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總是要麵對的
曆史從李師師身邊醒來開始 作者：止劍花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趙佶再次下詔，允各地上疏言事，指摘新政得失，又於垂拱殿開七日廷議，逐項辨論新政得失，為求公論，太師蔡京避居府中，官家趙佶暫不臨朝，由當值起居舍人、起居郎悉予記錄，報呈禦覽。
中國曆史上的變法，除了商鞅變法，似乎都陷入了某種魔咒：不是曇花一現，就是反複無常。
這當然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過於強大，也有曆史底蘊的慣性帶來的思想固化難以改變的緣故。前一條大家都懂，後一條舉個簡單的例子：清初的留辮與清末的去辮之爭。
少年時代學曆史，說王安石變法因太過超前，觸動守舊派與反對派的利益，沒有得到皇帝堅定的支持，才失敗，也最終導致北宋滅亡。
又有人說，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就在於王安石變法與新黨，所謂變法，實質為與民爭利，初衷為解決三冗問題，最後反而讓冗官冗費問題更為嚴重，百姓也負擔更重。南宋一朝君臣主流觀點均如此，而後世曆史學者汪聖鐸等人更直言，王安石這種人隻是“財臣，聚斂之臣”，談不上改革家。
趙佶對經濟學一知半解，不過些皮毛罷了，而且在一個曆史底蘊深厚，守舊思想嚴重的社會，突然開展大刀闊虎甚至是超前的改革，結果是顯而易見的，無數的曆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僅靠極個別的人來推動一場引發深刻社會變革的改革，就便是在後來君主獨斷專製的明朝都舉步維艱，難以為繼，更遑論君權大受限製的宋朝。
現實就是現實，靠著一點經濟常識就幻想能在宋朝旦夕之間大展宏圖，不過癡人說夢罷了。
平穩的政治是什麽？說穿了，無非就是各個利益體通過不斷的調整與交換到達一種微妙的平衡，這種平衡需要多次反複才能達到。
在和平時期，要驟然進行一場巨大的利益再分配而不引發動蕩，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至高無上的皇帝，一旦與大多數官員走到對立麵，不說明麵上的反對，單單陽奉陰違之下，政令能否暢通，會有幾分效果？
曆史上，為什麽往往朝代新立，政治清明，民眾安樂。那是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被打爛了，既得利益集團不複存在，蛋糕可以重分。統治者為了保住分蛋糕的權力，自然要考慮方方麵麵，大魚小魚蝦米都有得吃。
人性是貪婪的，所以有權力分蛋糕的人會不斷伸出觸手去撥弄別人的蛋糕，然而蛋糕隻有那麽大，皇帝的不能動，甚至還要多占，那隻能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但大魚又不能將小魚吃光，因為小魚也有分蛋糕的權力，所以大家隻能去吃沒有分配權的蝦米。蝦米走投無路，隻好掀桌子。
曆史便是這樣的周而複始。
太平盛世之時，在蝦米還有活路之前，蝦米不會去掀桌子，皇帝隻要能穩住最大的蛋糕，肯定隻會想穩住這個蛋糕別被人掀了桌子。看著有人想掀桌子，就得想辦法勻點蛋糕過去穩住，這便是改革。但你去分別人手中蛋糕，別人自然不樂意，分得少，想著你是皇帝也就忍了。你下手太重，盡管你手中有刀子，別人就會跟你說：別太過了。軟硬你都不聽，那對不起，別人在桌邊直接飛腳掀桌子，大家都別吃了。
南宋君臣為什麽會認為王安石變法、新黨葬送了北宋？其實很簡單，王安石變法是將天下財富聚於國庫，又稍讓利於蝦米，從大魚小魚手中搶蛋糕，結果大魚小魚都不幹了，不僅多搶了蝦米的，還合夥將王安石分蛋糕的權力剝奪了，到了蔡京，糾集了一夥大魚，去吃其他大魚小魚蝦米，吃完再吐出來一點給一部分蝦米(福利製度)，大魚小魚蝦米自然不幹，便掀了桌子(方臘起義)，結果蔡京是一夥大魚，沒掀成。在掀桌子的過程中，外麵的魚發現這群大魚與自己一比，不過是群草魚罷了，便跑過來搶了蛋糕就跑(方臘起義之時，因鎮壓起義，宋未按約定攻遼，以及其後一係列事件，讓金看穿大宋虛有其表，始有靖康之變)。
趙佶最近一直在認真研究過王安石變法，平心而論，便是放到後世看，也有一定科學性，而且國庫財富增加明顯。
但結果呢，舊黨大肆攻擊，地主官僚怨憎，而老百姓呢，對他全是謾罵，把自家養的豬喚作“王安石”，甚至持棍棒聚於驛站，準備“打殺了他，分而啖之”。
一句話，國富民窮，天怒人怨。
而後來的呂惠卿、章惇、蔡京、王黼，假托新法之名，又無王安石之德，隻講投機取巧，升官發財。
為什麽王安石變法與新黨反而葬送了北宋？從來到這裏的第二天，趙佶便一直在苦苦思考這個問題。
要做一個有作為的皇帝，讓這個世界變得美好一些，至少不要讓曆史悲劇發生，內政終究是繞不開的。
但這也是最難的，也是趙佶最頭疼的，所以一拖再拖。
但還能拖多久呢？趙佶歎了口氣，有些事總是要麵對的。
雖然腦子裏已經有了大致的想法，但畢竟要化為清晰的條理尚需時日。
所以他下詔，言者無罪，讓天下人來辯。
七日廷議期間，趙佶於廷福殿相繼召何執中、鄧洵武、吳居厚、徐積、宗澤、張康國、沈畸、劉逵等人單獨問事，又有鄭貴妃奏請，官家聖人允準，宴趙居中於延福宮瓊華閣。
中國曆史上的變法，除了商鞅變法，似乎都陷入了某種魔咒：不是曇花一現，就是反複無常。
這當然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過於強大，也有曆史底蘊的慣性帶來的思想固化難以改變的緣故。前一條大家都懂，後一條舉個簡單的例子：清初的留辮與清末的去辮之爭。
少年時代學曆史，說王安石變法因太過超前，觸動守舊派與反對派的利益，沒有得到皇帝堅定的支持，才失敗，也最終導致北宋滅亡。
又有人說，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就在於王安石變法與新黨，所謂變法，實質為與民爭利，初衷為解決三冗問題，最後反而讓冗官冗費問題更為嚴重，百姓也負擔更重。南宋一朝君臣主流觀點均如此，而後世曆史學者汪聖鐸等人更直言，王安石這種人隻是“財臣，聚斂之臣”，談不上改革家。
趙佶對經濟學一知半解，不過些皮毛罷了，而且在一個曆史底蘊深厚，守舊思想嚴重的社會，突然開展大刀闊虎甚至是超前的改革，結果是顯而易見的，無數的曆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僅靠極個別的人來推動一場引發深刻社會變革的改革，就便是在後來君主獨斷專製的明朝都舉步維艱，難以為繼，更遑論君權大受限製的宋朝。
現實就是現實，靠著一點經濟常識就幻想能在宋朝旦夕之間大展宏圖，不過癡人說夢罷了。
平穩的政治是什麽？說穿了，無非就是各個利益體通過不斷的調整與交換到達一種微妙的平衡，這種平衡需要多次反複才能達到。
在和平時期，要驟然進行一場巨大的利益再分配而不引發動蕩，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至高無上的皇帝，一旦與大多數官員走到對立麵，不說明麵上的反對，單單陽奉陰違之下，政令能否暢通，會有幾分效果？
曆史上，為什麽往往朝代新立，政治清明，民眾安樂。那是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被打爛了，既得利益集團不複存在，蛋糕可以重分。統治者為了保住分蛋糕的權力，自然要考慮方方麵麵，大魚小魚蝦米都有得吃。
人性是貪婪的，所以有權力分蛋糕的人會不斷伸出觸手去撥弄別人的蛋糕，然而蛋糕隻有那麽大，皇帝的不能動，甚至還要多占，那隻能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但大魚又不能將小魚吃光，因為小魚也有分蛋糕的權力，所以大家隻能去吃沒有分配權的蝦米。蝦米走投無路，隻好掀桌子。
曆史便是這樣的周而複始。
太平盛世之時，在蝦米還有活路之前，蝦米不會去掀桌子，皇帝隻要能穩住最大的蛋糕，肯定隻會想穩住這個蛋糕別被人掀了桌子。看著有人想掀桌子，就得想辦法勻點蛋糕過去穩住，這便是改革。但你去分別人手中蛋糕，別人自然不樂意，分得少，想著你是皇帝也就忍了。你下手太重，盡管你手中有刀子，別人就會跟你說：別太過了。軟硬你都不聽，那對不起，別人在桌邊直接飛腳掀桌子，大家都別吃了。
南宋君臣為什麽會認為王安石變法、新黨葬送了北宋？其實很簡單，王安石變法是將天下財富聚於國庫，又稍讓利於蝦米，從大魚小魚手中搶蛋糕，結果大魚小魚都不幹了，不僅多搶了蝦米的，還合夥將王安石分蛋糕的權力剝奪了，到了蔡京，糾集了一夥大魚，去吃其他大魚小魚蝦米，吃完再吐出來一點給一部分蝦米(福利製度)，大魚小魚蝦米自然不幹，便掀了桌子(方臘起義)，結果蔡京是一夥大魚，沒掀成。在掀桌子的過程中，外麵的魚發現這群大魚與自己一比，不過是群草魚罷了，便跑過來搶了蛋糕就跑(方臘起義之時，因鎮壓起義，宋未按約定攻遼，以及其後一係列事件，讓金看穿大宋虛有其表，始有靖康之變)。
趙佶最近一直在認真研究過王安石變法，平心而論，便是放到後世看，也有一定科學性，而且國庫財富增加明顯。
但結果呢，舊黨大肆攻擊，地主官僚怨憎，而老百姓呢，對他全是謾罵，把自家養的豬喚作“王安石”，甚至持棍棒聚於驛站，準備“打殺了他，分而啖之”。
一句話，國富民窮，天怒人怨。
而後來的呂惠卿、章惇、蔡京、王黼，假托新法之名，又無王安石之德，隻講投機取巧，升官發財。
為什麽王安石變法與新黨反而葬送了北宋？從來到這裏的第二天，趙佶便一直在苦苦思考這個問題。
要做一個有作為的皇帝，讓這個世界變得美好一些，至少不要讓曆史悲劇發生，內政終究是繞不開的。
但這也是最難的，也是趙佶最頭疼的，所以一拖再拖。
但還能拖多久呢？趙佶歎了口氣，有些事總是要麵對的。
雖然腦子裏已經有了大致的想法，但畢竟要化為清晰的條理尚需時日。
所以他下詔，言者無罪，讓天下人來辯。
七日廷議期間，趙佶於廷福殿相繼召何執中、鄧洵武、吳居厚、徐積、宗澤、張康國、沈畸、劉逵等人單獨問事，又有鄭貴妃奏請，官家聖人允準，宴趙居中於延福宮瓊華閣。