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在平凡的炊事崗位上（下）
（1964.1----1965.12）
第七十章在鳳中食堂的那些歲月裏（四）（1）
——階級鬥爭為綱年代
小平曾經說過：“政治上的錯誤，導致1958年經濟上搞‘躍進’，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難，人民連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了。”
當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我正在農村勞動，一起同廣大群眾一塊進行生產自救，度過了那“三年困難時期”。
雖然，到了1962年國民經濟開始逐步得到恢複，但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經過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在l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偉大領袖又係統地提出了“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
這個理論，不但在國內各條戰線上推行，還擴展到了後來的中蘇兩黨間的大論戰上……
1989年5月16日，小平又在會見來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經過20多年的實踐，迴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小平所說的這段話，算是對當年關於中蘇兩黨間的這場國際**運動大論戰定了性。
當年，在國內外所發生的這些鬥爭和論戰，都是偉大領袖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實踐惡性發展的突出表現。
於是，最後直接導致了1966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史無前例”的運動的發動。從而，使我們的國家，幾乎陷於到無法挽救的絕境，成為了史無前例的一場最大悲劇……
（268）艱苦歲月將過去
有詩歎曰：
艱苦歲月將過去，中國大地百業興；
會上領袖一席話，批鬥運動又降臨。
各行各業複元氣
也許，不少過來人還會清楚地記得，1962年以前，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中國大地上，那曾經經曆過前幾年的關於總路線、躍進、人民公社“三麵旗”等一係列政治運動的洗禮，以及隨後又遭受那“三年困難時期”的折騰。
因此，使到我們的國家不論在工農業生產，還是在各條戰線，都已經幾乎到了元氣大傷，淹淹一息的地步了。於是，在人們的心靈和**上，也同樣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
我們每逢一旦想起“三年困難時期”這段難熬的日子，每個中國人都會有一種難以訴說悲涼感受的那種感覺。
此時，我們的國家正像嚴寒刺骨的殘冬臘月過去了後，在祖國遼闊的大地上，已經像麵臨“萬戶蕭疏鬼唱歌”般的蕭條，奄奄一息地毫無生機一般。
自從跨進到1962年以後，由於從中央到地方，都普遍地對各行各業實行壓縮項目、裁減人員，下放幹部職工和城鎮居民到廣大的農村中去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於是，不少正在興建或即將興建的項目，不得不紛紛下馬。
當年，就連我們這屆考上大學的一些同學，由於貫徹執行中央關於“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一些新成立的大學實行“關、停、並”的措施。於是，他們一些人也同我一樣，又迴到農業第一線來了。
這就是，黨中央全麵地實行適當的“倒退”政策和措施的結果……
但是，到了上個世紀的1963年春天，又在中國大地上，到處都像溫暖花開，萬物剛剛複蘇的初春時節，即將生機勃勃地生長繁衍起來一般。
這一切，都是由於黨中央在1962年間，曾多次召開從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參加的一係列會議。並在會上，針對和吸取在前幾年所搞的
那些“運動”受到的挫折和經驗教訓，進行深入反思。從而統一和提高了全黨的認識。
會議後，又陸續頒布了一係列有關的政策和文件。於是，才有了自l963年開始，漸漸地在各方麵發生那種正朝著好的方麵去轉化。
1963年7月31日，**中央在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的報告》中，才正式宣布這一工作的基本結束。
據統計，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了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了2800萬人。
在當年這份《報告》上還指出：
“由於大量地減少了職工、城鎮人口和吃商品糧的人口，加強了農業戰線，減少了工資開支，減少了糧食銷量，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對於改善城鄉關係、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還清楚地記得，在還未來鳳山初中學校當工友之前，我在家鄉曾經參加過一次大隊黨支部所召開的隊幹和全體黨、團員參加的會議。
黨支部書記王誌由在會議上，與大家一塊傳達了上級下發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12條》)的文件精神。
這個文件的精神，歸納起來主要是下麵幾點：
一是，可以允許生產隊根據隊裏的實際情況，適當分配給每個社員百分之五左右的自留地或自留坡，提供給社員個人自主經營。
二是，可以允許和鼓勵社員在村前、山邊、坑溪、澗旁和田頭地角，適量開墾小塊荒坡荒地。但是，不能造成水土的流失，不能侵犯集體經濟的利益為前提。
三是，鼓勵社員積極發展私人的家庭副業，號召社員發展個人的家庭飼養。
支部書記王誌由還在會上說到，全國有些地方試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做法，很受群眾的擁護和歡迎。並強調指出，這隻是一種“權宜之計”，目的是讓人民群眾更多地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以度過這個“三年困難時期”。
會後，我們迴到生產隊馬上在當晚向全體社員迅速地傳達和落實這次會議的精神。會上，社員們踴躍發表了各種不同的意見，討論得異常地熱烈和深入。
當會議剛一結束，有的社員就馬上行動起來，連夜全家出動去開墾荒坡荒地。於是，一個熱火朝天的以“大種大養”為主的生產運動，便迅速全麵地在廣大農村中，積極地掀起來了，很快便成為燎原之勢。
你可要知道，中國農民幾千年以來，都是以小農經濟為主。而小農經濟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對個體經濟特別留戀。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所做得的一切，所得收益全是自己的。也就是像民間流行的一句俗話說的“吹糠見米”這樣明顯。可是，集體的收入，東除西扣，多食多占。到頭來，自己能夠得多少，反而還是一個未知數。
現在，每當我迴想起當年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在中國廣大農村轟轟烈烈地實行的“承包到戶”的生產責任製的初步試驗。
然而，也正是在六十年代所流傳的“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個理論具體在實踐中的體現。
經過了半年以後，中央的這個“權宜之計”便初見成效。一年後，便大見成效，隻見農村的麵貌，市場的供應……與幾年前相比較來說，就已經產生了天壤之別的變化。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在鳳山的街頭巷尾的牆壁上，幾乎全部都寫上了不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類的標語口號。
可惜的是，在三年後的那場“史無前例”運動中，全都給那片“紅色海洋”所淹沒得一幹二淨了。
正是：
三年困難已過去，調整措施正適時；
生機勃勃萬物長，各行各業複元氣。
欲知後事如何，請君往下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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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1965.12）
第七十章在鳳中食堂的那些歲月裏（四）（1）
——階級鬥爭為綱年代
小平曾經說過：“政治上的錯誤，導致1958年經濟上搞‘躍進’，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難，人民連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了。”
當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我正在農村勞動，一起同廣大群眾一塊進行生產自救，度過了那“三年困難時期”。
雖然，到了1962年國民經濟開始逐步得到恢複，但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經過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在l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偉大領袖又係統地提出了“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
這個理論，不但在國內各條戰線上推行，還擴展到了後來的中蘇兩黨間的大論戰上……
1989年5月16日，小平又在會見來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經過20多年的實踐，迴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小平所說的這段話，算是對當年關於中蘇兩黨間的這場國際**運動大論戰定了性。
當年，在國內外所發生的這些鬥爭和論戰，都是偉大領袖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實踐惡性發展的突出表現。
於是，最後直接導致了1966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史無前例”的運動的發動。從而，使我們的國家，幾乎陷於到無法挽救的絕境，成為了史無前例的一場最大悲劇……
（268）艱苦歲月將過去
有詩歎曰：
艱苦歲月將過去，中國大地百業興；
會上領袖一席話，批鬥運動又降臨。
各行各業複元氣
也許，不少過來人還會清楚地記得，1962年以前，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中國大地上，那曾經經曆過前幾年的關於總路線、躍進、人民公社“三麵旗”等一係列政治運動的洗禮，以及隨後又遭受那“三年困難時期”的折騰。
因此，使到我們的國家不論在工農業生產，還是在各條戰線，都已經幾乎到了元氣大傷，淹淹一息的地步了。於是，在人們的心靈和**上，也同樣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
我們每逢一旦想起“三年困難時期”這段難熬的日子，每個中國人都會有一種難以訴說悲涼感受的那種感覺。
此時，我們的國家正像嚴寒刺骨的殘冬臘月過去了後，在祖國遼闊的大地上，已經像麵臨“萬戶蕭疏鬼唱歌”般的蕭條，奄奄一息地毫無生機一般。
自從跨進到1962年以後，由於從中央到地方，都普遍地對各行各業實行壓縮項目、裁減人員，下放幹部職工和城鎮居民到廣大的農村中去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於是，不少正在興建或即將興建的項目，不得不紛紛下馬。
當年，就連我們這屆考上大學的一些同學，由於貫徹執行中央關於“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一些新成立的大學實行“關、停、並”的措施。於是，他們一些人也同我一樣，又迴到農業第一線來了。
這就是，黨中央全麵地實行適當的“倒退”政策和措施的結果……
但是，到了上個世紀的1963年春天，又在中國大地上，到處都像溫暖花開，萬物剛剛複蘇的初春時節，即將生機勃勃地生長繁衍起來一般。
這一切，都是由於黨中央在1962年間，曾多次召開從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參加的一係列會議。並在會上，針對和吸取在前幾年所搞的
那些“運動”受到的挫折和經驗教訓，進行深入反思。從而統一和提高了全黨的認識。
會議後，又陸續頒布了一係列有關的政策和文件。於是，才有了自l963年開始，漸漸地在各方麵發生那種正朝著好的方麵去轉化。
1963年7月31日，**中央在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的報告》中，才正式宣布這一工作的基本結束。
據統計，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了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了2800萬人。
在當年這份《報告》上還指出：
“由於大量地減少了職工、城鎮人口和吃商品糧的人口，加強了農業戰線，減少了工資開支，減少了糧食銷量，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對於改善城鄉關係、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還清楚地記得，在還未來鳳山初中學校當工友之前，我在家鄉曾經參加過一次大隊黨支部所召開的隊幹和全體黨、團員參加的會議。
黨支部書記王誌由在會議上，與大家一塊傳達了上級下發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12條》)的文件精神。
這個文件的精神，歸納起來主要是下麵幾點：
一是，可以允許生產隊根據隊裏的實際情況，適當分配給每個社員百分之五左右的自留地或自留坡，提供給社員個人自主經營。
二是，可以允許和鼓勵社員在村前、山邊、坑溪、澗旁和田頭地角，適量開墾小塊荒坡荒地。但是，不能造成水土的流失，不能侵犯集體經濟的利益為前提。
三是，鼓勵社員積極發展私人的家庭副業，號召社員發展個人的家庭飼養。
支部書記王誌由還在會上說到，全國有些地方試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做法，很受群眾的擁護和歡迎。並強調指出，這隻是一種“權宜之計”，目的是讓人民群眾更多地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以度過這個“三年困難時期”。
會後，我們迴到生產隊馬上在當晚向全體社員迅速地傳達和落實這次會議的精神。會上，社員們踴躍發表了各種不同的意見，討論得異常地熱烈和深入。
當會議剛一結束，有的社員就馬上行動起來，連夜全家出動去開墾荒坡荒地。於是，一個熱火朝天的以“大種大養”為主的生產運動，便迅速全麵地在廣大農村中，積極地掀起來了，很快便成為燎原之勢。
你可要知道，中國農民幾千年以來，都是以小農經濟為主。而小農經濟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對個體經濟特別留戀。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所做得的一切，所得收益全是自己的。也就是像民間流行的一句俗話說的“吹糠見米”這樣明顯。可是，集體的收入，東除西扣，多食多占。到頭來，自己能夠得多少，反而還是一個未知數。
現在，每當我迴想起當年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在中國廣大農村轟轟烈烈地實行的“承包到戶”的生產責任製的初步試驗。
然而，也正是在六十年代所流傳的“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個理論具體在實踐中的體現。
經過了半年以後，中央的這個“權宜之計”便初見成效。一年後，便大見成效，隻見農村的麵貌，市場的供應……與幾年前相比較來說，就已經產生了天壤之別的變化。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在鳳山的街頭巷尾的牆壁上，幾乎全部都寫上了不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類的標語口號。
可惜的是，在三年後的那場“史無前例”運動中，全都給那片“紅色海洋”所淹沒得一幹二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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