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9日晚，我在自己的寢室裏記日記，作為一個靠聽廣播，聽文件了解世界的普通人，真心希望國泰民安，凡事能平和了結。剛剛在日記中塗鴉了數百字，還未記完，辦公室來電話了，說“紅太陽”要找我談話，叫我去場部招待所。沒辦法，撂下手頭活兒，整裝前去。
在招待所的一間單人間裏，“紅太陽”已等在哪裏，秘書倒好茶後，出去時帶上了門，室內便隻剩下二個人了。說實在，這幾天也陪過應副廳長，但二個人單獨談話還是第一次，好在我這個人“沒大沒小”慣了，也不覺怎麽緊張。我們是邊聊邊看電視，電視的內容是那陣子絕大多數人都在關注的事，隻是這天的內容更顯注目。聊的內容是二塊，一是工作情況，二是對班子其他成員的評價。這些談得很快，不一會就聊完了。估計應副廳長已經找其他領導談過了，當晚沒了其他安排。我想，此時該談談自己的私事了。於是，我試探性地問了句：“廳長，我想談談個人的事。”
“好啊！談吧，什麽事？”應副廳長爽快地應諾。
我加問了句：“按五十年代的標準談，還是按八十年代的標準談？”
“二個標準有什麽不同？”應副廳長或許有點好奇，或許有點調侃地反問。
“按五十年代標準，服從組織安排，免提個人要求；八十年代標準，實事求是，可以提出個人要求。”我自說自話地作了解釋。
他聽了笑道：“現在是八十年代了，應按八十年代的標準。”
於是，我提出要求調迴老家工作的請求，以及三條理由：現在調迴去，對工作有利，我主持負責的工作尾巴少，可以說沒有，幹幹淨淨來，幹幹淨淨走，不會給後任留難題；對我家庭好，孩子小，一家人在一起，互相有個照應，我不讚同將妻子調這邊，主要是孩子的培養環境二地差距太大；對我本人也好，現在還年輕，一切都可以從新開始。反正都是做革命工作，要求調迴去是我的心願，希望能考慮。
一番溝通後，應副廳長確認了我的真實想法。
“組織上沒辦法給你安排。”應副廳長指的是副處級這一職務，組織上難安排。
“能上能下，我們這一代都不能做到的話，還等那代。”我的血性，或者說政治上的幼稚，使我說出了“超現實”的話。
最後，應副廳長說了句，可以理解，但組織上沒有同意之前，你要安心工作。我表示：一定會的。
自此，我決意要離開南湖的信息不再“糊塗”，人們反而對我親起來了。
這最後一年，我因病在杭州住了二個月的院，在奉化休息時，接到了省局一位南湖人的電話，說“紅太陽”在局黨委會結束前說了句“南湖的小呂，一定要走的話，就不要攔他了”。於是，我通過老家的相關人員，聯係了商調單位（奉化法院），無職務要求，工資按同期大學畢業生。等奉化方走完相關批準手續，明確可以商調意向後，我即刻趕到了局裏。當時我的書麵請調報告都沒寫過，我說給我一張紙現寫就是了。
張主任拿著現製的請調報告，對我說：“局裏要研究。”
我趕緊向秘書使眼神。他半清楚半含糊地說“紅太陽”今天在。最後，秘書拿了報告，送到九樓去批了（那時司法廳與勞改局都在湖光飯店辦公）。當天，我拿到了商調表。
1990年6月6日，我帶著十八個“龍箱”（茶廠的紙箱，內裝書籍衣被），和前來接我的妻女，坐著場裏派的伏爾加和皮卡車，離開了浙江省南湖勞動管教支隊。
我脫下了頭上的“帽子”，以降五級職務，五檔工資（二檔是上浮的公安工資）的代價，終於如願地在妻子為戶主的戶籍本中加上了我的名字。
（全文完）
在招待所的一間單人間裏，“紅太陽”已等在哪裏，秘書倒好茶後，出去時帶上了門，室內便隻剩下二個人了。說實在，這幾天也陪過應副廳長，但二個人單獨談話還是第一次，好在我這個人“沒大沒小”慣了，也不覺怎麽緊張。我們是邊聊邊看電視，電視的內容是那陣子絕大多數人都在關注的事，隻是這天的內容更顯注目。聊的內容是二塊，一是工作情況，二是對班子其他成員的評價。這些談得很快，不一會就聊完了。估計應副廳長已經找其他領導談過了，當晚沒了其他安排。我想，此時該談談自己的私事了。於是，我試探性地問了句：“廳長，我想談談個人的事。”
“好啊！談吧，什麽事？”應副廳長爽快地應諾。
我加問了句：“按五十年代的標準談，還是按八十年代的標準談？”
“二個標準有什麽不同？”應副廳長或許有點好奇，或許有點調侃地反問。
“按五十年代標準，服從組織安排，免提個人要求；八十年代標準，實事求是，可以提出個人要求。”我自說自話地作了解釋。
他聽了笑道：“現在是八十年代了，應按八十年代的標準。”
於是，我提出要求調迴老家工作的請求，以及三條理由：現在調迴去，對工作有利，我主持負責的工作尾巴少，可以說沒有，幹幹淨淨來，幹幹淨淨走，不會給後任留難題；對我家庭好，孩子小，一家人在一起，互相有個照應，我不讚同將妻子調這邊，主要是孩子的培養環境二地差距太大；對我本人也好，現在還年輕，一切都可以從新開始。反正都是做革命工作，要求調迴去是我的心願，希望能考慮。
一番溝通後，應副廳長確認了我的真實想法。
“組織上沒辦法給你安排。”應副廳長指的是副處級這一職務，組織上難安排。
“能上能下，我們這一代都不能做到的話，還等那代。”我的血性，或者說政治上的幼稚，使我說出了“超現實”的話。
最後，應副廳長說了句，可以理解，但組織上沒有同意之前，你要安心工作。我表示：一定會的。
自此，我決意要離開南湖的信息不再“糊塗”，人們反而對我親起來了。
這最後一年，我因病在杭州住了二個月的院，在奉化休息時，接到了省局一位南湖人的電話，說“紅太陽”在局黨委會結束前說了句“南湖的小呂，一定要走的話，就不要攔他了”。於是，我通過老家的相關人員，聯係了商調單位（奉化法院），無職務要求，工資按同期大學畢業生。等奉化方走完相關批準手續，明確可以商調意向後，我即刻趕到了局裏。當時我的書麵請調報告都沒寫過，我說給我一張紙現寫就是了。
張主任拿著現製的請調報告，對我說：“局裏要研究。”
我趕緊向秘書使眼神。他半清楚半含糊地說“紅太陽”今天在。最後，秘書拿了報告，送到九樓去批了（那時司法廳與勞改局都在湖光飯店辦公）。當天，我拿到了商調表。
1990年6月6日，我帶著十八個“龍箱”（茶廠的紙箱，內裝書籍衣被），和前來接我的妻女，坐著場裏派的伏爾加和皮卡車，離開了浙江省南湖勞動管教支隊。
我脫下了頭上的“帽子”，以降五級職務，五檔工資（二檔是上浮的公安工資）的代價，終於如願地在妻子為戶主的戶籍本中加上了我的名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