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在鳳山大隊務農的日子裏（上）（5）
（238）知識青年好榜樣
有詩歎曰：
邢燕子是鐵姑娘，廣闊天地當戰場；
青春奉獻新農村，知識青年好榜樣。
思想不通老同學
我還是一樣清楚地記得，就是在孩童時代的那些歲月裏，雖然，我曾經在農村生活過好幾年時間，對於農村的生活和勞動等方麵來說，還總算是知道和學會幹了一些的農村中最為普遍的農活。
但是，你可要知道，對於那些需要力氣不大的農活來說，多少我都還是可以幫忙家裏進行幹幹的。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並非自吹自擂。
然而，畢竟這不可能像現在那樣，自己已經親身投身到了農村中最為基層單位的生產隊來，與社員們一塊起早摸黑，摸爬混打，並且還得要一起幹那些農民要幹，且又是必須學會的這其中他們的一切本事。
你隻要細心地想像就會明白，要不然的話，我從今以後，可又怎麽能夠自己養活自己呢？
你可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到農村勞動就得要全靠自己“爭工分撈食”了，不能再像在1958年那“躍進”的年代中，靠大刮“共產風”那樣地“吃大鍋飯”了啊……
因為，隻要你每幹一天的活，就得要爭得到一天的工分。隻有這樣，也隻有這樣，你才會到了每年的晚造收成以後，在進行全年計算收入分配的時候，才能夠在自己的帳戶上有所收入。
你可要知道，那個年代社員的收入分配是這樣搞的：每年當秋收結束以後，就要按照全大隊總工分與全年大隊裏的總收入，再求算出一個勞動日該值得少錢，和應該能夠得到多少工分穀。
然後，再進一步計算出各人和全戶的工分錢和口糧穀。從此以後，其它各項食物的分配，都是完全按照“按穀帶”的方法去進行處理的。
當年人民公社的這種“按勞分配”的評工記分製度，還是我到了這個隊裏以後，又經過一個多星期與他們一起進行田間勞動，聽到隊裏的人在閑聊時告訴我以後，這才慢慢地知道的。
就是在當年來說，這便算是很“公平合理”的一種分配製度了，而這種分配製度，就一直是從初級農業合作社開始，就延續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實行“分田到戶”之後，才總算完成了它的“曆史任務”之後，而宣告結束。
但是，當年這種“評工記分”問題的關鍵便是在於，如何才能夠把“評工記分”的這項工作，進一步地搞好並逐步完善它呢？
在那個時候，農村中曾流傳過這樣的一句話：
“在任何生產隊中，最重要的隊幹不一定是隊長，而是記分員……”。
然而，像這樣的說法，的確不無道理。
你可要知道，因為任何一個生產隊的分配製度，必須得要嚴格遵守“按勞分配”這個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的。必須要求嚴格做到“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分配製度。
於是，從來到這個“鳳山大隊青年農技隊”勞動的第一天起，我就聽隊長和一些人這樣和我說過。並且還對我說起鼓勵的話語：
“王飛，你一個人做，還去操心沒有你吃的麽？”
我還是一樣清楚地記得，第一天幹農活，便得到了七分五厘的工分。因為，這天所做的工隻不過是按照“鍾點”計算工分的，實際上是帶有點“平均主義”。而隻有是實行“按件計酬”後，才會真正能夠拉開各自工分的距離。
但是，眼下冬種的工作都不是按件計酬的。幾乎都是實行這種“大狗一棍，細狗一棍” 按照“鍾點”計算工分的。
這樣做的話，對於我來說，也並不食虧。當然，誰也是一樣，占不了便宜。因此，初到農村來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去適應這件“評工記分”的事情。
但是，也決不能有絲毫半點的書生意氣。切莫要錯誤地認為，再像當初到學校旁邊的劉屋生產隊那樣有無工分都是無所謂，隻要是為農業生產作出了自己貢獻就算了。
當然，我也不會有“工分大過命”的思想，應該是自己該得到的就必須得要。但是，又絕對不能幹那種“虛報”工分，幹那種弄虛作假去騙取工分的可恥行為。
此時，在到了冬種結束前的二十多天裏，就在隊裏的工分公布欄目上，我已得到了197分多的工分。這在全隊當中，我算是排列在第六位，隻是屬於中等水平。原因就是，我幾乎天天都出滿勤，好像沒有缺勤過一天。
我還是一樣清楚地記得，有一天，隊裏又來了個年輕人。楊兆芳隊長便安排我和他一起進行曬隊裏倉庫中的稻穀。
你可要知道，當年為了防止“瞞產私分”的現象發生，在隊裏的稻穀收割完成以後，大隊就明確地規定：本隊的人一律不能獨自攜帶倉庫鎖匙。並且，還要在各個生產隊進行互換曬穀員進行曬穀。
當時，我一看見了他，便立即認了出來，他正好就是我在鳳山中心校第七班讀書時的同班同學陳正雄。
當年，他小學畢業後沒有考上初中。後來，又再複讀了一年，到了第二年才考上去的。於是，大家老同學之間相見，自然便有一番說不完的話兒。
後來，楊兆勞隊長還將情況告訴我知道，陳正雄他隻是由別個生產隊派來這裏監督曬穀的曬穀員。
隨後，大家忙碌了好一陣後，總算將倉庫內全部的稻穀都搬出禾場曬開了。然後，便迴到辦公室的那間房子裏，一塊躺在床上聊起天來……
我還清楚地記得，他在與我的談話當中，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王飛，我認為在農村當一輩子農民，是沒有什麽出息的。但是，目前又實在沒有任何其它出路，隻能暫時在農村幹一天就算一天了。等待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再說了，你說呢……”
當年，許多年青人之所以留在農村，大多都是迫於無奈，或者抱怨說自己“無人腳”。尤其是，認為自己在大隊幹部的心目當中，印象不佳等等原因。
當時，我聽了他所說的這番話以後，我也不便和他過多議論那些大道理，反正人各有誌嘛。
你可要知道，我當時的小算盤就起碼要在這一年勞動的時間裏，安心在這裏幹下去，千萬不要發任何牢騷與亂講怪話。爭取白天按時出工收工，絕對服從隊長的分工和安排。同時，在平時要多注意與社員們之間搞好關係。
總而言之，要在各個方麵都得要盡量地表現好些，爭取為明年有個好鑒定，保證能夠考上大學去。
在那個時候，其實我的內心裏，就總是這麽去想的。但是，就隻是並不便明朗地在大庭廣眾當中，和他們隨便地說罷了……
等待過了一段時間以後，當隊裏曬幹了穀，我從此便再也沒有能夠再看見到他的蹤影了。
後來，我才聽別人說，在他離開這裏以後，就過海南島並在一個國營的橡膠場當工人去了。
正是：
思想不通老同學，抱怨上麵無人腳；
鄉村務農無出息，擔憂前程無落著。
欲知後事如何，請君往下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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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知識青年好榜樣
有詩歎曰：
邢燕子是鐵姑娘，廣闊天地當戰場；
青春奉獻新農村，知識青年好榜樣。
思想不通老同學
我還是一樣清楚地記得，就是在孩童時代的那些歲月裏，雖然，我曾經在農村生活過好幾年時間，對於農村的生活和勞動等方麵來說，還總算是知道和學會幹了一些的農村中最為普遍的農活。
但是，你可要知道，對於那些需要力氣不大的農活來說，多少我都還是可以幫忙家裏進行幹幹的。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並非自吹自擂。
然而，畢竟這不可能像現在那樣，自己已經親身投身到了農村中最為基層單位的生產隊來，與社員們一塊起早摸黑，摸爬混打，並且還得要一起幹那些農民要幹，且又是必須學會的這其中他們的一切本事。
你隻要細心地想像就會明白，要不然的話，我從今以後，可又怎麽能夠自己養活自己呢？
你可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到農村勞動就得要全靠自己“爭工分撈食”了，不能再像在1958年那“躍進”的年代中，靠大刮“共產風”那樣地“吃大鍋飯”了啊……
因為，隻要你每幹一天的活，就得要爭得到一天的工分。隻有這樣，也隻有這樣，你才會到了每年的晚造收成以後，在進行全年計算收入分配的時候，才能夠在自己的帳戶上有所收入。
你可要知道，那個年代社員的收入分配是這樣搞的：每年當秋收結束以後，就要按照全大隊總工分與全年大隊裏的總收入，再求算出一個勞動日該值得少錢，和應該能夠得到多少工分穀。
然後，再進一步計算出各人和全戶的工分錢和口糧穀。從此以後，其它各項食物的分配，都是完全按照“按穀帶”的方法去進行處理的。
當年人民公社的這種“按勞分配”的評工記分製度，還是我到了這個隊裏以後，又經過一個多星期與他們一起進行田間勞動，聽到隊裏的人在閑聊時告訴我以後，這才慢慢地知道的。
就是在當年來說，這便算是很“公平合理”的一種分配製度了，而這種分配製度，就一直是從初級農業合作社開始，就延續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實行“分田到戶”之後，才總算完成了它的“曆史任務”之後，而宣告結束。
但是，當年這種“評工記分”問題的關鍵便是在於，如何才能夠把“評工記分”的這項工作，進一步地搞好並逐步完善它呢？
在那個時候，農村中曾流傳過這樣的一句話：
“在任何生產隊中，最重要的隊幹不一定是隊長，而是記分員……”。
然而，像這樣的說法，的確不無道理。
你可要知道，因為任何一個生產隊的分配製度，必須得要嚴格遵守“按勞分配”這個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的。必須要求嚴格做到“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分配製度。
於是，從來到這個“鳳山大隊青年農技隊”勞動的第一天起，我就聽隊長和一些人這樣和我說過。並且還對我說起鼓勵的話語：
“王飛，你一個人做，還去操心沒有你吃的麽？”
我還是一樣清楚地記得，第一天幹農活，便得到了七分五厘的工分。因為，這天所做的工隻不過是按照“鍾點”計算工分的，實際上是帶有點“平均主義”。而隻有是實行“按件計酬”後，才會真正能夠拉開各自工分的距離。
但是，眼下冬種的工作都不是按件計酬的。幾乎都是實行這種“大狗一棍，細狗一棍” 按照“鍾點”計算工分的。
這樣做的話，對於我來說，也並不食虧。當然，誰也是一樣，占不了便宜。因此，初到農村來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去適應這件“評工記分”的事情。
但是，也決不能有絲毫半點的書生意氣。切莫要錯誤地認為，再像當初到學校旁邊的劉屋生產隊那樣有無工分都是無所謂，隻要是為農業生產作出了自己貢獻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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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在到了冬種結束前的二十多天裏，就在隊裏的工分公布欄目上，我已得到了197分多的工分。這在全隊當中，我算是排列在第六位，隻是屬於中等水平。原因就是，我幾乎天天都出滿勤，好像沒有缺勤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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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一看見了他，便立即認了出來，他正好就是我在鳳山中心校第七班讀書時的同班同學陳正雄。
當年，他小學畢業後沒有考上初中。後來，又再複讀了一年，到了第二年才考上去的。於是，大家老同學之間相見，自然便有一番說不完的話兒。
後來，楊兆勞隊長還將情況告訴我知道，陳正雄他隻是由別個生產隊派來這裏監督曬穀的曬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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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清楚地記得，他在與我的談話當中，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王飛，我認為在農村當一輩子農民，是沒有什麽出息的。但是，目前又實在沒有任何其它出路，隻能暫時在農村幹一天就算一天了。等待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再說了，你說呢……”
當年，許多年青人之所以留在農村，大多都是迫於無奈，或者抱怨說自己“無人腳”。尤其是，認為自己在大隊幹部的心目當中，印象不佳等等原因。
當時，我聽了他所說的這番話以後，我也不便和他過多議論那些大道理，反正人各有誌嘛。
你可要知道，我當時的小算盤就起碼要在這一年勞動的時間裏，安心在這裏幹下去，千萬不要發任何牢騷與亂講怪話。爭取白天按時出工收工，絕對服從隊長的分工和安排。同時，在平時要多注意與社員們之間搞好關係。
總而言之，要在各個方麵都得要盡量地表現好些，爭取為明年有個好鑒定，保證能夠考上大學去。
在那個時候，其實我的內心裏，就總是這麽去想的。但是，就隻是並不便明朗地在大庭廣眾當中，和他們隨便地說罷了……
等待過了一段時間以後，當隊裏曬幹了穀，我從此便再也沒有能夠再看見到他的蹤影了。
後來，我才聽別人說，在他離開這裏以後，就過海南島並在一個國營的橡膠場當工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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