾敬這些處於“叛與不叛”邊緣的人來說，如果在和尉元的接觸中察覺到他的一絲“猶豫和恐慌”的話，在劉彧朝廷大軍北上的壓力下，薛安都這些“降將們”臨陣再次反水，反咬尉元一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事情如此發展的話，深入宋境的魏軍就成了一隻孤軍，四麵被圍，立時陷入死地。
而尉元的運氣確實不錯，畢眾敬的臨陣反水，致使尉元手裏有了一個堅實的城池瑕丘作為穩固後方，就算彭城受降出現意外，尉元也可以退守瑕丘，等待援軍，有了這樣的底氣，尉元意氣風發，魏軍長驅直入，直向彭城而去。薛安都的投降會一番風順嗎？我們下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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