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高三紀事
___青春年華（下）
（1959.8-1960.7.）
在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的傾向，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會後，緊接著在全黨範圍內，從上到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的傾向鬥爭。在各級黨組織中，一大批幹部、黨員遭到錯誤的批判，不少人被定為機會主義分子，受到組織處分。
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在這次反右的傾向鬥爭中，被重點批判和定為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而這些幹部和黨員，大都是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實際情況和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他們受到不應有的打擊。並由此，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影響，不能正常地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這對我們黨是非常大的損傷，對國家和人民的事業是個重大損失。
——曾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的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迴顧》一書摘錄
第五十八章 高三年級紀事〔上〕
――難忘當年好師友
（217）三年高中走過場
有詩歎曰：
三年高中走過場，大搞運動課無上；
師生盡力拚老命，臨陣磨槍實無方。
校長督戰搏命衝 如果要說，我在高中階段有時間真正地讀了點書的話，也隻是在第一學期和最後的一個學期罷了。而就在其他幾個學期的時間裏，大部分都是在大搞運動，或在勞動當中，就這樣地白白地走過了場。簡直就有點像“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一般。三年的時間總共算計起來的話，真正是讀書的時間，恐怕都還沒有一半。正如，朱汝熙同學在高中入學五十周年聚會紀念冊《同窗三載情百年》一書當中，迴憶當年情景的詩歌裏所描寫的一樣：
“五七入學逢反右，上課常受運動衝；
五八高二太躍進，大田燒炭煉鐵用。
五九高三築水庫，汗水灑在虎頭中；
六0功課狠抓緊，多數完了大學夢。”
這兩首詩歌，高度地概括了我們這屆同學，在高中三年以來，所經曆過的學習和生活方麵的簡單曆程。說句實在話，這種經曆，隨後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當中，在當年大多數的學生也都是如此。
特別是，澤東同誌在文化革命時期，所提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的口號聲中，所發生的一係列情況，就更加嚴重了。
在那個時候的大學生，他們在文化科學知識的水平，其實還不如一個現在的中學生。尤其是，當年選送上大學的一些工農兵學員就更是如此。當然，現在社會上，那些“假文憑”成災的現象，就則當別論了。
當時，我們剛剛進入了高三年級以後，為了加強對畢業班的教學工作，於是，學校領導便對於我們高三年級的老師，又重新進行了一次空前的大調整：
我們原來的班主任梁慶章老師，換由上語文的黃德碩老師兼任；上代數和立幾的是數學科組長張事成老師；上化學課的是老教頭黃秀棠老師；上物理課的是黃代征老師接任；上政治課的是年輕的學校團幹朱汝桓老師負責。隻有俄語這一科，還是由從高一年級就跟班上來的陳肯濤老師繼續擔任了。
你可要知道，從當時老師的配備上來看，學校領導是想要在最後的一年時間裏，利用長期擔任畢業班且經驗豐富的那些“老教頭”，再次進行大顯身手。讓全年級師生，再進行一次空前的大拚搏，力爭1960年博中的高考，又像躍進年代一樣，大放“衛星”。以此來證明，校長的領導才華，不單搞運動是內行，就是搞教學也不差。
我還清楚地記得，到了高三年級的最後一個學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大量地增加學生的學習時間。幾乎把我們像“機器人”一樣對待。從早上六點鍾起床，一直學習到晚上十一點多鍾，方才熄燈就寢。
按照當時校長的思維方法，就是“堤內損失堤外補”嘛。他總是認為，在前兩年的學習時間少了些，現在采取爭分奪秒地補迴來，還不是一樣嗎？
在那個時候，每天剛剛吃完了晚飯以後，又得要馬上進行分科舉行課外輔導了。就是要求各個學科的老師，在教室外麵的樹蔭底下，拿一塊小黑板由老師進行“擺當”。
此時，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實際，自由選擇去聽課。老師每次都隻是講解一兩個問題。後來，同學們普遍都反映這樣的輔導方法，效果還不錯。
但在每天進行午休時間，早晚飯以後，學生也可以自由地在教室內進行學習，學校再也不加以幹預。全部都由學生見縫插針，靈活機動地掌握時間。如果有空的話，特別是，每逢星期天或節假日，便布置各科的老師，要對整個年級實行“上大課”。
頓時之間，我們的校長，就在整個高三年級當中，還一樣在習慣地采用那些躍進年代的做法，經常像前線指揮作戰的那些指揮官一樣，進行發號施令。
並且，不辭勞苦地深入教室、科室的第一線，親自進行“督戰”、“調查研究”、“解剖麻雀”，做好一切戰鬥的“動員”鼓動工作。還經常深入檢查督促，暗中還親自進行登記師生的出勤、缺勤的情況……
正是：
一二學年搞運動，經常停課去做工；
進入高三拚命趕，校長督戰搏命衝。
欲知後事如何，請君往下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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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青春年華（下）
（1959.8-1960.7.）
在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的傾向，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會後，緊接著在全黨範圍內，從上到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的傾向鬥爭。在各級黨組織中，一大批幹部、黨員遭到錯誤的批判，不少人被定為機會主義分子，受到組織處分。
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在這次反右的傾向鬥爭中，被重點批判和定為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而這些幹部和黨員，大都是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實際情況和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他們受到不應有的打擊。並由此，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影響，不能正常地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這對我們黨是非常大的損傷，對國家和人民的事業是個重大損失。
——曾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的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迴顧》一書摘錄
第五十八章 高三年級紀事〔上〕
――難忘當年好師友
（217）三年高中走過場
有詩歎曰：
三年高中走過場，大搞運動課無上；
師生盡力拚老命，臨陣磨槍實無方。
校長督戰搏命衝 如果要說，我在高中階段有時間真正地讀了點書的話，也隻是在第一學期和最後的一個學期罷了。而就在其他幾個學期的時間裏，大部分都是在大搞運動，或在勞動當中，就這樣地白白地走過了場。簡直就有點像“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一般。三年的時間總共算計起來的話，真正是讀書的時間，恐怕都還沒有一半。正如，朱汝熙同學在高中入學五十周年聚會紀念冊《同窗三載情百年》一書當中，迴憶當年情景的詩歌裏所描寫的一樣：
“五七入學逢反右，上課常受運動衝；
五八高二太躍進，大田燒炭煉鐵用。
五九高三築水庫，汗水灑在虎頭中；
六0功課狠抓緊，多數完了大學夢。”
這兩首詩歌，高度地概括了我們這屆同學，在高中三年以來，所經曆過的學習和生活方麵的簡單曆程。說句實在話，這種經曆，隨後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當中，在當年大多數的學生也都是如此。
特別是，澤東同誌在文化革命時期，所提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的口號聲中，所發生的一係列情況，就更加嚴重了。
在那個時候的大學生，他們在文化科學知識的水平，其實還不如一個現在的中學生。尤其是，當年選送上大學的一些工農兵學員就更是如此。當然，現在社會上，那些“假文憑”成災的現象，就則當別論了。
當時，我們剛剛進入了高三年級以後，為了加強對畢業班的教學工作，於是，學校領導便對於我們高三年級的老師，又重新進行了一次空前的大調整：
我們原來的班主任梁慶章老師，換由上語文的黃德碩老師兼任；上代數和立幾的是數學科組長張事成老師；上化學課的是老教頭黃秀棠老師；上物理課的是黃代征老師接任；上政治課的是年輕的學校團幹朱汝桓老師負責。隻有俄語這一科，還是由從高一年級就跟班上來的陳肯濤老師繼續擔任了。
你可要知道，從當時老師的配備上來看，學校領導是想要在最後的一年時間裏，利用長期擔任畢業班且經驗豐富的那些“老教頭”，再次進行大顯身手。讓全年級師生，再進行一次空前的大拚搏，力爭1960年博中的高考，又像躍進年代一樣，大放“衛星”。以此來證明，校長的領導才華，不單搞運動是內行，就是搞教學也不差。
我還清楚地記得，到了高三年級的最後一個學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大量地增加學生的學習時間。幾乎把我們像“機器人”一樣對待。從早上六點鍾起床，一直學習到晚上十一點多鍾，方才熄燈就寢。
按照當時校長的思維方法，就是“堤內損失堤外補”嘛。他總是認為，在前兩年的學習時間少了些，現在采取爭分奪秒地補迴來，還不是一樣嗎？
在那個時候，每天剛剛吃完了晚飯以後，又得要馬上進行分科舉行課外輔導了。就是要求各個學科的老師，在教室外麵的樹蔭底下，拿一塊小黑板由老師進行“擺當”。
此時，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實際，自由選擇去聽課。老師每次都隻是講解一兩個問題。後來，同學們普遍都反映這樣的輔導方法，效果還不錯。
但在每天進行午休時間，早晚飯以後，學生也可以自由地在教室內進行學習，學校再也不加以幹預。全部都由學生見縫插針，靈活機動地掌握時間。如果有空的話，特別是，每逢星期天或節假日，便布置各科的老師，要對整個年級實行“上大課”。
頓時之間，我們的校長，就在整個高三年級當中，還一樣在習慣地采用那些躍進年代的做法，經常像前線指揮作戰的那些指揮官一樣，進行發號施令。
並且，不辭勞苦地深入教室、科室的第一線，親自進行“督戰”、“調查研究”、“解剖麻雀”，做好一切戰鬥的“動員”鼓動工作。還經常深入檢查督促，暗中還親自進行登記師生的出勤、缺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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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學年搞運動，經常停課去做工；
進入高三拚命趕，校長督戰搏命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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