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拉斯也叫資本家聯合會，他們以其雄厚的實力對市場進行壟斷，到處哄抬價格，隻要符合於聯合起來的企業家的利益，便使用其不正當手斷對托拉斯以外的同行業進行打壓。
當市場被托拉斯壟斷後，他們又極力防止價格趺落，此外，資本家們相互勾結，用他們的聯合力量來對抗工人階級聯合會以及勞工代表的要求，以加強對無產階級和勞動者的壓迫。這樣的行為即使不是托拉斯的本來目的，往往也是托拉斯造成的必然後果。
埃裏克集團就是這樣的代表，1914年之前，托拉斯集團在西歐並不盛行，而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由於有了新的機遇和平台，所以托拉斯集團的發展比西歐要早，也更加猖獗。
埃裏克想要壓製戰後德國迅速掀起的“合並風暴”，抑製其所帶來的惡劣影響，就必須先把自己的企業也包含在內，並首當其衝。
取締大托拉斯勢必會遭到很大的阻力，埃裏克深知其兇險，弄不好會被經濟界無情地打壓，並造成大量國內資本外流。好在他的集團目前仍舊占據著德國金融界的主導地位，再加上他的無私行為肯定能搏得國際社會黨陣營強有力的支持，所以，通過深思熟慮後，才下決心在金融危機之前盡可能降低風險。
托拉斯形式並非是資本世界所獨有，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是如此，而蘇聯就是傑出代表。
被限製“自由”的國內大型企業在強有力的行業聯盟中無需耗費多大精力就能壓垮其民間中小企業，惰性自然而然就會成型，要想療傷，就得下刮骨的決心。
但托拉斯並非一無是處，凡事有利必有弊，其決策者和利益團體的心態和觀點非常重要。
若是比生產效率，顯然是托拉斯的更高，集中運作，統一發售，成本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
而分散後的企業往往需要根據自身需求，例如價格、材料、質量等等，分別考察，精打細算，這無疑得浪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同時，拚湊而來的生產模式得不到強有力的統籌，效率也相對較低。
可散型企業模式更利於政府的控製，這就取決於決策層的考量了。
“諸位，大家沒有聽錯，我的原話就是反托拉斯，並從埃裏克集團開始，我的部長先生，你聽明白了嗎？”埃裏克的話說得很慢，他想讓司法部長威廉·馬克斯聽得明明白白。
馬克斯是猶太人，更是德國人，從政十幾年的他能夠榮登司法部長寶座靠的並不是家裏有錢，而是敢於為民請願，為民說話。如果說埃裏克要“反托拉斯”，馬克斯無疑會第一個站出來搖旗呐喊。
當然，馬克斯當然也是精明人，如此大費周章的要削弱小部分商人利益的背後肯定還有其他目的，這種場合，他不便於多說什麽。
他笑著對議事大廳所有人大聲說：“司法部通過研究決定，積極支持總統先生的提案。”
七個部門裏已有五個部門支持，僅剩糧食部和交通部。
這兩個部門同時都是全國的民生基礎，看似權利沒有國防部那麽神密，也沒有國安部聽起來那麽高大上，卻實實在在地掌握著國家話語權的頂尖位置，也是國家發展穩定的定海神針。
糧食部長菲利普·謝德曼是個精打細算、攻於心計的老頭子，否則，埃裏克也不會讓他坐在糧食部這把讓其他人垂涎欲滴的交椅上。此時，麵對大勢所趨，他從來都不會爭當刺頭。
“糧食部支持總統先生的提案。”謝德曼趕緊投了讚成票。
此時此刻，大家紛紛都將眼神投向了格勒斯，這位交通部長在1918年末於德意誌聯邦國家成立後擬定的《全國基建項目報告書》裏，規劃著累計4年的建設項目，他擔心自己的雄心壯誌會因此受到影響。
4年時間能夠興建很多交通幹線，也能翻新和修理不少老路，可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量的資金投入，同樣占據著德國1919年的收入不少份額，否則，《全國基建項目報告書》就會變成一紙空文。
國防軍的超限額預算，對格勒斯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壞消息，雖然他並不反對加強國防能力，但被國防軍如此大比例擠壓和擰幹後的國家財政，還能剩下怎樣的涓涓細流？國家交通建設無疑會因此受到影響。
原本可以在本屆內閣裏完成的事業，受到這次重大衝擊後，將很難完成，格勒斯想到自己這麽大年紀了，卻還要與這樣的政績失之交臂，心裏很不是滋味。
埃裏克非常能夠理解奧托·格勒斯此時的心情，而且也沒打算壓縮全國基建項目的資金，便大聲向格勒斯說道：“交通部的建設資金不用擔心，這也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我以總統的名議向大家保證，將會一分不少地拔給他們，直到《全國基建項目報告書》中所涉議案逐步完工。”
在場的人都明白，這筆錢肯定是從埃裏克本人身上掏了。
一是漢莎菲爾特宮的總統個人經費，二是由埃裏克集團進行企業讚助，還有一部份就要另想辦法，可以是各黨的黨費，甚至是從民營企業中籌集。
因為隻憑漢莎菲爾特宮節省開支和幾乎出現赤字的埃裏克集團還遠遠不夠。
埃裏克將目光投向了一直沉默寡言的托特。
托特先生並沒有看到埃裏克的暗示，也沒想到總統先生會對自己有所期待，在旁邊人的提醒下才反應過來：“哦！對對對，本人也將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予適當支持，適當支持。”
聰明的勃勞希契也趕緊站起來說道：“空軍需要修建大量的機場路道，這肯定得需要格勒斯部長的幫助，如果可以的，從幹道至機場的公路，同時包括所有國防幹道，國防部將出錢修建。”
勃勞希契很聰明，領悟了埃裏克的意思，埃裏克非常讚許地點了點頭。
格勒斯見總統想得那麽周道，而國防部也放低了身段，加上總統府、埃裏克集團和托特家族的支持，考慮到這次超限的國防預算並不是常年計劃，特殊情況並不影響國家的整體規劃，同時也可以利用民間融資形式完成基礎建設項目，於是，隻好見坡就下驢。
“交通部通過反複商討，再無異議，堅決支持總統先生的提案！”格勒斯終於鬆了口，而且心悅誠服地投了讚成票。
至此，會議全票通過了埃裏克超限的國防開支提案。格勒斯的話音剛落，一直站在埃裏克身後的保羅·馮·興登堡開始帶頭鼓掌，一號議事大廳裏的氛圍變得融洽起來。
國防預算的比例超限加大，相應對全國其他建設行業的金融扶持力度就會降低。
這種明麵上看起來不劃算的做法，其實是埃裏克現在管控經濟泡沫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更是穩定國內工業生產指數、保障國民經濟持續良性發展的方法之一。
工業生產指數就是用加權算術平均數編製的工業產品實物量指數，是西方國家普遍用來計算和反映工業發展速度的指標，也是前景和市場分析的首選指標。
工業生產指數是以代表產品的生產量為基礎，用報告期除以基礎期取得產品產量的個體指數，以工業增加值計算權數來加權計算總指數的總稱。根據各種數據顯示，美國在1919年的工業生產指數平均為52，到1920年年末，平均數增長到了57。
而德國同時期的指數更高，1919年平均數為54，比之美國高出2點，到了1920年年末，德國平均指數已達67，這個驚人的市值，讓得到數據後的埃裏克直唿“不健康”，於是便有了立即刹車的想法。
必須采取措施將這種沒有“計劃”的發展壓製下去，不然最先出現大蕭條的不是美國，而是德意誌聯邦。
縱然美國原本在曆史上的大蕭條是市場自行調控所致，但也與政府不作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政府的幹預也許有違市場經濟規律，但國家對這種風險的管控卻存在著天然的義務，而埃裏克正是利用了自己在政界的威望，幹預了這次有可能非常糟糕而又化險為夷的經濟風暴。
此時的德國把原本一係列的“賠款事件”更換成了市場擠壓，導致美國無節製的工業發展比之股市暴跌還要兇險。
有了所謂前車之鑒的警示，埃裏克不敢輕易放任工業的無序發展，而隻能以穩取勝，哪怕暫時放緩發展的腳步也不能出現金融泡沫。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其中的細節太多，問題太多。
而且還要頂住來自各階層的反對，這對於一位沒有威望的國家元首來說，簡直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
麵對這種情況，埃裏克需要借助整個國家的力量來平衡，大到漢莎菲爾特宮和總理府，小到民間企業代表，都需要齊心協力，否則，一切免談。
真理，這個常常讓少數人掌握的東西非常奇怪，如果要讓絕大多數人都理解，有時候真的難於登天，好在埃裏克善於尋找突破口，尤其是保羅·馮·興登堡的大力支持，讓這一尷尬的局麵出現了轉機，也就有了大家一致認同埃裏克觀點的艱難一幕。
金融危機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不知何時會來的“經濟怪胎”，但是，它也並不象人們所說的那麽完全不能預測，當然在沒有政策正確引導和幹預的情況下，市場過度的自由與無序，經濟發展便無規律性可言，那才是災難發生的根本原因。
篡改了曆史進程的埃裏克不確定這場波及全世界的危機是不是如曆史書上所記載的那樣在1929年開始發生，或許會提前，或許會延後，但此時的幹預肯定會其積極的作用。
德國損失越小，埃裏克的宏偉藍圖也就更近。他必須要趕在經濟危機到來之前整合整個中歐的力量，利用內需緩解壓力。
有時候，軍力隻能是輔助，埃裏克不想讓德國的軍隊成為世界的恐慌。中歐隻能智取！
當市場被托拉斯壟斷後，他們又極力防止價格趺落，此外，資本家們相互勾結，用他們的聯合力量來對抗工人階級聯合會以及勞工代表的要求，以加強對無產階級和勞動者的壓迫。這樣的行為即使不是托拉斯的本來目的，往往也是托拉斯造成的必然後果。
埃裏克集團就是這樣的代表，1914年之前，托拉斯集團在西歐並不盛行，而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由於有了新的機遇和平台，所以托拉斯集團的發展比西歐要早，也更加猖獗。
埃裏克想要壓製戰後德國迅速掀起的“合並風暴”，抑製其所帶來的惡劣影響，就必須先把自己的企業也包含在內，並首當其衝。
取締大托拉斯勢必會遭到很大的阻力，埃裏克深知其兇險，弄不好會被經濟界無情地打壓，並造成大量國內資本外流。好在他的集團目前仍舊占據著德國金融界的主導地位，再加上他的無私行為肯定能搏得國際社會黨陣營強有力的支持，所以，通過深思熟慮後，才下決心在金融危機之前盡可能降低風險。
托拉斯形式並非是資本世界所獨有，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是如此，而蘇聯就是傑出代表。
被限製“自由”的國內大型企業在強有力的行業聯盟中無需耗費多大精力就能壓垮其民間中小企業，惰性自然而然就會成型，要想療傷，就得下刮骨的決心。
但托拉斯並非一無是處，凡事有利必有弊，其決策者和利益團體的心態和觀點非常重要。
若是比生產效率，顯然是托拉斯的更高，集中運作，統一發售，成本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
而分散後的企業往往需要根據自身需求，例如價格、材料、質量等等，分別考察，精打細算，這無疑得浪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同時，拚湊而來的生產模式得不到強有力的統籌，效率也相對較低。
可散型企業模式更利於政府的控製，這就取決於決策層的考量了。
“諸位，大家沒有聽錯，我的原話就是反托拉斯，並從埃裏克集團開始，我的部長先生，你聽明白了嗎？”埃裏克的話說得很慢，他想讓司法部長威廉·馬克斯聽得明明白白。
馬克斯是猶太人，更是德國人，從政十幾年的他能夠榮登司法部長寶座靠的並不是家裏有錢，而是敢於為民請願，為民說話。如果說埃裏克要“反托拉斯”，馬克斯無疑會第一個站出來搖旗呐喊。
當然，馬克斯當然也是精明人，如此大費周章的要削弱小部分商人利益的背後肯定還有其他目的，這種場合，他不便於多說什麽。
他笑著對議事大廳所有人大聲說：“司法部通過研究決定，積極支持總統先生的提案。”
七個部門裏已有五個部門支持，僅剩糧食部和交通部。
這兩個部門同時都是全國的民生基礎，看似權利沒有國防部那麽神密，也沒有國安部聽起來那麽高大上，卻實實在在地掌握著國家話語權的頂尖位置，也是國家發展穩定的定海神針。
糧食部長菲利普·謝德曼是個精打細算、攻於心計的老頭子，否則，埃裏克也不會讓他坐在糧食部這把讓其他人垂涎欲滴的交椅上。此時，麵對大勢所趨，他從來都不會爭當刺頭。
“糧食部支持總統先生的提案。”謝德曼趕緊投了讚成票。
此時此刻，大家紛紛都將眼神投向了格勒斯，這位交通部長在1918年末於德意誌聯邦國家成立後擬定的《全國基建項目報告書》裏，規劃著累計4年的建設項目，他擔心自己的雄心壯誌會因此受到影響。
4年時間能夠興建很多交通幹線，也能翻新和修理不少老路，可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量的資金投入，同樣占據著德國1919年的收入不少份額，否則，《全國基建項目報告書》就會變成一紙空文。
國防軍的超限額預算，對格勒斯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壞消息，雖然他並不反對加強國防能力，但被國防軍如此大比例擠壓和擰幹後的國家財政，還能剩下怎樣的涓涓細流？國家交通建設無疑會因此受到影響。
原本可以在本屆內閣裏完成的事業，受到這次重大衝擊後，將很難完成，格勒斯想到自己這麽大年紀了，卻還要與這樣的政績失之交臂，心裏很不是滋味。
埃裏克非常能夠理解奧托·格勒斯此時的心情，而且也沒打算壓縮全國基建項目的資金，便大聲向格勒斯說道：“交通部的建設資金不用擔心，這也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我以總統的名議向大家保證，將會一分不少地拔給他們，直到《全國基建項目報告書》中所涉議案逐步完工。”
在場的人都明白，這筆錢肯定是從埃裏克本人身上掏了。
一是漢莎菲爾特宮的總統個人經費，二是由埃裏克集團進行企業讚助，還有一部份就要另想辦法，可以是各黨的黨費，甚至是從民營企業中籌集。
因為隻憑漢莎菲爾特宮節省開支和幾乎出現赤字的埃裏克集團還遠遠不夠。
埃裏克將目光投向了一直沉默寡言的托特。
托特先生並沒有看到埃裏克的暗示，也沒想到總統先生會對自己有所期待，在旁邊人的提醒下才反應過來：“哦！對對對，本人也將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予適當支持，適當支持。”
聰明的勃勞希契也趕緊站起來說道：“空軍需要修建大量的機場路道，這肯定得需要格勒斯部長的幫助，如果可以的，從幹道至機場的公路，同時包括所有國防幹道，國防部將出錢修建。”
勃勞希契很聰明，領悟了埃裏克的意思，埃裏克非常讚許地點了點頭。
格勒斯見總統想得那麽周道，而國防部也放低了身段，加上總統府、埃裏克集團和托特家族的支持，考慮到這次超限的國防預算並不是常年計劃，特殊情況並不影響國家的整體規劃，同時也可以利用民間融資形式完成基礎建設項目，於是，隻好見坡就下驢。
“交通部通過反複商討，再無異議，堅決支持總統先生的提案！”格勒斯終於鬆了口，而且心悅誠服地投了讚成票。
至此，會議全票通過了埃裏克超限的國防開支提案。格勒斯的話音剛落，一直站在埃裏克身後的保羅·馮·興登堡開始帶頭鼓掌，一號議事大廳裏的氛圍變得融洽起來。
國防預算的比例超限加大，相應對全國其他建設行業的金融扶持力度就會降低。
這種明麵上看起來不劃算的做法，其實是埃裏克現在管控經濟泡沫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更是穩定國內工業生產指數、保障國民經濟持續良性發展的方法之一。
工業生產指數就是用加權算術平均數編製的工業產品實物量指數，是西方國家普遍用來計算和反映工業發展速度的指標，也是前景和市場分析的首選指標。
工業生產指數是以代表產品的生產量為基礎，用報告期除以基礎期取得產品產量的個體指數，以工業增加值計算權數來加權計算總指數的總稱。根據各種數據顯示，美國在1919年的工業生產指數平均為52，到1920年年末，平均數增長到了57。
而德國同時期的指數更高，1919年平均數為54，比之美國高出2點，到了1920年年末，德國平均指數已達67，這個驚人的市值，讓得到數據後的埃裏克直唿“不健康”，於是便有了立即刹車的想法。
必須采取措施將這種沒有“計劃”的發展壓製下去，不然最先出現大蕭條的不是美國，而是德意誌聯邦。
縱然美國原本在曆史上的大蕭條是市場自行調控所致，但也與政府不作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政府的幹預也許有違市場經濟規律，但國家對這種風險的管控卻存在著天然的義務，而埃裏克正是利用了自己在政界的威望，幹預了這次有可能非常糟糕而又化險為夷的經濟風暴。
此時的德國把原本一係列的“賠款事件”更換成了市場擠壓，導致美國無節製的工業發展比之股市暴跌還要兇險。
有了所謂前車之鑒的警示，埃裏克不敢輕易放任工業的無序發展，而隻能以穩取勝，哪怕暫時放緩發展的腳步也不能出現金融泡沫。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其中的細節太多，問題太多。
而且還要頂住來自各階層的反對，這對於一位沒有威望的國家元首來說，簡直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
麵對這種情況，埃裏克需要借助整個國家的力量來平衡，大到漢莎菲爾特宮和總理府，小到民間企業代表，都需要齊心協力，否則，一切免談。
真理，這個常常讓少數人掌握的東西非常奇怪，如果要讓絕大多數人都理解，有時候真的難於登天，好在埃裏克善於尋找突破口，尤其是保羅·馮·興登堡的大力支持，讓這一尷尬的局麵出現了轉機，也就有了大家一致認同埃裏克觀點的艱難一幕。
金融危機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不知何時會來的“經濟怪胎”，但是，它也並不象人們所說的那麽完全不能預測，當然在沒有政策正確引導和幹預的情況下，市場過度的自由與無序，經濟發展便無規律性可言，那才是災難發生的根本原因。
篡改了曆史進程的埃裏克不確定這場波及全世界的危機是不是如曆史書上所記載的那樣在1929年開始發生，或許會提前，或許會延後，但此時的幹預肯定會其積極的作用。
德國損失越小，埃裏克的宏偉藍圖也就更近。他必須要趕在經濟危機到來之前整合整個中歐的力量，利用內需緩解壓力。
有時候，軍力隻能是輔助，埃裏克不想讓德國的軍隊成為世界的恐慌。中歐隻能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