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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丁入畝，是朱允炆早就想做的事情，隻不過之前條件還不夠成熟。
即使在建文十年，也不能說條件完全具備。
攤丁入畝，顧名思義，就是將徭役折算成銀兩，進而分攤到田畝上，自此國家隻對田畝征稅，不再對個人征稅，通俗點說，就是不再無償使用勞力，到那時，如果國家需要完成修浚河道、運糧邊關、修建宮殿等等事務，就需要出錢雇傭百姓做工，這對國家是一種約束，同時對官員貪腐也能形成一定的製約。
從本質來說，這是勞動力貨幣化的一種體現，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和人口統計相比，土地統計是相對容易的，因為土地既不會跑，也不會繁衍，更不會死亡，所以對土地征稅，可以讓政府擁有相對穩定的財政收入，進而量入為出，財政收支逐漸轉向預算化。
但是這裏麵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擁有土地的富農地主，因為分攤了丁稅，其負擔必然會增加，這必然會引起許多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不滿，而這些大地主，往往是社會輿論的主流。
所以，可以想象，朱允炆在後世的名聲，不會太好，而卓敬等人，很可能會被扣上“聚斂之臣”的帽子。
另外，攤丁入畝對朱家政權的穩固，也是有利的。
原因很簡單，攤丁入畝相當於將大部分窮人的稅負轉移到富人身上，這樣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減少社會矛盾，降低農民起義以及各類革命運動發生的概率，進而促進國家的穩定。
最後，徭役折算為銀兩，客觀上需要大量的白銀，而華夏自古以來就是缺少金銀的國家，宋朝時出現的交子，與其說是金融理念先進，倒不如說是窮極思變；交子的這種思想被蒙元和大明所繼承，某種程度上確實繁榮了經濟，但是由於缺乏有效的製約手段，紙幣迅速貶值，進而造成金融崩潰，國家也就隨之滅亡，南宋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同時，用白銀繳稅，還會產生後世一種盡人皆知的弊端——火耗，百姓繳納的是散碎銀兩，官府征收後需要進行熔鑄，這多少會產生一種損耗，導致上交到國庫時，數量不足，所以官府以此為由，多征收一些白銀，美其名曰為“火耗”。
“火耗”這東西，不在國家征收的名目上，完全由各地自己製定，這就給了某些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間，既腐朽了吏治，又增加了百姓負擔。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朱允炆登基前後，就創建了交通銀行，發行100%儲備的銀票，幾年後，又開始發行鑄幣，如今已經有圓、角兩種麵值，其中一圓銀幣麵值一兩，一角銀幣，麵值0.1兩。
但這些手段，隻能是白銀的標準化，並不能增加白銀的數量。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朱允炆放開海外貿易，通過貿易獲取金銀，某些海商甚至遠航至紅海，與阿拉伯人、埃及人進行貿易，甚至還有傳聞有些人走的更遠，到達歐洲；當然，也有商人聽從皇帝的召喚，向美洲遠航，但目前尚沒有迴音。
隻可惜，這不是航海大發現的年代，阿拉伯人、歐洲人手中的金銀也沒有想象中那麽多。
因此，朱允炆將目光盯上了倭國，為此發動了征倭戰爭，許多人以為皇帝攻倭僅僅是為了麵子，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如今倭國戰線基本穩定，朱允炆命令海東都司全力開采金銀，鑄成金幣、銀幣，確實保障國內的稅製改革，為此，朱允炆將自己的心腹郭鑰派到海東，主持大局。
但即便有了這些準備，朱允炆也不敢全麵鋪開，他首先在新成立的江南布政司、浙江布政司進行試行，這些地方商品經濟發達，白銀存量充足，可以滿足攤丁入畝的白銀需要。
另外，朱允炆還鼓勵江南一帶糧商運糧至海東，為當地駐軍提供補給，而當地駐軍全部用白銀結算，從而加速白銀迴流，同時也可以繁榮江南一帶的經濟。
......
朱允炆苦心經營了十年，才具備了推行攤丁入畝的基本條件，但需要克服的困難，還不止這些。
比如最終的田稅問題，實際上不可能每年都計算一遍丁口，然後再統計田畝，再確定田畝的稅額，所以必須要有一個計算方法，並且至少能夠保持五十年不變才行。
為此，朱允炆采取了後世的方法，以建文九年的丁口數量確定丁稅總額，將其分攤到田畝上，而以後年月的田稅都以此次計算出來的田稅作為基準，無故不會發生調整。
這也就是後世所謂的“盛世永不加賦”。
但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隻不過是個障眼法而已。
因為新開墾土地的稅負計算標準，並非依賴於攤丁入畝之前的土地稅負，而是依賴於攤丁入畝之後的土地稅負來計算，所以隨著土地的開墾，其隱含的丁稅實際上是一直在增加的，隻不過換了另外一種方式存在而已。
這也是滿清時期，稅收總額遠超前代的一個原因，其中包含了貨幣化的丁稅，但實際上，丁稅雖然已經攤入田畝，但遇上某些特殊情況，百姓依然要無償服役，隻不過，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情。
攤丁入畝，其中最硬的骨頭，實際上是丈量土地。
為了啃下這塊硬骨頭，朱允炆將卓敬任命為江南布政使，王艮任命為浙江布政使，主持兩地政務，還將周新這個“冷麵寒鐵”派下去，進行督查。
為了有效的清查土地，朱允炆以戶部、都察院的官員組成聯合清查小組，劃分地域，進行全麵的清查，為了彌補人手不足的問題，朱允炆抽調了太學、京師大學、陸軍大學、海軍大學的學生，參與清查；甚至某些沒有具體職銜的翰林院翰林們也被抽調出來，參與到轟轟烈烈的土地清查當中去。
為了防止地主勾結當地官吏，欺上瞞下，朱允炆實行問責製，限期官員完成清查，如果到期無法完成，就地免職，而清查工作中表現突出的翰林以及學生立刻上崗，繼續推進清查，半點也不會耽擱。
即使這樣，朱允炆依然有些不放心，他還鼓勵告密，如果某人隱瞞地產被舉報，那麽不僅其隱瞞的土地被沒收，還要承擔巨額的罰金，而舉報人則會得到豐厚的獎賞，最高獎賞額度為其舉報額的一半。
至於調查局、安全局這些鷹犬，朱允炆自然也不會讓他們閑著，統統派出去刺探情報，打擊貪官汙吏，打擊土豪劣紳。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一時間，清查土地轟轟烈烈，地主老財怨聲載道，民怨沸騰，某些老財們甚至還雇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控訴清查官員的橫征暴斂，魚肉百姓。
對此，朱允炆命令宣傳部門加大審查力度，同時對暴露出的問題及時查處，並在報紙上及時公布。
即便如此，朱允炆也沒有挽迴自己的名聲，某些士紳不敢公開抱怨，就寫在筆記、小說，甚至一些戲曲裏，讓後世的史學家們如獲至寶，認為發現了關鍵證據，發現了建文帝“荒淫好色、奢侈無度”的鐵證，隻可惜，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情。
對於這些情況，朱允炆心知肚明，所以他非常謹慎，將瞿能、曹玉書調迴京師，主持京師防務，同時命令護衛京城的三個近衛軍取消休假，隨時準備出動，鎮壓一切叛賊。
攤丁入畝，是朱允炆早就想做的事情，隻不過之前條件還不夠成熟。
即使在建文十年，也不能說條件完全具備。
攤丁入畝，顧名思義，就是將徭役折算成銀兩，進而分攤到田畝上，自此國家隻對田畝征稅，不再對個人征稅，通俗點說，就是不再無償使用勞力，到那時，如果國家需要完成修浚河道、運糧邊關、修建宮殿等等事務，就需要出錢雇傭百姓做工，這對國家是一種約束，同時對官員貪腐也能形成一定的製約。
從本質來說，這是勞動力貨幣化的一種體現，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和人口統計相比，土地統計是相對容易的，因為土地既不會跑，也不會繁衍，更不會死亡，所以對土地征稅，可以讓政府擁有相對穩定的財政收入，進而量入為出，財政收支逐漸轉向預算化。
但是這裏麵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擁有土地的富農地主，因為分攤了丁稅，其負擔必然會增加，這必然會引起許多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不滿，而這些大地主，往往是社會輿論的主流。
所以，可以想象，朱允炆在後世的名聲，不會太好，而卓敬等人，很可能會被扣上“聚斂之臣”的帽子。
另外，攤丁入畝對朱家政權的穩固，也是有利的。
原因很簡單，攤丁入畝相當於將大部分窮人的稅負轉移到富人身上，這樣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減少社會矛盾，降低農民起義以及各類革命運動發生的概率，進而促進國家的穩定。
最後，徭役折算為銀兩，客觀上需要大量的白銀，而華夏自古以來就是缺少金銀的國家，宋朝時出現的交子，與其說是金融理念先進，倒不如說是窮極思變；交子的這種思想被蒙元和大明所繼承，某種程度上確實繁榮了經濟，但是由於缺乏有效的製約手段，紙幣迅速貶值，進而造成金融崩潰，國家也就隨之滅亡，南宋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同時，用白銀繳稅，還會產生後世一種盡人皆知的弊端——火耗，百姓繳納的是散碎銀兩，官府征收後需要進行熔鑄，這多少會產生一種損耗，導致上交到國庫時，數量不足，所以官府以此為由，多征收一些白銀，美其名曰為“火耗”。
“火耗”這東西，不在國家征收的名目上，完全由各地自己製定，這就給了某些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間，既腐朽了吏治，又增加了百姓負擔。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朱允炆登基前後，就創建了交通銀行，發行100%儲備的銀票，幾年後，又開始發行鑄幣，如今已經有圓、角兩種麵值，其中一圓銀幣麵值一兩，一角銀幣，麵值0.1兩。
但這些手段，隻能是白銀的標準化，並不能增加白銀的數量。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朱允炆放開海外貿易，通過貿易獲取金銀，某些海商甚至遠航至紅海，與阿拉伯人、埃及人進行貿易，甚至還有傳聞有些人走的更遠，到達歐洲；當然，也有商人聽從皇帝的召喚，向美洲遠航，但目前尚沒有迴音。
隻可惜，這不是航海大發現的年代，阿拉伯人、歐洲人手中的金銀也沒有想象中那麽多。
因此，朱允炆將目光盯上了倭國，為此發動了征倭戰爭，許多人以為皇帝攻倭僅僅是為了麵子，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如今倭國戰線基本穩定，朱允炆命令海東都司全力開采金銀，鑄成金幣、銀幣，確實保障國內的稅製改革，為此，朱允炆將自己的心腹郭鑰派到海東，主持大局。
但即便有了這些準備，朱允炆也不敢全麵鋪開，他首先在新成立的江南布政司、浙江布政司進行試行，這些地方商品經濟發達，白銀存量充足，可以滿足攤丁入畝的白銀需要。
另外，朱允炆還鼓勵江南一帶糧商運糧至海東，為當地駐軍提供補給，而當地駐軍全部用白銀結算，從而加速白銀迴流，同時也可以繁榮江南一帶的經濟。
......
朱允炆苦心經營了十年，才具備了推行攤丁入畝的基本條件，但需要克服的困難，還不止這些。
比如最終的田稅問題，實際上不可能每年都計算一遍丁口，然後再統計田畝，再確定田畝的稅額，所以必須要有一個計算方法，並且至少能夠保持五十年不變才行。
為此，朱允炆采取了後世的方法，以建文九年的丁口數量確定丁稅總額，將其分攤到田畝上，而以後年月的田稅都以此次計算出來的田稅作為基準，無故不會發生調整。
這也就是後世所謂的“盛世永不加賦”。
但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隻不過是個障眼法而已。
因為新開墾土地的稅負計算標準，並非依賴於攤丁入畝之前的土地稅負，而是依賴於攤丁入畝之後的土地稅負來計算，所以隨著土地的開墾，其隱含的丁稅實際上是一直在增加的，隻不過換了另外一種方式存在而已。
這也是滿清時期，稅收總額遠超前代的一個原因，其中包含了貨幣化的丁稅，但實際上，丁稅雖然已經攤入田畝，但遇上某些特殊情況，百姓依然要無償服役，隻不過，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情。
攤丁入畝，其中最硬的骨頭，實際上是丈量土地。
為了啃下這塊硬骨頭，朱允炆將卓敬任命為江南布政使，王艮任命為浙江布政使，主持兩地政務，還將周新這個“冷麵寒鐵”派下去，進行督查。
為了有效的清查土地，朱允炆以戶部、都察院的官員組成聯合清查小組，劃分地域，進行全麵的清查，為了彌補人手不足的問題，朱允炆抽調了太學、京師大學、陸軍大學、海軍大學的學生，參與清查；甚至某些沒有具體職銜的翰林院翰林們也被抽調出來，參與到轟轟烈烈的土地清查當中去。
為了防止地主勾結當地官吏，欺上瞞下，朱允炆實行問責製，限期官員完成清查，如果到期無法完成，就地免職，而清查工作中表現突出的翰林以及學生立刻上崗，繼續推進清查，半點也不會耽擱。
即使這樣，朱允炆依然有些不放心，他還鼓勵告密，如果某人隱瞞地產被舉報，那麽不僅其隱瞞的土地被沒收，還要承擔巨額的罰金，而舉報人則會得到豐厚的獎賞，最高獎賞額度為其舉報額的一半。
至於調查局、安全局這些鷹犬，朱允炆自然也不會讓他們閑著，統統派出去刺探情報，打擊貪官汙吏，打擊土豪劣紳。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一時間，清查土地轟轟烈烈，地主老財怨聲載道，民怨沸騰，某些老財們甚至還雇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控訴清查官員的橫征暴斂，魚肉百姓。
對此，朱允炆命令宣傳部門加大審查力度，同時對暴露出的問題及時查處，並在報紙上及時公布。
即便如此，朱允炆也沒有挽迴自己的名聲，某些士紳不敢公開抱怨，就寫在筆記、小說，甚至一些戲曲裏，讓後世的史學家們如獲至寶，認為發現了關鍵證據，發現了建文帝“荒淫好色、奢侈無度”的鐵證，隻可惜，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情。
對於這些情況，朱允炆心知肚明，所以他非常謹慎，將瞿能、曹玉書調迴京師，主持京師防務，同時命令護衛京城的三個近衛軍取消休假，隨時準備出動，鎮壓一切叛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